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中江县名中医李绍猷(前清文林郎)城关珠市街茶窝巷人，生于1869年，卒于1948年。有子二人，女四人，孙四人，孙女三人，其中两人学医，医经三代，誉满凯城。

先父垂髫读书，天资聪敏，少具才识，对经史子集，诗文词曲，钻研尤邃，始知儒者念切痌瘷，得志则洪其道以仁民，不得志则推其心以寿世。继而矢志歧黄之术，师谢从久仪、张化宇、陈可知，陈乐先、李介眉诸位先生，刻苦攻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雷公药性赋》《本草求真》《医宗金鉴》《濒湖脉学》等经典著作。对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及金、元四大家医集，无不钻研而深思；对温病学说，叶、薛、吴、王诸家著作，在诊余之暇，竟能争分夺秒，熟读背诵。先父常云：“根底要坚实，还得苦读深思，明白真理，着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云：“医不知理．无法治病，但是前人之方规矩准绳也，要用之以活。古人云，遵之经，断自我”。

先父与名医常绍先为挚友，两人同年，交往甚笃，经常聚首谈心，交流经验。内容除医疗经验外，还探讨文字内容所表现的思想性，文学性以及书法艺术等等，他们的交往有如珠联壁合，相得益彰。

先父生平对内、难、伤寒读之以严，研之以精，用之以活，师古而不泥于古。一次赴三台给田某治病，其人嗜酒，病小便不利，眼睛突出，腹胀如鼓，下肢肿硬欲裂，饮食不能下咽，当地医者用淡渗泄水之药均罔效，先父与众医研讨，乃云：“其疾转深”，《内经》有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减焉，气化则能出矣，今用渗泄之剂，而病益深，气不能化，是何故欤?”又云：“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淡渗泄利，皆属阳药，独阳无阴，其欲化何能，即改法治之，以阴剂龙胆泻肝汤化裁，投之立效，后续数剂乃瘳。众医谔然，乃云：“此又一扁鹊也。”后有诗赠云：“厥疾临危不易攻，延君幸来梓州中。群方药饵何曾效，妙用良法却奏功。著手成春濒湖在，起死回生扁鹊风。离情共进一杯酒，敬仰川北济世翁”。

钟定安之妻患目赤暴痛，上下眼睑青肿，痛不可忍。先父云：目暴赤从下而上，六经辩证，病从阳明来也。与肺胃肝台而为病，乃以泻肝肺之邪而以阳明药入之，投之乃效。既而病复发，先父复诊之乃云：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目从之，此经络不调，则目病未已，果如其说，因如前法治之，以菊花洗肝散加草决明。寒水石，石膏，投数剂，疾瘳。

凯城之南陈元祝，患腹胀如鼓，痛不欲生，先父诊之，脉象沉紧，舌滑而腻，断为疰痛，速用备急丸救之，以大黄一两，巴豆五钱，干姜三钱，水煎服一剂，大便下腥臭水一盆，腹痛乃止。善后以理中汤加法落海收功。

中江县吏舒某之妻患产后崩血，经久不愈，骨瘦如柴。延先父诊治，脉象沉细而涩，舌淡赤苔少乏津，先父断为气阴两虚，肝脾失调，应以调肝扶脾，补气养血，以人参养营汤加鹿茸，服三剂效果显著。清代叶天士医案有云；“形不足者补之以味”，乃以牛乳辅助治疗，原方继服十剂，继以广三七炖鸡服二十剂，其病即瘥。当时以“儒医”匾额相赠。

先父生平为人正直，品德端庄，医术超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常云：“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非聪明理达不可任，非广洁纯良不可信”。并告诫我以“真知”为贵，重德轻财。这种朴实的医德教育，是难能可贵值得遵循的。不但教我如此，教门徒亦然。

先父一生对外接收门徒四人，有雷肇声，李深如、房近孚、戴亿等。教门徒甚严，首以医德为重，以济世活人为心，不准贪财索利，高取病人礼金，以医敛财，要以学术为重。

先父有“儒医”美称，看病精细，四诊八纲辩证，无不兼顾。待病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病家有请必至，不计酬金。每日门诊后出诊必至深夜方能回家，如遇疑难重症，不辞跋涉辛劳，以治愈病人为乐；对待病人，无论富贵贫贱，乡绅权势，一视同仁。偶有心得体会则以笔记之，以作教授门徒之用。所著有《杂症心得》《儿利医案》《脉诀选要》诸书。如见贫苦病人则以自己所得之酬金相赠购药，每年则令家人到慈善会购买送药票数百元，给贫苦病人看病后，到城内鼓楼街同春荣药铺拣药。生活有困难者给钱买食。先父一生乐善好施，乡人口碑载道，遐迩咸闻。

1945年夏，在伪县政府明令下，成立中江县中医师公会，同业人员要先父担任理事会成员，先父因诊务忙碌，则令我胜任其名。先父爱读书，晚年喜阅史籍《资治通鉴》，并擅书法，爱临写王羲之《兰亭序》《淳化阁贴》，颜真卿《家庙碑》，李邕《李思训碑》，索画者则挥毫以应。先父擅用篆、隶笔法融汇阁贴，作书浑厚古朴，沉着痛快，纵横跌宕，顿挫自然。诊余之暇还爱作诗文以自娱，有《函谷草堂诗文集》，后来几经迁徙，原稿已失。

先父辞世已三十七周年，人们经常怀念，当年经父医治痊愈者尚有人在，提起先父，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