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杭立武是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那时我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由梁思成先生主持社务。他从下半年起，为了“清损会”的事常去重庆，工作的内容是开列沦陷区内重要文物(主要是古建筑、石窟等)清单，印成手册，并在地图上标明方位，准备以后注意保护，避免炮击或轰炸。梁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一类工作，我表示愿意，但希望在北方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清损会”工作决定全面展开，经马、梁两位副主任委员推荐，杭立武同意，我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工作。

    一、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清损会”在教育部开会，出席的人有杭立武、马衡、梁思成‘、郭志嵩(“清损会”秘书)等。会上商定派往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区的工作人员及到达后应开展的工作。这些工作大致如下：到达后立即成立该地区的文物清查办公处；去藏有文物、图书的机构查询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并开列清单上报；各地区办公处在报上刊登通告，不论机关或个人的文物损失，均应列目上报，登记备案，“清损会”将据此进行追查索偿工作；了解调查日本侵略者及德国纳粹分子匿藏的文物，查获后予 以没收。

    这时，教育部已派沈兼士任教育部特派员，兼任“清损会”平津玉代表(沈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与马衡先生同时为北京大学教授，他们的关系较深)。这次会后还公布了两位平津区副代表：唐兰和傅振伦。我是平津区助理代表。这时，美国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Horace Jayne)来到重庆，他持有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的函件，受委托来华调查战后中国文物的损失及保护情况。他向杭立武提出，希望到成都、西安、北平三地看一看，并盼能有一位懂英语的人随行；交通工具由他与美军联系搭乘便机，不必由中国政府安排。杭和马、梁两位都认为我和翟同行比较合适，这样我和翟便于十月六日离开了重庆。行前，马先生特别嘱咐：对翟荫必须密切注意，防范借调查文物之名，行盗窃、搜购文物之实；如有此等事件发生，应立即阻止并报告“清损会”。

    我和翟荫于十月六日至十三日在成都，十三日至二十日在西安，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上海，二十七日由上海到北平。此行比原来的计划多了一处上海。一路上我和翟形影不离。到了北平后，我把翟荫安置在六国饭店住下(翟于十一月九日离平经沪返美，后来在“美国之音”工作)。次日，我即去东厂胡同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见沈兼士，向他汇报“清损会”会议商定事项及翟荫同来经过。沈嘱咐一切按商定事项办理。沈还介绍我去故宫博物院找总务处延长张庭济(号柱中)面洽办公事项，并说如有合适的人，可以找一两个人帮忙，如没有合适的人或人手不够，不妨请故宫派人支援。于是我找了周士庄和故宫工作人员贾玉田协助工作，办公地点是北海团城上的两问房。办公处成立后不久，即在《华北日报》刊登通告，要求各有关机关和个人将战时损失了的文物列表上报，一律寄到团城文物清查办公处来，以便进行追查索偿工作。

    从机关和个人寄来的报表看，可用做追查索偿的依据材料甚少。重要的文物单位如故宫，只有室外的清代消防用贮水铜缸若干个，被日军劫去化铜(后在日本仓库中查出部分未毁者)；北图书馆图书未遭劫夺。个人报来的损失，以一般版本的大部图书为多，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之类。这样就使我们想到应当把力量放在清查日人、德人隐匿的文物方面。这个想法经沈兼士同意后，我广泛走访了北平市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又在中山公园设宴招待北平比较知名的古玩商四五十人，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情报。事后我们又分别进行访问，打消他们的顾虑，并允诺对立功者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后来他们果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止，约一年的时期内，我在平、津清理的文物有以下六项(由唐兰先生经手主办的不在此列)：

    (一)没收德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青铜器

    经古玩商陈跃先、陈鉴堂、张彬青等人提供情况，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杨是禅臣洋行经理，洋行及杨的住宅在东城干面胡同，天津也有他的洋行和住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我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打的就是一份青铜器目录。我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此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罗越先生(Max Loehr·，德国人，住东城芳嘉园一号)交给她打的，如果需用，请找罗越索取。我找到罗越，他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为了追到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对质。我和罗越于十一月十四日去津。在津期间，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找到杨宁史，经罗越对质，杨承认有这批铜器。但他说现在全部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而住宅已被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占用，如要接收这批文物，请与九十四军洽办，他本人无能为力云云。二十日我返回北平。二十六日我拿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致九十四军的公函再去天津。函中说明杨宅的铜器是重要文物。请同意进入该宅查看，将铜器清点封存，将来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拨交有关单位保管。同时又致函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请他们也派人同去九十四军办事处洽办此事。谁知我将公函送到九十四军办事处后，管收发的人迟迟不将公函往上送，再催促也无用。我只好回至U北平向沈兼士报告去津经过，告诉他九十四军根本不买账。沈听了也无可奈何。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沈兼士找了我去说、：教育部长朱家骅现在天津，你可拿我的介绍信见朱，请他就近管一管“杨铜”的事，可能会有些结果。我在天津见到了朱家骅，由朱的秘书备文，部长出名，再次向九十四军交涉。但九十四军仍然不热心此事，只叫回北平等着。这是我为“杨铜”第三次去天津了。

    九十四军始终没有复信。直到年底我在朱桂老(启钤，字桂辛)家见到宋子文后，“杨铜”问题才得以与另一批文物郭觯斋藏瓷同时得到解决(详下文)。

    (二)收购郭觯斋藏瓷

    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能干，后为袁世凯管总务，因而致富。他对瓷器鉴定很有经验，曾在景德镇管理窑务，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后又大量收买古瓷，编有藏瓷图谱《觯斋瓷乘》二十册，遂成为陶瓷专家，以精鉴别、富收藏闻名。郭于一九三五年前后逝世，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数人所有，长期存放在北平中南银行仓库中。

    我在离开重庆前，马衡先生对我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有的宋瓷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平要注意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但通过什么途径使其化私为公，马先生没有说，因为这不是敌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而收购需大宗款项，非请专款不成，马先生心里明白，请专款不仅不会批准，就有此提案也会遭到非议。

    我到北平后不久，就找到了郭昭俊，他说家中瓷器已分成几股，但并未散失，也未出售，如公家收购，求之不得。我将郭的意思报告了马先生，并向沈兼士汇报，他们都说因怕牵涉到购价的事，提不出具体办法，也未叫我去进一步和郭联系。

    朱桂老同我家夙有交往，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到北平不久我曾去东裱褙胡同看桂老，他对我参与的清理文物工作表示出极大关怀和兴趣。

    当我为“杨铜”和“郭瓷”的事感到苦闷的时候，想到了应当去向桂老请教，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去到他家。桂老听明了我的来意后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要来看我，你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写成两个节略，等宋到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我按照桂老的吩咐办理了。下午宋子文果然来了。我在一旁听他们谈话。桂老先谈到他过去所藏的一批古代丝绣，现在还在长春，请查明情况，注意保护。接着谈到郭葆昌及其藏瓷，最后讲到杨宁史的铜器。这时桂老把我写的两个节略交给了宋，并指着我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宋把节略匆匆看了一下，向桂老表示这两件事马上就去办。这时桂老说起郭家的情况以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最熟悉，准备找张重威和郭昭俊面谈一次，再请张到中南海见宋陈明郭的意见。宋表示同意。

    当晚桂老找张重威和郭昭俊到东裱褙胡同，嘱咐郭立即准备一个呈文，由张送给宋子文。二十九日桂老找张重威、张庭济和我到他家面谈一次，并与宋子文电话约定，次日上午我们三人去中南海见宋。

    三十日上午我们三人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到宋子文。张重威向宋汇报与郭昭俊洽谈瓷器的经过，并面交郭的呈文。随后我们就辞出了。

    随后郭昭俊将《觯斋瓷乘》二十册送到桂老处。桂老又叫我把《乘》带回家中抄成清册，并草拟一个接收“郭瓷”的办法。周士庄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沈兼士和故宫博物院都接到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的通知，准备接收杨宁史的铜器。后来听两处的人说，宋子文去津，找到了杨宁史（以后由孙越崎去办理)，同杨讲好，名义上算是他“呈献”，不叫没收；还同意杨提出的为他辟陈列室的请求，准许两个德国人罗越和康斯顿(女，E．Von E．constant，曾写过关于中国美术、中国园林、青铜器、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宁史的画像壶等书及文章)分别完成正在编写的兵器图录和彝器图录。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由行政院驻平办公处派车，故宫物院院派工作人员，我和周士庄均参加，到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装运“杨铜”，直运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直到这时对方才真相大白，原来杨宁史早已将铜器送到托运公司，企图伺机外运，过去所谓的“封存在天津被九十四军占用住宅”云云纯属谎言，意在制造假象，增加我们清查的困难。)那天点交的一方为杨宁史、罗越和康斯顿，点收的一方有沈兼士、张庭济、赵席慈、唐兰、于省吾、邓以蛰、我和周士庄及故宫工作人员。所有铜器逐件清点造册，共二百四十余件，随即送到延禧宫库房保存。中午行政院办公处在绛雪轩设宴招待杨宁史等人，并在御花园摄影留念。

    “杨铜”中有极为重要的器物，如艺术价值极高的经唐兰先生鉴定为宴乐渔猎纹的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钺及鼎、卣、爵、玉柄戈等。故宫在接收“杨铜”之后，罗越和康斯顿二人还曾去故宫若干次，直到把图录编完。

    “郭瓷”的交接是先由郭昭俊和张重威到故宫博物院面告张庭济，声称全部藏瓷已由政府收购，请指定日期去锡拉胡同郭家清点接收。点收共进行了四天。点交的一方为郭昭俊，点收的一方为故宫工作人员、我和周士庄，行政院办公处也派人参加。点收的办法是逐箱逐件与《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核对，点完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封条，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唯有一具清代乌木罗汉床和紫檀天然灵芝形几，是过了些天从郭葆昌之婿何敦仁家运往故宫的。床上原镶瓷片，另有囊匣，已和其他瓷器同时点交，床、几都只算是瓷器的附件。

    宋子文收购“郭瓷”据闻付给了一笔钱(一说十万美元，待考)，并给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插了一个工作，但名义上仍叫作“捐献”。

    马衡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从南京来到北京，到后立即去库房观看“杨铜”、“郭瓷”这两批新入藏的文物。七月十日故宫公布我任古物馆科长，从这时起我常到故宫去工作，但我的正式名义仍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同年十月，我会同故宫古物馆人员在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布置了“郭觯斋捐献瓷器”陈列室，在东、西配殿布置了“杨宁史呈献青铜器”陈列室。现在这两个陈列室是撤销了，但全部文物均珍藏在故宫博物院。

    (三)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侨瓷器

    一九四六年初，天津正在分批遣送日侨回国。当时规定，日侨的中国文物一律上交，不准携带出境。三月十五日，成古斋古玩铺孙成章向我报告，从天津同业李文治处知悉，日本人原田、税田藏有宋元瓷器，应调查追回。孙表示愿陪我去天津找李文治，再由李带我们去找原田、税田。我们约定于三月二十一日同去天津。

    我和李文治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两处均派人同我一起去找原田、税田。他二人承认有宋元瓷器，但说因遣返不能带走，已将瓷器转给美军少尉德士嘉定(LtPaulJ。R．Desjardins)。经追问，少尉就住在日本人的楼上，我们带了日本人去对质，德士嘉定无法抵赖，承认接受了这批瓷器，但已于日前用军邮寄回美国。我们当即指出，日人及美少尉均违反法令规定。即令日人具结，开明瓷器的品名及件数；美少尉写下寄件的地址、收件人姓名、寄出日期、收执号等。并建议天津警察局待此案了结后，再遣送这两名日本人回国。次日，我持德士嘉定所开的寄件日期及收执号等去天津美军军邮处核对，查明属实，然后回平。

    回平后，我向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敌伪产业处理局汇报了此行经过，并向南京“清损会”作了书面报告。随即由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函致美军驻平司令迈尔斯中将(Lieut．Gen．Myles)指出德士嘉定的违法行为，要求他追查此案并作处理。

    后来我因工作变换，先后去了日本和美国，对此案未再查询。全国解放后，我与文物局王振铎处长谈起文物清理工作，他说，一九四七年，他在南京中央博物院时，曾接受由外交部转来若干件宋元瓷器，是由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南京外交部的，据说是美国军人非法接受天津日侨的瓷器，寄回美国，经追回而交还给中国的。

    (四)保护存素堂丝绣

    民国前夕，朱桂老搜集了一批由宋至清的缂丝、刺绣。约二百件，一一著录，撰成《存素堂丝绣录》。据闻，后来因为桂老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影刻宋版《营造法式》和编印明歧阳王世家文物图册需款，忍痛割爱，以二十万元售予张学良，一直存放在东北边业银行。日本侵占东北，伪满洲国将这批丝绣定为“国宝”，在日本印成巨册图录，名日《纂组英华》，成为世界闻名的文物。日本投降时，丝绣存在长春。由于这批丝绣经桂老亲自购藏及著录，桂老对它十分关心，曾对我几次提到，并要宋子文查明情况，设法保护，勿令损坏。

    一九四六年五月，长春被解放军包围，形同孤岛。一日傍晚，桂老忽打电话叫我去。他对我说：现长春被围，如遭轰炸或发生巷战，丝绣可能被毁，最好将其抢运出来，放到安全地方。现在宋美龄已到北平，将去东北，你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你的名义，写一个呈文交给我，其他你就不必管了。我照桂老的吩咐拟好呈文，桂老看后略作修改，叫我誊清，留在他那里。过了些时，听佳老讲丝绣已从长春空运到平，存在中央银行保险库。不久，接到杭立武命他的秘书写来的信，对我责难，说以后不得“越级陈事，千万注意!”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从日本回来，到故宫工作，听说这批丝绣已拨交给故宫博物院，存在延禧宫库房。解放后，约于一九五一年，听说辽宁省博物馆通过文化部，要求将这批丝绣拨还给该馆．东北方面也将搜集到的溥仪从故宫携出的若干册善本书还给故宫博物院。

    (五)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的文物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前后，沈兼士找我说：美国驻北平的葛莱上校(ColOnel Gally)来联系，声称天津张园原为博仪寓所，现供美军使用，屋内有两具保险柜，一具美军进入之前已打开，空无一物，一柜锁住，不知中有何物，请派人会同美军将柜打开，如有物品，请予接收云云。沈派我去办这事，让我告知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再到东交民巷去见葛莱，商议去津事宜。葛派一名叫克利夫斯(Francis cleaves)的任联络员，同去天津。

    七月十六日我同克利夫斯乘火车到津。次日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公处及美军驻津办事处的人一同前往张园。打开保险柜后，发现内有小型手提保险匣二十一具。经三方商定，将保险匣贴上由三方会签的封条，用汽车押运到美军办事处暂存，由美军将门窗加锁，派士兵看守。当夜三方用电话向上级报告。十八日上午，三方会同将房门打开，验看封条无误，由美军用汽车送三方人员携带二十一个匣子上火车，并派七八个士兵护送回平。到平后，处理局、故宫、沈兼士及葛莱均派人及汽车来接，直送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沈、葛及马衡等均在故宫等候。故宫派了十来个人开匣清点造册。这批文物属于细软性质，总数约一千八百件，件头小，数量多而价值高。这批物品中，有古玉珍品数百件，如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首玉佩即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这批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与槽形刚好相合，这表明了当年溥仪出宫，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还有宋、元人手卷四件，都高不及尺，它们是：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千字文卷》、元赵孟频设色《秋郊饮马图卷》以及老子像、《道德经》书卷。此外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怀表等。至于黄杨绿翡翠搬指等，更是价值连城，使得同批物品中的金银器显得黯然无色。这些物品现在为故宫的珍宝馆增添了光彩。    七月二十一日，我陪同马衡院长去拜访葛莱，对他的协助表示感谢。《华北日报》刊登过接收这一批文物的消息。

    (六)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接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事处通知，德商德孚洋行有十八箱物品，经海关扣留，现存东城本司胡同某处，盼故宫博物院接收。十三日我和周士庄及故宫工作人员会同海关到本司胡同将箱只运往故宫御花园。这批物品原为德国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机构(或博物馆)所搜集，其中不尽是文物，有的是近代工艺品，如晚清的服装、年画、皮影戏人、剪纸、日用铜器锡器等。有的木佛，因件头较大，故未送进绛雪轩，而在轩北的一个亭子中清点登记。清点完毕，不作为珍贵文物送入库房，而存在御花园堆秀山东的小楼下。

    以上我经办的六批文物，有的是沈兼士先生吩咐下来，或得到其他机构通知，派我去办的；有的是在他人吩咐或授意下去办的；有的则是搜集情报，通过调查采访，我主动去追查办理的。一切具体工作如调查了解、联系交涉都由我去办，沈兼士无暇及此。如因为助理代表人微言轻，须用教育部特派员名义联系工作的，沈每次均予支持。办成之后，清点接收时，沈认为比较重要的则亲自参加，一般不参加。以上六批文物，除德士嘉定的瓷器和存素堂丝绣外，其余四批的交接，我和周士庄均参加了。但“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其人员所处的地位相当于联络员，具体的接收单位为故宫博物院；故宫收到文物后即存入库房或其他地点，“清损会”方面不承担接收、保管或移交文物的责任。每批接收完毕，由“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寄南京“清损会”备案，报告副本留故宫存档。

    一九四六年秋季，沈兼士先生突然中风死去。“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由马衡先生兼管，惟此后平津地区清理文物工作已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二、参加南京文物展览及日本之行

    一九四六年春，南京“清损会”秘书郭志嵩函告，为了今后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要我编一本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注明名称、尺寸、藏者、材料来源等。我随即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去辑录。

    约在同年八九月问的一天，马衡院长对我说，接到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他年老体弱，加上不谙外语，因此改派我去。我对此行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马衡接到“清损会”来信，教育部决定于十一月初在南京举办一个“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让故宫选出新入藏的文物若干件参加展出。马衡与唐兰等人商量后，决定从“杨铜”陈列室中选些精品送去，参加展览的工作人员有我和周士庄。十月下旬，选出几十件铜器装箱，搭中央航空公司客机押运南京。故宫的展品与中央博物院的展品同在一室。该院负责展览的人是曾昭烯，他们的展品不多，但多为重器，赫赫有名的“毛公鼎”就是其中之一。

    展览期间，傅斯年、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前来参观，盛赞“杨铜”中的“宴乐渔猎壶”，认为花纹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的生活。是其他青铜器所未见的。他们提出将这批铜器暂留南京，等着把花纹器形拓下后再运回北京。恰好马衡先生在场，当面婉言谢绝，并马上叫我把带去的几份铜壶花纹拓片送给李济，以免他们再提出要求。事后马先生对我说，铜器留在此处，夜长梦多，说不定他们要打什么主意，还是早些运回去为妙。这次展览为时约一周，闭幕后，将铜器原箱装好由周士庄乘飞机押运回北平。

    展览闭幕后，杭立武召开了一次“清损会”的会议，我参加了。与会的有二十多人，有马衡、梁思成、李济、傅斯年、徐鸿宝(即徐森玉)、蒋复聪、曾昭烯等。会议内容为：京沪、武汉、广州、平津各区代表汇报一年来文物清理的情况及收获；讨论去日本开展清理文物工作的步骤与方法。去日本清理文物的工作涉及以下几方面：(一)南京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在那里编目造册，加盖馆章，然后准备送去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一九四一年底，日军侵略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日本投降后，经中国驻日代表团清点接收，原箱封存。除十箱存在代表团的库房外，余一百。七箱责成日本文化省负责保管，暂存东京上野公园内。(二)各地公家及私人上报的文物损失材料，寄到“清损会”后，正在整理，以后将陆续寄往驻日代表团，依据材料，向日方交涉，追查赔偿。(三)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凡日方无法用原件偿还中国，或原件已损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的，中国方面将指定日方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作“以类赔偿”。

    这次会议决定，我以“清损会”专员的名义派往日本，在中国驻IEI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工作，受代表团的领导。杭立武和郭志嵩交给我两千美元，说明此款包括旅差费、治装津贴、文物运费等。我也将经手的平津区办公处的账目、单据、文件等向杭、郭作了交待。

    十二月中旬，我乘飞机到达东京，到驻日代表团报到后在第四组工作。代表团团长是朱世明，第四组组长是张凤举。

    我在日本进行了两个月的清理文物工作。两个月间，为了交涉赔偿文物，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首先整理国内提出的文物材料，据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偿还。这时已有一部分材料由南京“清损会”寄到代表团第四组。但正在此时，我看到联合国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不禁大为失望。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要求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我们查阅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完整”的。因为中国的文物损失多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城市村镇或遭轰炸，或被洗劫，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则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联合国的规定条款如此苛刻，已达到偏袒庇护敌人的程度，使我们十分气愤!但也无奈，只好一方面通知国内再寄材料，务求详细、完整；一方面决定，即使现有材料不够“完整”，还是要向日本政府提出追查偿还。

    下一步是与日本政府交涉“以类赔偿”。不料此提议在代表团内即遭到团长、组长的否定，他们认为此举牵涉到联合国规定的原则，不可能在中国驻日代表团与日本政府之间获得解决，而必须由教育部提出呈请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才有可能讨论这个问题。

    我看到“以类赔偿”无法办通，便想自己去闯闯，试试能否从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调查文物机构，了解到中国文物的线索，待有所知，再提出偿还的要求。

    美国管理日本文物的机构设在东京某街的一座楼内。一天下二，我去到该处，接待我的是一个低级工作人员，他说这里的负责人有两位，一名郝利斯(H．c．Hollis)，一名谢门李(shermanE．Lee)，均值外出。这个接待人员对我十分热情，带我去看他们编好的十几个抽屉的卡片，惟内容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我翻看了几个抽屉，已到下班时问，约定第二天再云。不料第二天清晨，该接待人员慌慌张张跑来找我，说昨天他犯了错误，不该带我看卡片，受到上级的责备，怕我还要去找他，特意跑来通知我，今后若想到他们那里，必须履行约定手续，否则不予接待。以后我几次通过代表团约定时间，均遭美方托词拒绝。一九四八年，我到美国，听说郝利斯已成为古玩商，始恍然’大悟，如果文物归还了中国，他的生意岂不就没得可做了!

    在日本，清理追偿文物工作既感寸步难行，深以空耗时间为志，亟思回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继续从事文物分类编目及保管等工作。对我回国的要求，杭立武起初不同意，几次陈述理由，最后复信说，如欲回国须得到代表团团长的批准。其后我由吴文藻、谢冰心两先生的带领见到朱团长，又经几次请求，他才说：“你只有把一百o七箱善本书押运回国才能离开代表团。”

    由于善本书在东京，轮船码头在横滨，而横滨没有妥当的库旁可以存书，不能先将书运到横滨等船，所以对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必须事先了解有无货舱空位，又必须知道它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来得及与日本文化省办理提书手续及联系运书车辆，这样才能保证书一到横滨，当天上船入舱，不致发生舛错。为此，我经过十多天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一艘停靠三天而又有空舱位的船，才把书箱安全地运到横滨，装入船舱，随同这批书回到了上海。到码头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孙家晋两同志。解放后，我曾向郑先生问起这批书，郑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京沪撤退，这批书已被运往台湾了。

我从上海去南京见到杭立武，把运书经过作了汇报，把用剩的美元，连同账目、单据一并交清。至此，我和“清损会”的关系全告结束。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回到北平故宫博物馆古物馆工作。

一九四八年五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赠给故宫一个名额，去美国及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马衡先生派我去。一年考察期满，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从香港搭乘第一艘北上的船回国，仍到故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