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城堰穿越市井烟尘
穿城堰静静地流淌了多少年？已很难找到确凿记载。经过了一次次清淤、治理，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当德阳发展壮大为一座中心城市时，穿城堰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只有老县城的居民们说，穿城堰还在钢筋水泥的构件和楼群的完全覆盖下流淌，再也找不到一处敞亮的河道而已。
德阳置县于唐代，但修筑起城墙，从而形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县城却是在明代。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期，各封疆大吏和守臣无不把修筑城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是鉴于四川境内频发战乱， 必须加强筑城用以防御；二是明初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到中期有了积累，为修筑城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从明代中期开始，包括成都府在内的全川各州、县都掀起了修建城池的高潮。德阳县的城池修建，始于明天顺初年，以石头为主筑起城墙，全长一千三百丈；城墙外护城的河水、城墙内人畜的饮水以及消防、卫生等都必须依傍有水的河流方能满足。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穿城堰穿城而过是自然的流经加人工的筑堰。
在民国前的官修县志中，穿城堰被称为黄胶堰，流进县城后与百姓朝夕相处，渐渐的就被叫作穿城堰了，约定俗成。民国28年（1939）版《德阳县志》始将穿城堰记载进去。的确，作为绵阳河（绵远河）的支流，它从北到南，贯穿了大半个德阳县城。
穿城堰自县城的西北角左拐，然后流经正北面的五台山和县署后院。德阳县署初建于何年，无从考据，只查到明洪武十四年再建，却遭兵燹毁圮的记载。到了清代，朝廷出台过硬性规定：各地文武官员皆设衙署。按照“吉地不可无水”和“祥址要选高处”的观念，德阳县署衙门的主体建筑就建在了县城中轴线的北起点上——既接水又靠山。
水是穿城堰，一河的清冽，流得不紧不慢；山是五台山。清嘉庆版县志称，五台山是县北绵延百里的小丘；民国版县志则说是自然或人工垒砌的城北屏障。现在已看不到小丘在当时是如何绵延，但从整个县城的地势来看，确属北高南低。清代时，县署经上任的各县令陆续修缮扩建，至嘉庆十三年，才形成较完整的建筑群，依照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有序排列。随着时光推移，到了民国建立，县衙改为知事公署，撤去万岁牌，降下黄龙旗，升起五色旗。民国十九年（公元1920年），知事公署又改称县政府，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原户、仓、工、吏、民、刑、兵、礼八房改名为各局、科。过去的左文右武、前衙后邸的房舍或被彻底改造，或拆除重建。只有大门口两棵雌雄异株、三人合抱的皂角树还依然蓬勃，雌株结着饱满、黑亮的皂角。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民国期间，川内各地军阀割据，入住县政，委派官员，征粮收税，筹饷派款。因德阳离成都近，又地处川陕要道，县城虽小，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德阳就流传着“匪如梳，兵如篾，县官来了刀子剃”的民谣。我曾读到过本地已故王朝华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的是1920年，四川发生“倒熊（熊克武）”与“驱逐滇、黔军”之战，遂有了德阳一日三换知事（县长）的故事。先是熊克武军第五师师长吕超“倒熊”后，自任川军总司令，于7月2日委任其手下团长汪铭鼎任德阳知事。刚两月，熊克武率大军反攻成都。吕超就急忙调汪铭鼎去前线御敌。汪铭鼎离开县署，总得有人来替，于是，一大早就在县衙门的照壁上贴出告示，又委任庹青云为德阳知事。然而刚刚中午，熊克武的前锋游击军就攻进德阳县城并赶走了庹青云，另外委派任德俊为德阳知事。知事换过去换过来，县人就遭殃了。按照当时的条令，官来必酒席相迎，官去必银钱相送。否则，给予这座城市的，不是兵燹就是抢劫。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伯成、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和西南服务团分左、右两翼从东、西、南三面合围成都，贺龙则率十八兵团、七军十九师和西北南下工作团十万兵力从北面翻越秦岭合击成都。
1949年5月，贺龙把西北地区和晋绥三个分区抽调的6000多名干部集中在山西临汾党校学习，进行南下动员。我曾经听德阳的一位山西南下干部讲述当时的情景。针对一部分干部不太愿意到西南去，怕适应不了环境等思想问题，贺龙在大会上幽默地说，我们有些同志听说西南地区很落后、很艰苦，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大家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为了抗日，为了革命，到了晋绥，我们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大家就不能为了革命，再到大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贺龙接着又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是个好地方，你们去了结个女学生，有大学生、高中生，你们说好不好？这话引起一阵大笑，大家都高声说：好！贺龙又讲，四川是蒋介石的最后老巢，敌情严重，反动组织也多，有青、红二帮，还有土匪，把老百姓害惨了！我们去了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建立新政权，五年后，你们哪个要回来都可以。
1949年12月上旬，十八兵团所属部队配合“二野”在南线组成的包围圈，从北线排山倒海般突破胡宗南“秦岭防线”，于中旬抵达绵阳、德阳一带。
南下部队所向披靡，沿途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
1949年12月23日，德阳解放。新成立的以南下干部为主要构成的县人民政府进驻原德阳县署。
工作的头绪很多，却有条不紊。无论是接管建政、清匪反霸；还是接下来的“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整日里，都能看到干部们严肃的面孔和忙碌的身影。县政府院内，只有一辆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中型吉普。司机姓简，大家都叫他“简吉普”。“简吉普”人很胖，冬天也要出汗，就在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每天将车轰轰隆隆地开进开出——他要拉着干部们下乡村，把所有老旧的乡、保长撤职，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建立新政权；在县城，他要拉着干部们重新登记注册户口，同时摸清一些反动党团和会道门中的骨干分子。于是，碰到书记、县长了，“简吉普”用毛巾抹着脸上的汗，忍不住就要提建议再添一辆车，以免领导去绵阳行署汇报工作和开会都没有车坐啊。书记、县长参军入党前都是山西农民，说：这有甚，咱们可以赶班车哩，同志们整天价比咱还辛苦！的确，到了礼拜天，干部们根据安排，还得加班把过去县署后院所有空置的地方辟为田地，点包谷、种红苕，再挑上穿城堰的水进行浇灌。
正如贺龙所言，后来干部们都相继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住宿不够，就在政府大院靠近穿城堰的后门盖起了县人委家属院——县里科级干部的专属大院；其余干部则分别安排在收归成公房的五台山一带和四街大院居住。于是，整个县城里，居住在大院的新德阳人与街面、巷道、大杂院的老德阳人，就构成了两个不同层面、两种特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新德阳人的眼中，天空崭新明亮，他们个个意气风发，充满自信，笑笑的夹着公文包快步走路；老德阳人好似不为所动，坐在街沿边，只拿眼睛看着他们，嘴里依然在说着油盐柴米、家长里短。
社会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组，以及县城里点点滴滴的悄然变化，都在预示着社会新格局即将到来。
如果将三代都居住在德阳老县城的居民称为“土著”的话，那么“土著”与新德阳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饮用和使用的都是穿城堰的水！
水的那种包容和浑然一体，那种遵其渠道、不变行程的一往无前令人赞叹。至今，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总也抹不去。那是到了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整天将科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弄到县政府大礼堂里进行批斗，致使很多日常工作都停止了下来。这天下午，已经缺粮多日的盘龙公社（现蟠龙镇）麻风病院的四十多个麻风病人，蒙头垢面、穿着很久未换的衣服直接来到了县政府，他们要找民政科的科长批救济。其实，民政科长和所有科室的科长正在台上陪同书记、县长挨批斗，每个人的胸前挂着倒写姓名的木牌，将腰弯成了九十度。一位科员趁造反派不注意，猫着腰就跑上台将麻风病人的事告诉了民政科长。科长二话不说，取下脖子上吊着的木牌就向台下走，却被造反派一把楸住了。科长说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去处理。造反派说：你再不老实，就去“坐飞机”！科长的声音就大了，说：几十个麻风病人就要进会场了，你们就不怕传染？！造反派一听，脸就白了。
科长是放着小跑离开批斗会场的。在院里的篮球场上，科长站在这边篮板下，几十个麻风病人站在那边篮板下。一见科长手里还提着木牌，麻风病人就骂开了：妈那个比，难怪救济批不下来，狗日的他们整天都在批斗人嗦！科长是个山西人，鼻音很重地说：救济要批哩嘛，你们不要再在街上和院里乱走了，就站在这圪旦，要听话哩。于是，科长返身到了批斗会场，嘴巴凑在弯着腰的县长耳边说明情况，请县长在台上发动一下，让全机关的干部回家去找些旧衣服捐献给麻风病人；再就是给食堂打招呼弄些饭菜。
批斗会就这么散了。好多的干部挽起衣袖裤脚下到穿城堰的小码头。他们都是好把式，劲也大，扁担搁在肩上，双手将木桶压在堰河里灌满水一担一担的往上挑。女干部则在七、八个秧盆里用清淡的石灰水浸泡、洗涤麻风病人换下的脏衣服。傍晚，紧靠穿城堰的县政府后院的围墙边，晾满了七长八短的衣裤；而麻风病人们也吃饱了肚子，在穿城堰细微的流水声中沉沉睡去……
这是个月明星稀之夜，穿城堰轻脚轻手地离开了县政府后门继续前行，经过了一个深邃的涵洞，然后向左折身横穿县城北街龙桥。龙桥修建早于清嘉庆年之前，长丈余，处在北城墙的承枢门和马王庙前，这是整个县城的左青龙位置，于是龙桥得名。过了龙桥走上署前街的衙门口，其实就站在县城的中轴线上了。衙门口的小人书店，每天开门最早，却要等到下午放学才拥来小学生，一分钱看一本连环画；没带钱的，一支牙膏皮也行。对面的福音堂大门始终紧闭，圆弧拱门上的浮雕已经剥脱且长了一些草，这个由英国传教士吉祯祥修建的基督教堂已经十分破败了。龙桥的西侧，是穿城堰一处较大的水码头，可以容纳十数人在河边淘洗。岸上，煤厂的工人，将发好的煤面往煤机里填，再将模具放上去使二锤敲打数下，脚踩踏板，一只蜂窝煤就唰地冒将出来。桥的东侧，有着三、五院人家隔河而居，因为离煤厂近，总会受熟人之托去排买蜂窝煤的队列。此时的穿城堰因地形原因，流水湍急多了，而且向右一个硬柺就到了梨儿园。
梨儿园是德阳县城中的一处地名，也是较大的一片人口稠密聚居的区域。区域内数十座公馆、杂院，都是民国时期遗留的建筑，它们分布于穿城堰两岸。左岸靠近县初中（现二中）的高围墙——一段遗留的老城墙。有必要在这里说说，老县城的城墙建于明代，清代又有过修筑，用夯土包夹砖石；再用糯米汁、沙、卵石、熟石灰加土掺和夯实。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中期，出于“破四旧”，先是北街的一座孝子牌坊和钟鼓楼被拆除；70年代初，又觉得城墙直接阻碍了交通和拓宽道路，也被拆除。在今天来看，在街道中保留牌楼似乎没有什么争议。牌楼、影壁这类装饰建筑，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街市点缀。更难理解的是，在拆除城墙时，就连一般的拍照、保留资料的工作好像都被省略，作为城市骨架和躯壳的城墙从此消失。
一种文化的消亡，至少比一个物种的消亡更令人怵目惊心！
梨儿园中，穿城堰左岸遗留的这段城墙，因当时作为县初中的围墙而暂时幸免（后来还是拆了）。在梨儿园内居住的很多学生，就读于县初中，他们穿过关帝庙巷，就可以从东街进入学校。至今，“老三届”（1966——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的都还记得语文老师王朝堂。
王朝堂是盐亭人，那阵刚从南充师院毕业分配而来，人清瘦，戴着近视眼镜，头发茂密。他很爱写诗，也写些连环画的脚本。学生们经常看到他在城墙根下走动，手摸着城墙上裸露的石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或者，就坐在学校靠近一排银杏树的宿舍前备课。黄叶落了一地，也落几片在他的备课本上，他也并不弹去，捏一片在手，继续写他的。备课本上写的内容，基本与教案要求无关。但学生们就爱听他讲课，课文中的那些背景、难点、寓意，他可以扯得海阔天空。
其实，这段城墙之外，过去是庙宇群，包括关帝庙、观音殿、火神宫，后来都被毁坏或者废弃了，只有关帝庙前的照壁还在。县初中正是利用仅存的这些建筑和场地建了起来。学生和老师们天天通过照壁进校出校，就是不知道它的历史。偏偏只有王朝堂这个外乡人知道，他说那是明代万历年间德阳知县柯铧所建，距今已有430多年！后来，县初中更名为第二中学，此时的王朝堂，已经是县城里很有名望的老师，而且不久被任命为二中的校长。按照惯例，当了校长就可以不再上课了，但王朝堂偏不全脱产，而且专门接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培养了好些个文科状元，使学校的名声大振。另外，当了校长，请吃或者被请吃都是为了结成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于学校还是个人都有益处。但铁鸡公王朝堂不请吃倒也罢了，过去教过的一些学生当起了这局那局的局长，想请他吃个饭，可他还一律谢绝。还是年轻的习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依旧转他的城墙根，依旧写他的诗。直到他退休以后又生了病，同样不接见前来探望的人，只让家人陪同在医院直到悄悄地离世……
话说回来。穿城堰的右岸，紧接的是一大片公馆、三合院、四合院、杂院。堰河上相距不远建有两座小桥，皆石条砌成，长不过二十步，宽不过板车通过——这便是梨儿园中有名的一景：“三步两栋桥”。紧邻两座桥的堰河上游，有一处因冲积形成的一块凸起的地面，且上面有口不太深的水井，井上盖着木结构的亭子，用于避雨遮荫——这又是梨儿园中有名的一景：“两河夹一井”。堰河两岸，长满了粗壮的皂角、桤木、水冬瓜树，且枝干相连，冠如华盖。白天，阳光透过叶隙扯起数十道的光线插入河面，清冽的堰河水中梭草依依，鱼虾成群；入夜，月色倒映，满河磷光，袅袅的炊烟升起来，一股股柏桠燃烧出的清香四处游动。
民国时期的县城，公用的水井只有九眼，即东城隍庙井、陕西馆井；南火神庙井、福建馆井、水井巷井；西街古井、灵应宫井；北关帝庙井、衙署前井。井深十余米，绞桶汲水的人排成长龙，很多人懒得排队就直接饮用穿城堰的水。但是，县城曾经就闹过一次水荒：民国25年（1936）夏，天旱地干，偏偏军阀间又爆发了战事，攻城掠池的军队一夜之间就兵临德阳城下。县城守军急忙关闭了城门，依靠碉堡和城墙固守。攻城的军队久攻不下，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扎断穿城堰，垒起土堤把水直接归到绵远河。本来，城里的井水就不敷驻军汲取了，这一来，引起满城恐慌，一桶水竟然可以换取一块银元。百姓的吃水成了大问题，时任陈姓知事便下令凿井，在育婴局、元帅庙、崇果寺、米市坝架起井架，居民们提着撮箕筲箕锄头扁担都参加进来；到了晚上，一个个又把平素舍不得使用的菜油灯点亮供打井照明。
在梨儿园居住的老人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穿城堰断了流，依靠堰河水渗进的“两河夹一井”也全然枯竭。大人们再渴也不喝水，水留给了小的，实在哭闹得厉害了，用筷子沾一点水喂……
县城的居民珍惜穿城堰，更珍惜穿城堰的水。偌大的一个梨儿园，尽管有“两河夹一井”，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在穿城堰中挑水吃。官修的民国版和1983年版的《德阳县志》记载得很清楚：“穿城堰河一道，由北而东而南，居民饮河水者甚多” 。“黄胶堰自县城西北角注入市区，流往南郊。长1892米，宽7米的穿城堰供市民汲取饮用”。
我在梨儿园中采访，老人们告诉我，不仅在梨儿园，在穿城堰流经的所有地方，大家都恪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住在穿城堰上游的想到中游的，中游的再想到下游的，早晨九点前绝不在穿城堰里洗衣淘菜，更不要说涮屎罐和倒尿桶了。
经过一夜流淌、沉淀，穿城堰又以一河清亮呈现在县城居民的面前。
美好而温馨的记忆还有。上个世纪60年代初，穿城堰发过一次大水，尽管已经关闭了它流入县署和五台山的防洪闸，也洞开了梨儿园大巷子通往绵远河的泄洪口，但黄汤汤的水依然来得突然、凶猛。天上的雨下得有如泼水，雷也打得人心惊肉跳，梨儿园中地势低洼的院落全被淹没。地势较高的，要数高龙门大院，进这院子首先得上十数级台阶。于是，房屋被淹的邻居们打着空手便涌了进来。整整一天，高龙门的住户拿出了所有的米面和水缸里的水让大家吃喝，饭是一锅一锅的端了出来，就连泡菜缸里的酸菜和坛子里的酱都捞空了。雨停水退后，邻居们都提着米面来还，高龙门里的个个都将脸黑穿了，大声武气在说：你们要还，可以，我们以后就不是邻居而当仇人！
送还的米面不要，心意总要表达。就一盒烟排在手里，一支一支给高龙门大院的人敬上。不论男女老少，也不管你会不会抽都得接着；如果不接，就啪地将烟甩到水凼里，重新又掏一盒出来。烟是“长桥牌”，产于梨儿园中的协和烟厂。协和烟厂在民国年间就开办了，先是生产“金钱牌”和“艾叶牌”手工卷烟，后又生产“长桥牌”纸烟。这个时候，递烟和接烟的就靠在院门上抽得云雾缭绕了。
用现在的话说，梨儿园应该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住宅小区了。因为背街，分别由大巷子、小巷子连通县城北街；关帝庙巷则连通东街。小区中，院落最多的当属大巷子，又被称为北街大巷子。巷内建有县第二小学，好多邻居都是穿叉叉裤就在一起念书。如今的人们都变得很幽默了，曾经的邻居见了面，打着招呼互致问候的同时，两双手就握在一起，一摇一摇地说：我们过去都是“北大”的哦！“北大”，就是北街大巷子第二小学的简称。为了叙旧，为了友情，为了重建人际关系，不是要找些这样那样的理由聚会吗？就有人在奔走、张罗着“北大”的也该聚会了哈！我认识的一位在事业上很成功的女士，她就正在筹备、张罗着此事，关于费用，意思是她出一部分，再找一些赞助。当然聚会的规模就大了，不光是“北大”的，而且是整个北街的老街坊。
小巷子与大巷子一样，里面的院落在解放后一律收归国有作了公房。其中，一个单位占据了一座院子，其他的则分配给了住房困难的普通百姓。每天，单位大院的干部们提腿跨越门槛进进出出办公，杂院里的百姓就缝补洗浆做家务。到了晚上，孩子们透过屋顶亮瓦上乌黑的一页天，翻过去滚过来睡不着，就问大人道：大巷子那边的人讲鬼故事，说我们小巷子里出过鬼？大人说：乱说！孩子说：真的，对面院里过去就吊死一个女的。大人说：放屁！其实，这鬼故事的确是真的。说是“文革”期间，一对夫妻派别不同，经常在家里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一次争得激烈了，女的一头撞向男的。男的一个趔趄，头就重重地扎在压着玻板的五斗橱角上，流了一大摊血，捂着脑袋就上床去睡了。第二天竟然再没起来。女的将断了气的男的拖到床下，然后就在门背后上了吊，舌头吐得很长。
小巷子里除了鬼故事，还有人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叫田在德，快四十岁了，会吹笙、弹三弦、拉京胡，又会绘画，就是找不到对象。后来终于有人为他介绍了一个，两人也很快热恋起来。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因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需要，德阳县城的周边扩建、开工建设了二重、东电、东工三座大型工厂。这三个厂的工人的待遇是德阳老城居民望尘莫及的，当时就流传着“女子女子你快些长，长大好嫁二重厂”的顺口溜。因此，女方的母亲坚决反对与田在德处对象。母亲说：砍脑壳的死女子，你不找烧天然气的，偏偏要找烧蜂窝煤的！田在德于是气得请了三天病假不出门。第四天早晨准备动身去黄许一位朋友处散心，刚拉开门，就见那女子推着一辆半新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站在门口。女子说：黄许远，把自行车借给你骑。田在德顿时就把脸垮下了，头昂向天，说：我坐不来火车、汽车，我霉不醒了骑自行车！女子被呛得哇地一声哭着跑了。
田在德他们居住的公房大院，院落的形式有些七拼八凑，墙壁多是篾编泥糊；或者筑土为墙，木檩竹椽。小天井里种些很贱的金银花、喇叭花、指甲花。但这些都不要紧，大家在院子里自成一统，日子虽然过得含辛茹苦，却也自在散淡；平静的生活中，有着自己的节奏和滋味。对面三进深浅的大院就不同了，看得出，它在过去是一户权贵人家。院子是砖木结构，大门两侧呈八字墙，墙面灰白；门前筑照壁挡风遮视线，大门左右辟门枋，用以粘贴桃符或对联；院内有着与主人家身份非常协调的天棚、鱼缸、紫荆树。解放后，被一个单位进驻，外院用于办公，里院用以居住。用作办公的外院，虽然整天有人进出，却显得很安静，偶尔听得见压低了的说话声、以及翻书的纸响和算盘的敲打。
这天中午，一个挎着军用挎包的人走进了里院，在中堂屋前站定。中堂屋内的一家人正在吃饭，因为板凳少，男的就站在桌前夹菜。背“军挎”的人递上了一张纸，站在桌前夹菜的男的始终没有接，只是边嚼饭边说：你还是回去安心工作，研究了，你的请调报告上我们是不签字的。“军挎”的手这才垂下来，很响地吸了一下鼻子，说：不批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一包炸药就在这里炸了算啦！说罢，手就往挎包里伸。端着碗的男的放下碗连连说：你冷静些冷静些，把报告拿过来，我们再研究一下。“军挎”的脸立刻灿烂起来，从挎包里摸出一块砖放在门槛边，又摸出一块砖重叠在上面，说：团长，我主要是看到你吃饭都没有板凳坐，送两块火砖来，可以当座啊。说完，笑得嚯嚯地走了。
背“军挎”的人叫冯培，是下放到德阳的成都知青。因为会吹长号和小号，被县文工团招去坐了乐队。当时，团里是一支民乐队，人数少，又没有麦克风，始终压不住场子。冯培来了，情况就不同了，台上的歌剧、舞剧到了高潮部分，他的号就吹响了。团长说冯培你认真工作，团里会考虑你转正的。冯培于是就认真工作，当右派的父亲死在劳改农场他没有回去；孤独的母亲生了病，他也没请假去照顾。他只想着认真工作，尽快转正。但是一年没转，后来还没转。这就到了知青大返城，团里居然给他转正了。但冯培没有想到，转正后的调动比登天还难。
临行的那天，冯培背着铺盖卷，也背着号，一只手提着装有洗脸盆的网兜低头站在院里。他的脚下扔了一堆纸烟头，手又去摸烟，摸出了一个空烟盒，捏瘪了正好扔到跨进院门的团长脚下。团长说：小冯，你咋个还没有走喃？冯培抬起头，眼角就冒出一股泪水，咣当一声丢了手里的网兜就扑在团长的胸前，喉咙硬得一哽一哽地说：要走了，倒舍不得你、你、你了。
团长一把就将他抱紧了……
不知怎的，文章写到这里就卡了壳，有关穿城堰流经梨儿园的人事再难写下去了。我在写作此文时，是有意将一本《德阳县志》摊在电脑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始终沉浸在过往的历史及其氛围中，从而引发一些久远的记忆或道听与途说。比如狭窄的街道，丈余长的晾衣竿横街而搭；前铺后院的结合中，铺面与铺面连成了既遮阳又避雨的檐廊；端碗坐在街沿边上你夹我的菜、我尝你的鲜；多少个大院里，扯得长长的绳上晾晒着盐菜、萝卜干；打锅盔的擀面杖在啪啪地敲击案板；悍妇叉腰跺脚于街心，唾沫四溅地在骂自己的男人；茶铺里被水气搅合着烟味呛出的连串咳嗽……
写作卡了壳，眼睛就死盯着清代嘉庆版县志上手绘的“县城池图”看，虽然纸张发黄，城池中部分的建筑物图案有些模糊，但它旁边标注的文字还算清楚。从整页图来看，它依照的是我国古代官修地方志上舆图的惯常体例，即画出德阳这座县城内主要建筑的空间布局。
如此这般，看得久了，也就看出一些名堂来。按理，在一座县城中，因为生活着众多的居民，他们的居住空间理应成为城市的主体。然而，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比如，图中标注的首先是资政空间——即文前所述的穿城堰进城时第一个流经地：县署，包括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以及衙神祠、圣谕房、常平仓、皂班房、监狱等建筑群。其次为宗教空间——即以教化为主的建筑，如北街的真君庙、马王庙；东街的真武庙、武庙、城隍庙、崇果寺、东岳庙；南街的文庙以及西街的牛王庙、普贤殿。而市民空间——即民居、街坊、集市等，却在图中没有得以表现而缺失，从而导致今天的人们要复原县城民众的生活空间时，只能依靠老人们的模糊记忆或者街谈巷议。
加之，近代的德阳县志编修缺乏连续性，仅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161年中修过七次；民国一共三十八个年头，也仅在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编修过一次。这不是我的杜撰，是德阳解放34年后的1983年版《德阳县志》所述。
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很多历史记忆的中断？
其实，市民空间才是人们的思想得以交流、情感得以宣泄的场所，它所体现出的世俗表情和邻里亲情，使城市中的建筑群有了温度。
说到城池，就要说到城隍。“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城与隍一词连用泛指城池。县城东面的城隍庙街，曾经是有一座城隍庙的，是人们祭祀城隍神之所在。原始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城墙、城壕在防卫敌人、猛兽攻击，保护一城百姓安全上，功莫大焉。离开梨儿园的穿城堰先是沿着关帝庙巷横穿县城东街，再流经东街水巷子。在水巷子居住过150年的湖广移民银氏家族的后人老银说，城隍保啥子城哦！人们拜了这么多年，还不是破破败败的。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城隍，是解放军在守护着县城的同时，也为县城带来了更多的光明！
德阳县城首次使用电灯照明，是1946年。四十余名士绅、富商入股创建电气公司，购得25千瓦发电机一台，每晚发电9千瓦，只能点亮360盏小瓦数电灯。老银说的事，也要追溯到1949年12月23日，贺龙的第十八兵团到达德阳后，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副主任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裴昌会便宣布起义。当时，贺龙的部队就住在文庙的大成殿和万花楼一带，部队向成都开进时，将一台发电机送给了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又将该发电机交给了水巷子对面新组建的电灯公司。这一晚，发电机的隆隆声中，县城的钟鼓楼和四街的主要地段亮起了电灯。有了照明的钟鼓楼，一下热闹起来。大人们噗地吹熄了菜油灯，拉着孩子来了；包成锥型、一角钱一包的瓜籽摊来了；出卖泥人、也摆西洋镜的“杨歪嘴”来了，他两只手按压着小泥人做成的哨子，“扯咕咕咕”的招揽生意。孩子们就“扯咕咕咕、扯咕咕咕杨歪嘴”地嬉戏他。还有带点赌博性质的“划甘蔗”，几个人从卖甘蔗的车上抽出一根，用砍刀尖压住竖在地上的甘蔗，然后以极快地动作将砍刀在空中挽个圈，嗖地一声向竖立的甘蔗划将下去。以刀痕为长短取舍，划得短的就认输付钱。这个时候，买到泥娃娃的孩子们唱开了：洋娃娃，睡凉床，没得铺盖盖衣裳，掀开罩子哭一场。还真就哇地哭起来了。大人们就说，不唱这个了，耍那个吧。那个是什么呢？是没有玩具的孩子们耍的一种手指游戏。孩子们一抹眼泪，两只手就绞在一起，指头翻过去覆过来又唱开了：王婆婆，在烧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
与梨儿园相似，城隍庙街也是县城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穿城堰从水巷子流过来，要经过崇果寺。比起城隍庙来说，崇果寺就显得冷清些了。城隍庙一带，每每到了逢场天，叶子烟、酸枣、菜油、草纸、干柴、柏桠摆成一条龙。从东门来赶场的鳏夫“祁鼠药”就在电杆下吼开了：隔壁邻舍听我说，耗子危害实在多，咬你箱子咬你柜，晚黑闹得没法睡。“祁鼠药”卖的耗子药毒性大，耗子一旦吃了，就会跑回鼠洞去乱咬其他耗子，有点同归于尽的味道。所以生意特别好，挣了不少钱。人们一夸奖，“祁鼠药”真就把劲提得大大的了，说鼠药的配方是城隍神专门托梦给他的，其他人怎么可能有呢？让大家不要再相信西门那个卖“一步倒”的了，耗子吃了十分钟后活鲜鲜的；一个钟头了，还立挣挣的站在那里，把猫儿都吓跑了。
但是，已经有一个月没见“祁鼠药”来摆摊了。这是1953年的夏季，德阳东山一带因暴雨而山洪爆发，十二个乡受灾，五千多亩田地被淹，近三百间房屋倒塌。灾后的耗子特别多，好像全都跑到城里来了，人们开始盼望“祁鼠药”。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见人。打问东山赶场的农民，农民们说他不得来了，把这么多年卖耗子药的钱捐给“臭茅厮”后回陕西凤县去了。“臭茅厮”是东山的一处地名，“祁鼠药”的祖辈在清代从陕西凤县移民到德阳后，正是在此立的脚。一个开中药铺的先生说，他那么抠搜的一个人，生了病来开药，直喊抓草草药，真还捐钱？怕是瞬间的义举哦！
不管怎么说，“祁鼠药”是走了，瞬间的义举也很快消失于街谈巷议。到了每个逢场天，赶场的农民依然在棉花巷口那家低矮的饭馆内，或者买上一份闷锅饭划成牙牙卖的“牙牙饭”、夹一夹不要钱的小菜；或者用一碗面条下完一碗干饭后，就到城隍庙看戏了。戏台上多是一些“草台班子”，表演不是很严谨，提着前袍踏着锣鼓点咣扯咣扯上了“楼”，再撩起后袍咣扯咣扯下“楼”来，台下就骂开了：龟儿子，上楼是七步，咋个下楼才六步了喃？豁人嗦，老子数到在！骂完提起箩筐扁挑就要走。旁边的就一把扯住，指头点着戏台上的那幅对联说，慌啥子，好戏在后头。对联上写道：“劝老哥不忙回去 看小旦就要出来”。
左等右等，小旦没有出场，穿城堰已经向南街的县邮电局后院流去。
在这个互联网和移动数据通讯的时代，邮电局的身影已渐去渐远。当年无论邮政、还是电信，无论是寄信、寄包裹、汇款、订报订刊，以及打电话、拍电报都与县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到邮电局去拍一封电报，算是很多家庭的一件大事，三分钱一个字的“家有急事速回”，成为四十年前标准和惯用的内容。电报房里，整天都响彻“嘀嘀哒嘀”的莫尔斯电报机声。发报、收报、译电、投送，不同的工序只为完成一项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
老雷是技术很好的报务员，看了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后，当天还给扮演地下党李侠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写信：你发电报的手势错误，你是硬起手腕在电键上用劲，正确的指法是手指不动而手腕抖动！这就有点悬了，只有专业的报务员才可以凭感觉控制手腕。所以，六千字电码本能够倒背如流的译电员老张就说了：你娃多事，那是电影，他那边根本没有收报和译电！后来，收发电报先进了些，报务员开始使用电传机，事先将准备发送的报文用专用的凿孔机在纸带上凿孔，然后套在快机上自动发送出去；收报那端，又在移动的纸带上自动记录莫尔斯电码波纹信号，然后译电、送达。
有必要再说说八分钱一封的平信。很多人喜欢写信寄信，距离远的则不说了；人家就住在街对面，也要写一封信寄去，这一定是求爱的信了——见了面不好说的话，可以在信中尽情表达。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一封信是经过了怎样复杂、漫长的传送过程。其时，县城四条街的邮递员每天送信送报结束后，会将辖区内所有邮筒和邮电营业网点寄发的信件收回局里。局里的分拣员、获得过省局分拣能手的徐大嫂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首先要将五、六十个邮袋里的上万封信件摞齐，一封一封地打完邮戳。然后将拇指和食指套上胶皮，再蹬开八字脚，在一面墙似的、标着全国省会或者中转城市名称的格柜前站定。这个时候，烟瘾很大的徐大嫂就要在嘴上叼一支烟了，烟雾把她的眼睛熏得只剩一道缝。她根本不用抬头去看柜上各格的城市名称，双手左右开弓，一封封信有如飘飞的雪片，唰唰唰准确无误地飞向各自的格柜里。下午四点，再取出各个格柜里的信件，打成若干捆，然后装进绿色邮袋，扎口、铅封。邮车押运员便随邮车运往火车站邮政室。待不同班次的火车到站，再逐个的将邮袋送上邮挂车箱。同样，火车到达目的地后，邮挂车箱又开始一袋一袋的卸下邮袋，被等候在站上的邮车装运回局里。又是经过集中分拣后到达投递室，各路段邮递员根据具体地址和门牌号码再进行分拣，然后装进自行车前杠的两个邮包里，叮铃一声骑车出局了。
那个时候，从德阳寄往成都的平信需要三天；如果寄往北京，则需六天。一旦遇到急事，只有拍电报或者打电话了。电话是摇把子，无论打哪里都需要人工转接。哗哗地摇动电话手柄，邮局里市话台总机上的信号牌就弹下来，话务员将连接插头插进通话孔，“啊”地一声应答后问你要哪里，然后将另一条连接插头插进具体的单位、部门的通话孔震震铃。通过这样的操作程序后，算是连通了。
除了负责接续本区域内电话的市话台，还设有长途台——负责接续本区域外的电话。要打长途电话，首先要通过市话台转接到长途台进行挂号，即申报自己
的姓名，挂哪个地方哪个单位以及受话人的姓名，然后就是漫长地等待。
长途话务员一律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声音柔软圆润，经过了普通话培训。她们都是在森严壁垒的岗位上班，你尽可以想象她们是如何的标致、漂亮，可你就是无法看到她们。看不见人只能够听到她们的声音，你的想象便更加辽阔了。
每天，打长途电话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普通百姓都很多。长途台里，分成都、绵阳、以及德阳周边的县、区话务员席位，每一个席位又都对应着对方的一位话务员。由于长途线路少，所有的席位前都压着厚厚的一叠通话记录单。要呼出的为绿色去话单；要受理的为黄色来话单，需要中转的为蓝色接续单。整个长途台里，24小时都是话务员报流水号的声音，零叫作“洞”，七叫作“柺”——有点像保密局似的。但邮电局那阵就是半军事化单位，保密的条款规定得非常严格。特别是成都席位，去往全国各地的电话都必须经过它来转接。话务员按照挂号时间的先后或者加急程度，将通话记录单上的内容报给成都台，待成都台接通了，然后再回叫这边挂电话的人。这样，一个长途电话的接续便完成了。但是，还要时不时的进行监听，电话完了要即时拆线，要记录通话时间，以便其他工序按通话时长计费。
我那阵在邮电局工作，曾听说过一件事：某长途台话务员在正常的监听通话时，听到了白布将在三天后涨价的信息，下班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家里人又告诉了邻居，邻居又告诉了全大院的人。于是大家都去扯布，甚至把百货公司的其他布匹也扯空了。这事就由公安局立了案侦查。一查就查到了这个话务员，结果被逮了。公判的那天，人们这才看到该话务员的真模样：瓜子脸，柳叶眉，辫子齐腰长。人们说，啧啧啧，可惜了！
好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邮电局的辉煌也已成为历史。前不久，市政协文史委组织了本市部分作家、文史研究员踏勘德阳老城的穿城堰。在穿城堰流经过去的县署后门到龙桥的一处基本废弃的建筑上，我还看到了一个锈迹斑驳的邮箱。可以想象，再也没人走近它、并向它投进一封信件了——在强大的互联互通时代，瞬间就能抵达的电子邮箱彻底取代了它。还有银行间快捷的汇兑系统以及其他电子支付系统取代了汇款；蓬勃发展的最新快递业务取缔了邮政漫长的包裹寄发和投递；移动通信淘汰了人工转接和有线电话、电报业务，那些由水泥电杆支撑起的百年通信线路轰然倒塌……
应该是在30多年前，县城南街的那一幢绿色涂装的邮电大楼，就已经被新型的住宅小区和商厦替代，只有经它而过的穿城堰依然在水泥预制板的覆盖下默默流向文庙“道贯古今”门。
文庙在宋开禧二年（1206）建于县治东，明洪武元年（1368）由知县改建于治南区域，直到明成化年间也仅有大成殿、戟门、棂星门等建筑。清代时，县城的这座文庙被称作了“署学文庙”。因为，随着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地位不断提升，便产生了或因文庙而设立学校、或因学校而设立文庙的做法。“署学文庙”以教育启蒙为主，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开设有《三字经》《千字文》和简易算数。此间，历史上许多名儒名贤也一并被请进文庙加以祀奉、褒扬，从而使得文庙的建筑群和内涵较明代有了显著扩大，其地址也渐渐地移向南街，它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状况。
特别是经济发展的状况。看看清代德阳县城的一些街名、巷名：米市坝、猪市坝、牛肉巷、棉花巷、鳅鱼巷、茶花巷、铧炉巷、黄鳝街。街名和巷名，记录着集市贸易，同时也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兴盛。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说是在明代，设在成都的官署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北部，是否是与之效仿，我不知道，但德阳的县署也是设在县城的北部。此外，明代的成都，与市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业区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偏东和南方区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德阳县城更是与之巧合！前面提到的大型农产品市场就在县城偏东的米市坝；而铧炉巷、黄鳝街、茶花巷都是紧靠县城的南街。解放后，一些较大的商业贸易铺面如第一、第二百货公司、糖酒店、药房、五金店以及印染社、南华宫县委招待所等直接就设在县城的正南街；再加文庙、川剧团、电影院、体育场、“红旗广场”——南街，因商业和文化的优势，成为这座城市的聚居中心。
南街的南华宫，是广东客家人修建的会馆。唐代至宋代末期，为躲避战乱，客家先民从中原地带迁移到江西、福建，最后到广东定居下来。到了清康熙年间，为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他们又相继入川来到德阳，为凝聚同乡力量，于清雍正年间修建了南华宫，一为同乡聚会，二为祭祀桑梓大神。宫内供奉佛、道、儒神像，定期演出戏剧，建筑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解放后，南华宫成为德阳县委招待所。每年的春节后，县里就要召开县、公社、大队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三干会”，有时还扩大到生产队长也参加的“四干会”。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后，我下乡的生产队廖队长准备去县里参加“四干会”，早上天不亮就把我从床上叫醒。他穿着一件三砣棉花露在外面的光袄子，对我说：把你的那件军衣借我穿穿。我那件黄黄的老式军服，是父亲南下到德阳转业后留下的，母亲把它压在箱底，再放上些臭蛋（樟脑丸）防止虫蛀。我下乡当知青时，父亲送给了我，除了回家或者赶场，平常舍不得多穿。那阵，男男女女都特别喜欢穿军衣，把拥有一件军衣和军帽看成是时尚。在红旗广场看坝坝电影，稍不注意，就有一只手把头上的军帽揭走了。我甚至在穿城堰流经的县人委后院门前，亲眼看到过红卫兵抢一位当兵的军衣和军帽的情景。当时，当兵的从县人委后门的院墙翻出来，站在穿城堰边上喘气。不料，后面追赶的五名红卫兵也翻过墙来。不由分说，就将当兵的军衣军帽脱走了。后来得知，当兵的回去后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了事。因为，来到德阳县支左（支持革命左派）的7800部队就驻在县革命委员会（县人委大院）内，抢军衣、军帽的那五个红卫兵又都是院里的革命左派，所以双方对当事人的处理相当温和……
我知道，我的这件军衣，甚至比草绿色的现役军衣更资格。所以廖队长来借，我就撒谎说没带来。廖队长说：屁，前晚上开社员会，你娃还穿着它念报纸咧。没法，我把军衣借给了他。可他还是坐在床沿上不走，眼睛又死死盯住我那双蓝网鞋。我说你借去了，我脚上穿啥呀！他的脚一甩，就将露出两个脚指头的解放鞋踢到了我跟前。见我很不了然的样子，他说：你表现好，以后回城我要签字的。
廖队长就这样去县里开会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安排春耕春播，当然，也准备了很丰盛的会议伙食，每人每天交一角五的伙食费随便吃。廖队长回来后给我说，今年的伙食没有昨年好，熬锅肉和红烧肉里放的菜太多！其实，南华宫里招待所的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即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过“粮食关”，“三干会”、“四干会”端上桌的肉菜有所减少，但饭还是管饱的。但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起先谁也没发现，中午和晚上混进了一些“吃大福”的人，因为相互之间谁也不认识，坐在桌前二话不说就开吃。招待所的女所长似觉不对，因为每顿居然连酸菜和汤水也一点不剩。于是，开饭后，她就站在饭堂的台子上，眼睛如鹰隼一般扫过去扫过来——她专门在扫那些吃饭时从不抬头的人。方法奏效，就当场楸出了十三个。这样，所长就安排了五个服务员，开饭时就在台上站成一排监督。混饭吃的不敢来了，台上的监督员包括所长在内，却饿得清口水长流。
南华宫的县委招待所，除了开“三干会”和“四干会”，也要召开两年一届的“知代会”——先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我也曾参加过一届，晚上无事，大家最爱逛的就是街对面的文庙公园。文庙公园的这道门前，已经建起了印染社，大锅煮染后晒干，再人工脚踩、石滚子压，平整出光；也为穿旧了、毁了色的衣物进行染色翻新，一股股五颜六色的水就直接排放到穿城堰里。街坊邻舍的忍不住就骂开了。印染社依仗自己是国营的，说：这已经是穿城堰的下游了，影响不大。街坊邻舍的就反映给县里，县里尚未处理，这晚便遇上了途经此地准备逛文庙的知青代表。见大家在胸前别着代表证，以为都是干部，就又将此事说给大家听。有一个年龄大些的知青就义愤填膺起来，他也不逛文庙了，跑回招待所就向住会的领导反映。领导说，管你啥事？知青说，它污染了穿城堰下游，居民还咋个吃水！领导说，要污染的早就污染了。
领导这话，应当属实。整个穿城堰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就有污染了，县城西北部的一座“三线建设”的大工厂，基本上是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河堰里时不时会漂起一层淡蓝的油污，鱼蟹纷纷上岸躲避。为了人畜饮水，县里开始建自来水站。架起容量一百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水塔，又在人口稠密的街巷分设供水点，一分钱一担。德阳建市后，市建委组织了新中、寿丰、旌阳三个乡的建筑工程队，对已经污染得很严重的穿城堰进行了一次治理。治理工程竣工后，立碑纪文：穿城堰纵贯旌阳（德阳）城南北，主渠长1892米，总投资180万元……这座石碑就竖立在南街文庙的“道冠古今”大门前方，只是人们从它身旁经过，很少注目于它。它的脚下，正是已经被完全覆盖的穿城堰。
穿城堰流到南街文庙的“道冠古今”门前，的确是它穿城流淌的下游了。“道冠古今”是文庙的西大门，对应着“德配天地”的东大门，两道大门间的宽敞通道被县体委改建成县城唯一的“灯光球场”。“灯光球场”是进行篮球比赛的场地，却一般不在晚上使用，据说很费电，但重要赛事例外。其时，当时在德阳的三个大厂都拥有自己的球场和球队。这些人高马大的球队，有时也和县里的单位球队打打友谊赛，水平极其悬殊。这使得县体委和观众们很不服气，于是就在全县各单位抽调个子高、球技也高的组成县联队，给每个队员发放印着旗号的球衣、球裤以及“回力”牌球鞋。一个个排着队从北街走到南街，再走进文庙里的球场，引得人们一片赞叹，有的还凑近前去摸摸队员穿的球衣。
县联队由从军队篮球队转业到地方的“杨体委”担任总教练，集训一月后，放出话来，要与三大厂的球队一决高下。有的队员说，我们先要拿电工厂球队“开刀”！县体委的就纠正道，啥子开刀？我们首先是邀请！但真正的用意是，电工厂球队基本上是上海人，上海人属于南方人，南方人的个子没有北方人高大；先拿下一场比赛，提振一下德阳观众的信心。
如此重要的比赛，一律安排在“灯光球场”进行。这天晚上，文庙“道冠古今”大门尽管有十几个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把守，却依然挡不住潮水般涌进去的观众，球场四周，能够容纳3000人的二十几级水泥看台早已座无虚席。没有抢到座位的好多人，干脆就爬上了球场边的那一排棂星门上。棂星门可是按照皇帝陵寝前的建筑样式而建，辱不辱没获此殊荣的孔圣人，民兵指挥部的也不管。
开赛前的二十分钟，电工厂球队进场，先走出来两个，观众就哗哗地鼓起掌；又走出两个，观众就嘘声一片，因为那个打组织的后卫只有一米六；再走出两个，依然是掌声加嘘声不断。最后走出的只有一个——两米零三的“马大汉”，掌声、嘘声立刻不见了，而且头顶上的一盏灯还黜了丝，哗的暗了一瞬。
对于“马大汉”，德阳人是知道的，原是电工厂球队的一员，后来就抽调到省队和国家队。一个在问：他咋个来了？一个在答：人家是回来休假，顺便来参加比赛。这就没有什么话说了，整场比赛不说一边倒，也基本上没有悬念，人家“马大汉”就裹着大衣坐在边上根本不用上场。观众们在为县联队失败发出一片叹息后，干脆就呼开了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比赛快要结束时，又集体地喊道：“马大汉”上一个，“马大汉”上一个！
“马大汉”真就脱衣站起来而且上场了。一米六的那个后卫，带着球就像一条在河里穿梭游动的泥鳅，游着游着便“日”地一下把球传给了“马大汉”。 “马大汉”接到球，几步就杵在了篮板下。县联队的一个后卫，扬起手高高地跳起来阻拦，却“啪”地拍在“马大汉”的膀子上，一声肉响。“马大汉”笑了一下，基本上是举着球直接往篮筐里搁。
但是，意外发生了。爬在棂星门上看球的连同一断建筑轰地倒塌了下来，导致了多人受伤。从此，文庙里的“灯光球场”再也没有亮过灯……
只有对面翘角飞檐的剧场内，震耳欲聋的锣鼓、激越或者苍凉的胡琴、尖声高亢的唱腔和念白依然在回荡。舞台上那漫画般夸张的脸谱、沉重繁复的披挂、连续不断的筋斗填补了县城文化生活的不足。三角钱的夜场戏票被城里的观众买完。隔天的一个逢场日，加演午场，一角五一张的戏票又全被赶场的农民买空，12点开戏后的剧场门口，堆了一地的扁挑箩筐。
一座县城，剧团的角儿，总是街谈巷议的重点。
德阳川剧团是集体所有制的一个“县班子”，但它的创办者则是在解放前就享誉全省的川剧人物“当头棒”——刘成基。1950年，“川丑典范”刘成基来到德阳筹建县人民剧团并担任团长，随即也邀集川剧名角司徒慧聪、愚棒、吴凌新、庞阶新、杨俊新、谢建彬、晋良泉、刘月三、王小痴、张惠霞、丽波、幼筠、莉莉君、戴雪如、刘克莉、刘克坚（名单由德阳市博物馆退休干部陈隆均提供）等等来到德阳。可以说，德阳川剧团是名角云集，演出的剧目竟然在成都、重庆刮起阵阵“德阳旋风”。很长一段时间，剧团都将折戏《水漫金山》作为自己的保留剧目，因为，这短短的一折戏，便集中了“变脸”、“吐火”、“飞耳帐”、“滚禅杖”、“踢慧眼”、“托举上肩”、“钻火圈”等川剧绝技，可见水平了得。
当刘成基荣升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后，一批名角也相继离开德阳，但尹华宣、沈先凤等又声名鹊起。
善演老生和武生的尹华宣，拿手好戏是《定军山》。他在剧中表演的“柺子刀”令人叫绝。随激烈的锣鼓，他将长柄的官刀挥舞得眼花缭乱，再抛在台上，那倒立的官刀居然可以噔噔噔地弹跳向前而不倒，被人们称为“官刀走路”。后来，尹华宣又演革命现代移植川剧《红灯记》《焦裕禄》。他饰演浑身血迹、戴着手铐脚镣的李玉和，表情、眼神到位，还把亮靴、理髯、抖袖等系列表演程式揉进剧情，至今仍为很多观众难忘；他主演的《焦裕禄》，非常细腻地将焦裕禄忍受肝病折磨的痛苦传达给观众，致使剧场内的很多观众都感到了肝区的不适。虽然这样，但剧团还是在几年后撤销了。生活无着的尹华宣拉起架车搞运输，他每天要用架车从德阳去黄许九五厂（省劳改砖瓦厂）拉回一车火砖。23里的路程上，无论刮风下雨，他肩挎架车前杠的背带，双手握住车把，努力地将身子前倾着拉动架车。到了三圣宫的那个上坡路段，他只得求助在田里劳动的农民帮忙。农民们都认识他，纷纷喊着尹老师，表演一段“官刀走路”！没有官刀，扁担就递上来，同样舞得溜圆，而且搁在地上同样噔噔噔地走开了路。表演毕，农民们鼓着掌，围住架车，哗啦啦就推上坡去。
名旦沈先凤，饰演过花旦、闺门旦、奴旦、刀马旦、彩旦，她的指语、身段、云手、腰腿、台步以及唱、念、做、打的功夫在全川享有声誉；塑造了穆桂英、秦香莲、红娘等艺术形象。川剧团撤销后，她被新成立的县文工团招去当了老师——这就意味着她有了国家的正式编制，不再为了剧团的经济收入而游牧般地奔波了。一年多以后，过去川剧团的老艺人通过奔走、呼吁，使川剧团又得以恢复。大家就找到沈先凤，请她重回剧团。热爱川剧的沈先凤居然二话不说，丢掉了国家编制毅然回团。此时，被禁锢了十年的传统戏得以解禁。市政协办公室文卫科科长李铮在叙写自己母亲沈先凤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该团在全川率先演出传统戏《逼上梁山》的盛况。当时，剧团在成都107号信箱演出，观众们久旱遇甘霖，蜂拥而至，甚至整个成都街头都出现了一句顺口溜：要看古装戏，请到107！剧团到了重庆，有好多成都戏迷又追踪而来。他们与其说追剧团，不如说是追沈先凤这个星，追着听她唱、念的声、情、味，追着看她表演中的快、慢台步、手式指法、眼位眼神、褶子、水袖、扇子、云帚组合。在重庆胜利剧场，沈先凤主演川剧高腔《王三巧》，那一大段“青水令”，把王三巧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致入微，或喜或悲，或爱或恨无不恰到好处，感人肺腑。散戏后，沈先凤正在卸妆，后台就走进英、法、德、瑞士、委内瑞拉等国二十几位外宾来，对着沈先凤直竖大拇指。
还有一位瘦脸、鼓眼的丑角，艺名叫“黄狗”。舞台上，“黄狗”从来都是演反面角色，而且上台后只有一句台词。比如他演的刁小三，吊儿郎当地背个盒子炮，进入沙家浜就去抢老乡的包袱。被抢的老乡就问，你们忠义救国军咋个还抢东西？他就说：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哪！一双鼓眼的黑眼珠就集中到了鼻梁处，逗得台下一片大笑。台词最多的，要数他演的栾平，因为要和杨子荣辩论，还要努力揭穿杨子荣是“共军”身份，终于言多必失，被“三爷”座山雕一脚踢去，他就表演“狗爬”动作，轻盈地爬出三丈远。最后，杨子荣在威虎厅里提着他的衣领到幕内去“枪毙”，他就表演“矮子功”，表演得出神入化，下面掌声如潮，这当然就抢了主角杨子荣的戏。进到后台，演杨子荣的说，黄老师，你的表演可不可以收敛点呢？“黄狗”说，你是把我押下去“枪毙”，未必我还能亮靴走大路似的么！但“黄狗”也演过一回好人，是站在台上不说话的一帮群众。可是他站在那里，台下始终有笑声，因为他瘦脸、鼓眼的很不像个“好人”。
午戏散了场，“黄狗”总要端个生着茶锈的搪瓷缸去南街的明园茶馆坐一坐。茶馆的用水量大，明园茶馆背后恰好就是穿城堰，过去用水方便得很，锅里、茶壶里没水了，小工就将系着绳的木桶丢进穿城堰，然后提水上来。现在不行了，自来水的龙头从早晨拧开就没有关过，那水细得像撒尿。“黄狗”才落坐，茶客们就都高声地喊着“黄狗”老师，并纷纷解囊道：茶钱我开了！“黄狗”就喔喔地应承着，脸上也不笑——可能他在舞台上给了大家太多的笑。
经过此处的穿城堰，似乎有点像“黄狗”的那张脸了。因为绕过广场，它就将结束自己的穿城行程。的确，此时的它已经显出了一种疲态；有了一种穷途末路的苍凉。
广场原是一个池塘，四周杂草丛生，蚊蝇乱飞，穿城堰也不时地为其注水。1929年，德阳驻军王铭章部用土将其填平作了操坝，时不时的要操练一下军队。平常的日子，卖打药的、耍猴戏的在这里摆摊、扯场子。下了雨，人车一过，操坝到处都是坑洼，于是就拉来一车一车的炭灰填平，县城里的人就称它为“炭灰广场”。广场的北侧，紧挨文庙的照壁（万仞宫墙）处，是一个用砖土垒成的土台子。1937年9月6日，时任驻德阳川军王铭章122师奉命出川抗日，在广场举行的誓师大会上，王铭章站上土台子，慷慨陈词。在军阀割据期间，王铭章在德阳呆的时间最长，搜刮钱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因为他是去抗日，全城百姓把对他的怨恨埋在心底，在广场为他一壮行色的同时，也为全师官兵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其时，县城里的这座广场，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广场，它不过就是一处较为开阔的空间而已，从性质上讲应该是公共建筑的从属，比如文庙；或者就是街道的拓展，比如南街。
直到解放后，广场被命名为“红旗广场”，这在功能上奠定了它的政治中心地位。而且，露天的土台子后来经过了几次重建，盖起了遮雨遮阳的主席台，从此，这里就成为发动群众运动和举行群众集会的场地。
建国初的群众运动和集会首先从禁烟、禁赌、禁娼开始。清道光年间，德阳的东山以及蟠龙、金山一带就种植罂粟、熬制鸦片。土膏店、熟膏店、红灯烟馆相继在县城出现，官员和士绅趋之若鹜。民国初期至中期，就连驻防的军队也多吸食鸦片，军饷一到，多半都花在了烟馆里。到了民国后期开始全面禁烟。先是课以重税，后又于1942年和1947年分别处决了一唐姓女烟贩和在黄许开烟馆的陈麻子，但依然禁而不绝。解放后，按照川西行政公署指示，全县开展了禁烟禁毒运动，在广场上动员、发动群众举报；命令贩毒和吸食者坦白自首；通过判刑、管制等法律手段，使烟毒得以基本禁绝。至于赌博和娼妓也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应声绝迹。
印象深刻的，要数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的动员和公审公判大会。县政府当时在各乡都成立了生产剿匪委员会、并派出武装工作队，六百多土匪交出长短枪纷纷自首自新，进入“自新土匪管训班”接受教育。群众这才敢于走上台上去伸冤、诉苦。什么“东山的‘锣’(罗)敲不得”、“扬嘉的‘书’（舒）翻不得”、“八角的‘箫’（萧）吹不得”、“孝泉的‘红’（洪）染不得”，今天就要去敲去翻去吹去染！
群众控诉东山恶霸罗大章上结官府，下通土匪，估买估卖，盘剥乡民。每到逢场，他就在臭茅厮、二百钱、大山门一带设卡收“买路钱”，两个儿子则纠集一伙人明抢。扬嘉的舒子康带头冲击乡政府，还打伤了几个干部；孝泉的洪少章组织小股土匪专事抢劫，为非作歹。八角的萧仲衡，解放前夕就是国民党德阳党部中统组长。他在八角拉竿子成立反共游击队，企图作最后的抵抗。德阳解放刚一月，萧仲衡就召集人马在德阳东郊的梅泉寺开会，会上制定了系列行动纲领。十天后，萧仲衡应金堂匪首赖金山之邀，准备赴西山策划暴动。动身前，他派人先行去接头，结果被解放军的侦察员挡获。解放军在对这股反共队伍进行武装清剿时，将萧仲衡抓捕。
特别是廖政琼，从绵阳嫁与德阳县城东郊枣子树的袍哥舵爷刘衡权后，入合川国民党四川妇女训练班学习。两年后回县，当了妇女会理事长，常与县里的党、政、军人员往来，自吹是宋美龄的学生。她趾高气扬，野心勃勃，依仗袍哥势力在县城开设“益智书局”，实则是其发展反动组织的联络站。1949年6月，与各公口码头袍哥串联成立“青年自治社。10月，又伙同杨鹤年成立“反共救国军”，妄图抵抗南下的解放军。解放军进县城后，廖政琼逃往成都。两月后再潜回德阳，自称代理团长，以50元大洋为诱饵，收罗国民党散兵、袍哥成员、地痞流氓制造谣言，伺机暴动……
愤怒的群众在广场集会上控诉毕，随一声号令，就将已经捉拿归案、五花大捆的恶霸、土匪、反革命头子提上了台，进行宣判后即押赴刑场执行抢决。
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在农村，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艰难地推进，但它的确在一步步唤醒农民的恋土情结。在城市，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倒爷”与“官倒”、“贴面舞”、“黄色录像”各种景象交织，一度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主要表现在流氓寻衅滋事、盗窃抢劫渐趋多发。德阳县城竟然发生过类似于东北的“二王事件”。那是在一个晚上，兄弟两人在成都抢劫了一辆汽车后到了德阳，他们把四条街都逛遍了，最后在东外街劫持了一个下夜班的女工，并在去往成都方向的路上，对这位女工实施了多次强暴后抛下车来。这引发了整个县城群众的愤怒，仇恨的火焰一直在蔓延。“严打”和“从重从快”就提上了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其时，与全国各地一样，解放军的内卫部队改编成武装警察部队，他们配合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施对流氓犯罪份子的集中抓捕行动，规模和阵势不亚于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是在广场召开的“严打”公判大会上，群众亲眼目睹了德阳“二王事件”的罪犯以及一个个“流氓犯罪集团”的覆灭。
还有不定期的集中整治社会治安的公捕公审大会。要求各个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头天就开始通知到每家每户，务必要派出一名代表参加；而且第二天务必要提着小板凳按照广场上划定的位置提前进场、坐好。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县城百姓响应号召、积极参加，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北街小巷子的刘婶，丈夫在外地工作，家中只有她和两个小孩，大的五岁、小的两岁。这天一大早，刘婶就煮好了萝卜稀饭，将两个孩子从床上提起来，招呼大的要给小的喂饭哈。但是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民兵指挥部的民兵背着抢在守卫会场，死活不准刘婶进去。刘婶一时间就急得嗷嗷地哭了。在台上主持大会的人往这边狠狠地瞟了一眼，吓得民兵排长抖了一下。刘婶乘机溜进会场，抹眼抹泪地勾着腰找到自己的位置，心这才定下来，想自己代表着丈夫、代表着孩子总算参加了会。但是，散了会，当刘婶提着板凳回到家时，见街坊邻舍的围了一大堆。原来，她五岁的孩子给两岁的弟弟喂饭时，一块萝卜就卡在了弟弟的喉咙。院子里的一个人跑来，立即就吓得大呼小叫起来。五个人跑来了，十个人跑来了，全院的都跑来了；连梨儿园的邻居也跑来了。一个在倒提着孩子的腿往下抖；一个又接过孩子放平了抹胸口。大家说赶快送医院吧！就都哗啦啦地厮跟着往医院跑去……
我在感动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邻里关系、在感念着街坊间温馨的举动时，不愿意再接着把这件事写下去了。我要提及的是，一座广场，它究竟承载了县城几多的历史重量呢！特别是到了今天，“红旗广场”已更名为“文庙广场”，在这座城市呈现出中心发散的状态；从其设施建设来看，也意味着它的功能从集会转变为休闲了。但是，这其间的时间跨度又该有多长呢？
我说不清楚。
只有穿城堰足以见证！
因为，穿城堰在贯穿了整个德阳老县城并抵达这里后，只再绕广场半周，就平静地重归了绵远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