在故乡凝视生命的成长
每个人都有故乡,故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了。
我于1963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东田庄乡谷庄子的小村里。每当创作失去激情,感到迷惘、疲惫的时候,我就回到这里。追问、寻路和回归,都需要到故乡来完成。温暖的亲情,烙饼、炖鱼,到秋天的田野里散步,为乡亲即将收获的果实而欣慰……我的身体和精神得到快速充电般的恢复,精神饱满,重新获得信心和灵感。每次回故乡,都无比幸福,但又无比伤感,因为一些小时候的朋友和尊敬的老人离开了。村民都是庄稼人,以充实的劳动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过程。故乡相依相帮的风俗,是那般温暖,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这样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作家就是要有挖掘人民内心深处美好人性的能力,要有肯定正面价值的能力。美好人性不是孤立的,与时代力量、生活力量和艺术力量有机融合,充盈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之中,温暖人、感染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
故乡是我思想和精神的源头。记得村头几条小河交汇,我常到河里游泳逮鱼。小时候,有乐亭大鼓艺人来村里说书。我们坐在村口老槐树下听书,这是非常惬意的事。十岁那年,我正在村里读小学,放学背着书包钻草稞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母亲是种地能手,当过县里的劳动模范。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看见她领着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唱乐亭大鼓的。我如醉如痴地听盲人唱大鼓,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他给了我一根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顺手要把麦穗儿扔掉,母亲说麦穗儿能避邪,保佑我平安。
我在小说《麦河》里对小麦进行了描述,表达着对麦子的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说到土地崇拜,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我的故乡管地神叫“连安”。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在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神了。村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爷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因为一棵枣树有根树杈无法被锯掉,工匠就给连安雕了一根拐杖,他手里多了根“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这根“麦穗儿”有非凡的魔力。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关系。
我的眼前浮现出种种幻象。传说中连安手里的“麦穗儿”,表达出人们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由此找到了力量的根基。故乡启迪我懂得,世界会改变,梦想始终如一。当我的才华撑不起我的梦想,就苦练内功,珍惜人生的每一次机会,只要用劳动汗水浇灌,种子总会在土地里发芽,梦想随之开花结果,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劳动和创造的过程。
我家后院有个鱼塘,鱼塘里长满荷花和蒲草。我体味到花的奇美,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其实我想,看不见的风景才深奥无比。
心中有故乡,笔下有乾坤。写故乡文章的时候,我将心中对故乡的崇敬和对后院荷花的欣赏全部倾注其中。我家后院的荷花规模小,无法跟白洋淀的荷花相比,但是,荷花属于艺术,色泽与香气令人感动。感动的前提应该是感知。一颗心灵由大大小小的感知构成,一种感知也会由无数灵动的闪念构成。我想,写了大江和高山的雄浑、壮美,同时还要写出荷花的广博、生动、严密,这也就写出了我们内心的光影和波澜。
鱼塘的荷花隐秘而奇异,有种灿烂的美。
母亲在县城去世,鱼塘交给了老叔。回故乡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故乡鱼塘荷莲竞放、姹紫嫣红的表情。老叔的儿媳介绍鱼塘里的荷花,她的话机智灵巧,富有感染力,深深吸引了我。天空高远碧蓝,空气里弥漫着蒲草和荷花的气息。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每次回故乡,都是一次漫长而温暖的旅行。我遥视着故乡的星光,恍如进入梦中。
我常常想,怎样让故乡激发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力意味着原创性,是超越庸常现实的美好愿望。故乡是美好的,那是我心中建立的一个坐标。当然,有时故乡也带给我一些怨气和浮躁之气。怎样透过现象看待生活的本质?这就涉及作家的认知能力、文学功力和想象能力。现实生活丰富多彩,赋予文学作品丰富性。在繁杂的现实面前,故乡提醒我留住辨别与思考的能力。于是我想,作家眼睛看到的乡村是真实的吗?真实在诱惑着我、考验着我。故乡的真实在我心中还是在我眼中?每个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不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体验生活也要发生改变。要想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概括生活,仅仅守候故乡,或是蹲在一个地方,显然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必须纵横交织地全面体验生活,一切与人的命运相关的生活都重要。
比如我创作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时,就白洋淀而言,有些生活在过去是熟悉的,但落笔不能马虎,先要考察清楚。我把故事起点放在水村王家寨,然后往外界辐射。如实描绘农民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与自己的矛盾都要如实记录。
2017年夏天,我深入到白洋淀的纯水村王家寨。我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村庄呈龟形布局,像一头老龟卧在水中,又像翡翠闪闪发光。王家寨有两个,一个是老王家寨,一个是王家寨民俗村。晨曦一点点亮了,两个王家寨都醒了,青蛙的哇哇声往往早于鸡啼。无论是王家寨人,还是外来游客,都在寻找王家寨的心魂。
王家寨有年头,也有来头。北宋时期,这里建起了一溜儿水寨,驻军防辽。原本的军事要地,渐渐形成村庄,算来已有千八百年了。村子里流传着杨六郎抗击辽兵的故事,被说得神乎其神。多少年过去了,芦苇割了一茬又一茬,人换了一代又一代,王家寨还在白洋淀上“戳”着。王家寨村东有个叫“城子封”的地方,在那里发现绳纹陶、绳纹砖、绳纹瓦等。考古学家推测,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西汉时,王家寨就有人居住了。后来黄河改道,铺开一片茫茫水淀——白洋淀。站在高处看白洋淀,满眼铺开芦苇、鱼影和碧水,真的不知道目光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最后不知不觉落在王家寨村。随着年代更迭,王家寨的模样变了,不变的是白洋淀的芦苇和绿水。每到黄昏,晚霞在白洋淀水面上滚滚跳跳,水下游动的鱼群浮到水面上来。白洋淀宽阔的水面和芦苇林的上空,飞舞着丹顶鹤、大天鹅、金丝燕、苍鹭、红嘴鸥、雀鹰、大苇莺、黄腰柳莺、鸿雁、灰雁等,鸟们起起落落,各种颜色的翅膀拍打着水面,有的鸟轻柔,舒展地落在芦苇上,落在盛开的荷叶上。生于湖水中的苇塘苇海,苍莽无边,绿浪滚滚,散发着一种潮湿而神秘的气息。
浓密的芦花随风而逝。这样的场景,蕴含着个体与自然平衡的自在规律,带给我无边的想象。
有人说想象力是艺术的生命,但是,光有想象远远不够,还要有经验、观察和走访。我走访了央企、科研机构和院校,后来的创作渐入佳境。我笔下的农民形象随着我对农民的体验和理解而变化。我深入生活的时候,经历了对农民和农业处境的体验过程。
雄安新区成立后,这里城乡得以统筹发展了,巨变是必然的。时代要求农民走向未来生活时,他们必然经受变革带来的蜕变。他们对过去的村庄、土地、水域持什么样的态度?是珍惜地告别还是坚定地斩断?这是理性与感性的碰撞。时代在变,对故乡的书写必然改变。我想,作家应该对一个领域或一方土地反复耕耘,才能对时代生活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我以故乡为原型的作品中,人物和故事尽管有原型,但是不能满足叙事需要,还要加工、提炼和塑造,注入一些新鲜、深刻的内容。《白洋淀上》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携带着各自的性格命运、身份位置,以及看上去曲折延绵的前史,在书中不断交汇。他们的成长说明,普通民众精神世界里那些优秀品质从未消亡,他们的传统道德人格理想及其实践行为,可以引发民族文化心理的共鸣。
故乡告诉我,人是需要觉醒的。成长需要灵魂的觉醒,只有从自己内心里长出的东西,才是属于自己的。我曾经说过:“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我是农民的儿子,要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农民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召唤着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也从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我的创作也像农民的耕作一样。我心中有个感觉,脑子里仅仅编织了一些故事,这不是乡村题材创作的基础。故事可以虚构,但是我们的感情、生命体验不能虚构。作家需要亲身体验,注重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上的变化,关心他们的幸福。我与故乡的父老乡亲一样,也是普通劳动者,就像路遥所说的,“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故乡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文化符号和情感归属地,是精神扎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