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我热爱的戏剧舞台已经很多年了，然而那清越怡声的丝竹、金声喧阗的锣鼓仍然还在耳旁回转，那宛转悠扬的唱腔好似燕语莺声仍然还在耳边缭绕，那婷婷娉娉的身段、俊逸俏丽的扮相常常随着我演绎过的无数戏剧人物袅袅娜娜、生动鲜活地从梦中款款走来，就好像我一刻也不曾离开过……

一、离家学艺

1944年，我出生在绵阳地区安县塔水镇，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说书艺人，母亲是个旧式妇女，和旧中国普通的妇女一样，除了家中三尺地，两脚不迈大小门。一家人的生计全赖着父亲说书所得。所幸父亲说书在川西坝子是出了名的，尤其擅长讲济公，人称“活济公”，所以一家人温饱倒也无虞。父亲每天在茶馆说书。父亲在上面讲疯济公化泥为药救寡母，我和弟弟就守在说书台两边。父亲说到半场，惊堂木一响，我和弟弟就捧着茶椽子（茶具底部托盘）挨座收钱。钱由茶客随意给，一分、两分（当时一碗素面3分钱）不拘，但也有人不给，所以有时候看着满堂子人，细数收到的钱，也是寥寥。父亲一天讲两场，累积下来，供全家人开支。收钱的空档我也看父亲说书，看他模仿书里的各式人物，声情并茂的演绎，耳濡目染，为我后来揣摩戏剧人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为父亲书说得好，故事多，安县川剧团常常来找父亲提“条纲”（故事的大概，人物当时的情境），剧团根据父亲讲的“条纲”编情节和台词。这样也使得我常常有机会和剧团的人接触，可以守着后台看演员们开脸、化妆、戴漂亮的珠花、穿绣花的鲜艳的戏服，看着演员扮得花枝招展，我心里真是喜欢得不得了，羡慕得不得了。我还一场不落的去看放棚戏（戏快要收场的时候，剧团不再守门，可以让没买票的观众自由出入），看得久了，自己也学着台上的小姐、丫鬟唱两句，走两步。街坊邻居逗我玩的时候，常常要我表演，我也落落大方，来者不拒，一条街的人都感叹“真是个天生的好苗子”。由于长期劳累，本是壮年的父亲不幸得了痨病，就是现在的肺结核。肺结核在现在看是个小病，但在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下，是个很难医治的病，何况家里也没治病的那笔钱。按理说父亲带了很多徒弟，应该有收入，但因为父亲收徒从不收学费，人又讲义气，凡是生活困窘的艺人来投靠，他都慷慨相助（记忆中我家常常很多人吃饭），所以父亲虽然书说得好，家里却从没有余钱。父亲的病日重一日，但为了生计，他还是坚持带病说书，只是一天只能勉强支撑一场了，有时候说着说着还会吐血。没钱治，就只能依着偏方弄点草药糊弄糊弄，到后来，父亲说书都是要人搀扶了上台。父亲过世那天，仍然说了半场书。父亲走的时候，我8岁，一家人生计断了来源，温饱不续，那种贫苦和无依无靠的感觉是现在的孩子们没法想象的。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旧式的母亲什么也不会，东拼西凑在镇上摆了一个卖针线的小摊，母子三人艰难度日。有一天，罗江县川剧团来镇上演出，好心的街坊向剧团推荐说“这儿有一个好苗子”，剧团就让我去面试，我在台上把我之前自学的统统表演了一番，剧团的人赞叹道“好扮相！好嗓音！”，但当时并没有说就录取我。后来，罗江县川剧团的一个人到塔水镇的宝林村来接亲，剧团就让他带给母亲一封信，大意是说我被剧团录取了，让我跟着带信的人去剧团。那时我刚满九岁，母亲千万个不舍，然而家里实在是太困难，母亲一边哭，一边给我备了一个红布包，装了两套换洗衣服，给我塞了两毛钱，再无别物。我一边哭，一边一步三回头地跟着接亲的人走了，徒步赶几十里地从塔水镇走到罗江县，开始了我的从艺之路。

二、艰苦磨砺

刚到剧团，我连床和铺盖都没有，剧团那时条件也不好，就在办公室给我铺了稻草垫子当床，晚上抱捆稻草当铺盖。天太冷，就等戏邀台（散场）后扯幕布盖。吃饭是跟其他演员一起吃大锅饭，没有任何酬劳，但饭管饱。那时我确实太小，身材也矮，戏服根本穿不上身，所以连彩女也没法演。但我学戏很认真，从不偷懒，白天练嗓，咿咿呀呀学唱腔，在没人的舞台上练台步，压腿，晚上人家演戏我就服务跑腿，闲下来就站在马门上看其他演员们演出，暗自学习和模仿。因为打小就喜欢，再加上家境贫寒，所以我学戏从不怕苦，也从没有丝毫懈怠。后来我在启蒙老师黄三嬢的教导下，学会了《桂姐修书》这出戏，我演桂姐，这是我的登台戏，观众反应很好，说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小的女娃儿演戏，也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小的女娃儿这么有表演灵性。老师看我肯学，学得也快，演得也不错，就上心教我。很快，我演了第二个角色，是一个公主。我那时还是很矮，妆扮的时候，老师先把我抱上一个凳子，让我笔直站在凳子上，然后把戏服从上向下罩在我身上，再在腰部打几圈折——其实是把戏服绑在我身上，这才勉强能登得了台。这以后也慢慢开始穿彩女，走尾旗，算是正式成了一名小演员，也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11元。拿到工资，我花四元钱买了一件旧棉衣，其他悉数寄给了母亲。虽然还是没有自己的床睡觉（我在剧团里今天和这个姐姐蹭一晚，明天和那个姐姐蹭一晚），但总可以吃饱饭，总可以上台表演，总可以每月给母亲寄钱，我已经是相当快乐和满足了。

10岁的时候，绵阳地区政府成立了川剧青少年演员培训班，在地区所属各个剧团招潜质演员，我们剧团推荐了两名，我是其中之一。到培训班后，我照例是培训班最小的学员，也是最没基础的一个，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每天早上６点起床，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鸡儿……咯……咯……咯……咯，鸭儿……嗲……嗲……嗲……嗲……”，不厌其烦地吊嗓，练唱腔，只为每一个吐字发音能圆润，有韵有腔；吊完嗓练台步、顶功、腰功、腿功、毯子功、把子功（各种刀枪剑戟的使用）。下午跟着老师学身段、水袖、手扇和唱腔。老师都是各个行当的顶尖演员，教手扇的老师就是从四川川剧学校请来的，只一把团扇或折扇，她就能从收、展、遮、掩、转给你讲很多门道。老师们讲得又多又快，晚上学员们就自习，把白天学到的知识从头到尾进行温习，还要消化领悟变成自己的东西。从早到晚连轴转，一天下来一身酸疼，腿都抬不起来，学习的强度和难度当真是非比一般。有几个大哥哥大姐姐也许是吃不了那份苦，也许是学习赶不上趟，都中途离开了，其中包括罗江县川剧团和我一同出来的那个女孩子。但我不受干扰，心无旁骛坚持学习，也越发刻苦，往往晚上其他的学员都睡了，还一个人在练习走圆场，怕影响人家睡觉就压低了嗓门练唱腔。我像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着戏剧的养分，也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充实和进步。慢慢地，我从最小的学员变成了最好的学员，教戏剧舞蹈的老师常常先教我，再让我去教其他学员，演练的时候我就走在头里，带着大家，也在前面做个示范。其他学员来求教的时候，我总是不厌其烦反复讲、反复示范，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一个身手熟练的过程，另一方面我每给别人讲一遍，心里就过一遍，也是在讲给自己听，这样，这些功夫和知识慢慢就像长在我身上一样了。因为我的不厌其烦，学哥学姐们都很喜欢我，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沈鲜花”。现在回想起来，在培训班那一年应该是我艺术人生的黄金一年，我从之前小剧团的单一口传身授的传统学习，转到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川剧艺术第一次在我面前展示了它的博大精深和无穷奥妙。一年间，我的各种舞台功夫比如发嗓、身段、武功有了质的飞越，为我以后艺术精进打下了坚实基础。培训班在结业前挑选了部分优秀学员组织了一台汇报演出，我的结业剧目《琴房送灯》获得了在场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带着我在培训班学习的《花荣射雕》、《别洞观景》等折子戏，1959年我回到了罗江县川剧团，那时恰逢德阳和罗江并县，两个县川剧团合并成了德阳县川剧团，自此，我的艺术人生就和德阳县川剧团的浮浮沉沉交织在了一起。在德阳县川剧团，我和剧团的演员们常年走乡下村，为当地群众表演。那时交通很不发达，也没有机动车辆，剧团转台口都是走路，每个人还要背着自己的铺盖卷等各种生活用具，从一个乡镇走到另一个乡镇，而往往是早上出发，下午才到，到了就马上装台（布置舞台），马上化妆。那时各地方的经济也很不富裕，为了提高票房，增加收入，我们经常转台口，没日没夜走马灯一样。剧团穷，连一盒油彩都是大家公用，而且是劣质的。晚上散了戏，负责挑水的师傅从井里打一盆水，供所有演员卸妆洗脸。洗脸时先用菜油卸妆，再用草纸抹去油彩，那黄绿色的草纸布满了草纤维，异常粗糙，割得脸疼，至今我脸上都留有草纤维的割痕。擦完了油彩再用肥皂清洁。因为油彩浓厚，往往洗到最后的演员，面前的洗脸水已经变成了一盆五颜六色的浆糊。有的演员因此脸上过敏，红肿、掉皮、长疱疹是经常的事，但他们一面医治，一面还得坚持演出。有一天，上面突然来了指令，要演员们下农村体验生活，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另外几个演员被分到三台县偏僻的乡村，吃住都在农民家里。那时每天伙食标准是三毛钱，农家吃什么，你吃什么，上街买碗面或一个饼也是脱离群众。下了乡，就没演出任务了，也有了短暂的闲歇，但我依然没放弃学习，还是坚持每天练功。有一天上街，看见旧书摊上卖一本书叫《怎样识简谱》，当时看来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还是买来自己学自己钻，哪曾想就那一本薄薄的《怎样识简谱》对我以后学唱京戏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时的我没什么奢望，只一心想多学戏、多演戏，把戏演好，只希望每天能多卖一些票，多挣一点工资，好给母亲多汇一点钱。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了，对剧团提出了“小型多样、一专多能”的要求。所谓多样，就是文艺形式要多样化，不能单一的只演传统剧目。为此，德阳县川剧团专门请县文化馆的黄永松老师给我们编排歌舞节目，有《洗衣舞》、《支前》、《一封信》等，名目繁多。我是剧团的顶梁柱，所以那一时期，歌剧、舞蹈、川剧我都演遍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狠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传统剧目自然首当其冲被批斗，全面禁演，我也被“造反派”写大字报批成“三名三高”。但我一边接受批斗，一边仍然担纲主演。由于文艺形式单一，市场没落，加上种种政治因素，德阳县川剧团再难为继，终于在1972年根据省革命委员会99号文件被撤销。剧团撤销后演员们被分到各个单位，有的分到鞋帽厂、有的分到粮油销售部，还有些演员无处可去，只能以筛河沙、上街拉板车为生，七零八落，状况很是凄惨。我和五个演职人员作为文艺骨干被分到了新成立的德阳县文工团，我在县文工团当教员，也参加日常歌舞演出，至此，我和川剧就基本断了关联。大约一年后，几个川剧艺人排了一出川剧在街边演出，闹腾着恢复了县川剧团，因为我的演艺功力和影响力，他们找到我，要我回县川剧团。那时县文工团是国民体制，收入是旱涝保收，县川剧团是集体体制，每一分饭钱都要靠自己挣，但我是如此热爱川剧，所以毅然抛下县文工团安稳的工作，回到县川剧团挑大梁。受政治时局影响，那时全国文艺界正是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时候，我又开始学演样板戏，学普通话念白、学京腔唱段。这一切对于从小说四川话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在艺术是相通的，我又刚好自学了识简谱，所以我很快就熟稔地掌握了样板戏的唱法，每部戏都担任主角，依然受到戏迷的追捧。然而，那时样板戏的普及率之高是现在的人没法想象的，各个机关、企业、学校、普通老百姓甚至是农村都加入了样板戏的学习和演出，全国形成了学、演样板戏风潮，比现在的广场舞不知要普及多少倍。那时候，学唱样板戏已经不是一种艺术的学习，而是一场艺术的运动，一场因为政治需要的艺术运动。所以，剧团的演出对于观众来说除了更专业外，基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你会的大家都会，并且还都在演。结果就是剧团演出收入锐减，经济遭受重创，严重的时候根本发不出工资，每个演员每月按人头发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和饭菜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德阳县川剧团最艰难的日子。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把全团60来号人分成两个演出队，我是二队负责人，每天带着演员们四处奔波找台口，无论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从不间断。因为我是负责人，每天除了要担当主演，还要负责编排教学，还要操心台口，操心一团人的生计，非常的劳心劳力，简直跟玩命没有两样。有一次排《平原作战》，我给演员做示范，从桌子上向后翻筋斗下地，因为太操劳太疲倦，我从桌子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在床上足足躺了两个月。还有一次，演《红灯记》，“铁梅”高举着红灯在台上走圆场，那时我已经怀孕六、七个月，因为上重下轻，没法平衡，最后往后栽倒在舞台上，所幸母子平安，至今想想都后怕。但即便是这样打拼，剧团日子还是非常艰难，演员们辛苦异于常人，但收入却相当微薄，有些演员甚至在空闲的时候跑到火车站捡煤渣卖钱来补贴生活。有一回，快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孝泉演出，当时的县委书记张金声刚好到孝泉办事，有人知道后就告诉了我，等我赶到，书记已经要走了，车门都打开了，情急之下，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用一只脚抵住车门，对县委书记说剧团已经发不出工资，过不了年了，请书记帮忙。张金声书记问明情况，回去后给剧团拨了2000元，剧团靠这两千元钱，总算挨过了年关。到了文革后期，演出的局限稍微得到缓解，剧目也相对灵活一些，剧团就赶排了几部现代川剧，有《奴隶之歌》《壁垒森严》等。我在《壁垒森严》里演一个女特务。为了演好这个女特务，我专门去烫了头发（这也是我今生第一次烫头发）。因为从没演过女特务，也不知道“特务”，特别是“女特务”是什么样，我只能借鉴那个时期的电影（如《英雄虎胆》里王晓棠的演出），把我看过的电影里的女特务特点都综合起来用在角色上，没想到演出后，观众们都反应“那个女特务演得好”，“就是要去看那个女特务”。提起这部戏，还有个笑话，当时有个情节，是老特务指示女特务去放毒药，女特务问是什么毒药，这时灯光聚焦到老特务脸上，老特务阴狠地说了三个字“麦——乳——精！”。多年以后才知道麦乳精是晶状奶制饮品，而当时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以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剧毒毒药，物质条件的匮乏可见一斑。虽然当时那么困难、那么艰苦，但我却有机会学习并演出了京剧、歌剧、舞蹈等多种艺术门类，累积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表演经验，吸收了多门艺术形式的精华，今天看来，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磨砺、一种蕴育，一种涅槃，好像这一切都在为我的戏剧艺术大放光彩的那一天做铺垫。

三、戏剧春天

1978年，寒冬过去，春风初度。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复出。有一次参加外事访问活动时，邓小平同志途径成都，晚上，提出要看传统川剧。小平同志看了成都川剧团的演出后，说：“很好嘛……有些剧目可以对群众演出嘛……这些年他们没有看到过”，自此，传统戏得以解禁，戏剧艺术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说起来，四川是全国最先打破极左路线的禁锢，率先恢复传统剧目演出的省，而德阳县川剧团又是四川省率先演出传统川剧的剧团。当时我们正好在成都107信箱演出，于是马上赶排传统戏，第一本传统剧目是《逼上梁山》，这时离传统戏被禁锢已整整十年！观众们久旱遇甘霖，蜂拥而至，《逼上梁山》一炮而红。当时街坊有句传言“要看古装戏，请到107”。每天戏票早早售罄，再加200多张站票，但站票也是一票难求，很多观众买不到票就拥在剧场门口，怎么劝都不愿离去，“黄牛”们也每天在剧场门口炒票，那种盛况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以前为了经济效益我们经常转台口，而在成都，所有剧场都争着请我们去演出，以能请到我们为荣。成都人民公园剧场是个露天剧场，座位都是水泥条凳，有3000多个座位，我们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演出过程中有时候会突然下雨，但观众即使浑身湿透了，也一定要把演出看完，后来，我们发现，来看我们演出的观众居然人人都带着一把伞。我们在成都人民公园剧场一演就是三个月，场场爆满，这三个月的演出使剧场完成了全年三分之二的经济任务，剧场为表示感谢，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剧团。成都军区也来请我们演出，一共演出了三天。那时正值隆冬季节，军区司令员韦杰看到演员们为了不耽误表演，在化妆和演出空档时只穿着单薄的戏服，为表示对演员的支持和喜爱，他特意嘱咐军区后勤部拨给剧团100件军大衣让演员们保暖。至今，好多演员的军大衣都保留着，成了一种纪念。观众的喜爱激励着我们，我们就加紧赶排新戏，《玉堂春》、《秦香莲》、《杨门女将》……部部叫好，部部满堂彩。记得有一回赶到一个台口，计划演出《追鱼》，海报也贴出去了，才发现当地电影院也在演电影版的《追鱼》，我心里开始打鼓，寻思着要不要换戏，可之前我们已经预售了一些票，这个时候只好硬着头皮上，没想到川剧《追鱼》场场爆满，一直演了一个多月，而电影《追鱼》只演了三天便下了片。剧团走一处、红一处，到重庆演出更是引起了轰动。当时重庆文艺界有文艺工作者很不服气地说：“一个县疙瘩，把重庆都闹震了！”还有好多成都的戏迷追我们一直追到重庆。当地电台请我去录音，在电台播放，中国唱片社成都分社邀请我出盒带《斩黄袍》，记者隔三岔五来采访我们的演出盛况，跟踪我们的演出路径。有时候走在街上，这家也在放川剧，那家也在放川剧，常常听到自己的唱段，感觉川剧艺术在社会上开了花。那种红极一时的盛况简直与当年样板戏毫无二致，只是样板戏的“红”是政治性的指令性的红，而川剧传统戏是自发的红，是群众喜爱至极的红。川剧传统戏打响后，其他剧种也来观摩学习、索要剧本，全国传统戏剧焕发出勃勃生机。有一天，在重庆胜利剧场演《王三巧》，散戏后我正在卸妆，忽然后台响起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在剧场看戏的英、法、西德、瑞士、委内瑞拉等国的二十多位外宾到后台看望演员来了。有懂英文的记者即时教我英语，方便外国朋友与我交流。我是个川剧演员，顺应时代变迁学过歌剧，学过舞蹈，学过京剧，英语却是真难住了我，外国人没办法，最后就竖着拇指，嘴里不停的嘟囔“故德（好），故德”。有一个外国朋友还拿起一个演员的头巾戴在头上，模仿演员的动作，引起一阵热情、友好的笑声。川剧艺术就是这样不分国界、不分阶层，呈现它无穷的魅力，感召着每一个热爱川剧艺术的人。

四、艺术造诣

戏剧是个综合的艺术，要求声、色、艺俱全，一个好演员必须要全面掌握唱、念、做、打各种功夫。但技艺要炉火纯青，一定要经过真金火炼。人说戏字半边虚，但戏剧技艺的学习，却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懈怠。俗话说“若要人前显粹，必要人后受罪”：台步要走得均匀、平稳，步步生莲；水袖要放得洋洋洒洒、收得干净利落，飞如蝴蝶翩翩；身段要婀娜柔美、灵活多变；把子要使得美轮美奂，嗓音要亮透婉转……无论哪一样，你要学好它，不下十年八年的苦功夫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重要的还要有神韵，就像诗词里说的“其奈风流端整外，更另有，动人心处”。我理解这个动人心处就是你的神韵，身到腰到、腰到手到、手到眼到、眼到神到。此外，还要把你学到的东西用活——死学戏，活表演，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要善于揣摩人物内心情感，生动自然又层次分明，或欢喜雀跃、或愁肠百转、或娇羞矜持、或端庄内敛。我一生演过花旦、闺门旦、奴旦、刀马旦、彩旦，塑造了穆桂英、秦香莲、红娘、阿庆嫂等无数个艺术形象，《孟丽君》里更要求演员女扮男装，演出小生的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来，有个记者曾在川报上赞叹“沈先凤戏路之宽，实属罕见”。而要把这些不同门类的角色演好，就要把握不同出生、不同地位、不同经历的人物之间的明显差异，还要细细区分相同出身、相同地位、相同经历的人物之间细枝末节的差异，准确、细腻地演活每一个角色。比如《花田写扇》和《拾玉镯》里同样是两个奴旦，但《花田写扇》就要表现丫鬟的天真耍赖，无知而谐趣地和书生胡搅蛮缠，表演的重点就要落在顽皮和趣味上。而《拾玉镯》就要表现女孩子遇见心仪的男子时又憧憬美满姻缘又不胜娇羞的情状，表演的重点就要落在情窦初开和羞怯上。还要善于在生活中找灵感。我常常观察我的孩子们的神态、表情、说话的腔调，模仿他们，借鉴在我的表演上，所以观众看了我的《花田写扇》都忍不住赞叹“她简直把少女那个天真味道演活了”。又比如《贵妃醉酒》，要先思（对李隆基的思念），继而转怨，再继而借酒消愁，层层递进，表演的重点要落在“醉”字上面。

1988年，我凭借《贵妃醉酒》获得了《四川省中青年川剧演员（金鹰杯）电视大选赛》最佳演员称号，还成为全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入选了《中国名人录》、《四川名人录》，被选为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出版的《一代风流》艺术家，1989年入选《当代戏曲表演家名录》。由于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上世纪70年代末我被推选为德阳县人大常委，1983年德阳建市时被推选为市党代表，连续三届任市政协委员。梅花包含着飞雪严寒的浸透，金奖辉映出汗水泪珠的莹光，我从喜爱川剧，到为生计演川剧，到后来自觉的提炼拔高，潜心造诣，都只为川剧艺术的无限魅力和我对川剧艺术一往情深的热爱。

五、鱼水情深

还有和我一样热爱着戏剧的人，那就是千千万万的戏迷观众，他们是戏剧艺术牢牢的根基。他们对戏剧的喜爱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舞台人物的嗔痴怒怨，他们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泪水涟涟，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特别值得说的是他们对演员的喜爱是那么纯朴、那么热烈。我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最多一天要演四场戏，只要我一缺场，戏票就只卖得出一半，为此，我只能顶着演。那时正是夏天，穿着厚厚的戏服又唱又跳，一场戏下来，浑身全部湿透，换下来的衣服可以拧出水来。长期劳累加上酷暑难耐，有一天，我突然失声了！剧场经理因为我失声而急得团团转，到处求方问药。观众见不到我的戏牌，就拥在剧场门口不走，大概有两三百人，要求见我本人。剧场经理出面解释又解释，观众还是不走，强烈要求“只见她人一面，她出来站一下也算事，只要她人没事，我们马上就走！”，还有个情绪激动的观众跑到后台来，义愤地对剧团的人说：“你们还不好好保护她，她要是不能唱了，你们剧团就要垮了” ！更多的观众是把各种药送到剧场，托后台的人带给我，还熬来银耳汤。重庆有一家人，母女俩都是我的戏迷，女儿才十四、五岁，还在上初中，她妈妈为了结交我，在街上跟了我几条街，给我写了三封信，说“我是个女同志，是个国家干部……”我把信交给组织，组织同意了我才同她交往。那天母女俩喜欢得像过节一样，带着我在重庆到处游玩、合影、吃西餐，亲密得就好像是一家人。记忆最深的一个戏迷是个哑巴，至今我也不能断定他是不是聋子，他每天来看戏，看了戏就到后场来看我，买来各种吃食，尽量帮我做些事情，做完了事情又默默地离开，很让人感动。还有一个戏迷是个偏远山区的农民，请我到他家吃饭，走了很久的路到他家，家里老婆和孩子们看到我来了都非常高兴。他家很穷，请我吃的只有一个菜，土豆烧肉，但走的时候还死活给我装了一篮鸡蛋，非要我带走。最有趣的一个戏迷是个厨师，她每回从成都到德阳来看我，怕到德阳后买不到正宗的食材，就在成都买好了里脊肉和甜面酱等调料，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高速路还没开通）到我家做京酱肉丝、宫保鸡丁，看我们一家人吃得香甜，她就十分的开心和满足。戏迷们就是这样用他们纯朴的方式淳朴地表达着自己对戏剧的喜爱、对演员的喜爱。“蜀中三友”中李华生、谭昌镕也是超级戏迷，李华生还有个习惯，他创作的时候要一边用留声机放川剧，一边画画，他说那样他才有灵感，看了我的戏，他即兴画了一副山水画送给我。谭昌镕也把他画的《牡丹》和《鹰》送给了我，以示对川剧艺术的喜欢和对我的肯定。有些观众也创作了一些字画，写些诗词送到后台来，名都不留。广汉一位教师写的“桐凤传先凤，出蓝胜于蓝，洁身多自好，苦后有余甜”，还有一名观众写的“起舞翩跹似天鹅，疑是贵妃复出尘”……这些字画我都好好保存着，有时候取出来看一看，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当时有一名川报记者专门写了一篇报道《观众热爱她》，详尽描述了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爱和极大的支持。即使后来我退出舞台了，观众依然记得我，依然关注着我，不改初衷。我65岁的时候应邀到绵阳演出，有一个60岁左右的原来三台县长乐公社的文职人员刚好办事路经绵阳，他看到我的戏牌广告，马上取消了归程，到当地登记了一家旅馆，我演几天，他看几天，最后一天他跑到我面前，殷殷的对我说：“沈老师，这次简直太幸运了，能看到你的演出，好久没看到你的演出了……沈老师，你不演，我就回去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再来看你的演出”。依依惜别的话语说得人眼圈发红、鼻子发酸。2014年，四川省戏剧界在成都锦江剧场举行纪念川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曾荣华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我已经70岁了，仍应邀出演《白邙山》，十几位重庆玩友协会资深会员听说我要演出的消息后，专门从重庆赶到成都来看我的演出，一边看，一边在剧场大声喊“不减当年，还是当年的沈先凤”！演出结束后，召开了戏剧艺术研讨会，曾执导过电影《乐山大佛》的谢红导演在会上赞叹“真是个难得一见的好演员，那个妖娆、那个美！……她的这个戏完全可以拿去分段教学”。说到教学，倒让我想起了我从艺路上的老师们，哪一个演员不是老师们辛辛苦苦精心栽培出来的呢？我的启蒙老师以及后来的著名川剧表演艺人琼艳芳老师就在戏剧艺术的成长道路上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指导。从舞台表演到人物分析到细节处理，至今我都牢牢记着老艺术家的教诲。同样，直到今天，我仍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演员能在戏剧艺术上有更好的发展，仍希望我能有机会不遗余力地把我的戏剧艺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改革创新，让戏剧艺术代代传承，继续散发无穷的魅力和无尽的光芒。

川剧，是古老的剧种，凝聚着巴蜀历史遥远的记忆

川剧，是年轻的艺术，只要薪火传承，在改革创新的新的历史时代仍将焕发无限生机！

我相信，艺术生生不息，川剧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