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县孝感公社红光大队（现德阳市旌阳区孝感镇红伏村，为合并村）曾是四川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当时有“平坝学红光，丘陵学化林(剑阁县鸯溪公社化林大队)”的口号。现在五十岁以上的德阳人大多都对此有印象，有人还记得当年曾自行或在老师的组织下到红光大队参观的经过。特别是对红光大队集体养的大肥猪印象深刻。虽然红光大队“学大寨”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过去多年，但至今无人就这段历史进行梳理。撇开“农业学大寨”功过是非不谈，梳理红光大队“学大寨”并成为先进典型的过程，呈现当时的一些情况，存一份历史资料，应该是文史工作者的责任。

这项任务原本委托罗亚文先生完成，因为罗亚文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德阳人，曾任过乡镇干部、文化旅游局长、区政协专委办主任，属于上马能武，提笔能文的人，十多年前就曾采访过一些当事人，也写过相关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但罗亚文先生谦逊，并以身体原因为辞，只说愿意牵线搭桥，联系上下。在罗亚文先生的帮助下，2018年5月起，我开始采访一些当事人，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当时的情景。

一、从一份典型发言材料入手

第一次到红光大队（红伏村），带回了还未编印出版的孝感乡志初稿，两个文件盒。据说因为经费原因，这个乡志初稿离正式印刷还遥遥无期。翻完乡志资料，感觉对了解当时红光大队的情况无多裨益。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志书都是以条编目，把社会事件分割、杂糅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子项目中，相当于作了肢解，读者无法拼凑复原。加上正史素有主动为各种讳的习惯，“农业学大寨”在编史者眼中似乎是一个小禁区，所以资料中找不到明确记述这一过程的文字。不过，在《德阳县孝感公社社史资料》里单独有一份1977年3月四川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秘书处印制的四川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典型材料，牛皮纸装订，是一份发言稿，发言人是“德阳县孝感公社红光大队郑洪礼”。据了解，郑洪礼原为红光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化程度不高，后得益于红光大队“学大寨”的成绩及当时的政治气候，1974年越级增补为德阳县委副书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曾出版连环画《大寨精神放红光》，讲述郑洪礼带领红光“学大寨”的故事。该篇发言稿标题是《大批促大干　科学种田夺高产》。

这份材料引起我的兴趣。

这份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及一大批人对于“农业学大寨”的一些原初印象——在现在的中年一代人想象里，“农业学大寨”完全就是傻干蛮干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比如改田改土，就是为改造而改造，凭想象办事，图视觉效果，讨上级喜欢，好好的水田改成旱田，肥田改成瘦田。

但从这份材料里看，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如果这份材料可信性足够高——至少当时的红光大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还是讲科学的——“农业学大寨”实际上还是为了增收，而结果是真正的增了收。从材料上看，红光大队（前期）是凭高产增收成为典型的而不是靠政治口号喊得响当的典型。

抓农业生产措施具体，方法科学，效果明显

关于增收情况。在材料的第一段，发言人概括了“农业学大寨”（1964年开始）十二年的增收情况：

“全队粮食亩产连续两年跨《双纲》，四年超千斤，四年上‘双纲’，两年闯过‘吨’粮关；油菜亩产达到三百四十斤，全队人平每年为国家交售粮食八百斤、油菜籽六十三斤、肥猪半头。现在储备粮七十五万斤，公共积累七十万元，各种农业机械二百二十六台（件），基本实现了耕作、脱粒、植保、提灌、运输、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全队办企业兴旺，去年总产值达到十四万三千元，占全队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三。社员生活大大改善，集体经济欣欣向荣”。

这段话透露出四个信息：一是增收是全面的增产，不只是水稻，还包括油菜、生猪、队办企业。二是公共累积数量大，一个大队（现为村）公共累积七十万元，远超现在的很多村的集体资产。三是公共累积增加，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减轻了社员劳动强度。四是社员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据原红光大队主任（后任村主任、支书）83岁的唐文述回忆，这个提高虽然是相对的，但横向比较，还是远超了周边，包括省内外很多大队社员的收入，以至于周边地区经常到红光大队学习取经，最多的一天大约有六、七千人。

为了方便外地人考察学习红光，县上还在北门外的德阳宾馆设了接待站，派专人值班等候，给参观者引路。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四年。

关于改田改土成果。“学大寨”最终目的是增收，增收的前提是改田改土兴修水利。重点是改造冬水田和低产田。具体做法是开沟排水，消灭“水肿”，挑沙面田，改良土壤。两个冬春“搬动河沙十一万多方，面田一千七百多亩，打抗旱泉凼四口，新开排灌沟渠五十二条，六百多亩冬水田全部改成了两季稻，一千一百多亩低产田初步得到改造，同时还栽了几十万株树。”这个成果在当时还是比较惊人的。

关于发展双季稻和扩大复种。要增收，单靠亩产提升，前景有限。所以发展双季稻，扩大复种。1969年，大队支部和生产队干部带头种了十一亩试验田，收成较好，“早、晚稻合计亩产一千四百七十三斤，比一季中稻亩产九百三十四斤增产百分之七十七”。

以此为契机，红光大队开始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一九七一年双季稻达到六百多亩，一九七二年达到一千三百亩，占稻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八。两年间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二百五十左右，粮食亩产超过一千六百斤。

关于提高单产。一是“争早攻迟夺高产”。“实行合理布局挤时间，发展农机抢时间，大干苦干争时间，使早栽田面积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对于迟田严格控制栽播期，壮秧密植，重施底肥，早管、早追肥，力争接近早栽田的产量”。二是“精细管理促高产”。实行“五定”责任制，即定领导、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劳动分线编组，以组作战，任务到组，责任到人。开展劳动竞赛，进行检查验收，保证农活质量。”三是抗灾治虫保高产。除修建土温室五百多平方米，还建立“三结合”病虫测报小组，“以预防为主，药治为辅”。

关于1977年的增产目标。口号是“一批二治三大干，粮食总产四百万，农林牧付（应为“副”字，原文为“付”）齐发展，誓为大治作贡献”。具体来说，就是粮食亩产达到二千二百斤，人平产粮二千二百斤，一人一肥猪。为了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提出的措施是稳定布局，主攻单产，关键措施是狠抓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实行“养、种、积、造、还”相结合。

材料中散发的特定时代的特有气息

一是文字“穿靴戴帽”现象不多。在叙述工作之前，先戴一段“帽子”，正事说完，加一段高大上的文字收尾，戏称“穿靴戴帽”，其目的在于保证“政治正确，几乎是多年的惯例。这份材料里也有这种现象，但“帽子”不多，且不算空泛，没有玩文字游戏的现象，几乎没有完全与正事无关的“认真贯彻落实”之类的话。属于严格意见上“穿靴戴帽”的话全文只有两处：

“从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六四年，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热烈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二是把抓具体工作的成效归功于抓政治学习的成功或者抓具体工作先抓政治学习。比如“每前进一步，都是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阶级敌人斗过来的；是同守旧思想、懦夫懒汉世界观和生产到顶思想斗过来的；是靠大干、苦干加巧干干出来的。”

“我们支部带领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阶级敌人在哪里跳出来就在哪里斗，什么时候捣乱就在什么时候斗，及时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狠斗了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以大寨、昔阳为榜样，狠批懦夫懒汉世界观”。

“我们支部……多次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对比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进行一分为二的教育；批判了生产到顶的思想。对照大寨，找差距、揭矛盾，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

“大治之年要大上，必须大批‘四人帮’。我们大队参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代表回来以后，满怀革命豪情，向全体干部社员传达了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回忆对比，用红光十二年学大寨的巨大变化，狠批了‘四人帮’‘三搞一篡’和‘三批一砍’的滔天罪行。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批‘四人帮’越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越批‘四人帮’越仇恨，越批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足，表示要象大寨人那样，大批了再大批，大干了再大干”。

“根据我们红光大队的情况，联系实际批‘四人帮’，主要抓五条：一是狠批‘四人帮’攻击‘整顿就是复辟’的谬论，肃清整顿就是‘整干部’的影响，解决好少数干部中想整怕错，想斗怕乱，睁只眼，闭只眼，不整不斗松活点的错误思想，把党支部的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二是狠批‘四人帮’攻击斗敌批资是‘矛盾向下’的谬论，肃清斗敌批资是‘整群众’的影响，解决好少数干部中存在的对领导班子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抓，对社员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批，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斗的错误思想，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三是狠批‘四人帮’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行，肃清所谓‘奴隶主义’的影响，解决部分干部、党员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的问题，增强党的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四是狠批‘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道理一大篇，实干不沾边’的流毒，解决一些人大干怕苦，大上怕难的问题，把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五是狠批‘四人帮’乱扣‘管、卡、压’帽子，肃清无政府主义流毒，纠正部分干部、群众不服调工派活，不遵守规章制度，不顾农活质量等问题，把经营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是一些特定术语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比如“三带头”“五过硬”（带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斗敌批资，反修防变，带头参加劳动；思想过硬，作风过硬，工作过硬，劳动过硬，家属过硬）。

四是集体生产劳动强度大。“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逢年过节，男女老少齐上阵，天不亮就出工，满天星子才收工”、“每天‘五出勤’、‘三加班’，劳动多达十六、七个小时，不少人手栽肿了，脚泡烂了，皮晒掉了，眼熬红了……”另外，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农民对于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是有意见的（文中提到的生产到顶思想、“懒汉观念”），而干部也被要求要保证一年参加集体劳动三百天。

文字通俗易懂，口语化，农村工作气息浓

“我们大队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呢？广大贫下中农说：一在方向正，二靠班子硬，三是鼓大劲”；“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说：‘水改旱，三年不能吃饱饭，改田不如抓现钱’，一些思想守旧的人说：‘弯弯路，月亮田，要想改变难上难’”；“穷就穷在冬水田上，穷就穷在靠天吃饭上，结果越靠越想要，越要越倒灶，越靠人越懒，越靠志越短”；“自古盘古开天地，哪见谷子种两季”；“只顾增产多，不顾人死活”……

这篇发言材料的起草者应该不是发言人郑洪礼（后确认起草人为县农工部谭明书），从文字上来看，既能“上纲上线”贴合上面要求，又善于接地气让一般人听得懂，整体水平很高。总体来看，这份材料体现的观点是：一件事情要干好，干部要带头，群众要努力，要有一股精气神。当然，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材料中罗列出的学著作讲斗争防修反修等，农民是否真的听得明白理解得透彻，存疑。另外，虽然红光大队干部思想觉悟高，群众参加劳动积极性高，农业学大寨（或者集体经济）达到了当时的新水平，但受发展模式的影响，其发展瓶颈是无法突破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照搬苏联模式，推行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民固化在土地上，终归没有前途，所以这篇发言稿依然只能作为特定时期农村工作的一份见证，供史家研究，而不能证明原有模式的正确。

二、几名经历者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为了记录当时红光大队“农业学大寨”的过程，在罗亚文先生的帮助下，通过孝感镇党委、政府和红伏村村委会，联系到了曾在红光蹲点、现已八十三岁高龄的艾远辉老先生，艾远辉老先生又推荐了黎永斌、谭明书两位老同志，加上红光大队年过八旬的老主任、老会计，召开了小型座谈会。几位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健旺，声音洪亮。以下是几名老人的采访实录。

在各人的讲述中，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准，有些事件时间不吻合。

艾远辉（原德阳县农业局农经站干部，退休前为市统计局农业科科长、高级统计师）：红光大队出名的原因，当然是“农业学大寨”。但是这个出名的过程又是如何的呢？我给你介绍一下。

起先，全国提倡“农业学大寨”，红光也一样，组织人到大寨去参观。县“革委”组织了两次，农业、水利上的人一起去。我是县农业局的，农业局归县委农工部管。我当时在农业局农经股负责。

去学啥子呢？学评工记分。大寨最初也是从改变评工记分方法出名的。评工分是件麻烦事，主要是每天都评。看起来公正，其实麻烦不断。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要评工分，经常搞到深更半夜，十一、二点了还在吵架，扯不清楚，第二天还要一早出工。

大寨提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报公议、评记工分”。这个评工分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是月评制，每月评一次工分，不搞那么细，每天只是考核，每月工分分等级，这样就解决了斤斤计较吵架问题，我们就去学这个。

谢善模（曾任德阳县农业局长，后任德阳市农牧局副局长）和我先后到大寨参观学习，学完了回来研究总结，决定在红光也搞工分月评制试点。红光社员思想比较进步，脑子比较灵活，觉得这个办法好，很受欢迎，试点也成功了，就由我执笔，搞了一个材料报绵阳地委（1983年德阳建市之前属绵阳地区），地委觉得好，就用简报转发，省委、省政府领导都看到了红光学大寨的典型材料，并引起了新华社记者的注意，在川报上登了，省委也注意到了，这样，红光一下就出名了。

红光“农业学大寨”就是从学评工记分开始的。

不过，红光在学评工记分之外，还推进了一步，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为啥要提这两句？因为当时红光交通不便，在平坝地区都算穷的。你别看现在红光都在城边上了，那个时候，没路，离城远得很。红光全是“玻璃田”（冬水田，看着像一块一块的玻璃，俗称玻璃田），日子苦。所以红光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

对了，还有一点，那时候全国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1962年８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简称“六十条”，要求公社、大队下放权力，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础核算单位是小队为主），红光一直搞大队核算，没有下放核算权力，不是以小队，而是以大队核算为主体，这才积累了集体资产。

大寨也是大队核算，但红光不是学大寨学来的，是不约而同坚持了大队核算的做法。

以大队为核算主体，就存在小队与小队的经济差别，有的小队劳动力弱，生产条件差，有的劳动力强，核算下来差距就会很大，所以就要平衡，不搞平衡就要起矛盾，要带来问题。搞平衡不等于吃大锅饭，要做思想工作，要搞竞赛，落后的小队要被批评，大家都怕被批评，所以干起活来都是你追我赶的，场面很热闹。

那时候时兴干部驻队，就是帮助大队出主意想办法搞生产做工作的。红光的驻队干部素质都很高，把社员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举个例子，他们（指参加座谈的其他几名老人）可能都不晓得。有一个县委派下来的驻队干部，按规定到社员家吃派饭（一家负责一天），看到那家社员的小孩发高烧，社员又不送到医院去，说农村小孩发烧，弄点草药就是了。他一看不行，再这样下去要出大问题，就自己抱起孩子往医院跑。医院医生一看，说你再不送来，孩子就烧成肺炎了——肺炎在当时也是很厉害的病。然后就抢救，孩子保住了。这个人回家，他家也有一个小孩，当时大家都没什么健康意识，他自己回去了也没消毒，就抱着孩子亲，结果孩子被他身上的细菌感染了——他孩子体弱，一感染就严重了，最后孩子没了。这个人的爱人是小学老师，大龄丧子，悲痛异常，以后也再没有生过孩子，现在老两口也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件事情还是他姨妹儿偶然说出来的，说他“挣表现”——其实不是挣表现，当时就是那样的。

这个人当时在红光还被蛇咬过。

这个人就是从县委宣传部调到农机局的干部，叫李兴田。

我的任务是管各大队的财务。红光的财务很过得硬，从来没有清过烂账。他们有个大队出纳叫黄祖庭，忠厚老实本份，关口把得严，没有挪用过一分钱，没有算错过一分账，人称“铁算盘”。

当然，红光后来再出名，就是种双季稻的事情了。

不过我要说明，双季稻不符合自然规律。双季稻种得越多农民越累，减产（指一季的产量）越严重，所以还是后来的包产到户最适合农民。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座谈结束时艾远辉老先生给了我一篇他发表在《四川科技通讯》上的文章，标题是《岁月带不走的记忆——包产到户让农民摆脱了困境》，其中有一段原话摘录如下：“本人是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在20世纪中页，从农业合作化初期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几十年来一直在抓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可事与愿违，在那‘三级所有’两级空的集体经济‘四统一’的严格管束下，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和自我发挥作用的空间。我在辅导农经人员抓‘四大管理’加分配的过程中，虽然终年劳碌，尽心尽力，却始终找不到让农民看到希望的致富之路”。）

黎永斌（原县农林水电局干部，退休前为旌阳区政协副主席）：种双季稻这个事情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国家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就是要多产粮。红光那么穷，咋个多产粮？就引进了双季稻。双季稻种植主要跟光热、水、气多方面因素有关，不适合在四川大面积推广。比如红光种双季稻，四月二十日前就要移栽秧苗，七月二十日前就必须收割，然后接着种晚稻。加上品种问题，反正种双季稻成本太高，劳动强度太大，虽然加起来总的产量要高点（早稻6、700斤，晚稻4、500斤，当时只种一季中稻亩产8、900百斤），但是还是不划算。但是要多产粮，总得想办法，于是就提出了种双季稻，大面积推广。

我把这个情况先解释一下。

关于红光大队农业学大寨，我记得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4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德阳全县农村掀起了改田改土、治山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1965年11月，县委开第一次农田基本建设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有关机关单位的代表一共900多人。县委副书记武献卿（离休前为德阳市政协副主席）作了题为《发扬大寨精神，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报告，会上表彰了东太公社（现德阳市旌阳区东泰镇）和东太公社青太大队（发扬大寨精神治山治水，改田改土，改变穷山面貌），罗江公社（现德阳市罗江区范围）八大队（改土面土，获得棉农高产），德新公社（现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兴修水利，一季田变两季田）等典型，号召发扬大寨精神，学大寨、赶大寨，学东太、赶东太，立即做好思想、规划、组织、物资“四落实”，掀起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孝感公社红光大队从1965年冬起，连续苦干两年，除了生产队保留3分冬水田作为“教育田”外，其余近600亩冬水田全部挖沟排水，改成了两季田，并排沙面田，结合增施磷肥，增种绿肥等措施，使“烂泥田”长出了好庄稼。

那时候红光还没有名气。

1967年7、8月份（具体是哪个月忘了），我到孝感公社了解林业生产，公社林业员杨仁和带我到了红光大队，突然看到一片树苗苗圃，大概有两、三亩地，当时这在全县是罕见的，我感到惊奇，就找到了大队主任唐文述，在大队磨房进行了座谈，了解情况。回单位后，我写了一个简报，发到各乡镇，并寄了一份给绵阳地区林业局和省林业厅。简报内容是孝感公社红光大队认真贯彻林业“三自”方针（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大队办苗圃，加快平原“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旁）造林绿化，促进林茂粮丰。年底的时候，省林业厅派了一个女同志来找我，说简报写得好，要在1968年春季造林动员时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既然要发表，我就很重视了，又作了补充修改，1968年春节后就刊登在了《四川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是《用毛泽东思想统率农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红光大队出名前第一次在川报上刊登的文章。

与此同时，我把红光大队座谈了解的情况，比如红光大队也是与大寨一样为大队核算单位，学习大寨评记“大寨式工分”，以及挖干冬水田变一季为两季，粮油大增产等等，告诉给搞农经工作的谢善模、刘洪铭、艾远辉等，随后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后来我听谢善模和刘洪铭说，他们也到红光大队进行了调研，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1968年6、7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的《四川日报》第二版，占了三分之一的版面，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照亮红光前进的道路》。谢善模把这篇文章给我看了，我觉得这篇文章明确点出了红光学大寨及发扬大寨精神取得的成效。这是红光大队出名前第二次出现在《四川日报》上。

1969年冬春，红光大队学习推广灌县（现都江堰市）安龙公社（现安龙镇）经验，大搞“沟端路直树成行，条田机耕新农庄”，主要是改渠灭螺、修建机耕路，实行条田化，开展植树造林等农田基本建设。

红光出名了，所以1969年12月在红光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红光被正式树成了典型。

1972年10月，全省水田机械化会议期间，孝感公社的收割机和脱粒机、省农机研究所的全喂入式联合收割机在红光大队开展大规模的晚稻收割作业，省内各脱粒机厂生产的各种脱粒机也在红光大队进行稻谷脱粒现场演示，峨嵋电影制片厂还拍了记录片。

到了1973年（应该是1972年前），省农科院来红光建农科站，梁登富、鲜明耀、徐培贞以及后来的金向模等老师驻红光。红光大队的邱家凤、胡大海、张建华、蒋礼兴当时都在农科站帮忙和跟着学习，后来都被保送上了大学（邱家凤上的绵阳农校）。

红光大队成为典型以后，到红光来参观的外地干部群众很多，高级领导也多。1977年红光大队还专门修了一条柏油路，从德阳火车东站到红光大队，全长4.5公里，路基宽7米，路面宽6米。那会儿在全县都是第一条。修路，据说是某个很大的领导要来看红光，后来还是没来。

谭明书（原德阳县委蹲点红光工作组成员，退休前为德阳市中区常务副区长）：我作为县委蹲点红光的常驻工作人员，主要任务，一是当好参谋，二是根据县委的需要和红光的发展变化写出文字材料，当时大大小小的材料都要经过我的手。那时候写材料，熬更宵夜地写。包括你说的那个郑洪礼的发言材料，也是我写的。我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误听：谭明书，容易听成谭秘书，当时还真有人点名要找谭秘书。

说红光“学大寨”，具体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见附录），这儿我只说个大概。

最早红光是冬水田，产量低、收益少，是穷村，缺粮少钱，啥都没有。经过“学大寨”，有了很大的改善，红光成了“学大寨”的一面旗帜。

我总结红光“学大寨”大体在三个主要方面作了努力：

一个是穷则思变。不改田改土，产量上不去，改田改土，搞双季稻，产量就上去了。

二个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红光“学大寨”，改掉农村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旧习气，实行大寨式劳动管理，大公无私，心向集体，热爱集体，维护集体经济，为集体做贡献。

三是学大寨科学种田。再创高产，增加收益。搞派出去（学习）、请进来（传授）。首先进驻红光的是省农科院，一共有5、6个老师，鲜明耀他们就长驻红光。那时候我也住在农科站。

通过三步努力，红光实现了吨粮田，收益提高了，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

在这个过程中，红光还出了好些典型。比如刚才说的铁算盘黄祖庭。还有养猪能手钱诗珍。钱诗珍是8队的饲养员，当时8队养了208头猪，是最多的，钱诗珍养的猪成活率、出栏率最高。当时猪奶不够，她还挤人奶喂。

还有铁姑娘李永凤，7队的，泼辣、能干，吃得苦下得力流得汗。铁姑娘这个也是学大寨来的，大寨的铁姑娘队，队长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郭凤莲。

还有一个周素贞，是老妇女主任，善于忆苦思甜进行爱国爱社教育。

种双季稻，当时田里真的是“上午一片黄，下午一片青”，看得到变颜色。劳动效率很高，但的确辛苦。我在驻队，早上一大早去扯秧子，帮爱人完成任务（我的爱人是红光大队社员），然后去二队（我驻二队）参加劳动，栽秧、割麦、打谷都干。确实很累。

因为红光有名气了，“学大寨”现场会后，来参观的人很多，所以修了红光接待站。县上的干部何正北、何大基本来也在驻点，这时都被抽出来搞接待了。接待站是1972年还是1973年修的记不确切了。

那时候红光已经很有实力了，集体经济很不错，办起了广播站、机械厂、养猪场、鸡场、螺帽厂、砖瓦厂、苗圃、果园……刚才说到来红光的领导，县上的不说了，当时我知道的省上的有赵紫阳、谭启龙、杨汝岱、张中伟。早先还有邓华大将。接着，相关业务部门也到红光调研。

红光“学大寨”跟“文革”是重合的，“学大寨”高潮时期就是“文革”期间。你问红光大队受“文革”影响大不大？在我看来，是有影响，但影响不算大。红光也写过一些标语，斗过“当权派”，但没有什么兵团作战之类的东西。你想嘛，“文革”再胡闹，敢把红光这个大寨旗帜给砍了？

唐文述（时任红光大队主任，后任红光大队党支部书记）：1958年成立红光耕作区，1959年成立联社，叫红光联社，比现在的红光大队面积要宽。1959年搞公共食堂，每个小队一个食堂，全队的人都在一起吃饭，但食堂搞的时间不长，1960年下半年搞不下去了，下火（撤销）。1961年联社改成大队，就是红光大队。

1965年下半年”学大寨”。之前是学河南（昔阳），后来学大寨。大队党支部专门讨论这事，说再这样干红光还是翻不了身，还是要学大寨才行。

当时的支部书记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当时是建设社会主义积极份子，到北京开过会。这个人当时也搞过浮夸风那一套，一亩田收3906斤，其实是把几亩田的稻子堆到一块田里。

其实，从理论上说，一亩田（老亩，面积是现在的新亩的1.5倍）收那么多也是合理的，因为都是测算出来的：一亩田种多少行，每行多少株，每株多少粒……算出来就是那么多，只不过测算的东西在实际中兑不了现。

也不怪他。那时候浮夸风很盛行，1960年还提出过“万斤关”——一亩田要收一万斤。那是笑话，要饿肚皮的。

说学大寨。前期主要是买书看，我们提出，找先进，先买书，看书上人家咋干我们就咋干。1966年初期，县委组织我们参观县内外搞得好的地方，包括安县。那时候支部书记已经换成了郑洪礼，他回来后介绍了其他地方的经验，说人家产量高、收入高，还办企业，于是我们也开始学着人家搞。

我们搞了养鸭场，打米厂，当时夏洪贵就管副业，叫副业主任。“学大寨”初期，我们开始办砖瓦厂（罐罐窑），1967年，经县委批准，大队买了三台手扶拖拉机，7匹马力的那种——是全县第一个用上拖拉机的大队。1969年用手扶拖拉机送公粮，回来的路上过铁路平交道口还出了事故，被火车撞了，死了四个人。拖拉机也断成了两截，后来找农机厂修好了。赔没有赔？那时候哪有那么多的规矩啊？再说了，谁赔？火车是上面支左的，你找哪个赔？是你撞火车又不是火车弯着来撞你，人家停都没停就开走了。大队就负责死者子女的生活、读书问题。后来死者遗孀再婚了，改嫁了，孩子大了，这事就没有下文了。有了拖拉机，大队就成立了农机组，先是搭个棚子放拖拉机，后来棚子改成了拱式砖房。现在那房子还在。

后来省农科院在红光设科研站，搞科学种田。现在那个科研站的房子也还在（我后来去看了，两层楼的苏式建筑，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红五星。房子破烂，但仍然结实）。

“学大寨”咋个学？先去大寨参观。分三批去的，我是第三批。地区（指绵阳地区）农业局组织的，主要看人家咋搞科学种田和改土改田。陈永贵（当时大寨的支部书记，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给介绍了10多分钟。

学了就要干。先学人家的干劲。我们回来搞改田改土，一天就出四次工（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县委支持我们，农科院给我们搞优良种子，我们搞养猪场，到70年，红光实现了队队（小队）有养猪场，大队有种猪场。要问哪个队养猪最多？8队养得最多最好，170多头（应该不是最高峰时期），一般的队都是100头以上。1队最少，80多头，因为他们队人最少。当时全大队达到了人平1.5头猪。

养猪，一是要交售国家，一是要积肥。所以大力养猪。

学大寨后产量提高，人均卖（交）粮（小麦、玉米、大麦、稻谷）1000斤。多不多？有点多，但是那时候提倡讲贡献。社员分好多？分500—600斤，在全县算多的。红光的社员挣工分也是多的，分红也算多的，所以其他地方经常来参观学习。

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不过“文革”在红光没搞得那么激烈，时间也不长。1966年12月搞“文化大革命”（实际是1966年5月16日正式开始），要打倒“当权派”。在农村，哪个是“当权派”？大队班子就是“当权派”，所以我也跪了两个月的高凳子。当时我们这儿也有几个造反派组织。1968年中央说解放干部，我就被解放了，从凳子上下来了。

1967年（应为1969年）我们开始种双季稻。累不累？累！社员都说双季稻双季稻，整得大家双脚跳。收了谷子马上栽秧子，累得很，皮都要脱几层。不过双季稻产量高，双千斤。

我们推行科学养猪。搞杂交，人工授精，一头猪生10多个仔。

办各种厂也是从大寨学回来的，比如后来我们又办了标件厂、沙发厂、酒厂。当然，我们主要还是学大寨精神，大公无私的精神。比如评工计分，就是自报（工分）民评（社员开会民主评定），要讲谦让，讲奉献。不过这个方法开始还行，后来就不行了，各人都有小算盘，就改成了定额工、计件工，比如打（收割）一亩谷子记多少工。这才能调动积极性。

1970年（应是1969年）在红光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化林是先进典型，我们也是典型。所以才说丘陵学化林，平坝学红光。

红光大队慢慢有钱了，1977年下半年就成立了修建队，开始修大队居民点（据资料，应是1978年规划，1979年正式开建），改善社员住房。这在全省是第一个。大家都很支持，因为大家都是草房子，怕火烧，而且都想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是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院免费帮助设计的。把全大队8个生产队、38个自然院落，538户1930人，规划为7个居民点，标准是人平25平方米，不包括厨房、猪圈之类。出资方式是集体出大头，社员小找补。社员投工，挣工分，修建要用的钢材、砖，大队都有厂，都是平价，主要是买水泥。不支持的只有7、8户，主要是他们的房子多，最多的有20多间，觉得进了居民点房子就少了，不划算。不过工作还是做通了。一共修了500多套，每户人都有。当时红光大队风光得很，很多县上干部都在红光找对象。修完了居民点，集体还有三十多万元存款（这个数据未找到档案，档案上有两处显示大队结余为18万上下），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数目。1983年修完的（据资料，共修建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新房70幢，建筑面积6.23万平方米，户平建房6.66间，115.8平方米）。修完以后就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对了，赵紫阳还来过红光，那时他是省委书记，郑洪礼给他汇报工作，他建议我们办酒厂，说你们粮食多了，可以搞深加工。后来我们就请县酒厂派了技术员来指导，办起了红光酒厂，生产的酒叫帆光大曲，很有名，连孝泉、黄许的社员都一大早就背着粮食来换酒。一斤谷子换四两酒。哎呀，要是酒厂不关，现在恐怕就是第二个剑南春了。

我们那个接待站有8间客房，有厨房、饭厅，还有百货商店，是供销社设的点。上面来人了可以接待，吃住都可以。有代表团来参观，要组织学生夹道欢迎，热闹得很。

三、查阅红光大队档案

之前，现任红伏村主任尹显东告诉说，红光大队的档案都放在老村委会的木柜子里。我一直希望翻开那些老档案，找到一些让人惊喜的东西。6月1日，儿童节（为什么会选这个日子？现在想来挺有趣），在罗亚文先生的协调下，我们再次到红伏村。

结果并不那么让人惊喜。

其实早应该预料到这个结局，一个村的档案怎么可能像史志？果然，存在那里的全是会计档案。而我对数字从来不敏感，甚至有些害怕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老村委会是一幢二层小楼，还有人住。有人搬了一张方桌放在门口，把档案从柜子里抱出来，放到桌上。档案虽旧，但保存基本完好。只是因为时间久远，一些手写的笔迹比较淡了，有的标明时间的地方已经模糊。另外，放在抽屉里的票据，已经被老鼠啃得零零碎碎。

在档案中，查到了一些数据。比如分红。

从分红（劳动工分所对应的价值，即一个工值多少钱）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大队社员的收入情况。通常情况下，那个时代，一般的大队，一个工（满分）不会超过0.8元人民币，低的差不多0.4、0.5元。红光大队1962年到1978年（其中1971、1972、1973、1974年和1976年情况未查到。据说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过2.5元，但档案中无记载）的情况是：

1962年1.18元；1963年0.84元；1964年0.92元；1965年0.83元；1966年0.98元；1967年1.01元；1968年1.04元；1969年1.1元；1970年1.2元；1975年1.3元；1977年1.25元；1978年1.3元。

总体来看，这个分红水平大幅度超过当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工资要高。

但是，要达到这个收入水平，付出的劳动是普通人所不能想象的。在查阅档案的前后，几名经历过当时情况的老年村民围观，她们说得最多最没有分歧的话就是：累！累死人！真的要把人累死！

他们主要是指农忙时节，尤其是种双季稻的时候。

我们特地找到了前文提到的铁姑娘队队长李永凤。李永凤老人最初任小队（7队）政工员（类似部队的指导员、政委一类），后任大队妇女主任。李永凤老人个子矮小，身高大约一米五出头。我们在她家门前等到中午12点多，终于等到看病回来的她。我们请她回忆当年的一些情况。

李永凤说那时她三十来岁，能挑120斤，上公粮的时候挑着稻谷从大队到县粮站，上午两趟下午三趟（男社员上、下午均为三趟），还能够把一麻袋的粮食背上粮仓。但她不是最能挑的，还有一位叫杨玉秀的妇女一担能挑200斤。

当时李永凤组织能力较强，觉悟高，所以得到重用。采访的时候，周边邻居都说李永凤从不说消极的话，果然，在讲述中，李永凤很注意讲那些社员如何大公无私自觉加班，小孩如何一心为公帮队里干活的事情，包括她自己的女儿为队上放牛，因为牛打架，下颌严重受伤的故事。

关于出工的事情。李永凤的回忆是，农忙（插秧）时节，凌晨2点就得出工，摸黑扯秧苗，一直干到早上近8点。然后收工，回家做饭吃饭。做饭、吃饭的时间不会超过1个小时。8：30出工，栽秧，干到12：00收工。中午1点再出工，一直干到天黑尽。夏天天黑尽一般是在8点半左右。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已经6、7岁以上的孩子还好，可以帮忙先把饭做好；如果没有，那种忙乱可想而知。那时候提的口号是：大雨当小雨，小雨当睛天，晴天当阴天；大病不住院，小病不请假。我问她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李永凤老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某某没法带新生婴儿，只能把婴儿放在箩筐里，箩筐放在田埂上，孩子饿了，给孩子喂奶，直接趴在箩筐上，喂完了起身就走。

五月以后气温升高，田里秧水烫脚，加上氨水的浸蚀，很多人的脚都是烂的。

关于红光的累，另一位老人说了两句顺口溜：有女莫嫁（到）红光，红光（能把你的）毛（都）要累光。

还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说有的姑娘累得实在受不了，只好跟人贩子跑河北。附近某某两姐妹就是这种情况。

人贩子（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在所谓的人贩子，可能是牵线搭桥的人）介绍河北（河北是个大概念）如何如何的富裕轻松，嫁到那边，如何的享福。姑娘动了心，人贩子就跟姑娘家里商量，给女孩父母五百块钱（原话。无考证。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然后带走姑娘。姑娘跑河北是自愿的。老人说，河北怎么样她不清楚，嫁过去的姑娘有过得不好的，也有后来回来过，看样子过得不错的（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家邻居的一个姑娘，也是听了人的话，跑了河北，据说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原因不详）。

关于这个话题，后来我问了市作协主席高建平先生。高建平先生曾经是下乡知青，他证明，在当时，各地都有这种情况。特别强调，姑娘“跑河北”是自愿的，不是被拐卖。

当时女社员和男社员的工分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女社员出一天工，按要求完成任务，最高是85分（百分制。杨玉秀例外，因为劳力好，不比男性差，工分为95分），知青因为不熟悉农活，被安排相对轻松的劳动（如棉花地里的活），一般评是70－80分。男社员一般是满工分，即100分。另外，大、小队干部开会时间多，开会也算满工分。

在档案里，意外发现了几份“文件”，涉及到省农科院在红光建科研站的时间，与之前几位老人的说法有一些矛盾。估计是省农科站在红光建站，前后名称有变化。比如一份落款时间为1971年11月18日的《红光大队一九七二年大春夏季轮作提纲》，落款共三家，分别是中共红光大队党支部、红光大队科研站、农科院驻红光工作组。而另一份名为《玉米杂交种“成单一号”制种要求》的材料，落款同样三家：德阳县孝感公社红光大队革委会、省农科院〈五.七〉科技服务组、德阳县孝感公社革命委员会，落款时间为1972年3月26日。另有1972年5月11日由红光大队党支部、革委会主编的油印《战报》，刊登了郑洪礼在县委、县革委大战红五月广播动员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在文尾“编者的话”里提到了省农科院，原话是：“希请农科院驻红光的同志、广大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积极投稿，大力支持”，说明省农科院向红光派驻科研人员应在1971年11月以前（后黎永斌老人再次确证，是1971年10月小春播种结束）。

关于红光大队的农机具。在档案中有几份关于向上级要求买农机的请示，说明红光大队农机具来源是三个渠道：一是现场会后农机厂送的，二是上级免费拨付的，三是使用集体资金购买的。

档案中还有两份修厂房的协议书。比较有意思的是，红光大队负责修厂房的材料，修建方（其中一份修建方是广汉万福公社先锋大队）提供图纸，经双方共同审查认可后动工，但所修厂房必须保证10年正常使用。看来整个程序还是很规范的。

结语

采访红光大队“农业学大寨”前后历时一个月，虽然采访并不算细致深入，但基本理清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在采访和整理过程中，有几句小结：

一是农业学大寨是一个历史阶段，大致可以认为是从1964年到1983年包产到户为止。红光大队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有历史原因，也有红光大队自身努力的因素。否定红光（大寨）精神不合适，但刻意拔高也存在问题。

二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红光大队“农业学大寨”有不同的体验和看法。

三是人的潜力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红光大队种双季稻的劳动强度达到了人的极限，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四是农业学大寨，社员收入虽然相对较高，但也只是当时条件下的比较，没有科学进步，农民始终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五是集体经济模式严重束缚了农村发展活力（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德阳县曾经规定过全县所有乡同一天“逢场”的情况），红光大队“学大寨”证明，当时的发展模式对于生产力的潜力挖掘已经达到极致，只有另辟蹊径，实现新的突破，才能使农村翻开新的篇章。这个突破就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

附件：孝感红光村的变迁（谭明书）

附件

孝感红光村的变迁

谭明书

位于川西平原边沿的原德阳县孝感公社红光大队，学大寨前的1963年，全村近400农户，1500余人。近3000亩耕地，有三分之二是年种单季的冬水烂泥田。“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田难种、路难行”。农业生产条件差，生产力低下，缺粮又缺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平坝穷村。

1964年，德阳县党政领导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新一届党支部在全乡率先提出以大寨为榜样，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红光大队党支部首先在全村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组织发动群众改造冬水田，变一季为两季；开沟排湿，改造下湿低产；每亩泥田参拌百方沙土，改良土壤；养猪积肥，增磷补氮；改渠修路造条田；自采种，自育苗，自栽树，改变生态环境。当时红光人的口号：“白天拼命干，雨天当晴天，逢年过节无休闲”。经过三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农业基础条件明显改变，产量成倍增长，全大队粮食亩产一举跨“纲要”，粮食总产量1963年90万公斤，1967年猛增到130万公斤，人均产粮800公斤以上，油菜亩产由30公斤猛增到100公斤以上。“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调动了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

1967年红光大队派出首批代表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大寨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科学种田再夺高产”的经验使党支部一班人认识到“吃饱了肚子，还要武装脑子”。于是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为谁种田”的讨论，教育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要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兼顾。将繁琐的劳动定额管理改为大寨式劳动管理，评政治工分，白天劳动，晚上学政治，每月一次评工摆好，把个人的劳动报酬同先进的思想、对集体的贡献、劳动态度及劳动量结合起来。对照大寨看自己，红光人并不满足现有生产水平，决定学习大寨实行科学种田。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学科学，用科学。当时，省农科院、县农林部门等科研技术人员先后进村安营扎寨，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化学除草、病虫防治、畜禽防疫、品种引进改良、耕作改制等农业先进技术先试验示范。然后全大队推广。大队办起了农业科研站、农业机械站，兴建集体种畜场，建立了试验示范基地，增添了科研设施，培训了一批农民技术员。从此，红光人的科技意识增强，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粮油再创高产的目标。到1973年，红光大队粮食亩产突破1吨，总产达到190万公斤，人均1吨粮，油菜亩产达到170公斤，人均养猪一头半；耕田、收割、防虫治病，抽水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这时的红光沟端路直树成行，条田机耕地变样，人气和“六畜”旺。

红光大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省、地、县党政领导的关注。中央、省、地领导先后亲临红光考察指导。1968年全省农业机械化现场会在广汉、德阳两地召开，参观了红光大队农业机械现场操作表演；1969年全省学大寨现场会首次在红光大队召开，会议听取了红光大队大寨经验介绍，组织代表们参观了红光大队，得到了省委、省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会议结束后，来红光参观学习的省内外各级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每天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次。为搞好接待，从县城到红光修建了专线柏油面路。村里还拨专款、划土地，建起了约600平方米的接待大厅，成立了接待站，县里还专门培训选派接待人员负责接待工作。县委领导数次来红光调查蹲点，并派出工作人员长驻红光帮助工作，总结经验。

随着全省“学大寨赶红光”运动的不断深入，对红光大队既是鼓励，也增加了压力。红光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开始实施新农村的建设规划，按照“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以收为核心，一手抓稳粮，一手抓增收，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业劳动报酬，先后办起了五厂（砖厂、酒厂、标件厂、米面加工厂、螺帽厂）；四场（养鸡场、集体养猪场、苗圃果园场、养鱼场）；开设了四店（缝纫、理发、百货副食、修理服务）；全村工商建运服务门类齐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修学校，办幼儿园，文化室、广播站、医疗站等各项社会事业也相应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红光村，红光人思想进一步解放，在村党支部的率领下，沿着全会精神指引的路线继续前进，各项事业长足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农民收入成倍增加。到1982年，全大队突破“三个一百万”，即集体储粮100万斤，集体积累100万元，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万斤，农民收入过“双千”，农民居住条件改善。这时的红光大队旧貌换新颜，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人人住进新楼房，男女老少喜气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