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已过去第十个年头。四川广汉市小汉镇柳林村4社村民唐兴凤仍然记得清楚，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放牛时，在石亭江河滩地发现了一块铁坨坨。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块铁究竟是啥，更不会晓得这个发现对这块土地乃至这块土地上的历史的意义。

一次发现与旧的回忆

2007年2月，一个吹着寒风的冬天的上午，唐兴凤吃过早饭，把家里的几头牛往外赶，一直赶到他和牛儿们都熟悉的石亭江西岸那块河滩地。就在他歇口气的时候，突然被脚下的一块硬东西绊个趔趄。

起初他也没把它当回事，话说早些年村民们下河洗澡后都爱在这石柱子上休息，可谁也没起心把这石柱子给敲开。这次不同了，他疑惑地端详起来，突然发现那厚厚的一层类似卵石沙土的硬壳上面竟然有锈迹。石头怎么会生锈，莫不是里面有铁？他忙叫上几个人拿东西去敲，果然发现里面有铁。河滩上居然有那么一大块铁，肯定不是凡品，唐兴凤很高兴，觉得自己这回赚了，便雇了附近一辆拖拉机，花了几百块钱把铁柱子运回家中。

很快，唐兴凤放牛发现“宝贝”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军闻讯后，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那“宝贝”多半跟文物有关，便与同事徐伟、梁十庆（已病故）忙忙地赶往唐兴凤家里查看，一看，发现那“铁”是一根粗大的铁柱，上面还铸有篆书铭文“雒江桥敦”等字，初步判定此物为古代桥墩。

后经勘证，该“雒江桥敦”发现点位于大件路（108国道）石亭江大桥南约420米石亭江西岸河滩。3月1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专家再次前往发现地点实地考察，在河滩上发现被剥落的“桥敦”外壳（外范）及少量汉代陶片。紧接着4月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的专业人员对桥墩上的铭文进行了除锈处理，经过仔细辨认，铭文全文共16字，为汉代篆书“广汉郡  雒江桥  墩重四十五石  太始元年造”（注：太始为汉武帝刘彻的年号，公元前96年—前93年，雒江亦称洛水即今石亭江）。桥墩高1.16m，上窄下宽，呈柱状，中部有凹槽17×50㎝，顶部宽46.5㎝，左右两侧上下各有一榫孔，上孔10×10cm，下孔11×17㎝，前后两侧上下各有一榫孔，上下孔均为10×13㎝，底部呈圆形，直径为55㎝。通过对范模成分的初步分析，该桥墩采用失腊法整体浇铸而成。

5月28日至30日，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物管理所、旌阳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桥敦”发现地进行了一次调查与试掘。在与“桥敦”有关的沙石堆试掘中，除少量外范与一片陶片外，并未发现其他遗迹现象。

其间，考古人员前往石亭江小汉段，在沿河两岸进行了走访调查。小汉镇柳林村4社、现年84岁的太婆彭书惠回忆称，就在发现桥墩的地方原来有一座古桥叫“老虎桥”（老浮桥），桥上铺有木板，通往河对岸的德阳八角井，后来毁于洪水。她还记得以前的河床宽度只有现在的1/2。据现年86岁的曾祥贵老人回忆，老虎桥（老浮桥）为廊桥，桥上盖有小青瓦房，每年夏天都会有小贩在这里卖凉粉、凉水等。原先的老桥有13个石质桥墩，桥墩上放置有许多铁鸭子。解放后大桥被毁。在距老虎桥（老浮桥）下游200米处还建有一座小桥，后来也毁于洪水。

通过对河对岸德阳八角井的踏勘，考古人员除了发现古桥部分构件外，还发现了一条长100余米的石板引道（具体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据了解，几户靠河而居的村民早年曾捡到过7件铁牛，每件长约20㎝，重10余斤，形似水牛。

考古人员根据上述走访了解到的信息，得知此处原有一座古桥叫老浮桥（音）。现河床宽约320米，以前的宽度只有现在的一半。发现点的桥基在1950年代即被破坏，石板用于修建宝成铁路桥，桥基后被采沙破坏殆尽。在“桥敦”发现地点向右偏约30°的河对岸河滩（隶属德阳市旌阳区八角井镇大汉村），发现散落的古桥石构件和一条长100余米的石板引道。老浮桥也不是垂直于河床，其走向是右偏约30°沿石板引道到“桥敦”发现点。

出土器物及其时间认定

那么，“雒江桥敦”及调查中发现的文物究竟有些啥？

首先是“雒江桥敦”1件。呈柱状，下大上小，底部呈圆形，上收至顶部略呈八边形。高115、底部直径55、顶部宽45-47厘米。上部中间有宽16-18、深50厘米的凹槽，下宽上窄。凹槽下7厘米处有一宽10、高12.8厘米的榫孔。凹槽交叉方向上下各有一榫孔，上孔位于顶部下11厘米处，宽10、高9厘米，中间穿过凹槽；下孔位于底部上25厘米处，宽10、高17厘米。“桥敦”四周铸有篆书铭文4行，经除锈处理，可知每行4字，铭文为：“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大/始元年造/”。

接下来是外范29块。均为碎范，由粘土和砂石配制。范阴面细腻光洁，阳面与砂石呈粘结状态。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块长约40、宽约38厘米。其中两块为凹槽位置的残块。有字的8块，分别为“广”、“郡”、“雒”、“江”、“重”、“卌”、“五”、“年”字。范阴面到阳面从细至粗，层次分明，涂料过程与现代失蜡法铸壳模过程相符。模壳无任何范线痕迹，应为整体浇铸。因模壳均为碎片，浇口等情况不详。

另有陶片11片。陶质有泥质灰陶、夹砂黄褐陶。器形有盆、缸等。其中1片属于商周时期，其余均属汉代早期。及陶瓦片8块，其中筒瓦1块、板瓦7块。

器物出土了，问题也接着来了。“桥敦”从哪里来，是何时代器物，当时的具体用途又是什么？

 按“大”即“太”，铭文应读为：“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大（太）始元年造”。“雒江”又称雒水、洛水，即今石亭江。“桥敦”实际重量为1.38吨（含凹槽、榫孔中未清理范芯）。汉代“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每斤250克，“卌五石”相当于今1.35吨，与实际重量基本相符。

历史上使用过“太始”年号的朝代有三：西汉武帝刘彻（前96～前93年）、南朝侯景（551～552年）、渤海简王大明忠（818年）。虽然另有记载十六国时期前凉张玄靓（355～363年）年号作“太始”，但是并无确切史料佐证。也有观点认为，前凉的“永安”、“太始”等年号只在政权内部使用，对外则使用“建兴”年号。除西汉武帝外，其他势力均未进入四川地区，“太始”应为西汉武帝年号，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篆书铭文也有西汉篆书的厚重、质朴等特征。调查发现的陶片除1片属商周时期可能为上游冲刷到此处外，其余均属汉代早期，时代与“桥敦”时代一致。

关于“桥敦”用途的考证

按照桥梁的不同结构来区分，中国桥梁分为浮桥、梁桥、索桥和拱桥四大类型。从桥墩形制和铸造建设成本分析，雒江桥墩不可能用于梁桥和拱桥。而索桥均建于峡谷，石亭江地处平原，雒江桥墩显然也不可能作为索桥的桥台锚碇。雒江桥墩应该是浮桥的地锚，不仅用以维系桥梁的主缆，而且也用来牵缀舟船。

浮桥又称舟桥，是连接可浮体在江河之上，以解决两岸交通的一种特殊桥梁形式，有施工快速、造价低廉、移动方便、开合随意等特点。古籍中对浮桥的记载较多，但对浮桥的结构体系进行描述则在唐代以后。浮桥的主缆必须牢固地锚于两岸的地锚上。地锚一般采用铁柱、石柱和木柱。此前发现最早和最重要的浮桥地锚见于山西永济市蒲州古城的黄河蒲津渡遗址。《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记载：“唐开元十二年（724年）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两岸以维舟梁。”早在蒲津渡遗址未发掘前，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就已指出：“浮桥地锚中，以蒲津桥的铁牛锚最为有名。”

1991年、1999～2000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黄河蒲津渡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出唐代浮桥地锚铁牛4尊、铁人4个、铁山2座、铁柱墩4个、七星状铁柱1组。其中，铁柱墩分高矮两式，下大上小，柱中有双向穿孔，形制大小和榫孔结构与雒江桥墩基本一致。发掘者认为，铁柱的使用和排列拟每根铁索前后使用两个柱墩，高低柱墩和交叉孔可以调节链索的高低，以保证铁索不拉入土中。另一种作用是可用于绞紧铁索。桥梁专家唐寰澄是这样介绍铁链如何与牛、柱相连的：铁链将通过前柱的交叉孔，盘绕于牛后横轴的两端，如此粗的铁链所受的拉力，不能只绕于轴上而尾链不作处理，否则将会松动和滑脱，链的后端还要向后延伸，近代俗称为“带梢”。

而雒江桥墩的性质和用途应与蒲津渡遗址的铁柱墩相似。由于黄河蒲津渡遗址的时代为唐代，两者的时代相去甚远，规模、形制的可比性并不大，但链索的承力结构应该一致，雒江桥墩上部的凹槽可能和“带梢”有关。因此，雒江桥墩可证明，西汉已经使用铁柱墩作为浮桥地锚，比此前所见最早的唐代蒲津渡遗址浮桥铁地锚早了800多年。

从冶炼技术来说，我国早在汉代冶铁技术已较为成熟，铁器的制造和使用相当普遍。汉武帝时，采取由国家经营统一冶铁业的政策，在各地置铁官，垄断全国的制铁业，生产技术较快地得到推广和交流。1989年，陕西咸阳沙河古桥遗址1号桥南端发现8块巨型铁板，最大一块尺寸为720×110×5厘米，重约4吨，有报道称其为秦汉时期最大的金属铸件。虽然桥桩碳－14测定年代为秦汉时期，但就铁板形制规模看，铁板未必与桥桩时代相同。因至今未见正式的发掘报告，对铁板时代存疑而不敢妄加论断。史籍有秦汉时期大型铁铸件的记载，《水经注·渭水三》：“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也。”《盐铁论·水旱》：“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但过去在论及“大器”时，一般仅以大型农具如铁铧为例（一说“大器”指兵器和煮盐牢盆）。“雒江桥敦”有明确的桥名和纪年，是目前汉代考古中发现的最大铁铸件和首次发现的工程铁铸件，才真正是“县官鼓铸”的“大器”，对研究汉代冶炼铸造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代大型铁件的冶炼铸造都是在现场完成的，雒江桥墩发现地点既是冶炼铸造现场，也应该是规划建设桥梁的现场。广汉、德阳地处成都北大门，当往来中原要道。

往事并不如烟。沉甸甸的雒江桥墩，有明确的桥名和纪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浮桥铁地锚，再现的是一个具体的桥梁建设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桥墩的发现，证明这里从西汉起甚至更早已经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它不仅是蜀道交通史上珍贵的实物资料，更为当时的具体交通线路提供了依据，对研究蜀道交通史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