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绵竹清平磷矿度过了三十七个春秋。那片山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录我的爱情，激发了我的理想。我的人生与矿山相伴，每当回忆起那逝去的岁月，仍感到无怨无悔。

1940年6月12日，我出生在安徽省濉溪县任圩乡扣湾村黄庄，我出生一个多月前，父亲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所以，我从小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深深地认识到国家强大人民才挺得起腰杆。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我的家乡成了全国较早的解放区。当时我已八岁，女乡长石翠霞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国家要建设，孩子应上学。母亲没一点文化，认为读书无用，况且她只养了一个儿子，说要我留在她身边好好干农活。石乡长对我母亲讲了一大堆道理，我母亲才答应。那时上学政府免费，书本、笔墨全由政府提供。我没有理由不用心上学，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数一数二。我虽年纪小，但很懂事，放学后，便放下书包帮母亲做事，我的童年，就是在边上学边干农活中度过的。考中学时，全乡只考上两人，我是其中一个。中学在江苏徐州，叫欣欣中学，这样，我就无法再帮母亲干田地活了。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南工业大学”，学校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旁，这样一来，我离母亲更远了。而我选的是选矿系(本科)，这意味着和大山结缘。

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正值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而我想去“三线”，因为我知道三线建设是建国防工业，只有国防强大了，国家才稳固，民族才不会受欺侮。于是，我怀揣一颗报答国家和人民的心，写了申请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在西南，我被派往四川，心里高兴了一阵。不料当时有个政策，学生要劳动一年才分配。由于我文化高，省高教局把我安排到了绵阳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领导讲，搞“社教”最主要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杨白冰恰好是这个“社教”团(景福分团)的领导，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学校里学不到的工作方法和知识。

中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现代化也迫在眉睫。其实，于1958年应时而生的绵竹磷肥厂已经初具规模，且生产势头正盛。这个厂位于汉旺镇，为使磷矿供应配套，又在绵竹清平乡建起了“王家坪磷矿”。我学的是选矿专业，正好对口，1965年初便被领导分配到绵竹磷肥厂王家坪磷矿矿区工作，在这里，我一直干到退休。

记得当初到达清平山上，看到这里美丽的山水心里十分畅快，还突发奇想:拿起画笔，把这里的山水、草木、鸟兽等画个够。当时自己根本不具备美术知识，仅仅是个狂想罢了。然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一位大画家，真还开始画这里的自然风光了，那是后话。

我到王家坪磷矿时，没有住房，从事采矿设计连桌子都没有。去的第一天晚上，书记叫我挤在他的床上睡觉，第二天，经领导们研究，把我安排在食堂保管室住，并叫人专门给我弄了一张木床。同事们很羡慕，说我受重视，理由是，如果我思想品德不好，决不会被领导安排在食堂保管室里。毫不夸张地讲，里面的粮食，在当年就是工人的命根子。我住在里面，实则是监管粮食。

工人住房条件就更差了，宿舍都是搭的牛毛毡篷，里面用楠竹扎起通铺，每人发一床草垫子，床单自备。山里潮湿，冬天冷得难受。这还不算最差的住宿，由于牛毛毡篷有限，有些工人还在附近农家的猪圈上搭铺。都知道，矿工在井下作业很累，下班时一身的汗水粘上矿石粉尘必须洗澡，而矿区当时没有像样的洗澡堂，后来我们在小锅炉旁边搭了一间洗澡房，很简陋，无非是将一些木板用钉连接起来当墙，上面盖上草。洗澡时，大家用盆子在锅炉房接热水，端到房子里。小锅炉供不够热水，一般都要排队等候。

那时高桥至燕子岩的公路正在修建，我们吃的大米、杂粮及油盐酱醋，全部都是背上山的。二十多里的山路啊，又是上坡，把东西背上山时，人的双腿又僵又痛。1965年夏天下暴雨，河道里涨水漫过山路，我和一些工人到汉旺厂区背粮食，当时没工具，就把外裤脱下来，把裤脚捆扎起来，把粮食装进去，架在脖子上，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把粮食送到山上矿区。那时蔬菜少得可怜，在农家收购一些干菜不够吃，很多时候都是以酱油拌饭。艰苦程度难以言表。

我虽然是技术员，但当时矿区正在进行基本建设，必须经常下井了解情况，收集技术资料。所以，跟矿工一起干活是常态。特别是在机械化程度低下的当年，我作为技术员，必须时常提醒矿工注意安全，并大讲安全常识。可是，即便是这样，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我本人都四次受伤。

第一次受伤是1965年秋天，我在井下检查工作，上面掉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砸到我头上，安全帽被击穿，头皮被砸破，流了很多血，矿工们把我送到矿卫生所，包扎后又去上班了。同年底，我第二次受伤。那天，我与工人在井下搬矿石，因石头太大太重，我的力量控制不了石头，右手中指被压断，工友们把我及时送到绵竹人民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我受到女医生的精心照顾，她姓罗，人很忠厚，随之，我俩产生感情，后来结为伉俪，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第三次受伤是1967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也在井下检查工作，当时，井下放炮之后烟雾尚未散去，我担忧矿工没有撤出工作面，结果，我检查后没有及时离开天井就中毒了，这毒气是放炮之后烟雾产生的一氧化碳，幸好有工人看我上了天井很久没出来，来找我。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发现我已不省人事，于是又叫了几个矿工，把我从天井上面一个传一个放下巷道，我醒来时发现已经躺在矿卫生所，事情的经过是矿工们告诉我的。如果没有他们及时相救，我早就没人了，这真算大难不死。第四次受伤好像也是1967年，那天，我和工友谢吉安、林易通三人在矿井里用铁锤砸矿石，突然间顶上石头垮塌，我们三人避之不及，都不同程度受伤，谢吉安受伤最严重。

还有一次大危险，是因我检查工作细心和及时而避免了。那也是1967年的事，我下井进行例行检查，发现作业面顶上掉矿渣，经验告诉我，可能很快会塌方，于是，我果断大声叫矿工们赶紧撤出，不到一个小时，我查看的那里果然坍塌了。大家惊了一身冷汗，好险呐！

矿井工人很苦，都是力气活。但是，工作再苦、再累、再脏也总得有人干。这是我们矿工们最平常的话。跟矿井打交道，久而久之，也把矿井与石头的脾气摸透了。以前粗放型的开采和管理方式也随着科技进步，进入到现代化的方式。矿井原有的人推车，也早已改为电机车。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磷矿的安全设施日益完善，安全系数日益增大。住所及其他生活设施也逐渐完善。我这个技术员，也有了闲情逸致，真还喜欢上了书法与绘画。

1967年春，一位老画家来清平写生，住在矿部招待所。老画家平时早出晚归，也不怎么与人说话。我因喜欢书画，便主动与他接近。看到他所作的画，我相信他绝对是大师级人物。一经打听，方知他叫陈子庄，其人生经历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他生于1913年，十五、六岁就浪迹江湖，开始卖画糊口。二十余岁于成都入聘四川军阀之幕，当时齐白石、黄宾虹入川，陈子庄先生幸与两位大师相晤，切磋画艺，领受教益。后来，陈子庄先生因营救张澜先生入狱三年。1949年底，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赴成都策应和平解放，并加入解放军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继而又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曾任四川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委员。十年浩劫，陈子庄先生遭遇维艰、抄家批斗、病魔缠身、老妻气疯、儿子下放、困厄已极。而他一概置之度外，专情于笔墨。他到了清平写生，对我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我经常利用休假时陪他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暗自学习了很多国画技法。由于我对他的生活给予了照顾，逐渐赢得了他的喜欢和认同。我真想拜他为师学画，可面对这样一位大师，我只能崇拜，不敢轻易提出这个愿望。后来，经东汽张金成、温声鉴二位成都朋友的介绍，我才正式去成都仁厚街11号(陈子庄先生家)拜他为师。

1969年绵竹磷肥厂与磷矿分家。王家坪磷矿与星火磷矿合并，成立了绵竹清平磷矿。我任技术设计。1982年，我任副矿长，分管采矿技术。1983年德阳建市，我被选为德阳市第一届政协委员。1988年，我担任绵竹清平磷矿矿长，直至2001年退休。

退休后，我担任了绵竹老年大学校长，为发挥余热，我仍默默做些有益社会的事情。我深深地爱着我的企业和矿山，我的矿工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热爱曾经为发展农业做过巨大贡献的清平磷矿，一有空闲，我就会去看望那里的同事和矿工们。而那里的山山水水，也时常进入我的脑海，最终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