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词典》（李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北京第一版）介绍“五七干校”原文如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名，把干部集中下放劳动的场所。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时加了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但是并没有达到实现干部革命化的目的，却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广大干部进行劳动惩罚和迫害的场所。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这个词条介绍了“五七干校”举办的时代大背景，也给举办这个学校所起到的作用作了准确评价，这里不再赘述。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省、地、县造反派、革委会纷纷举办“五七干校”，把广大干部赶进“五七干校”去“反修防修”。原四川省绵阳地区“五七干校”在白马关庞统祠，德阳县“五七干校”在东山玉皇观。选择祠堂和寺庙道观，大概是这些地方有足够的场地来“改造”干部，便于组织干校学员生产劳动。笔者老家在白马关庞统祠所在地的村组，少时在祠内启蒙读书，后不断听到父辈讲述“五七干校”学员在干校的劳动生活轶事，颇多感概。原罗江县政协编发过一篇白马关绵阳地区“五七干校”学员，原《中国青年报》社社长、总编辑张黎群的回忆文章《以史为镜温故知新 ——记在白马关“绵阳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段劳动生活史实》（罗江文史资料第四辑），从亲历者的角度再现了当年的干校生活。根据张黎群先生的回忆和父辈的讲述，以及相关文史资料，笔者将原白马关绵阳地区“五七干校”轶事作一整理，以飨读者。

白马关古驿道以庞统祠为中心，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在罗江、绵阳方向，其中点有个中外闻名的地方——落凤坡，传说中刘备的军师庞统攻取雒城时，被张任的伏兵射杀在这里。人们在坡上起一土冢，纪念庞统的忠义，乡民把这个土冢呼为“庞统血坟”。坡上数里之内，人烟稀少、草木茂盛，已经成为生态良好的原始森林。从“血坟”上行约数百米，有一院残破的红砖房，面积约800余平方米。红砖墙壁上刷满了“文革”时候的标语和宣传画，大门上的铁拱圈上贴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个大字。好事者说，这是当年绵阳地区“五七干校”的旧址。很多人信以为真，其实这与史实大悖。

白马关绵阳地区“五七干校”开办于1969年，地点在庞统祠。按照张黎群先生的回忆，1970年的某日，被关押在剑门关武连山的张黎群，被造反派通知到白马关绵阳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张黎群回忆道：“我去的‘五七干校’设在庞统祠。当我走到那儿，抬起头一看，大门左石柱上悬挂一白漆木牌，大约四尺长一尺宽，写了一行字：绵阳地区“五七干校”。一眼望去，蹩脚的毛笔字字里行间，显出一副无精打采名不副实的样儿。”大概是感概人生起伏无常，触景生情，一块木牌给张黎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绵阳地区“五七干校”的学员主要是地区领导干部和部分专家学者。据张黎群的回忆，他刚到白马关时，有学员30—40人，挤在二师殿侧的两间屋里。这其中包括地委书记彭华，地区副专员于桐林，还有一批局长、科长级的官员，一批归国的外国留学生、被打为右派的大学生等“走资派”、“臭老九”、“牛鬼蛇神”。这些学员白天由当地农民带领，参加劳动，劳动的地点主要在落凤坡一带。当时这里地广人稀，距离庞统祠不远，出行方便；晚上则进行政治学习。张黎群爱憎分明、学识渊博，时间不长，就和当地群众、罗江川纤厂的工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我有个叔祖母叫张定群，是个能干的农村妇女，名字和张黎群只差一个字。劳作之余，人们就拿他们的名字开玩笑。一个好事者站在坡上，放开嗓子喊：“张—定—群，张—定—群……”，他故意把“张”字、“群”字加重、拖长，把“定”字喊得轻而短。坡下的张黎群听到了，马上拖长声音回应，旁边的人说，“张主任，人家没喊你，喊的是张定群！”坡上、坡下的人就一起笑起来。母亲说，这些干部劳动的时候，有的带着白手套，但是劳动的效率一点不比别人低。

由于主持干校工作的干部全面素质比学员低，因此干校学员们更喜欢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学习、劳动。他们在白马关选了几块田，种西瓜和西红柿，农家的孩子哪里见过这些东西，西瓜和西红柿没有熟，就被孩子们糟蹋不少，但是这些“一小撮”也没有骂过他们，或者要家长们赔偿。干校的学员们还利用自己的关系，请来了绵阳地区的京剧团、川剧团、文工团，让山里的村民大大开阔了眼界。

让当地村民印象最深的是，由于“五七干校”的入驻，人们有机会认识了当时的稀罕物件儿——电视机。1970年5月，绵阳地区在庞统祠内架设电视差转台。在方圆数百里的地方，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为了看电视，周围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有看电视摔断了腿的，有碰破了头的，到了晚上，山湾里就像赶大集，闹麻麻的。

川纤厂的老工人郑化明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叫《白马关往事》，说的就是1972年的夏天，他和五个朋友骑车到白马关看电视的事。那天下午五点过，他们历经艰辛到达庞统祠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景象：“高踞雄关的庞统祠已是殿宇颓废，破败萧条，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我们走进山门也没人过问。大家直接来到空荡荡的二师殿。这里的情形也同样是门窗缺少，只剩下一个个大小框洞。二师殿的神台上也没有塑像，堆放着一些稻草，显然这儿在养牛。地上还散落着一些稻草和牛粪，星散零落， 乱七八糟。整个空间里充斥着一股牛粪牛尿的气味……因为我们一共是五个人，走进去的动静自然是有点大。这时候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个人，看模样也不像当地人。我们之中的一人就向他解释，我们是从川纤厂来的。听说这里在搞电视信号测试，我们来看看电视。那人听了随手指向神台上右边的一个长方形箱子说，“这就是电视机，现在没有节目。要到晚上七点钟才有。”说着他按下了机子上的电源开关，旋转着上面的节目旋钮。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混乱的信号。

       他又抽出电视机上的一根金属天线摆弄着。屏幕上显出了黑白相间的小方格。机子里播放着不知名的音乐。我们一面和他说话，一面眼望着电视机，满怀希望地期待它出现画面。

      原来在那个年代，全国还只有一个北京电视台，并且也仅有一套黑白电视节目；每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新闻联播，到了十点钟左右就结束。个别时候到十一点过，屏幕上就会出现“再见”两字。

     我们等了十多分钟，见电视上依然还是那块黑白花布。看看天色将晚，大家要急着赶回厂里，只好和那人告别，急急忙忙地照原路走回七里桥旁的农家院子。跨上各自的自行车，奋力朝回赶。到了西山坡上，已是万家灯火一片。我们乘着月色回到厂里，人人都是一身大汗。

后来听说，那位摆弄电视机的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再后来任绵阳地委书记、宣传部长张黎群。文化大革命当中，他曾被关押在白马关的这个牛棚之中，被监督劳动改造。”

张黎群也讲了他和青年工人之间交朋友的往事。他写道：“有一天，来了几位青年工人，要学校头头讲讲白马关的故事。头头说，‘找那个煮饭的老头讲’。我看得出听者满意的神色。此后，每个星期天都有人来参观庞统祠，来了就要找‘煮饭的老头’……”张黎群成了庞统祠第一位兼职解说员。庞统祠的电视差转台一直办到1977年。人到中年，我的耳朵听力下降，母亲常常说，那是当年到白马关看电视惹的。他这个看法不一定对，但是我身上确实发生过一件和电视有关的事儿。一天黄昏，我和母亲准备去看电视。母亲要刷了锅碗才出发，要我先出门。我当时三岁多一点，摇摇摆摆就出发了。在屋后的竹林盘里，突然转出两个黑影（两个隔房老辈子）对我大吼，吓得我哇哇大哭，跌倒在路边的沟里，额头还起了个大包。母亲从此再不要我单独出门看电视，而且至今把我的听力下降归罪于那次惊吓。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喂猪、放牛、种地、挑大粪、从罗江酒厂拉猪饲料、嫁接果树、蒸饭、打扫卫生，什么农活都干。他们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保护文物。

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激烈的“破四旧”运动，很多地面文物被毁，庞统祠也不例外。祠里佛像被掀翻、碑刻被推倒、砸烂，三十余副石刻楹联，可能是因为字数多，位置高，上半部分破坏难度大一些，受到损失小一些，但是每一副对联的下半部分，包括款识和印章，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记得“5.12”特大地震以后，国家对庞统祠进行灾后维修，我在祠里加了三天班，主要的工作就是将祠内楹联的下半部分款识、印章再次核实，描摹清晰。但是部分款识、印章已经被凿子弄得面目全非了，这是后话。

到了文革中期，虽然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为了防止文化遗产免遭觊觎垂涎，“五七干校”的学员们买来石灰水，将祠内石柱全部刷白，并全部写上“文革”标语、口号。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打这些柱头的主意了。

“五七干校”开头几年办得很火。1971年8月举行的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作题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把四川建成伟大祖国的一个可靠战略基地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各行各业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办好“五七干校”，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是，会议不久，随着1971年“9.13”事件的发生，大批干部被“解放”，“五七干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张黎群回忆说，“谁也说不清白马关这个‘五七干校’是怎么收摊子的。印象中是个人背起背包作鸟兽散了。”

全国“五七干校”的正式结束是1979年。是年，国务院发出国发[1979]40号文件《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历时10年的“五七干校”，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张黎群1937年参加革命，曾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南方局青年组工作。建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中共“八大”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绵阳地委书记。1970年到白马关“五七干校”，1972年离开，在白马关呆了三个年头。“文革”后，曾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等职。我1973年出生，母亲讲，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在落凤坡一块叫做“七亩大地”的地方劳动，落凤坡根本就没有房子。我的几个小学同学是川纤厂的子弟，1978年才入住川纤农场。因此，现在落凤坡的“五七干校”旧址，当属“作伪”，但也能勾起人们对往事的一些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