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宗祠的文化观照
考察现存的旧时代宗祠，意义重大，“天道远，人道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古老而重要的窗口，我们在这里可以真切地感悟、甄别：“观国运之所以兴衰，人事之所以成败，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极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吕东莱先生遗集》卷20）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跋语中，深有寄托地谈到：“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就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负大的期待。”（《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第422页）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历史的中国，如果他们的后人没有一种理性的历史感悟，没有寻求到对于民族和家族生存，对于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谈何塑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中国人？
一、 宗祠的文化涵义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宗”，从“门”从“示”。《说文》段注：“亦谓神也，门谓家也。”《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字音来说，宗尊双声，古今通用。宗族与亲族不同。宗族只包括男子亲属（母、妻随所嫁者归入男方），宗族所属人员，通称族人、族众或宗人。而亲族则包括一切血缘亲属，因而包括母系外亲属。宗族又与家庭不同。宗是许多同姓亲族的集合，而家族则只是一个父权家长有关的父系亲族的集合。但家族包括一切同居共财的关系，如未嫁的女儿，异姓养子，赘婚，以及部曲，如雇工，奴婢等。（《史学指南》）：“内曰家，亲曰属，谓同居有服之人也。”
有宗祠必有族长。 一宗族推有一长，或称族正、宗长。族长往往是宗亲中辈分高，身份显，有威望，有办事能力的长者；是姓族的主心骨，族务理事长，族产的管理者，祭祀的主持人；是整个宗族对外的发言人和话语权拥有者。族长通过祠堂祭祀仪轨活动，加强了宗亲族众感情，也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祠堂的伦理思想底蕴，在祭祀活动中得到加深。上下尊卑伦序，孝悌忠信为行为准则，净化了家族成员心灵、情愫。族长是家族“父权”——政教权、使令权、惩戒权的现世主宰人。当族长、宗祠两者职能完全融合了时，传统文化感化、教化传承作用淋漓地显示出来。
宗族的支脉，称为房，其长则谓房长。最先入川者死后，子孙奉为“四川始祖”，立祠叫做“宗”，即宗祠。他们的嫡长子、长孙，叫做“宗子”。在周代，全国姬姓大宗族的总族长——大宗子就是周天子。明清以后的民间，宗族演化为家族，有时仍名族长，实则由家长取代。家长就是族长，“家长”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战国《墨子》一书中：“恶（无）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为可也。”这句话的大意是：在家中得罪了家长，即一切事办不成。可见家长在家族中已享有长老权。正如族长拥有长老权一样，家长的这种长老权，在国则为君权，君权即全社会的家长权、族长权；在家为父权，父权就成了家族内的君权。父，本义是执掌权杖者，王的本义是翁，亦即父，因而王权就是社会化父权的政治体现。这种对父权、君权的突出强调，正是绝对专制主义的特点。这一观点，在儒家经典中反复出现。如《孟子·离娄·上》：“田之本在家”，《礼记》说：“家齐而后国治”，《荀子·致士篇》：“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等等。通用的宗祠神龛以“天地君亲师位”标榜正堂，为父权、君权做了最出色的注脚。这使我们看到，以家庭为核心的人伦原则已经化为伦理政治，伦理与政治二位一体。宗祠不仅仅是以“忠”、“孝”为内容的祭祀殿堂，而且已形成一个以“忠孝”为核心的一种伦理文化、礼教文化的象征，这种宗法体系。有维护和延续组织社会，安排伦理名分；涵养道德，礼乐揖让的职能。秦汉以宗法封建制度转化为邑、乡、里、村、社等基层单位的宗族和宗族制度，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如此，则宗祠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祠堂文化寄载深厚的伦理思想。入川移民始祖和先祖，无论经济差到什么境况，始终要建宗立祠，而且大部分入川先祖不仅实现祖愿，甚至还建设出一个湾、一条沟的族人村庄。表现出对宗祠文化的高度认可与承传。在考察和打量宗祠建设的同时，也让今人窥见了三百年来，旧时中国宗族家庭制度伦理化、凝固化和工具化的社会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众多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伦理精神。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伦理精神的特点主要有五：一是家族本位。家族既是人伦的原则与出发点，又是人伦的归宿；既是人格的生长点，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二是伦理政治。伦理与政治二位一体，贯通为一。三是人情主义。用人情的法则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政治关系，使人情成为宗法社会的深层的人际结构原理与社会结构原理。四是克己自省。其根本旨趣是自我修养以适应或维持社会秩序。五是进退相济。这是一种能进能退，刚柔相济，富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是一个能入世也能出世，二者相结合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其理论来源，来自以“进”为特点的儒家思想和以“退”为特征的道心、佛性，以及二者的融合。六是中庸和谐。即在道德行为上求和执中，无过无不及，依礼而行，求得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宇宙伦理相统一。等等。这样的伦理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构成，宗祠文化则成为它最经典的表述。从它建筑形制、四合院的平面布置、祭祀活动、堂号、中堂榜联、堂联、族谱、祖规民约、家训和族塾，等等，无一不在展示、灌输、渗透中华伦理精神，从而践履着它的教育、教化功能。“宗祠”的“家”归何处？宗祠的精神归属，应该就是北京天安门东侧的皇家太庙。
进一步来看，婚姻和血缘关系使宗亲结为家族。反映到一个人的姓氏上，则第一是宗姓，其次是辈分，再次是自己的名。可见，中国人的姓氏突出的是姓族整体，而非个人。反映在家庭结构上，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构成最基本的家庭体系。上辈、同辈与下辈之间，又无不遵从以“父子”为准则，在“人伦”道德制约下活动。“人伦之民”（孟子）的“伦”就是服从，子对父服从，妻对夫服从，弟对兄服从。服从便是“孝”。《论语·里仁》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主张“孝”是无条件、无怨悔的。“孝道”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国粹”，董仲舒所宣扬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明理学道统，一直是后来宗族立祠最核心的价值和依据，并渗透到宗族活动的各个践行层面。如宗祠的选址、明堂建筑、连构的四合院、厅堂牌位、族长对族人的管理，是非正邪的判定与奖惩，对人善恶褒贬。等等。无不推演着君臣父子尊卑准则，以“忠孝”为主旨的宗法规矩的运用。代相传承的结果，孔孟哲学几乎成了“伦理哲学”。在众多的传统人文观点中，重血统讲伦理的观念在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道统中，维系着中华文化、华夏文明一以贯之。在明、清早期宗法制度逐渐演化为家庭制度后，这才导致上述由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宗法原则形成的家族组织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局面。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社会，由社会构成国家。父即家君，君即国父，家国一体。宗祠又成为家庭制度的民间行政载体。
再一方面，支撑旧中国农业文明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村社结构长期相对稳定。因为它包含着以宗祠为标志的宗族家庭和邻里乡党两个结构单元。就宗族而言，各个宗族历代保持着对先祖的怀念和祭奠的传统，并形成共同的民俗。同时，宗祠以族规族戒的方式告诫和强调宗亲个人对宗族群体的责任和义务。《礼记·大传》中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通过“人道亲亲”，用“尊祖、敬宗、收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进而使整个宗族、邻里、村社和全社会，以及个体之间的互相包容，实现安定和团结，交际有序，名重乡里，成为个体要求。所以律己修身、培养个人道德自觉性，注重人际关系和谐，弘扬集体主义，处理好人与宗族，人与社会的关系，很容易成为共识和化为责任。充分证实了强化宗族本位意识，敦促对宗亲个人克己自省，修养自律；进退有则，崇尚伦理原则追求，是宗亲成员人生存在和发展文化心态和情感寄托。宗祠文化便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在现实生活中对宗亲族人的生存方式个人生态度作有限调控的职能。譬如，达穷兼济的生存方式，“达”能光宗耀祖，“穷”亦能集家成族，这两种安身立命的方式被表象为“耕读”，为天下，更为移民先祖普遍接受。无论成效如何，都能在宗祠木主名牌、神尊位置上，得到肯定和尊重。同理，宗亲中出现舍身取义，献身纲常的后人，因为他们的言行契合时代价值观，符合宗法家族制度规矩、法则，和光宗耀祖的目的，所以宗祠往往以匾、联、牌坊等其他形式再次彰表昭示，导引和感染其余，其正向效应融入社会能量中，形成对族人性格、人品的铸炼。但是，如果选择对抗、大逆不道，宗祠（族长）会毫不犹豫变身为宗族制度的卫道士，直至残酷地施行惩戒权。
应该想到，传统宗祠的功能中，显见存有不利当今族人发展的东西，例如，对妇女的“卑”对待，过分森严的“忠孝”行为规戒，还有族长的“君权”意识和职责，等等。这提示我们在尊重宗祠文化的同时，更须进一步斟酌、创新。
二、中江移民宗祠的源起
中江历为小川北入蓉的要冲，而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正在川北。张献忠大军曾四入四川，两克中江，戊子（1648年），加之乙丑（1649年）连年旱涝，中江人饱受了战乱和天灾摧残，百里无人，虎患成祸。民国《中江县志》云：“清初吾邑百步许即有虎患”，“中江回龙镇对岸冷浸沟，在道光初，犹多榛莽，其间，居民数家而已。”（P592）潼川州至中江百二十里，其间“沃野尽弃，田中树木如拱。泥中虎迹交错于路，山麋野豕交迹其中。”《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人口的锐减，土地的荒置，严重影响到了清政府西南开发的进程。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填补四川、云、贵等战乱地区人口。顺治六年乙丑（1649年），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丁酉（1657年），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半强制招徕流民开垦荒地；康熙七年戊申（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为了解决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仍然荒无人烟的紧迫问题，再次向康熙皇帝启奏，以湖广之民填充四川；康熙三十三甲戌（1694年），正月初七，再次颁布了《招民填蜀诏》。修改了垦荒条例，规定了多种移民入川优惠政策，鼓励湖广、闽、赣等省居民填川生息。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年），清廷实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史上第一次人口与赋税分离。“湖广填四川”进入高潮，此后一百余年间，移民入川总数达到约一百五十万（这里从孙毓芬先生推断）。直至乾隆中叶，移民运动停止。“吾邑自嘉道以来垦辟垂尽，……人满为患。”（民国《中江县志》）透露出中江县移民终止时间要稍滞后于他县的信息。由于移民人丁直接决定宗祠的分布和多少，所以我们不妨测算一下中江移民数量。
据丹陵彭端淑《蜀碧》载，张献忠（1647年）一月七日死后，中江的明代遗民700余人，姑折为175丁。道光《中江县志》称：“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中江县原载人丁1729”（见民国版2006年点校本P610，P415，下同）。如测量截止康熙三年（1664年）的入川移民人数，据下文人口倍增等依据，则移民人数达630（计算依据见下文）。又，乾隆四十八癸卯（1783年），中江原编人口22746丁，按一丁四口计，则中江时有90984人（民国《中江县志》（P416）），则此时中江移民已达87813人（计算依据见下文）。
这里的“人丁”，即“丁”不是“丁口”。“丁口”是国家田赋徭役的征纳单位。《晋书·食货志》：“男女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指出，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大约每隔20——40年递增一倍。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也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增一倍。假设乾隆四十八年为中江移民终止年（事实上移民不会戛然而止），那么从1647年到1783年应有4.53次倍增，那么康熙三年移民人数为5516人，截止乾隆四十八（1783年）中江移民总数约87813人，约占当年全县总人数的96.5%。由于“原载人丁”不一定做得到准确统计，所以上述数据仍是一个概数。不过这个概数和比例，至少告诉我们：1、中江的宗祠绝大部分是移民祠堂。2、《中江县志》（民国版）记载：“吾邑多由闽、粤、楚、赣而来”，“可谓五方杂处矣”，“由各省人民集合而成”。这个表述有较高的可信度。3、根据每30年人口倍增的原理，上述由《中江县志》原载数据计算出的两组数据基本支撑中江1949年后，成为百万丘区人口大县的事实。因而斗胆估计，乾嘉时代应是宗祠的高产期。
劫后余生的移民新建的中江宗祠，呈现出多风格的局面。显见与族群原籍地风俗形制有关。虽经后代维修改造，在宗祠活动中依然留存了原籍地的民俗民风。
随着族人的繁衍，财力的积聚，直至在形成村落以后，宗祠的凝聚功能和向心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宗祠作为族人的精神寄托，文化意蕴愈加丰富。一般地说，其意蕴可表述为三个层次：一是精神层次，奉行董仲舒“独尊儒术，天人合一”的理念处理天人关系，也同样遵循朱熹、王守仁理学、心性论的观点。以伦理、仁义为核心，追求天地与伦理、仁义的和谐和协调，寄托以德聚地，以德守祠，体现出与德智结合，避凶趋吉的风水理念。二是礼俗层次。以礼制为核心，等级、身份制度为伦理规范，正名分、分等序，与宗法、家庭制度的结合，形成被现代化称作“血统论”的社会身份和权力世袭继承制。如《左传》所云：“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昭和二十六年）。虽然，隋以后表现形态渐次变化，但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其价值传统直衍现代。从祭祀、节庆、丧婚仪轨等活动的组织，宗祠的形制的规定，从村落的铺布、房院的设置，到宗祠内房檐、门宇、厅堂、厢房、耳房、回廊、过道、木雕、石雕、门匾、联额、窗扇的装饰制作，无不受礼法原则的规范制约，甚至梯步也不能僭越“九、五”之数。即使在这样森严的法度下，后世族人对诗书礼乐的追崇和积极生活、奋发不止的生活态度，也依然一一得到表达。第三，宗祠与族人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布局和建设，追求和谐，内敛而通达。体现风水建筑文化的涵养，无一不是洋溢着温柔敦厚之德的氛围，也展现出诗书礼乐、忠义孝信的人文环境气氛和儒家文化诉求。这种具有“合和”之美的文化追求，驱使建祠时。对宗祠的风水生态格局往往采用传统依山抱水、多重封闭的设计。如，稍有实力的家族，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建筑的一个或多个围合的建筑封闭空间。一进，两进，或三进的庭院，成左右环抱、围合之势。宗祠前方有案山遮挡，连同左右余脉，欲将前方封闭，只留水口控制出水，这就形成了第一道封闭圈。中江的浅丘陵主要在中部和东南部，这一带的宗祠在第一道封闭圈外，常常依靠少祖山和副山，案山之外的朝山，造就第二道封闭圈。这样的风水格局，在宗祠和村居之外又添一层天然的封闭环境。入川先民还特别考究祠址的蓄气地貌、地势。这就是山环水抱必有“气”，“九格八封”是说法。世上万物，都是“气”的生化结果。气行人活，气绝人死，福寿妖祸，天上星辰，地下五谷，都与“气”休戚相关，为了趋吉避凶，福佑子孙，西面需有山，以挡“罡风”，西北应有山，以挡“折风”，北面应有山，挡“大罡风”，东北应有山，挡住“凶风”，这样一来，恰恰是风水学提倡的半圆形环山。所以古人建宗祠必择生气旺盛的藏风聚气之地，这是被古今中外的都市、乡镇选址，宗祠、村居、明贤士人故居所证实了的法则。
中江永安三岔湾的王氏宗祠和主人王谦六“清明堂”村落，其选址和布局，气象非凡，便遵从了这些古代风水定律。又如，铁佛乡九村戴家高屋基戴氏宗祠和古宅，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600余年，是不多的几幢明代遗留宗祠之一。残存的堂屋，至今仍恢宏大度。龙台戴家入川始祖正龙公老房子宗祠，虽然残破不堪，但宗祠外尚有当年三进四合院朝门。室内是典型的清代木结构建筑，梁柱系统，整体框架富有弹性，表现出高超的榫卯连接水平，屋壁嵌有纪事石板，正堂有香案，左右有排案，一件雍正十年所制的鎏金牌匾。隐见当年家道的昌盛和制匾的庄重和考究等等。
三、宗祠是中江地域文化形成的促进者和保护神
经过百余年的移民，不同族群，不同籍地、不同境遇的移民之间与明代遗黎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碰撞和利益冲突。以“饥饿”为特征的生存痼疾，深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毕竟衣食足，礼仪才能兴，所以，也制约着宗祠的出现。入川的移民，曾经一视同仁地享受了康熙时每丁水田三十亩、旱地五十亩、还可自由垦荒、六年起科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入川移民的农耕积极性和宗亲们以家庭为单位对土地的经营。值得注意的是：是从康熙年间展开了的“摊丁入亩”，土地赋税改革措施，应该是造就“康乾盛世”的主要推力。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取消了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特权，从而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平民的负担。史称“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家无亏”，“实与平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独利于平民，而不利于官室”，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一项极其重要的土地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丁役”一直是古代束缚农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徭役制度发展迅速，至明中叶，随着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开始动摇。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部分地把丁役摊入地亩，在国家政治上反映了丁役制度衰落的历史进程。康熙雍正两朝，全面开展的“摊丁入亩”，一直到道光年间才最终完成，同时孕育了“康乾盛世”。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地赋和丁役完全合一。赋税足额，充实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人称：“自丁徭和地赋合二为一，名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加速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财产的聚集和地域宗祠文化发展的进程。
即使如此，土地的归属仍在经营中急剧变化。一些宗亲经营不善，土地没了，堕入佃户或无地农民的境地，一些人娴于管理善于经营，土地贮量增加，成为富足宗亲。经济实力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和特点，也决定着有个性的宗族籍地文化和影响力。
康、雍、乾时期，号为“盛世”，是因为入川移民，总体生活在与民生息的安定环境中，农业生产力和技术与日提高，宗亲的财富，促进了生活质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逐渐递增，修建和改造宗祠和家族村舍成为可能。同时，人们个体文化素质也在进步，更高的生存追求也在共识中形成趋势。如“耕读”便成为宗族追求更佳光宗耀祖的新生活方式和人文特点。“族馆”如雨后春笋出现，祠堂往往成为第一办学地点。宗祠的田产和公有资金成为经费主要支撑。族人子弟进旧学，点燃了家庭崭新的希望之火。同时，不同族群土地连壤，种、管、收、贮一系列大春、小春劳作活动，使彼此了解加深。善的，恶的，美的，丑的行为纠葛和调解，在宗祠间、族长们的协调交流过程中里，又往往取同中存异，合而不同。随着认同的增多，不同姓氏的宗族（宗祠）以族群、村社联办的“团馆”办学产生了。宗祠之间以公推的方式延聘教师、确定校董，移民间渐渐进入更大地域范围的和睦交往。中江各有特点的地域文化随之产生。所有这些活动，离开宗祠的功能，几乎一事无成。《中江县志》（民国版）载：“先至者或恣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互通婚姻，欢洽大和，无复南人来土之患矣。”“婚姻不论财货，纯以情谊相结合，其有争多论寡者，则众咸鄙之，聘赠厚薄称家之有无，其稍从丰盛者亦夸耀一时，识者或一笑置之。”反映出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精神、忧患意识、伦理本位、和谐意识、人文精神的文化心理魅力。移民及其后代终于越过民风民俗和交际的障碍和纠葛，通过联姻、建戚、贸易，智慧地选择了包容和宽容对方。即使在面对饥饿、安全一类的生存问题时，也大度地逐步建立了睦邻关系。经过几十年的演进，渐次由宗族到地连共处的乡邦乡党，成为共同生存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有族籍特点的中江地域文化由此最终形成。一个个姓族的宗亲个人素质也随之得到提升。追宗认祖，同族认亲，强大的向心力就形成了。人们普遍把目光投向更高雅的文化追求。旧时代，以科举功名最为人注目。也是“文风”、宗道、族运的显示。不同姓氏的后代精英，在科举考试中振翅而出，成为那个时代，那些家族宗亲的永恒荣耀。试一瞥中江科举，看看那个时代的名门望族。
清代科举历261年。中江进士十六人（文进士十四人，六人授翰林院庶吉士，武进士二人），举人一百五十五人（文举人一百零三人，“乡试”第一得“解元”者二人，武举人五十二人），殊绩名冠诸县。亦属省内中上县水准。如：戴氏宗族，独存四名进士、十四名举人，居县内第一，其中有戴玲、戴之祥、戴莼三代两进士，一举人。戴廷对、戴琛、戴惟楫、戴惟枢（楫兄）、戴濂（楫子）、戴治（枢子）四代六举人。岳氏家族进士二名、举人二名。李姓宗族，进士一名、举人一十六名。王氏宗族进士一名、举人九名。刘氏宗族进士一名、举人九名。等等。正如德阳地方史家管锡庆先生指出的那样，与宋代中江的进士相比，（除明代外）清代中江进士文化素质高，入翰林院的多，书法家多，弃政从教者多，归隐为家乡做善事者多。中进士为“入仕”之正途，亦为宗族光宗耀祖很显赫的功名，不仅是家庭的荣耀，也是增辉宗祠的大事。像戴昶那样的请改任教职，像林愈蕃那样的道德学问（被誉为“四川理学第一”），陈品全甘心在家乡洪端寺馆教，等等。这些懿行，都给祠堂文化和中江地域文化留下了足以铭史的人文宝藏。
四、中江宗祠的建筑
中江乃至全市最著名的宗祠之一，是城关“孟家祠”。这座由钦赐的宗祠，甫及落成，便是名祠。除了它的问世来自一品大员孟邵（从一品）外，这座孟氏宗祠，坐西向东，选址在城区“右厢房”位置，足见孟氏一贯的敦厚谦达，备受后人敬仰。祠中六块刻字石板隔断，保存了孟氏巡察台湾，做乡试副考官和巡视天津等重要宦场经历的史料。惜乎，虽几经抢救，仍难免消毁在房地产开发商的钢爪铁耙之下。余如东街的岳家祠、游家词、五显庙的李家祠等城区乡镇著名宗祠，基本不存。只有藏身僻壤的农村宗祠，侥幸还能窥见一脚一趾。
宗祠建筑，首重“明堂”，即民间的“堂屋”。关于宗祠的“明堂”，王国维先生曾将它与中国的宗族制度联系起来。他在《明堂庙寝通考》中说道：“我国家族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王先生的这段话，实是对建筑学界认为四合院来自《考工记》的说法的拨正。王论深刻之处在于，用四合院式建筑对于家族制度的社会功能，去解释古代明堂的起源。宗祠，是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而明堂则是这个中心建筑的建筑中心，明堂作为最精致，最大的堂屋，其功能是：供奉着祖宗牌位，保存家谱，执行家族祭祀功能的场所，还是处理家族（家庭）族务会议的固定场所，正如明清时故宫内的“太和殿”。它通常是不住人的。我们可以认为，以明堂为建筑中心的四合院，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宗族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血缘单位、教化场所、祭祀单位、经济单位，以封闭四面边界，强调排他性和隐私性。保证血缘的纯粹性，增进村内宗亲、院内外家庭相依互助程度而设置。
无论明祠堂残垣，还是移民现存的清宗祠，明堂堂屋都可以看作一个宗族的博物馆。如果这个宗族代出文化名人，科举显赫，存声黉序，则贮积的文化品位更高，容量更大。这个明堂所闪熠的宗族政治光彩自然会更炫目耀眼。它常常带来的宗族整体的经济实力增益，又往往很快反映在宗祠、村社建设和明堂建筑上。试以中江东山梨儿园村王氏宗祠等为例举隅。一九六九年十月，笔者随木工师父李文治一行，曾被邀去梨园村制作梳花机（一种处理皮棉的简易机械），历时四十五天，因而有幸察勘了这座宗祠，还留下了些许笔记。
中江梨儿园王氏宗祠，清末因王建中（字师竹，同治丁卯科(1867年)举人）、王乃征（光绪庚寅科(1890年)进士，改翰林庶吉士）父子科考有成而为乡里名祠。康熙六十年（1721），其入川始祖子享公携二子，自福建武平县入川东南邻水，约在1726年迁中江城东白庙沟，置产种梨，促子耕读。雍乾间，销梨致裕，建此祠。梨儿园王氏宗祠距城区约五公里。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廿十九军，田颂尧工兵营挖铺此段路时，曾一度停工。原因是此段路路南三十步为王氏宗祠，路北三十步为入川第一代子享公、二代奇锡公及后人墓群，公路成拦腰碾压宗祠与祖墓地脉之势。据郭璞“大地生气论”，天、地、人之间，地脉犹人身之经络，地脉连则气畅，气畅则水通，水通则地运旺，成天运旋转，地气应之的良性感应。拦腰挖碾则恐成断地脉之象，多示预不吉。传说，唐巴路通车之时，王乃征正在上海亦骤感不适，从此贫病交加，七年后病死于上海。1930年，王乃征此间曾第二次返中江故里，不禁长跪祖宗牌位前不起，涕泪俱下。见证这一场面的王氏宗亲王房益老人时年40岁，他说，光绪十五年（1889）秋，三叔爷（王乃征排行三）进京赴考（春闱）前，曾在王家宗祠承诺：“若此次高中，一定整修宗祠，以铭祖德，以报祖荫。同时发誓：不履诺则无后（无男丁）。”之所以长跪不起，是因为当年已七十的王乃征不幸违诺印誓。王乃征中二甲第五十八名进士，官至贵州布政使，并为官十二年期中，确实未履行诺言，也的确无后。后来承田颂尧资助，加之其父王建中（1892年）迁葬三台城南康家湾（今三台慕禹乡），遂择三台北坝琴泉寺下归葬。
据王房益老人描述，在王建中同治十六年丁卯（1867年）中举后二十四年期间，任族长有年。仁足以泽其族，言足以孚其友，而学足以型其俗。逝前一年，其子入翰林院，宗祠令名远播。王家人脸弥光彩，人气达于鼎盛。祠堂在族长王建中的管理下，几次修葺，雕梁画栋，盛妆浓彩，明堂换为“九脊歇山顶”，左右厢房和倒房，已成三进四合院。其他宗亲配房均以卷棚脊（没有正脊）映衬。在王建中盛邀下，散在外地的入川武平县族人聚居梨园村。形成以宗祠所在的三进四合院为中心，周边村居，肩踵成围，连为一气的梨儿园王氏村落。尽管世事沧桑，一九五零年土改，王氏宗祠幸得以集体财产名保留下来，虽然现状早已面貌全非，伫望宗祠明堂前，祖山秀拔而绵长，龙穴砂水，四美尚备。视野开阔，再远是高石垭，形险而峻。俯瞰，凯水成抱，三拐九弯；丘峦柔和，气如张盖。东边通天庙、大界牌山，龙首秀发；西侧，罗桂大路，九岭络连；红土地水口收藏，仍然不失当年藏风得水余韵，伫而神怡。
明堂中门，大门（后改为偏西）都排在一条中轴线边。中门分内为天井，分外为院坝。内井外院都敞亮，明净。中门（上原有一匾：“进士及第”）上锁，王房益老人说，只有考中举人以上功名，才能开门。1905年废科举，族人议定，娶媳妇属新人入族，也可一开。
中堂神龛上方，挂置一面木板神榜，云纹饰边，浅雕鎏金。榜中曰：太原王氏历代高曾祖之神位。左写有：庐陵该公、武平均德公、中江子享公之神位。右部有：土地神祗神位等，榜联是：珠树家珍（指王勃，笔者提示，下同），古今侈圣主贤臣之颂（指王褒） 槐堂世相（王旦），记载传忠臣孝子之名（王吉，孝子；王尊，忠臣）。榜上额匾曰：三槐世风。
神龛高大阔实，桌面按序安放有入川始祖子享公子孙“木主”（又名神牌，木质制作，系祖先亡灵寄托物）。木主牌亦精致，虽经久黝黑，但牌上金字熠熠有光。神案前通常备有五个跪垫，备作跪拜之用。明堂屋左右两墙，全系装板，旧时曾挂有“均德公家训”，“师竹公诫子训”等手抄单条。
神案中部为“享台”。陈列应时果鲜，并有香灰炉供上香之用。左右供奉木主牌位，依上左下右，依序分辈排列各房亡灵的名讳牌位。堂沿天井处，通常设有条石盆一个，供祭祀烧纸钱贮灰用。整个堂屋庄严、凝重。故未成年人不得擅入，如有嬉戏喧哗者，则被责止，只有族长处理族务，召集长者会议，气氛才宽松一些。堂屋侧室，贮祖产和祭祀用的公物，左右各自相连的大大小小四合院、天井、敞房按照每一个家庭在这个家族中所居的等级、身份、地位定屋基。当堂屋通向中门云墙两侧的“耳门”关闭，宗祠亦被封闭。到整个村庄大门都关上的时候，包裹村社的围墙和相连相通的四合院，又把宗祠堂屋保护得严严实实。所有村社的宗亲也就再次淹没在无边的夜色中，重复昨天的生活方式，弥漫出一种沉重的现世味道。
旧时代的中江农村，居住着百分之九十几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而农业文化面对的严峻甚至严酷的自然环境，其色调单一，枯燥。循环的艰苦劳作，重复的祭祀、森严不变的礼仪，其生活始终笼罩在这个有门而常闭的宗祠明堂的缕缕烛火香烟中。
中江人不是不重视生活质量，不是不追求生活价值，他们得面对所居住的四合院。四合院仿佛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生产单位是家庭，自种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价值形态上崇古尊老，自觉和不自觉地内定外严，父权崇拜意识浓重，来自宗祠和明堂制度的驱使，因而在做人上遵从忠臣孝子，在经济上重农轻商，在伦理上注重人伦关系的和谐，尊尊与亲亲，祖先崇拜成了永恒的信念。同时，一切都会在大门开关中重复，在狭窄的山村视野中照搬，照办。也使中江先民在追求生活价值时，看重的不首先是天国，不是羽化登仙，不是坐化涅槃，不是明天，也不是未来。他们看重的首先是当下的现世，是很实际很具体的眼前眉下。
在嘉庆元年以前的一百多年里，入川移民基本没有经历过战乱。“摊丁入亩”所带来的生存实惠，让移民先祖在经营着每丁三十亩水田，五十亩旱地时，心理满足面自得，迷恋现实的心态被固化下来。同没有大规模移民的其他省的民众一样，即使死去，也要把用过的旧珍带入墓中。所以，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事以后又一百多年中频发的战争，不休止的动乱，外侮的侵入，当中国人，四川移民的后代只求保持和复制现世生活的菲薄要求都已变得不可能时，他们原有的淳朴、耿直和沉稳，普遍裂变为不屈不挠，剽悍和刚强。这就不难理解在时代风雨降临时，宗祠这样神圣的四合院也惨遭洗劫，或被另做他用，变为异姓的私有住宅，“天地君亲师位”的神榜神位连同雕龙画凤的木雕石刻一道被“四旧”，被付之“丙丁”了。
直到近四十年以来，中江农村，四川农村掀起一阵“宗亲会热”，一座座当代宗祠立起来了，移民先祖的后代们，又模仿祖宗们当年的样式，慎终追远，敬祖思乡，认宗念亲。这是一场并未经过认真思考的复制。感恩先祖，无可厚非，供叙亲情，理所当然，怀旧铭恩，寻根与乡愁，都是移民后代的真实而朴实的初衷。然而，我们作后代的，以宗亲会为载体，为平台，同样在宗祠祭祖神案前，应该承传先祖哪些精神，哪些风范？作为宗祠，你还应该留给后代一些什么现世的功能和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家国观，为善从仁、遵矩守法的民生趋善的修养观，还能给我们哪些新的启示？
五、祠堂堂号和堂联
堂号，即宗祠的名号，其意义在于区别宗祠姓族，还有一种是为了区分宗内支派，常用“XX会”标志，这两种堂号命名，多以本姓郡望源地作堂号。也有用本支宗派始祖居住地特征命名的；还有用儒家经典字句、时节浓缩作堂号，而期教育族人，宣示于外姓。旧时代的堂号，往往以反映出宗族内雅文化的最高器识为能，用语简洁，音节响亮，有的还化用典故，温文蕴藉。
堂联，即宗祠里的联语，考究一点的门第，常用木板浅刻，墨板绿字或金字，雅致而庄重。是家族祠堂不可缺少的构成。堂联具有“斯文”韵味，又要有祭祀的烛香，因而慎终追远，敬祖思亲，敦宗睦族，激励上进的内容便成为首选。常常以联语的内容、书法和装饰的文化艺术等次，向族人也向异姓来者昭示昔日的显贵、现时的文雅和对未来的自我祝福。
试举1985年人口抽样统计中，中江前十余位人口最多的姓族宗祠堂联，以为例证（联语中姓名，系笔者提示）。
陈：颍川堂
1、太丘德望（陈寔） 颍水渊源
2、读孔璋之檄，岩岩经国文章（陈琳）
卧元龙之楼，耿耿济世伟略（陈登）
刘：彭城堂
禄阁校书，藜焰照十行之简（刘向）
玄都种树，桃花赋千植之诗（刘禹锡）
文：雁门堂
1、抚国附民（文阵）
专诗说礼（文立）
2、竭忠体国（文彦博）
尽书勤王（文山）
3、比文风于邹鲁（文敬） 标逸致于吴兴（文兴可）
4、擅一时丝竹之奇 兼八法丹青之胜（文征明）
游：广平堂
1、声实俱茂
秀美而文（游吉）
2、清德重名 （游酢）
善诗卓识（游诚之）
3、独步六朝之伯始（游肇）
并膺三辟于高闾（游明根）
冷：京兆堂
1、光禄卿、智多于发（冷延传）
侍御史，面冷如冰（冷世光）
2、治最淄川（冷丰）
诗传大历
向：河内堂
法立教成
曹功之语（向雄）
林：西河堂
1、九龙衍派（林皋）
双桂遗风（林藻）
2、梅鹤风标（林逋）
露鸟孝瑞（林藻）
杜：京兆堂
1、名歌慈母（杜诗）
世号诗王（杜甫）
2、耽思乎经籍（杜预）
图像于凌烟（杜如晦）
钟：颍川堂
1、一代人师
千秋士表（钟雅）
2、飞鸿舞鹤（钟繇）
流水高山（钟子期）
吕：河东堂
1、岳阳仙客（吕洞宾）
渭水耆英（吕望）
2、夹袋储贤，推圣功之雅量（吕蒙正）
立朝正色，懔晦叔之遗风（吕公望）
李：陇西堂
1、西陇望族
北海名流（李邕）
2、诗礼趋庭，人羡邺侯卷轴（李泌）
忠贞体国，世瞻元礼萧墙（李膺）
张：清河堂
1、西都十族（张齐贤）
金鉴千秋（张九龄）
2、渔阳惠政（张湛）
江左清才（张翰）
3、西铭为理学之宗（张戴）
南轩负公辅之塑（张拭）
王：太原堂 三槐堂 清明会 松庄会 炳和会
1、世继青箱
家传乌巷
2、桂馥松庄厚也和也惠也久也
竹苞栎瑞劳之营之衍之隆之
3、松庄桂馥慎终追远笃孝德
栎树家声积厚流光雅宗风
唐：晋阳堂
1、桐春锡庆（唐叔虞）
禾册基祥
2、东园高节（唐秉）
天部清风（唐瑾）
杨：弘农堂
1、家传清白（杨质）
世济经纶（杨士奇）
2、鳣堂集庆（杨震）
雀馆开祥（杨宝）
等等。
六、族谱
宗祠的藏品，人文价值最重的，莫过于族谱。笔者认为，优秀族谱之精粹，莫过于谱中跨越时空仍具当代意义的“宗祠规戒”，“祖遗规箴”或“家训”等类。二是名人传记，著作补遗。前者有裨益后人成才之力，后者存备考证史补漏之功。这都要求著谱人品端学正，博览广闻，史识必高，还须通晓古人谱牒体例等。在旧时代，宗族续谱，是一个极其慎重的事，“凡修谱，惟宗惟盛。欧、苏二式乃千古程法。”清代人修谱，一定要找时贤名彦之佼佼学者主笔。族人中有合恰人才，最是幸事，因为谙知家族渊源人事。本族难找，还得聘请姑、舅表亲，甚至显官名儒中，恰当的名人代墨。其中有一共通之处是，名谱一定出自史识严谨的名学者。
族谱的功能是：承先裕后。是这个宗族生生不息的世系承传最可靠的文献，也是官修正史和文献可采的主要资讯。族谱或家谱，还保存了该宗族“湖广填四川”过程中许多久已湮灭的史实。例如明末及以前、四川清代以来的真实的重大事件、时况，还反映出清初移民土地、税赋政策、“摊丁入亩”实施状况、人口繁衍、统计数据等等。这些资料即使只字片语，也弥足珍贵。原因出在清初战乱、天灾的荼毒中，像《中江县志》这样的旧时官修史书，几乎片纸不留。乾隆五十二年，中江县令陈景韩在“县志·序”中写到：“中江旧志，向无可考，至国朝康熙庚寅（1710年）始修县志。”文化净化已经成国策的当下，保护传承、研究阐发深藏于祠堂的族谱、家谱，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体系，作用固不在小。
试拈中江名宦族谱片断，供品鉴。
查中江戴氏族群，主要由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入川构成。主要分布于今中江、安岳、三台、蓬溪、温江、自贡、乐山等地。堂号有：谯国遗风，註礼家声等。元末明初入川支始祖为朝升公，一支为朝用公。后裔主居在民主戴家沟、通济戴家故湾等地。一支明末清初由湖南（三支）、广东（一支）入川，共四支，主要分布在万福、广福、龙台、中兴、玉兴、西平等地。
清代，戴氏为中江科举第一望族。自嘉庆六年辛酉（1801年）科，戴昶首中进士后，嘉庆25年庚辰（1820年），戴谦中进士，选庶吉士，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戴羚中进士，咸丰10年庚申（1860年）戴羚之子戴之祥成为戴家最后一名进士。在六十年间，戴氏宗族出四个进士，占中江清代十四名进士的28.6%。另有十四人中举，这样的科举业绩，实属少有。
兹以据明末清初中江戴廷椿、廷禄、廷佑三公为入川始祖之《戴氏川谱》光绪木刻本为本，选摘数条：
家规十条：
敬祖宗
人之有祖，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虽百世而血脉精神相连系属，不可遗忘者也……
孝父母
父母者身之所由生也。……事视之道，爱孝为先。……
友兄弟
古人云，谁无兄弟如手足？……凡人友于兄弟乃能孝于父母，孝弟（悌）之理，原于仁义。……
敬尊长
父母兄弟之外，凡理行大于我着，则谓之为尊；年纪大于我者则谓之为长。在父党中，则有五眼内外，诸伯叔父母，诸姑姊，诸人人兄；在母党中，则有外祖父母，舅父母；在妻党中，则有妻父母，妻祖父母。又如弟子之于业师，皆视属尊长，亦当事之如父兄之礼。……
睦宗族
……今之支分派别，自祖宗视之，皆一体也。……吾愿族人合敬同爱，吉则相庆，凶则相吊，患难相救，疾病相扶，富者相，贤者教愚。尊卑有礼，长幼有序，……
和相邻
孟子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以教亲睦也。谚云，远亲不如近邻。……相邻之中，烟火相望，谊虽少疏，情实相亲。……
肃闺阃
男女之礼，贵乎有别，……夫别嫌明微，由严一家之规矩。……如欲闺阃严肃，则古礼之当守，宜斟酌行之。……
训子孙
……凡孩童六七岁时，无论贫富，俱要送入蒙馆，教他读书明理。至十余岁，量其资性，敏捷者，专令读书；如资性平常，即令务农或司贸易，或习手艺。务使各有职业。虽家道殷富，亦不可使子孙全无所事，流为游惰之民。至于出入起居，尤须训以正道，戒其邪行，示以礼让，戒其鲁莽，则气质自化而人品以端。……
勤职业
人生世上，士农工商各有职业，若无职业，即为游惰之民。如有职业而不勤，犹之乎无职业也，夫治生之道，耕为先，读次之，工商又次之。而其事以勤为主。……士而克勤，则诗书以皙，文理以明，居则为乡邑之望，出则为廊庙之选矣。工而克勤，则乎业以精通，功易事，不患无财矣。商而克勤，则贸易乘时，得尺得寸，以至倍蓰什伯，无所限量。大抵成家之人由于勤苦，受穷之人由于懒惰，一定之理也。……
崇节俭
财者，人之所藉以为命。夫天生人即生财以养之。然非勤则其源不开，非俭则流不节。勤而弗伶，未有能善其后者。……吾愿族人谨身节用，服食器用，宜从其朴？丧祭嫁娶，务酌其中，一切喜庆往来亦尚虚文，撙节度日，留有余资以备不虞。……
杜争讼
争斗结讼，人人知其为凶，而往往蹈之非尽。……房长、族长直送官府，决不容情。……
抑骄奢
《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不骄之谓也。又曰：节以制度，不奢之谓也。礼曰：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不骄不奢之谓也。夫骄之一念生于有余。多藏者，恃其富；位高者，恃其贵；有能干者，恃其才。以己之有傲人之无，以己之长，愧人之短，小而侮大而招尤，随其所处，皆伏危机，是可惧也。至于奢之一字，尤不可训。盖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伶者留之，奢者耗之，世之以豪荡侈糜亡身、败家者，在在皆然。……凡子弟辈，不可过于爱纵，父教师严以折其刚锐之气，粗衣菲食以立终身节俭之规。试危投之，以劳役使之，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乃可以成大器而保以善后矣。
绝赌博
……
遏淫酗
迷人之心惟色为最，乱人之性惟酒为尤。百恶淫为首，逆礼犯分，则上蒙羞于祖宗，下贻臭于子孙。……平日不入酒肆，非时不造酒宾。
远邪诬
天地间自有正真道理，正真学术，正真事业，正真人品，父子之伦，天下之正道也。格致诚正天下之正学也；修齐治平，天下之正业也。……左道惑众，往往祸及身家族人……戒之，戒之！
阻强悍
从来柔和为集福之门，刚强为惹祸之态。孔子云，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孟子云，持其志无暴其气。又云，好勇斗狠以危及父母，五不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者，何益乎吾族人？……
正嫁娶
……
除盗贼
……一切不善之事皆非所当为，而其最不可为者莫如盗贼。王法森严，罪在不赦。……
中江大东街吕氏宗祠原载宗祠十规十戒：
1、一要敬天敬地 二要莫忘祖宗 三要孝顺父母 四要尊敬长上
五要兄弟怡怡 六要夫妇好合 七要和睦邻里 八要亲朋有信
九要正直忠良 十要轻财重义
一戒詈天骂地 二戒忤逆父母 三戒干伦犯义 四戒因私灭祭
五戒窃盗狗偷 六戒窠匪赌博 七戒不和邻里 八戒亲朋无义
九戒游手好闲 十戒贪财失义
2、祖遗规箴五则（摘句）
孝敬父母
百行之原，莫大于孝，一本之爱，先笃所生，顾复恩勤，精力既销磨于生育劬劳之日，风雨栉沐，心绪复纷扰于成家粒食之年。……活佛在高堂，何须远朝胜景，爱日承色笑，务必喜惧交怀。情而将以文，爱而将以敬。匪计物力之盈（亏），惟求此心之安稳。友恭昆弟（手足异形，官骸同气。……大被同眠，伯雄之风流。宜效灼艾分痛，太祖之友爱当遵。讵可听乎？雁影天边，尚自反也，虽曰安宁之日，不如友生其实，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克谐夫妇
夫妇乃人道之始，闺门为起作之原。……旦警鸡鸣，协静好于琴瑟；昏成雁奠，宜偕乎室家。……
交友睦邻
会友辅仁，诚信为质。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切切偲偲，所交不尚声气；勤勤恳恳，比屋须行仁。敬业乐群，唱和严凶，终隙末之戒；桑麻交错，友助敦锄，强抑暴之情。果其感召以真诚，六合犹比闾里；居皆忠厚，一乡尽是友朋。……乃知文章之内，有实修尊贤，尚齿畎亩之中，行仁义学校。去伪存真，云山花鸟成益友，省身克己，西园东壁作重篱。
勤俭耕桑
四民之中农居次，一家之计食为先。……职思其业，好乐无荒唐魏之风，周足尚也；黍稷重醪，饮蜡吹诗；分岐之俗，讵不嘉峪哉！物力维艰，当思三年九载之蓄；人情多伪，切戒一食万钱奢。
“谦六公家训”等（三篇）
谦六公家训等三篇，出自《四川潼绵王氏宗谱》（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王龙勋撰本木刻版）。这一支“潼绵王氏”，系康熙末年，王书岸等兄弟五人自福建武平县“填川”，落脚迁入并立祠中江小西街的宗族。其后散处潼川，绵州所属县区。入川第三代祖王谦六公于嘉庆五年（1800）首谱并完成与武平宗族旧谱对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秋，谦六公曾孙举人龙勋续谱付梓。《四川潼绵王氏宗谱》一问世，便因其严整而被瞩目。加之前作谱人王谦六，乾隆丁酉（1777年）科乡试“经魁”、第四名举人。其学问、文章很得主考官李春崖、吴省钦赏识。后大挑一等，派回福建，先后充戊申乡试同考试官，福鼎、寿宁、长乐、龙溪等县知县，为政有“青天”之称。《潼川府志》和《中江县志》均有传载。王谦六在蒙乾隆专旨赏识，且将用他之际，他却选择了“乞养还山”的返乡之路。“一时名流、四川同乡如遂宁张船山，罗江李凫塘（骥元）辈均有诗宠其行。公亦自作《归田吟》以见志见答”（《四川潼绵王氏族谱》）。其后人以居住中江者为多。续谱者王龙勋，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科举人，署光禄寺正衔。潼川府教谕，《新三台志》主撰之一，翰林王乃征武平宗亲，族兄又系同窗。
谦六公家训
立身最重忠孝二字，处世莫先耕读两途。躬居贫困，重在开财源。宜务勤苦；势处富豪，重在节财流，当戒骄奢。凭空妄想猛财，继难成事；从实耐守本业，久必发家。借钱贪买外产，恐难长保内产；负债强建新房，终至竝失旧房。放僻邪侈，固见立致奇穷；泄沓因循，亦难坐享常富。种花卉不及种果木，结实自见；择风水莫若择媳妇，产儿便知。结亲不必太富，亦不必太贫，须得根底不坏；交友不宜过浓，亦不必过淡，总要道义相关。听妻溺爱舅氏，大属呆痴，且恐多求不遂，翻成怨隙；宠妻偏怜幼子，最易骄惯，须防屡训不悛，终酿乱阶。
谦六公居官格言
朝廷抡才，必观后效；吾人报国，贵审先资。事上临下，有守然后有为；讲学教耕，爱民即是爱国。寅缘求保荐，未必即可迁官；恬退待事机，终久自有晋秩。贪厚利，必自损荣名。奢取人，莫若俭克己。上下应酬，只宜仍循其常例；内外服饰，何妨独守其素风。命盗冣戒出入，交代总要分明。刁健叵测之案，宜判以严明。牽累淹滞之囚，当断以果捷。书差长随，须细防其作姦之薮，官亲子姪，早杜其干政之媒。
谦六公《归田吟》
仕宦宜知足，知足免遭辱。
富贵应还乡，还乡乃为福。
古称马恋豆，妙喻人贪禄。
命运有盛衰，世情多反复。
一朝犯波涛，万事戒舟覆。
何如归田来，强似竟追逐。
安步可当车，晚食可当肉。
託足避嚣尘，养性爱幽谷。
聊构五亩居，随创数檐屋。
高雅贵宜人，洁清贵爽目。
脱去俗官态，守我旧儒服。
勤俭助起孥，安逸诫童仆。
尊卑家纪严，内外人雍睦。
环山多种树，绕宅多栽竹。
三径草木荒，四时花常馥。
有田皆可耕，有书皆可读。
闲观云聚散，坐听鸟鸣啄。
有时游芳陇，扶杖评种稑。
有时对嘉宾，坐谈倾岳瀆。
进退惟因时，休咎罔问卜。
放怀天地宽，转瞬古今速。
优游待暮年，兴化同转轴。
问君何能尔，为梦黄粱熟。
宗祠的中堂“神龛”：“天地君亲师位”
“中堂神龛”是宗祠的灵魂，人们最主要的视觉焦点。它是宗祠教化功能，宗法和家庭制度的政治指向和文化昭示于一体的“神榜”。
移民入川的同时，清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倡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遭到民间和学术界气势极盛的抵制，以至标出以复古为旗帜的“汉学”，暗寓“大汉故学”。政治化了宗法家庭制度道统的深义。“清随明制”。但清人统治赖以的文化，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把伦理精神、宗法制度里的君权、家庭制度中的父权渗入宗祠文化中，这就是清代的“天地君亲师位”。
这几个字，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有根深蒂固的认识基础。在旧时代，曾深入中国民众每个人的心，三教九流、官宦，市民、富绅、知识分子和文盲，都奉为天经地义、信不可疑的圭章。所以，其影响和教育效果，比历代任何律条、经典都要大。它像柱石，像础基，零零总总地支撑了旧时代政权达二千多年之久。
这五个字，涵含了一个理论：“君、父、师”三位一体。君王的权力，便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它认为，旧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以君主的地位而兼有父母、师长的资格，还有统治、教和养的责任。《国语·晋语》云：“民生有三，视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这样一来，战国的学者便进一步系统化并推本于天地，于是组成了“天地君亲师”的专用语。荀子是主张“隆重礼法”的，他有一段话阐释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论，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偏焉，无安人。敬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理论篇》迨至汉朝，记礼的大儒把这一理论录入《大戴礼记》，成为“礼三本篇”；司马迁也把它附载在《史记·礼书》的后面，这说明了汉代学者对它的推崇。不仅如此，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理论对于巩固“君权”——天子的名义和权利至关重要。通过他们的表章，推广它和巩固它，天下人人深铭“不可忘本、应该报恩”的信条。试想，对天地和先祖，谁会说不应该施恩报德，不应该祭祀？对活的“君师”，则更不敢不事事服从。这样，不仅加深了对天地神明和亡灵的崇拜，还使最高统治者的君权，进一步得到巩固。这其中的政治意义、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说它比任何法令律条和经典所起的作用还大，一点不过分。
五个字中的“天地”，其本身不能发号施令，不能敷政施教，都必须托付人来“代天行道”，这个人就是天子。董仲舒《春秋繁露》解释说：“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人生则称天子。”班固《白虎通义》：“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天命”便成为最高统治者实施统治权的最佳表达。那么，天子的一切作为，就都是天地赋与他的使命和任务，所以，他的一切作为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它向民众宣示了一条缘古未变的“君权专治权”。
统治阶级又深怕民众敬畏鬼神而远之，例如，魏晋时代。于是注意到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联系组成的伦理社会，故又历史地存在父子、夫妻、昆弟、友朋的“五伦”纽带，冠以“君臣”、“天地”，天子成为“君父”，天下人的“总父”，古词书《尔雅·释亲》是这样诠释的：“王父，即高祖父。”“父”有二义，一是狭义的父子关系和父，二是泛指父祖集团，《尔雅·释亲》用的是“父”的泛指义。所以，整个旧时代，“君父”一语的使用和出现率是极高的。那么，天下人对祖宗、对父母的天伦之爱、报恩之情，便毫无行迹地转到“君父”身上。“忠孝”二字连用成语，正揭示出这一诡诈的转移和混淆。“忠君”即爱父。“君”居“亲”上，“天地”冠于“君亲师”之首，像敬爱天地一样来忠于君父，正暗示“君父”高于父母，“忠君”与“孝父母”不能兼顾时，选择“忠君”，才更为合“理”；倘选择后者，则为“礼”不容。
从文字学来看“君”和“师”，可知“君”有“群”的意思，“师”有“众”之义。都是拥有大众的名词。“君师”在古代文辞里，含有统治阶级代名词意义。有时，改称为“师尹”，其实“尹”和“君”同字。以“师”悍然自居，恰是君主的虚弱，同时也是霸道。武则天考试实行“殿试”后，皇帝便由此成为普天下才子俊杰至高无上的老师。政权在手，教权也完全揽在身上。
需指出的是，“师”的字义、，在古代庄重而严肃，而且能不能称之为“师”，其标准在于“德”。汉末郑玄《周礼注》解释何能为“师”时说：“有德行以教民者。”这种说法不是每代君主都会舒服的。君王干脆自称为“圣”。道德高到极致叫“圣”。“圣学”、“圣旨”、“圣谕”，表明他天生圣哲，德高到无处不可为师。在那个时代，是没有“高评委”的，不敢妄测高深。
可见，“天地君亲师”，虽是五字连用，实则归于一字：“君”。亦即强调的是“君权”或“帝权”。
宗祠堂上神龛写此五字，供天下宗族供奉唯谨，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专制统治权。然而，这五个字，到了四川移民的宗祠竣工、该写神榜的那一刻，入川始祖风餐露宿的跋涉奔波，荜蕗兰缕的开创艰辛，还是那么刻骨铭心，历历在目，那么真切，那么具有现世感，首先祭祀谁呢？宗祠文化最后选择了更有宗亲凝聚力的“入川历代高曾祖”。
祠堂现象是一种人文现象，宗祠承载、包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容。祠堂文化所倡导的敬祖、孝悌、助学、礼仪和人际和谐观，曾那么深远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礼仪兴”的今天，“宗亲会”越来越受广大姓族的青睐踵追。如何借鉴、甄别和发扬祠堂文化的当代价值，传达出安邦富民的更大的正能量，这是每个宗亲都应该面对的，思考的，回答的。每个宗亲回答得越理智，越精彩，就可能把“宗亲会”越办越雅致，越能可持续。庶几，磨练出一个又一个高素质的族群，一定能在祠堂文化中成熟。果如此，新的祠堂文化一定会更光辉又一个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