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1]人，字美叔，又字竹君，与其弟石君珪[2]，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进士，授编修[3]，进至日讲起居注官[4]，翰林院侍读学士[5]，督安徽学政[6]，以过降级，复为编修。

先生初为诸城刘文正公[7]所知，以为疏俊奇士。及在安徽，会上下诏求遗书，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8]，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在军机处[9]，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10]，欲议寝[11]之，而金坛于文襄公[12]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13]馆自是启矣。先生入京师，居馆中，纂修《日下旧闻》[14]。未几，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先生顾不造谒，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见上，语及先生，上遽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其后督福建学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归数月，遂卒。

先生为人，内友于[15]兄弟，而外好交游。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16]不衰，时于其间属文。其文才气奇纵，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17]，为学政时，遇诸生[18]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所欲著书皆未就，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19]。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20]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先生与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极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内，豪逸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中焉。先生暮年，宾客转盛，入其门者，皆与交密，然亦劳矣。余南归数年，闻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惜哉！当其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

[1]大兴：区名，今属北京市。　[2]石君珪：朱珪，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朱筠之弟。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　[3]编修：为翰林院属官，位次于修撰，掌修国史。　[4]日讲起居注官：日讲是为帝王讲解经史之官，起居注是记述帝王言行之官。清康熙时以日讲官兼摄起居注官，雍正以后遂以日讲起居注官系衔为定制，属翰林院。　[5]侍读学士：给帝王讲学之官，清属翰林院及内阁。　[6]学政：为提督学政之简称，掌管一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　[7]刘文正公：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诸城（今属山东）人。雍正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卒谥文正。　[8]《永乐大典》：明成祖永乐年间命解缙等人编辑的一部类书，有二万二千九百馀卷，搜集了大量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今多散失。　[9]军机处：清雍正时设，综理内外要务，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官署。　[10]烦：“烦”下疑脱“费”字。　[11]寝：平息，停止。　[12]于文襄公：于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金坛（今属江苏）人。乾隆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卒谥文襄。　[13]四库全书：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十年始成，凡七万九千馀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14]《日下旧闻》：清朱彝尊撰，凡四十二卷，记载北京掌故史迹。乾隆三十九年（1774）令朱筠等人继此书纂成《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　[15]友于：指兄弟之间的亲爱。语出《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　[16]强识（zhì志）：强于记忆。识，记。　[17]小学：汉代起，以小学作为文字训诂学的专称。　[18]诸生：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19]陈伯思：陈本忠，字伯思，昌平（今属北京）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户部郎中，提督贵州学政。　[20]摩厉：磨炼，切磋。《国语·越语上》：“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

朱筠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士大夫，以好奖掖后进，主持一代风会而闻名于世。当时不少著名学者、诗人如汪中、戴震、王念孙、章学诚、黄景仁等，或出其门，或入其幕。朱筠于姚鼐为师友，姚鼐也正是由于清廷采纳朱筠等人的提议开四库全书馆，而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在馆将近两年，与朱筠交往颇深。本文就是姚鼐为朱筠撰写的一篇传记文。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依传记文体例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介绍朱筠的生平，包括他的名字、籍贯和仕历。寥寥七十余字，行文非常简洁。第二段叙述朱筠建议开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的事迹。这是朱筠的生平大事，姚鼐对此却并不浓墨重彩地加以铺叙，而是选择典型事例，写他和刘文正公（统勋）、于文襄公（敏中）两人的交往，从而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刘文正公是当朝大官，朱筠早年又得其赏识，按理说朱筠对刘应该是言听计从、唯马首是瞻的；然而，当刘反对朱筠开四库馆的建议时，朱筠并不畏缩退让，而是据理力争，在于文襄公等的支持下，终于使清廷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于文襄公是朱筠的上司，又支持过朱筠，对朱筠很器重，按理说朱筠对他应该是充满感激之情的；然而，朱筠并不像一般俗吏那样奉承上司，不但不去拜访晋见，还时常以公事与于公相顶撞，而使于公“大憾”。行文至此，插进乾隆皇帝“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一事，并言朱筠“以是获安”。这是文中颇有深意的一笔，由此可以想见朱筠与于公在馆中相顶撞之激烈程度。通过朱筠这两件迥异于官场俗吏的行事，写出了一位不阿私情的耿介之士的形象。在混浊的封建官场中，这样的耿介之士是很难得的。这一段是写朱筠在朝为宦的事迹，紧接一段则写他与亲朋友生的交往。作者以敬仰的笔触，叙写出朱筠诚恳待友、提携后进的品格特点：“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而“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几句，更是描绘出了一位忠厚长者的形象。这两段，以对照的手法，一写外，一写内，充分表现出人物外刚内柔的个性。如果说，文章的第一部分偏于客观叙述，那么第二部分作者的回忆，则充满了主观感情色彩。作者回忆起自己和朱筠初相识的情景：“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少年好功名，慷慨论时事，不屑于为区区文人的豪情跃然纸上。接着笔锋一转：“余初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引出陈伯思来作映衬。陈伯思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而不随流俗之人，与朱筠一样“皆高才耽酒”。在这里，写朱筠处处以陈伯思来陪说，写伯思即是在衬托朱筠，交互映发。随后以痛惜的心情，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逝而感叹。至此，笔锋又一转，回想起朱筠当年“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的情景，而自己“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题名虽在而哲人已萎，怎不令人无限感伤惆怅！全文于此戛然而止，意韵无穷，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朱筠的缅怀之情。

姚鼐的传记文，继承了桐城派奠基人方苞所谓“常事不书”（《书〈汉书·霍光传〉后》）的原则，在写人物时往往择取其平生大节要事；同时也注意到日常琐细之事对增加文章情趣韵味的作用，因而文风显得纡徐深婉，一唱三叹，耐人寻味。前人称“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这篇传记，结构谨严，叙事简洁，不仅勾勒出传主的生平事迹，而且刻画出传主的性格特点，从中正可领略到其文的“神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