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评传》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何明俊

编委会副主任 罗春华 刘述明 

编委会成员 梅彩玲 杨轻抒

主    编 杨轻抒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刚 李 斌

       李思源 邱绵山 贺爱武

编    辑 蓝 幽（特邀）

       戚庆熙（特邀）

       邓 海 余 波

       冬 梅 张建修

       王方松

序

政协德阳市委员会主席 何明俊

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所谓人文，人为先，文为后，说一个地方人文历史丰厚，首先是说这个地方出了人才，人才创造了文化财富。人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终是有文化意味，在历史上留下踪迹，丰富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内涵，后世可借鉴研究的那一类，他们是地方人文历史的构建者。对于德阳来说，念及人文历史，“铜山三苏”（或称“铜山四贤”），尤其是苏舜钦，是绕不过的一座山。

苏舜钦这座山有多高，在《苏舜钦评传》里自有详说。虽然研究苏舜钦，历史上早已有之，但一直未能成为一门显学，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我们自身重视不足，研究不够，也是因素之一。我一直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思考甚至反思的必要。

其一，重视人文历史研究，就政府层面，必然有其功利考量。如果不能给地方带来实际的、显而易见的——哪怕是未来可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积极性必然打折扣。政府不可任性，必然要考虑在相对的时间段内的两个效益。

其二，政府层面固然有功利考量，这种考量固然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表现，但过于注重功利也非远见行为。文化从来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文化是一种积淀，如家中存粮；是一服中药，需要时间体现药效。因此，重视一个地方的文化研究，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但能够让后人有凉可乘，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去干的事情。

其三，一个地方的人文研究，终归还是要靠文化人的努力。研究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当地文化人是责任人，是担当者，是主体，有无可旁贷之责。需要反思的是，作为文化人，有没有静下心来，潜心研究一些学问而不是注重一些过于当下的、立竿见影的“学问”，有没有怀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这很重要。

读《苏舜钦评传》，在“铜山三苏”中，苏舜钦为官不算显赫，为文不事张扬，学术素养虽高而不自诩，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文化人的品格。这种淡然旷达又积极进取的个人品性得以形成，应该是文化浸润的结果，是其世文化背景的折射，由此也可以再次佐证：文化对于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决定性的。重视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手段。

对于苏舜钦，虽然也有专题性研究，但切入点多不大，关注点较为具体，以点为主，未曾及面。既评且传，目下尚属首次，且在本书里，作者发现了一些其他研究者素未发现的史料，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打通了一些关键环节，完全可能成为其他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因此，这本书的价值可以高看。

王文襄先生七十有五，身强体健，应是拜常年习武、作文、研习书法所赐，有道家之风。道家之道，又是中国人，尤其是历代传统文化人秉持的观念。故，我中华文脉不绝，自有其内在文化理念支撑。

《苏舜钦评传》当然不是苏舜钦研究的终结，而是起点，是基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起点不可谓不高，这块基石不可谓不坚实。事实上，我们更希望在这个起点上、基石上，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以之丰富德阳人文内涵并反哺德阳文化。甚至我们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的人，对德阳其他历史人物、人文事件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形成德阳文化历史研究之风。

2021年11月

楔 子 001

赵氏兄弟与武统『文治』 009

武功苏氏宗族的郡望渊源 020

武功苏氏宗族之北宋蜀派『铜山派』 029

苏舜钦祖籍考 087

朋党论与庆历三案 110

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形成 134

苏舜钦的诗文创作题材 149

苏舜钦诗文的特色 157

苏舜钦对宋诗开拓的得失 176

书艺考槃 194

沧浪留波 220

附

铜陵纪胜碣 242

铜山乡贤祠记 245

先公墓志铭 247

苏才翁墓志铭 251

苏伯起振文墓志铭 254

答苏伯起书 256

参考书目 257

楔  子

严复曾指出，宋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陈寅恪先生也曾把宋代在华夏文化演进过程中，放置到“造极”的地位上。

赵宋之世，虽不是中国古代国势强劲之期，但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对于再造儒家经典，奠定中华古文化文明的人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的韧性节律，漫衍千年，功不可没。

宋朝，是残唐五代乱哄哄局面的终结者，后周大将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就从孤儿寡母手中谋得了后周柴氏皇权。宋朝，也是史上少有的文采斐然的时代，一个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从赵宋立国伊始，也就承续着北方源自草原或汉地边沿地区的、非汉人群体对中原的渗透，这是一种草原绿色游牧文化对黄色农耕文化的趋近和渴望。面对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官僚制模式，从契丹成为辽，到金（到元到成熟且发达的清为止），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取代了对中原文化的趋近和渴望。他们在汉族社会的边缘，发展起来“内亚边疆帝国”。被自称“儿皇帝”的后晋首任皇帝石敬瑭，借助契丹势力才夺得帝位，是他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大大压缩了后来宋朝的版图，成为大宋朝最早和最直接的国耻隐痛。虽然，这类自宋上溯三百年，即与唐—五代—两宋—元代并驱的“内亚边疆帝国”，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为“华夏文化”走向多民族中华文化提供了兼收并蓄的可能。在全球史的视野上，内陆向海洋，草原向农耕，军事力量向经济力量，生产向流通，宗教向理性，思想向现实的发展，持续谱写着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的历史篇章。

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宋代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思想转化的历史阶段。儒学的极致是经学，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古代学术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阶段，后者延伸到近代康有为、廖平的经学时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而以经学为载体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隋以后历代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皓首穷经，“立德、立言、立功”既是儒士追求的三个人生目标，也是学人终身自我修为的三个境界。儒士历来奉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在宋代进一步升华为“先忧后乐”的崇高境界，这在朝廷、庙堂和江湖，无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认知度。对学人、士人的苏舜钦来说，“达”，则可为国祚昌盛贡献心力，安邦济民，为宗族、门庭增辉，为个人载入史册，所谓光耀门楣。可见，他的穷经弄研，是以“无闻”为耻；“施才业以拯世务”，得到“声名”才是目的。所以，他“场屋十年”投身科举，旨在追求“不朽”。

代代学人求功名、建名业的执着，就是一种代相承传的道统，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由崇尚经典和圣人而来的担当“国势”“文运”的使命和责任——忧患意识。

进而言之，这种经学式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价值的稳定性，注重大一统的学术思想，同时不排斥“殊途”“百虑”。在华夏文化儒家本位思想的前提下，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经验和营养，既强烈排斥“异端”，又“兼收并蓄”；既有“大一统”的包容，又不乏唯我独尊的主体尊严。这使历代学人、政治家、思想家的致思倾向，坚定、强烈，雍容、大度，“气吞山河，包藏环宇”。在内容上，道德与文章不分，学术与政治不分；在方法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圣人之学”为大经大法。伦理政治为本位，先圣膜拜，吞噬科学，道德兼并知识，政治同化艺术，重经验而弃推演。荀子所立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成为永恒的教条，“不朽”之旨规。龚自珍说：“子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

学问与伦理政治的黏合，历代学人的生存、命运与挣扎，达与穷兼济，乃至先忧后乐的博大气象，全都来自经学之治、之学，中华文化思想便在国势文运忧患中变革。

《易传》是将《周易》哲理化、伦理化。“我注周易”的首行者，开通了一条古代学人注重学人主体自觉而不拘泥于以文字形式的、敢于创新的探索之路。中国学人、士大夫在浩叹“文不在兹”“将坠斯文”，即圣人之学没落之际，往往要复圣人之学，承传统文化，忧患并追求现实天下之治；在世道、世风衰微之时，都不约而同喜复周孔之道，搜求失传之学，以担当“文运”为己任。两汉经学讲“天人之学”，是因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魏晋学人、名士讲三玄大道，是据于“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南北朝隋唐兴佛学，因为主张儒释道并为三圣，王通等人甚至提出“三教合一”之说。

“除名”之后的苏舜钦选择重研《周易》，其内心深处恐怕还在于悟及“自然之道”的价值吧？

虽然，佛、道与儒学鼎足而三，实际上儒学仍是官方正统的主流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三教的有斗争的并立和融合，许多出入于释、老的学人和士人重归于儒学。在融化佛道哲理思辨的基础上，重新武装儒学，包容佛道，历经互黜互溶，将儒学纳入理学体系。宋儒程朱完成“理学”，理学化的儒学又一次独尊，同时也造成了更严重的儒学危机。“陆王心学”将孔孟强调的主观努力、加强道德修养的思想充分发挥，匡正和完备了“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从11世纪到19世纪，在“变革”中，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对推动宋明以来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轻易地感觉到它的余响。

从西汉开始的汉学以后，还有过宋学、新汉学等形态。有唐一代的义疏之学，更是直接继承汉学经学，因而属于“汉学”范围。而六朝学人儒道融化，以道证儒，儒道互补，仍以儒为主，儒学新形态——玄学出现了。儒学思想的玄学化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形成开了先河。宋明理学从思想上说是对隋唐佛学的反动，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说是对汉学训诂的末流的反动，因而称为“宋学”。它把六朝和隋唐哲学的“有无”“本末”范畴，转换成“心”“性”“理”“气”的范畴；它把拘守师法、家法，重章句与训诂的汉学方法，变成了既尊古又“革新”、专门发挥义理、讲求心传的宋学方法，致思雄辩，注重知行，强调致用。理学家都是经学家，于是旧瓶装新酒，经解经注而言理学。如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易道》，张载的《易说》，程颐《周易程氏传》，等等，都是这么干的。经太宗、真宗、仁宗诸朝对儒术的关注，神宗已“笃意经学”。再由范仲淹、王安石等屡谏“兴学复古”，精贡举、化民俗，渐至“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之象，宋代学问、学术呈现出一派博大气象。

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又一个整合期。随着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外来文化思想之进一步传入，宋代理学变为理学化的儒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终于完成新一次的文化突破。犹如殷商之际周人的“天命观”，春秋战国孔子的“人道普遍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崩坏—变化—转型—整合的规律中，不息地发展着。

于是，北宋学人们“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的担当，现实地表现为科考入世，忧患圣学将坠，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立德、立功、立言”“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势”。对时弊的揭露，参政、谏政，饱含变革的政治热情，在追复儒家本旨，担当“文运”发展的使命面前，一批学人以卓有成效的诗文创作实绩，率先拉开诗文革新运动序幕。如柳开、王禹偁、穆修、苏舜钦、苏舜元、梅尧臣等，率先步入诗文革新运动的前沿阵地。对“西昆派”浮靡“时文诗风”的匡正，点燃宋代古文革新运动的火炬，紧接着，欧阳修登坛，不久，苏轼兄弟来了，王安石、黄庭坚等，都聚足于宋“文运”一派崭新天地中。他们用各自的心灵和性情共同创立了彪炳史册的宋诗、宋词，完成了“唐宋散文”的最后塑造。与此同时，祖宗家法、“文治”的国策、开放的科举，造就和涌现一大批觉醒了的学人、士大夫，并且在仁宗朝前后，两宋文化转化期脱颖而出，政治名臣、文化宗师、思想巨擘、科技巨匠等，灿若群星，成为时代的先驱者、杰出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哲人。他们，还为南宋理学的形成，开拓了早期广泛而深厚的文化沃土。

宋代学人心系变革，还是唐代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等古人“文运”革新的“复古”和延衍。无论“国运”还是“文运”，自有其渊源。在子学时代，老学主张顺应之，儒家主张变革之。儒老之争，非单纯观念之争，而有重大现实含义。

老子主张不尚贤、用贤（即禅让制，实施权利财产的重新分配），而儒家主张尚贤、缚贤，武帝身边的两位儒师赵绾、王臧，都是治“经”的学者。自孔子始，《诗经》即与政治和政弊密切联系，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以《诗》艺作为政治寄托和讽喻的工具。至汉武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甚至认为，秦焚《诗》《书》，就是因为《诗》可以用作政治讽喻之象征和载体。《书》重讲天命与人德，反对暴力暴政，这与秦道（以暴力取天下）之路不合，故秦始皇必焚之。

再则，儒学乃邹鲁之学，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子学时代的儒家成为大一统的儒学，“注经”和“传经解道”，既是儒者的学问的载体，也是儒学的经学思维模式产生和形成的温室。自孔子解《易》而《易传》出，中国古代便渐次确立“尚古尊经，经我互注”，直到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的思维特色。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儒家本位和他家之说之间转相发明，体现了注重主体自觉而不拘泥经文文字的一种探索与革新精神，而伦理政治也就成为漫长的旧时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其肇端，正是孔子定《诗》《书》《礼》《乐》，子夏发明章句，才有西汉《公羊》《谷梁》二传代表的“汉学”。迨至魏晋，玄学释经注典，代圣立言，玄冥独化，被汉儒烦琐，倡玄理思辨，变宇宙论为本体论探讨。唐代义疏之学仍在“汉学”范围，宋明理学更注重专门发挥义理，讲求心传，强调经学家借经“言理”，“学贵知本”的主体体悟。黄学乃齐学，主神仙之言，即方术仙道也。法家之学乃郑韩魏之学，起于子产，成于李悝、吴起，传于商鞅、韩非，而尊盛于秦。“外儒内法”因而入道，成为历代君王御政帝王术之枕中之秘。

这里有两则典故可供我们思考更深入一些。

一是，汉昭帝死后，昌邑王立，被霍光废，责其师王式：“师何以无谏书？”式答：“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充分道出《诗》的讽喻寄托。此事发生在公元前74年。

二是，景帝时，有一以治《经》作博士的齐儒人叫辕固，窦太后好《老子》，当然不悦辕固。一日召问固与一个叫黄生的黄老之士廷辩汤武受命事，而面折窦太后。太后怒使入圈击彘，景帝给利兵，固虽年过九十，却一击中心，彘应手而倒，太后无以复罪。辕固之举，意在不屈现状，变革力新，甚则不惜以刑名法手段。所以，汉武帝以儒术公羊经学为本，治术采法家刑名，养生杂精神仙家，亦未废百家之言。

所以宋儒则主张革新，亦因唐人有变革的先例，这是宋学人屡演“政运”变革的远因。在“文运”方面，真宗、仁宗时以穆修、苏舜钦兄弟和梅尧臣为代表的诗人匡正“西昆体”，正在于《诗》的讽喻功能被丢掉，“风雅”沉沦，赋比兴废弃。拨正文运方向，确能使文章歌诗面向民生，心系国运。唯此，方能窥测宋代“文治”以及宋太宗、仁宗驭人御政之险绝处。

“朕与文人共治天下”的“文治”国策，到底还是打造出了“仁宗之治”“嘉祐之治”，究其形成之始，不能不溯自“祖宗三法”。

赵氏兄弟与武统“文治”

一、“祖宗三法”和“十国归宋”

精明睿智的赵匡胤早在“陈桥兵变”那年正月初五的黎明，就趁势发布了“祖宗家法”（或称“祖宗三法”）。后来将它刻石立碑于太庙密室，也即“约法三章”：

一是不动后周柴氏皇族；

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直谏之人；

三是不加农田之赋。

这个“祖宗三法”对宋代历朝、后世立朝影响极大，大致看来，自宋一代，基本上都遵从和实行了前两条。“不动后周柴氏皇族”，有力稀释“陈桥兵变”的政变味道，宣示了大度的胸怀，意在安抚后周旧势力。“不杀士大夫和上书直谏之人”，皇帝如何驭臣属，是帝王御人权术重要内容，“举贤报贤”，勿使英才沦落民间成为反对力量，这才是目的，自隋开科取士，逃不出这个原因。宋太祖以前的历代皇帝“用才杀才”，是为防止人才恃能者在朝廷成为政治力量，挫折之，消磨之，甚至构祸屠杀之，一箭三雕，亦帝王之术。

唯赵匡胤将“用才不杀”立为家法，能消除天下才人俊杰报效朝廷、恪忠职守的戒忌防线，尤其对上书言事谏台大吏，更加得到一张免死牌，这是真宗、仁宗时期践行祖宗大法御政的一大亮色。对比于之前汉武帝时，名臣如赵绾、李广、李蔡、张汤、王臧、暴胜之、商丘成等，均自杀，何也？武帝用人，不拘常格，然稍失意，则以律严诛，杀臣甚苛，辱之至极，大臣与其辱而被杀，莫如自杀，故也《春秋繁露·竹林》云：“君子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又引曾子语云：“辱若可避，避之而已。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赵匡胤用而不杀，圈用圂养，辱而不杀，是更高明的帝王御人术也。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直谏之人”，首先，透露出太祖“文治”的政制思路，为扩展科举制度，网络人才为朝廷之用奠定基调，但也为后世赵氏王朝埋下“削武”带来的重重内忧和外患，甚至造成“冗兵”和“冗员”。其次，显露出太祖赵匡胤御政方略中，尤重“纳谏”，他甚至对唐太宗的“纳谏”不以为然。他认为，等做错了事，再去接受规劝，岂不晚了！应该争取不做错事。这几乎成为仁宗朝御史、士人们直谏、固谏，“谏必有果”最好的祖训。有了这个公开的“开国行政大纲”，太祖便身体力行起来。“陈桥兵变”仅仅是序幕，巩固皇权，大一统天下才是目的。一个赵普显然不够，欲“文治”，还须武统智取。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柴氏旧属。

后周残余，主要指对北宋威胁最大的两股势力，即“二李”——李筠和李重进。

建隆元年（960）四月，后周太祖郭威的开国元勋李筠，在潞州树起反宋大旗，郭威的外甥李重进欲结盟反宋。结果是赵匡胤亲率中军，逼围李筠，李筠自焚泽州（今山西晋城）城楼火海。然后，兵压扬州，李重进亦自投家宅大火。至此，赵家政权已初得巩固。但是，节度使割据的地方政权，依然是赵宋王朝的心头大患。所谓节度使割据，就是没有立国号，但他的领地是世袭的，而且名义上是跟随朝廷的，实际则不听调遣，已是真格的“独立王国”。如北汉刘继元据太原，南汉刘鋹据广州，湖湘周保全占鼎州（今湖南常德市），后蜀孟昶据成都，南唐李煜主金陵，南平高继冲据江陵，其势力都不可小觑。

在后周残余势力基本被铲尽后，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赵光义兄弟聚杯谋臣赵普家，三人同心，炉火旺旺，君臣定下“先南后北”“先取荆南”的天下统一大计。

赵光义是赵匡胤胞弟，是忠贞助兄夺天下的支柱，赵普足智多谋，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还是宋政权国家框架的建构人，三人碰到一起，相得益彰。

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将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借路出兵”，诈占江陵，诈取南平国三州十七县。随即以李处耘为主将，入灃州，下鼎州，杀悍将张从富，俘周保全。赵匡胤得荆湖十四州，六十六县，打开了用兵南方的一条通道。

蜀地自古称“天府”，富比吴越，曾两次立国。前蜀主王建891年据西川，907年唐亡称帝，子王衍继位六年。父子均以重用宦官、侫臣，玩物享乐为后世鄙，于925年为李存勖所灭。但蜀地偏安一隅，虽奢侈成风，民生却较北方安定。后唐庄宗李存勖任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孟次年入成都，整吏治，减苛税，于934年称帝，子孟昶渐为奢侈。太祖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宋北路军大将王全斌、崔彦的三万步骑下剑门，过魏城，接降表，入成都，66天蜀灭。此时，苏易简“八岁，其父苏协正陵州判官任上”。二月中旬某日，太祖诏曰，“伪蜀文武并遣赵阙”，“今文武官任川、陕职事者，不得以族行”。三月孟昶与其官属皆挈族归朝，由峡而下，五月封秦国公，旋卒（《续资治通鉴·卷六》）。灭掉后蜀之后，理应趁势平定江南，恰北汉内乱，其实力派郭无为已被收买，便改变“先南后北”的计划。开宝二年（969）二月，向太原发兵。不料，大将李继勋三月攻伐，无功撤兵。太祖赵匡胤遂亲征太原，竟也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不禁五内悻悻，值南汉国主刘鋹又兴兵犯境，便于翌年九月，派潘美为帅，兵岭南，火烧南汉军，占领广州城，杀掉权臣龚澄枢、李托、薛崇誉，免了国主刘鋹死罪。一招“杀鸡儆猴”，大大震慑降臣反叛之心。

接下来该攻打南唐，太祖却迟疑了，因为没有借口，少一个出兵的理由。贸然用兵，人口难塞。南唐山辉川媚，物产富饶，又有长江天堑，李煜承父业，人才济济，文臣如徐铉等，将才如林仁肇，都是朝廷中坚，倘驾驭得当，因势利导，未尝不可争霸天下。可是，国主李煜哪里是赵匡胤一类的国君？而赵匡胤“卧榻之下”，又“岂容他人鼾睡”？

南唐国主李煜，本是一代宋词大家，吟诗作赋外，谈佛论道，都是行家，唯独治国御政却是外行，他和宋末徽宗赵佶，恰似一对宝贝，“唯不会做官家（官家，即皇帝）”，都是找错了职业。赵匡胤巧施反间计，李煜便用一杯酒，就毒死了忠心耿耿的后唐支柱林仁肇。接着赵匡胤用一招“文盲对学士”的谈判，谈哭了口若悬河的徐铉。97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手持“尚方宝剑”的宋军主帅曹彬，端坐在金陵城下的大船上，接受了李煜的南唐国降表。

自此，南方诸国，统归宋朝。

翌年十月二十日夜，在“烛影斧声”中，赵匡胤却遽然崩驾。次日五更，满脸倦容的晋王赵光义（避皇帝兄长名讳，改匡义为光义）走出殿外，宣称皇上驾崩，并说太祖赵匡胤临终把皇位传给了他。从这一刻始，晋王似乎忘记了“逾年改元”的旧例，在即位后立即立庙号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当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弄得后代有识之士窃窃私语。

面对如此纷繁的国势，宋太宗调整了朝廷管理构建和机制，立规兴矩，确立“重文削武”，开放科举，改革庶政的国策。首先，宋王朝接收了吴越统治权，接受了闽地陈洪进的归顺，继而攻克太原，灭了北汉，基本统一全国。雍熙三年（986）正月，太宗还想乘胜打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时值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并改国号为契丹，战势胶着不下，不得已放弃收复。

宋太宗进一步落实“文人政治”的国策，励精图治，废寝忘食，终于在整体上建立了一个君主独裁体制，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从这以后，中华大地再也未出现如这之前的割据分裂局面。

“文人政治”最突出的标志是，不断完善和扩充后的科举制度和没有一个野心的科举官僚队伍的成形。其中，以文人官僚淘汰并替代武人节度使，建立以禁军为中心的军事体制显得尤为泼辣，调动和促成从庙堂到江湖，几乎所有学人，对个体理想和家国担当的忧患。这个过程中，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并渐次奔泻着一个文化心理，这就是“变革”。唐如此，宋代更是一以贯之。

二、仁宗的“文人政治”

仁宗朝，可算作正式进入“变革”时期。宋仁宗赵祯，从本质上说，他是君主制度中的一个时代符号，这个时代符号包含了“官家”与相台、谏台，三者有宋代特点的制衡关系。这是一套被史论家认为相对良性的封建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能独揽大权，而是在与士大夫“‘谏’‘议’中共治天下”。官家——皇帝控制的是最后裁定话语权。大多数时候，从裁决过程到官家裁定，几乎都有宰执和谏台，乃至朝野的疏议。这样做的根据，便是“祖宗之法”。

经过太祖太宗真宗，“祖宗法”到了仁宗朝，经过几朝士人大臣的整理、筛选、阐释，已难辨是哪一个皇帝所制定，而是由一系列的先帝故事、惯例、典故，甚至习惯所组成。这套集体塑造的非成文宪度，当然包含着宋仁宗赵祯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兼之他那温和包容而近庸的性格，“祖宗之法”成了“祖宗成规”。尽管史家通常用“庸常”二字去评价他，但仁宗时代也同时被誉为“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其中天圣、景祐、庆历、嘉祐的施政，均被后世士人誉为治世之楷模。

其时，全社会充盈着“青瓷”般典雅，“勾栏酒肆”般市俗，浑然一体，交织融合——恍然有“唐三彩”风采，却更精致；隐然有魏晋味道，却更加“风度”。天下学人士大夫“汉坊下酒”、积学以待，以求“不朽”，如苏舜钦、苏舜元等。

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九中甚至说道：“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庆历、嘉祐之治，为盛甚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甚哉”，其“嘉祐之治”，被士人朝臣塑造成一种近乎完美的施政楷模。治心修身之道，以仁宗为法，立政任人“必稽成宪而行”。

元人《宋史》评，仁宗“为人君，止于仁”。这无疑是后世儒家对仁宗的最高评价，在他御世的时代就已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

首先，宋仁宗具学人之份，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据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载，他自小便喜绘事，“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甚至说其书法不输宋徽宗，“万机之暇，惟是翰墨，而飞白尤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他还是个精通音律的音乐家，“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叫教坊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宋史·乐志》）

这样的艺术修养和学识，造就他良好的个人素养，无疑高出不少皇帝。他的成长，确也不易。熏陶少年皇太子赵祯的是波谲云诡的宫廷和朝廷，被牵扯进寇准、李迪等与丁谓、曹利用等之间的政争，和他少小亲密的内侍“周家哥哥”周怀政被斩首，这一类人事变故，使宫廷充满血腥味。就在他13岁那年，刚刚受到父皇作诗奖其“书翰日进”的鼓励时，又传来八王赵元俨别有用心的传言，不能不使太子赵祯胆战心惊。

他却得到已经“预政”的刘皇后“视为己出”般的疼爱，“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同时又得“耆德方正有学术”的老师张士逊教授《孝经》《诗经》。像张士逊这般“良师”，真宗还选了崔遵度、冯元。天禧二年（1118）赵祯被立为太子后，张士逊晋升为右谏议大夫兼太子右庶子；崔遵度为直史馆左谕德，后为冯元任。即位后，仁宗还深情回忆道：“朕昔在东宫，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师也。”（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他的父皇真宗还在他十岁时赐崔遵度以国史、两朝实录，太宗文集，御览群书《元良述》《六艺箴》等儒家经典以及本朝国史。

一个少年老成的储君渐次成形。寇准、李迪先后被逐，丁谓大获全胜，丁谓的权位已经巩固，刘皇后的威势已无人敢挑战。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真宗手诏，刘皇后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宋史·仁宗本纪》）。面对这种既无监国的名分，参议政务也是常规过场，重大人事，实由皇后裁决的局面，赵祯“喜愠不形于色”，老成克制，坚遵仪制，“持谦守礼”，已具有一个敦厚庄重的人君潜质。

再者，仁宗一朝，收揽朝野杰出俊彦，人才之盛，旷古未有，为三世百年是用。更有意义的是，他同时为“三世百年”学人、士人创建了驰骋才华的广阔天地，催生出一个思想变革的新纪元。无数学人、士人在这个园田里为中华人文、自然、科技添彩锦绣，影响千年，堪称千古莫俦的大功德。

“唐宋散文八大家”有六家来自仁宗朝，他们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文艺宗师，则有张先、柳开、晏殊、宋庠、宋祁、尹洙、苏舜钦、梅尧臣、苏舜元、黄庭坚、蔡襄、米芾、文同、郭熙、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杰。学术思想界著名学者多多，学派林立，学术气象空前博大，如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周敦颐的濂学，以及蜀学、新学、象数学，著名学者有石延年、刘敞、刘攽、孙复、胡瑗、周敦颐等。科学巨匠：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法），沈括和《天工开物》，苏颂和“水运仪象台”，等等。政治界名臣：如“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熙丰变法”中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元祐更化”中的司马光、吕惠卿、范纯仁、苏子由、余如，以及吕易简、陈尧佐、韩亿、韩维、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文彦博、王素等等。

人脉就是国脉，人脉也是资源和国势。以上述一批学人士人为代表，由于特别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势，注意时事变化，也普遍被激发升华为居安思危那异乎寻常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并最终指向“立德”“立功”和“立言”，以“三不朽”为追求。它直接催化了仁宗朝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和主动参政欲。如苏舜钦“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钱钟书《宋诗选注》）。从而弹奏出11纪初叶，以变革为主旋律的时代风云乐章，仁宗“文治盛世”也就成了宋代和后世学人、士人向往和效法的模式。苏轼后来深情地评价道：“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苏轼的见识，很能代表当时学人士人被时间和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他的话又使后人无法忘记。

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说出了宋人的共识：“‘文治’治世，楷模‘视周之文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宋之盛欤。”宋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有做官家（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秦皇汉武之后，他还是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仁宗”为庙号的君主。

又次，出色的“帝王之术”被“庸常”与“仁君”的评价所掩蔽，“盛治”只是他坚行“祖宗之法”，践行“文治”的标识，而搜罗天下才人，锐意变革，才是它御政策国的时代亮点。或许仁宗赵祯本人并未料到，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宋璀璨，搭建出多么难能可贵的学人驰骋的平台。以至于此后近千年，九十位君王，万千学人士人都没有经营出这样的文化摇篮。正基于此，他的善良与懦弱，仁慈与宽厚，进取与退缩，坚持与妥协，任性与克制，宿命与无奈，无一不能不与他所摄揽的百千士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如“铜山四贤”的代表人物苏舜钦，以及他的兄长苏舜元和祖父苏易简。

苏舜钦是一位充满深重的忧患意识而渴望建功立业的学人、士人，他的一生都和宋仁宗相关，理不清、讲不透。他的机遇和遭遇，还成就了“铜山四贤”的文化定位。宋代“铜山四贤”（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与后来的“铜山五苏”（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苏伯起）因他而震响遐迩。若以举进士为成名标志，则苏易简七十七年后，即使“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横空出世，后来居上，苏舜钦、苏舜元歌诗“开苏黄之先导”的地位，“四贤书法开宋书风之尚意境界”的贡献，依然为后人所首肯和赞誉。

苏舜钦在开宋诗诗风、宋书法书风，营造出沧浪亭园林等领域的旷世成就不是偶然的，直可上溯到武功苏氏宗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武功苏氏宗族的郡望渊源

苏舜钦在《先公墓志铭》中，曾不无自豪地提到“隋唐之际多伟人，六叶之内，四至大丞相，袭封邳、许”。但在时间上，显然指“逊蜀”之前，且跨度犹长；在空间上，多在长安和北方一带。其实，“六叶”之上，苏氏宗族源远流长。

一、上古、中古武功苏氏宗族世系

苏洵说，“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苏氏族谱引》）。始祖之父昆吾，名樊，是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的后代，在夏代被封为诸侯伯。昆吾之子苏，夏代末年为诸侯的伯，是苏国的始封君。进入西周的苏忿生，是西周的开国功臣，与周公、召公齐名，位列朝中执政的六卿之一。封于河内，后迁徙至武功杜陵，是我国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苏姓第一人。

进入战国，洛阳出现了苏代、苏厉、苏辟、苏鹄、苏秦五兄弟，尤以苏秦显赫一时。他提出合纵之说，并说动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团结为一以抗秦，使秦在十五年内不敢窥视六国。他的奇策权谋使之被六国拜相，成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也标志着苏氏家族已开始进入兴盛时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苏氏以陕西武功为郡望，源于西汉武帝时，担任校尉的苏建因从车骑将军卫青讨伐匈奴有功，封为平陵侯，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升为右将军，后任代郡太守，死后葬武功大犹乡，苏建就成为苏氏武功派始祖，武功成为苏姓总派系和郡望。迨至今日，全世界各地苏氏皆宗武功。

苏建有三子：素、武、贤，以武最有名。苏武出使匈奴，不屈胁降，被放于北海无人处持节放羊，凡十九年。昭帝即位，方归汉任为掌管蛮夷投降的典属国，卒葬武功，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图像于麒麟阁，殊誉极于两汉，是个以“气节”为后世敬仰的人物。《先公墓志铭》云，“苏，邺之附城，昆吾守封而姓出焉。其后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内，汉将军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正与上述史实切合。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苏氏家族出现了苏则、苏林、苏侃、苏湛、苏淑、苏琼、苏绰、苏椿、苏亮等显名后人。此期间，武功设州郡时有变迁，因而称谓亦都名异。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称：“武功县，汉旧县。古有邰国，尧封后稷之地。周平王东迁，以赐秦襄公。孝公作四十一县，斄、美阳、武功各其一也。……武德三年，分雍州之武功，好畤、周至、扶风四县，置稷州，因后稷所封为名，贞观元年废州（《读史方舆纪要》作‘贞观七年’，应以‘贞观元年’为准），以县属京兆。”故武功地域当在今陕西武功县、杨陵区一带。自秦起，多为县名，行政辖属常有变更。汉属右扶风，晋属始平郡，后周属西侧扶风郡（雍州），隋唐时曾属京兆、稷州、雍州。北魏太和十一年（487），于此置武功郡，适划分士族等第，苏氏素为郡内名门望族，亦榜上有名，这就是郡望。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列雍州武功即有二姓：苏、韩。

可见，隋唐虽已无武功郡，但后世文献中仍然列苏姓为武功显姓，故在墓志中时见称墓主为武功苏氏，武功郡人、扶风人、京兆武功人、扶风武功人、京兆始平人。强调郡望，是为了显示门第出身。所以，苏氏后世学人，如苏舜钦，有自称武功人的情况。

西汉至隋，武功苏氏形成六派，隋唐宋时又成三派（据《新编苏氏大族谱》）。汉魏南北朝至隋有如下六派：

赵郡苏氏。东汉冀州刺史苏章，其后人在邯郸做官定居，赵郡（今河北赵县）始有苏姓，苏味道最为显赫。

襄阳苏氏。魏都亭侯苏则，其后人迁徙于襄阳，这支苏姓，苏灌最为知名。

武邑苏氏。前燕那公苏青之后，为信都武邑（今河北武邑县）之苏氏，显赫者为苏礼、苏克小、苏列。

武疆苏氏。卫少卿苏备，为长乐武疆（今河南安阳以东）之苏氏，有名者为苏琼。

蓝田苏氏。唐刑部尚书苏垧之后，自武功徙蓝田（今陕西），苏普、苏瞻、苏弘最有名望。

河南苏氏。后魏恒州刺史苏强，迁徙于河南（今洛阳），显赫者为苏孝慈、苏康。

二、隋唐宋武功苏氏三派——蜀派“铜山派”“眉山派”和“闽派”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武功苏氏六派，到隋唐宋，以蜀派“铜山派”“眉山派”和“闽派”最为显赫。

蜀派铜山派祖苏瓌（唐中宗景龙年间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谥“文贞”），其长子苏颋六世孙“传素（荆州刺史）广明乱，以其孥逊蜀，生三子，捡、拯、振”（《先公墓志铭》）。苏传素季子苏振为铜山县（今四川中江县）令，孙苏协刑部侍郎。后蜀灭，始迁居开封。苏协长子苏易简（宋太宗年间，累至参知政事，谥礼部尚书）。其长子苏寿知歙州，这一支派为新安派。

闽派始祖亦苏瓌（即蜀派铜山派祖），其第三子苏诜六世孙益（隰州刺史）定居闽（福建）中，益幼子苏光诲（屯卫大将军）世代为泉州同安县人，故称为闽派。苏光诲三世孙苏绅（魏国公），葬润州（今镇江市）京口（今丹阳）。苏绅之子苏颂（宋元祐时宰相）定居京口，这一派为京口派。

按：丹阳系丹徒之误。舜元妻刘氏卒后，苏轼代韩维作墓志铭，云：“将以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于润州，丹涂县五老山下才翁之茔。”（《东坡续集·刘夫人墓志铭》）涂亦徒字之误。元陆友仁云：“京西转运使苏舜元葬在丹徒五老山，苏子美墓在石门村。”（《砚北杂谈》）苏舜元、舜钦兄弟死葬润州，却是因为与同祖宗亲同葬一地，也算可安之域了。

眉派苏味道（唐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留一子苏份居眉山（今四川眉山市），其后人苏序生苏洵。宋元祐期间的宰相苏颂曾与文安公苏洵叙宗盟。有诗曰：“尝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又曰：“源流知自子卿孙。”可知闽派和蜀派铜山派、眉山派三派都是以平陵侯苏建为远祖，苏绰、苏威为近祖的武功苏氏家族的后代，而苏洵这一支为眉山派。

“眉山三苏”成名，又有苏洵撰《苏氏族谱引》等刻本问世，因是宋本故最珍贵，断不会像“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所以可信度颇高。进而可知，关于武功苏氏宗族在隋唐宋以前、以后的世系传承，是较为清楚的。“铜山四贤”与“眉山三苏”形成的时期，前后相连，都宗武功，又籍蜀地，房支脉络，清晰可扪及。这对于从家族和文学，科举与家风、族风等，多个维度来考察其对后世后人苏舜钦等人的影响，是会有价值的。兹将武功苏氏宗族沿革列表如下：

从血缘延衍来看，世系表记录了宋代“三族”的房支情况：显达于隋文帝而被谗遭贬的苏威是蜀派“铜山四贤”“眉阳派眉山三苏”和闽派（京口派）苏绅、苏颂父子共同的祖宗。

《元和姓篡》卷三“苏氏”云：“苏威有子：夔、季子（一说季子）。”苏夔之孙苏颋、苏诜，分别称为蜀派和闽派（京口派）的始祖，苏季则繁衍出眉阳派，以文辞知名的苏味道及其“眉山三苏”等后人。因而，可以说宋代“三族”或“三派”，都是同宗族亲。正是“三族”或“三派”相继进入北宋太宗、真宗朝，特别是在仁宗、神宗朝后，苏易简风度奇秀，以宋代第一个蜀中状元的科名，开启了千年蜀地文脉；苏舜钦、舜元弟兄状貌奇伟，笔墨雄放，率先奋蹄于诗文革新，“开苏黄之先导”。苏轼“千古文人之首”，主旗“三苏”，构建出“苏文擅天下的景象”。苏颂以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学问无所不通，创“水运仪象台”，宰执庙堂，进太子太保，成就全才之名。他们显达的人生与朝野经历，或明或暗，始牵终系。其血缘延绵，先后辉映，整个家族终至极盛于宋代。

在千年武功苏氏家族发展史的演进中，宋代蜀派铜山派、眉阳派和闽派的辉煌，是时势推移与宗族奋进之使然。当我们站在这个层面上打量北宋“铜山四贤”与“眉山三苏”的崛起，并聚焦其中个体的升达沉穷命运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扫向他们的先辈贤达，或使人有更宽阔的视野。诸如苏易简、苏舜钦、苏舜元祖孙，共有的一些人格特征：充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改革时弊、救时济民精神，笃性正直，恪守气节；诗文、书法兼擅的学人修为，豪健、雄放的诗文风格；以及躁进致滞的遭遇等等，都可以从祖宗身上找到影子。所以，再从家族的家训、家风、家学和婚姻联系等角度，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特别是，以家学和家风（包括联姻其他郡望）为核心的早期教育，会显著地影响家族成员的人格、文学思想形成和早期成长。

譬如，苏威的正直敢谏，屡进忠言，遭馋终为隋炀帝贬为庶民，却顽强而自适地活了88岁；苏良嗣的正直不阿；苏味道亲附张易之、张昌宗，被贬眉州刺史的教训；苏定方、苏绅一武将一文臣，在安边抗夷的国家大事上，建功显赫；苏颋“燕赵大手笔”的文才；苏颂无所不通的学识笃性。宗族的声望，先辈的志向风节，学识品行，笃守宗风，教训遭遇，等等，几乎都可以给苏舜钦的性格形成、人生抱负、文学思想以及情感历程，留下深浅各异的印记。

武功苏氏宗族之北宋蜀派“铜山派”

一、北宋武功苏氏三派家族

苏氏家族，从最早的发祥地苏城（今河北临漳县）迁至洛阳，在战国中后期，形成以苏秦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西汉武帝时，苏建开创苏氏武功派，次子苏武以气节极汉皇之殊誉，形成苏氏家族发展史的第二个兴盛期；从西魏、北周至隋唐，苏瓌、苏颋父子，承苏绰、苏威之庙堂家传，博学、正直，“四至大丞相”“袭封邳许”（《先公墓志铭》），形成又一个兴盛期；苏绰、苏威的后人——宋蜀派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祖孙“铜山四贤”，闽派苏绅、苏颂父子，眉派“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共同创造了宋代苏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兹将相关的武功宗族和蜀派、闽派俊彦略作介绍。

1．北宋武功苏氏家族“三派”共同始祖：苏绰、苏威父子。

三国魏晋南北朝，武功苏氏出现了苏则、苏林、苏侃、苏湛、苏淑、苏琼、苏绰、苏椿、苏亮等名人。隋唐时，武功苏氏宗族繁衍显盛，人才辈出，涌现苏威、苏夔、苏孝慈、苏沙罗、苏世长、苏良嗣、苏宝方、苏味道、苏瓌、苏珦、苏晋、苏检等人物。其中，苏绰、苏威父子的后代，孕育出宋蜀派和闽派苏氏家族。

苏绰（498—546），字令绰，武功（今陕西扶风）人，少年好学，博览群书，尤精算术，西魏大臣，深受宇文泰赏识，拜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他所制定的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被隋、唐王朝沿用。苏绰极力赞同西魏宇文泰的改革方针，协助宇文泰精简官员，设置屯田以资军国。贡献最大的是制定《六条诏书》，六条诏书的内容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将《六条诏书》放置座右，下令百官都要学习背诵，不熟悉《六条诏书》者罢官。隋开皇中，苏绰被追封“邳国公，邑二千户”。其流传于世的著作有《佛性论》《七经论》。（《周书·苏绰传》）

苏威（534—621），字元畏，京兆武功（今陕西扶风）人，苏绰之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在北周宣帝时，以丞相身份专权，其时就对苏威的才学颇为看重，即位后拜苏威为太子少保，世袭其父美阳伯的爵位。苏威担任民部尚书（负责赋役征收和国家财政的官吏），为官清廉，治理有方，深得文帝信任。隋炀帝杨广即位，对苏威更是委以重任。历任太常卿纳言、左武大卫将军、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爵房陵侯，旋进封房公。苏威正直敢言，对隋炀帝并非一味屈从，而且屡进谏言，怎奈隋炀帝非但不听劝言，反而听从奸佞谗言，终将苏威贬为庶民，唐武德四年（621）病卒于家，终年八十八岁。

苏夔，苏威之子，隋鸿胪卿其子苏亶，贞观中台州刺史，景龙三年（709），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南唐书·苏瓌传》）

2．蜀派“铜山派”及其分支新安派。

“铜山派”苏氏家族枝发于苏威之子苏夔，其长孙苏瓌有长子苏颋，苏颋六世孙苏传素，“广明乱，逊蜀”，是为蜀派“铜山派”始祖。其子苏振任铜山令，遂定居，铜山始有苏姓，其曾孙苏易简首开铜山派之显赫。苏易简长子苏寿，知歙州，这一支为“新安派”。

苏瓌（639—710），字昌容，二十岁时，在本州举为进士，补官为恒州参军。历任朗州、歙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唐中宗神龙初年（705），官拜尚书右丞，封怀县男，再迁户部尚书，拜侍中。苏瓌通晓法律，多识台阁旧章，唐中宗令其删定律令，一朝格式，皆由他修正重订。中宗复位后，累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进封许国公。睿宗即位，进左仆射，为太子少傅。去世后被玄宗赠以司徒之名，谥号“文贞”。（《旧唐书·苏瓌传》）

苏颋（670—727），苏瓌之子，字廷硕，他“少有俊才，一览千言，弱冠之年，武后神功元年（697）九月，拔制举，绝伦科第一及第”（《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举科》）。制举，“天子自诏者，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唐李林甫《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举士序》）。“除吏部侍郎，再迁监察御史，又迁给事中、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父子同在禁苑，朝廷荣之。袭父爵许国公，开元四年（716），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苏颋被当时宰相宋璟称誉为“尽公不顾私”，与张说时号“燕许大手笔”，去世后赠尚书右丞相，谥曰“文宪”。《旧唐书·苏瓌传》）

苏协，“铜山人，以子易简累赠秘书丞”（明·嘉靖《潼川州志》卷之二十七）。原为后蜀进士，任陵州判官，归宋后，累任开封府兵曹参军，后官至广禄寺丞，赠秘书丞，死葬开封。

苏易简（958—996），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少年时聪明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捷。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太宗临轩复试，苏易简应题三千余言立即写就，被拔为甲科第一名，即状元。初仕将作监丞，通判升州，迁左赞善大夫。淳化二年（991）迁中书舍人，充翰林承旨。后知审官院，改知审刑院，任给事中、参知政事等职。苏易简雅善笔札，尤善谈笑，旁通释典，著有《文房四谱》《续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

苏耆（987—1035），字国老，梓州铜山县（今四川中江）人，生于开封。北宋时期大臣，参知政事苏易简之子，苏舜钦、苏舜元、苏舜宾之父，宰相王旦女婿。淳化四年（993）门荫入仕，担任宣节校尉，授秘书省正字。宋真宗即位，担任奉礼郎。进士及第，出任乌程知县。任满年担任开封知县，迁三司判官，历任工部郎中、各道转运使。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病逝，享年四十九岁，著有文集二十卷，今已散佚。所著计《录》三篇、《闲谈录》五卷、《次翰林志》《续文房四谱》并《文集》二十卷，其墨迹见褚遂良《阴符经》跋。苏耆“墨妙流声景”，清顺治年间有评者谓其出入钟（繇）、王（羲之）、怀素而自适天然之趣。画山水宗马远、夏圭，行笔如草书法，略不经意，草草而成，亦得其妙，非浅近所能及。

苏舜元（1006—1054），字才翁，旧字叔才，北宋大臣，出生于京师，是铜山籍开封人。宋仁宗赐进士出身，知开封咸平县。迁殿中丞、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官终三司度支判官。享年四十九岁，有文集一卷。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苏易简之孙。初以父亲官职，补太庙斋郎，调任荥阳县尉。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改光禄寺主簿，长垣县令，升迁大理评事。范仲淹赏识苏舜钦的才能，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后因祀神会客事件（即用卖废纸的公钱宴会宾客）而“除名”。苏舜钦携妻居于苏州，“颠沛其身，不更所守”（《答李锐书》），作《沧浪亭记》，发愤推求六经。常常于诗歌中发泄愤闷，他的诗风格豪放，往往有惊人之语。又喜欢写行书、草书，虽是短章醉墨，落笔即争为人传。庆历八年（1048）复为湖州长史，未赴任，旋卒，享年四十一岁。对他的微罪遭谪，世人痛惜。其著有《学士文集》（即《沧浪集》）。

3.“闽派”及其分支“京口派”。

“闽派”苏氏家族亦枝发苏威之子苏夔，苏夔长孙苏瓌，苏瓌第三子苏诜之六世孙苏益定居闽，其幼子苏光诲世代居泉州同安，故称为闽派。光诲三世孙苏绅，葬京口（今丹徒），其子苏颂遂定居京口，这一支为“京口派”。

苏益（875—935），闽派始祖，又名苏利用，字世进。从小读书习武，因父荫得官，唐僖宗光启年间，随唐将王潮、王绪入闽，为王氏领军使。宋初，赠隰州刺史，上将军武安侯。因儿子苏光诲为漳州刺史，居于泉州同安，遂为同安人，为同安苏氏始祖（闽派始祖），享年六十三岁。

苏绅（909—1046），字仪甫，泉州晋江人。天禧年间进士及第，历任宜州、复州、安州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举贤良方正制科，提升尚书祠部员外郎，通判洪州，梅尧臣作诗送别。后还朝进直史馆，为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苏绅博学多知，喜欢上奏言事，针对蛮夷入侵扰敌，多次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主张，被朝廷采纳，蛮夷入扰才告平定。苏绅受皇帝嘉奖，进职史馆修撰。仁宗庆历年间，苏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赐金带。再迁尚书礼部郎中，除御史中丞，享年四十八岁。

按，真宗天禧共五年，仅天禧三年开科。“三年（1019）己未王整榜进士一百四十人。其余年份停贡举”（《文献通考》卷32），故苏绅进士及第必在是年王整榜。

苏颂（1020—1101），苏绅之子，字子容，泉州同安人（今属福建厦门市），庆历三年（1043）进士及第，后知江宁县，南京留守推官。召试，授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曾编写著名的《本草图经》等书。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刑部尚书；五年后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尚书右丞；七年后，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当上了宰相。徽宗即位，进太子太保，封为赵郡公。享年八十二岁。

苏颂是一位大学问家、大科学家，自有文字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编撰有《新仪象法要》一书，成功创制了水运仪象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4．蜀派“眉阳派”（即“眉山派”）。

蜀派“眉山派”枝发苏威之子季（一说季子），季子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卒于任。其子份留眉山，份后人序生东坡父子。苏洵云：“唐神龙初（705），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苏氏族谱引》）

苏味道（648—705），眉阳派始祖，赵州栾城人（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市）。少有文才，九岁能属辞，与乡人李峤同以文辞知名，时人称为“苏李”。成人后，苏味道被州里举为进士。及第后，累迁威阳尉。延载初年（694），苏味道历迁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苏味道因亲附武后庞臣张易之、张昌宗之罪，被贬为眉州刺史。不久，又迁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岁，有文集流行于当世。

苏涣（1001—1062），始字公群，晚字文父，是苏洵的二哥、苏轼的伯父，四川眉山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历官祥符县令、宝鸡主簿，调凤州司法，又通判阆中。苏涣为官正直，在任祥符县令时，不惧权贵，祥符属京城范围，多富贵之家，苏涣平均他们的徭役赋税，又平抑他们的官司，使当地百姓能安居乐业，受到仁宗皇帝称赞。包拯见到苏涣时赞许说：“你以一个县令，能坚持如此，要比言事官贤良得多。”苏涣所到之处，都有美好的声誉，百姓将他比作汉代的循吏。至和二年（1055），为职方员外郎，任利州路提点刑狱。嘉祐七年（1062）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苏涣平生所作诗文有千余篇，著有《南麾退翁杂文》和《苏氏怀章记》。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苏洵年少时喜欢游历，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读书，曾考进士和茂才等皆不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研究六经百家之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于宋仁宗嘉祐二年，携子苏轼、苏辙进京考试，将其著作《权书》《衡论》《机策》献于朝廷，名震京师。后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同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书成即卒，享年四十七岁，谥“文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轼七岁知书，十岁能文，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仁宗至徽宗五朝，官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知制诰，龙图阁学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系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又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十九岁中进士，官至河南推官、陈州学官、齐州掌书记，后擢任门下侍郎，著有《栾城集》《龙州略志》等。

苏迈（1059—1119），字伯达，苏轼长子。迈历任饶州德兴尉、房州军事推官、知河间县令。1094年，苏轼贬官岭南，迈居宜兴。轼卒，迈居颍昌。1107年出任嘉禾令，1112年罢归颍昌，卒年约六十岁，葬郏县。

苏迨（1070—1126），初名叔寄、竺僧，字仲豫，苏轼后妻王闰之生于开封。苏迨官承务郎，驾部员外郎，武昌管库官。苏轼贬岭南，苏迨居宜兴。迨卒于靖康之乱，终年五十六岁。

苏过（1072—1123），字叔党，苏轼后妻王闰之生于杭州。苏轼贬岭南，苏过一直随侍身边。苏轼去世后，苏过闲居颍昌十年。四十岁时出监太原税，三年后知郾城县，1123年通判中山府，卒于镇阳（今正定）行道中，年五十二岁。苏过能文，有《斜川集》十卷行世，亦能书画。苏轼把他的画与文与可的画相提并论：“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宋徽宗曾宣召苏过入宫作壁画。

综观武功苏氏宗族，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可以肯定：

一是，立足主流社会，奉行儒家思想，达穷兼济，有责任，有担当。为官正直敢直言，刚正不阿，始终忧患于家族、国祚，坚守士族的根基，即使遭遇坎坷，仍执守风节，坚守家族个体品格，维系、保持和发展着家族的地域影响力，最终表现出千古影响力。

二是，武功苏氏宗族够格一个科举家族，这与家族不懈积淀家学，积累文化底蕴，有学问，有品位，保持世代书香的同时，积存一定的经济实力休戚相关。

三是，长安为西魏、北周、隋、唐都域，武功近长安，保持了苏氏家族即使在历史风雨中离开乡土而不会失去地域代表性，又因靠近政治文化中心而有更多发展机遇。反之，将籍贯永久迁移他方，其结局往往是失去“郡望”影响而家道式微，走向衰落。

四是，苏氏家族历千年而不衰，还有赖于顺应时代潮流，善于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弄潮中流，跻身庙堂，践行和光大家族宗风和荣耀。（《苏氏宗族》）

虽然，随着历史潮流，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变化，兴起于两汉的关中士族，普遍渐次衰落。武功苏氏也不例外，甚至其后裔会逐渐淡出史家视野，但其子孙之佼佼者，仍然能有精彩的作为。尤其是，反观该家族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正向作用，应给予肯定评价。

人凡提及蜀籍“三苏”，世人多指“眉山三苏”——苏洵和苏轼、苏辙兄弟，这是不错的。自明人茅坤首次摆出“唐宋八大家”的名号，眉山三父子愈益响亮，犹阑夜之明星，格外璀璨。“苏东坡”三字甚至成为包含无限定义的文化图腾。然而，正当二十岁的苏东坡在礼部试场扪唇苦思、正在杜撰“尧与皋陶对话”的“典故”时，三十八年前，苏绅刚刚列名尚书省进士榜；七十七年前的此刻，二十二岁的苏易简也在参加廷试，“三千言立就”“擢甲科第一”，已经揭开蜀地苏氏显盛序幕。武功苏氏宗族“一支逊蜀”（苏传素“逊蜀”，其后籍铜山），“一支留蜀”（苏份籍眉山），一支去闽（苏益、苏光诲父子籍泉州同安县），一支籍铜山，一支籍眉山，一支籍同安，一前一后，一东一西，即将共造宋代苏氏家族发展的最后辉煌。

二、“铜山派”苏氏家族代表人群“铜山四贤”

宋至和元年（1054）五月二日，苏舜元谢世。不知何时，时人已在其蜀祖籍地梓州铜山县，筑祠祭祀。（明进士王惟贤《铜陵纪胜碣》《铜山乡贤祠记》）

明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进士王惟贤初游铜山旧址，在铜陵主山之麓首出土一方六棱石柱，乃宋时《进士题名记》：“列铜山当朝甲科姓名与各授官之差，故剥落太甚，隐约可辨者三十余人，而苏门三世可考见。”“苏门三世”，即祖苏易简、父苏耆和孙苏舜元、苏舜钦四人。这是“苏门四贤”由来之根基。（王惟贤《铜陵纪胜碣》）

既而，又于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冬，在旧铜山县城上宝峰“掘土三尺，得一旧碑”，乃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邑令“王忠厚去任碑”。碑文有“欲买此地绘先达。如苏易简诸大老，为四贤堂，迫去无几，敬录其因，以付来哲”等句，这是宋铜山人曾建“四贤堂”的由来，也是“铜山四贤”得名的根据（《铜山乡贤祠记》现存）。可知“铜山四贤”之雅誉，早在“苏门三世”最晚谢世者苏舜元殁后已鹊起，铜山苏氏后人，乡绅和令胥建“四贤堂”以祀，供四方凭吊，成为事实。

经过近一百五十年风雨历变，坐落在上宝峰之上的“四贤堂”渐次废毁，而“铜山四贤”的令名却依然传响至今。

时人惯呼“眉山三苏”，检诸旧据，乃知唐中宗神龙（705—706）初，眉州刺史苏味道留子苏份在眉山定居，成为眉州苏氏之始祖。就在“铜山四贤”之苏舜钦“举进士”后的二十四年后，苏份的后人——苏洵父子三人横空出世，很快造成“苏文擅天下”的局面。苏轼一峰独秀，“眉山三苏”震响近千年。

苏氏宗族“铜山派”苏易简祖孙，眉山派苏洵父子，闽派苏绅、苏颂父子，开创的家族兴盛之势，共同创造出北宋武功苏氏宗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惜乎“铜山派”苏易简祖孙成名既早，享年却不长，夙志未及长伸，才识未能尽展，实是一桩憾事。

后世人有以“铜山三苏”“铜山五苏”以彰“铜山四贤”的说法，“四贤”即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却苏耆则称为“三苏”，加苏伯起为“五苏”。

《铜陵纪胜碣》云：“予初来游时，于麓之首得一石柱，乃宋时《进士题名记》也。围六棱，高可七尺许，上下皆横刻雁行，中列铜乡当朝甲科姓名与各授官之差，剥落太甚，隐约可辨者三十余人，而苏门三世因可考见……有碑欲仆，乃宋参军赵鼎吉记修尉廨者。文多漫漶，内有云：‘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此地。其来岗有废址，相传为苏状元故址……皇明万历八年，岁次庚辰秋九月吉旦戊午，乡进士王似建。’”

碣文作者王惟贤，字卓峰；拟，字师泉，惟贤子。王惟贤“中嘉靖壬辰林大钦榜进士，仕至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明《柏坡王氏约族奉先碑记》），“吾蜀之伟大也。其科名宦迹，人品著述，志乘具载之矣”〔清·安岳进士周元位（字补亭）《题中江王卓峰先生传》〕。王惟贤是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廉吏、循吏。其先祖王安富于明洪武初首轮“湖广填四川”中，自湖北公安迁来元废县铜山旧址（今中江广福镇郊）并定居。文章记述了在铜山旧址所见到的明中期的山川名胜，特别详细记录了发现并出土的宋“进士题名记”六棱石柱《赵参军碑记》和“王忠厚去任碑”的情形。碣文崖刻“王忠厚去任碑”，今存。

不久，王惟贤深感诸如苏易简祖孙四贤这样的乡里先贤，其“言行足法里闾”“文章德业丕著当时，流闻后世”，而“其故乡响绝”，泯没无闻，“竟付之泯泯焉已乎？”为着“阐扬前列，以开后人”，教一方之风化，故倡议建“先贤祠”，以昭其善风。

明隆庆三年（1569），在王惟贤“熟视地形，则见上宝峰端重回环，尤为气盛”后，决定将建祠地点从下宝峰迁到上宝峰，“以图永利”之时，“掘土三尺，下得一旧碑”，即宋“王忠厚去任碑”。此碑“乃宋庆元己未邑令王忠厚仁淑将去任时”所立。“内一款铭云：‘欲买此地绘先达，如苏易简大老为四贤堂，迫去无几，敬录其因，以付来哲。’”（王惟贤《铜山乡贤祠记》）

宋庆元己未，乃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离苏氏四贤中最后离世的苏舜元卒年，已过去145年。从旧碑文字可知，此期里，铜山县确曾在上宝峰建祀苏易简等三世祖孙的“四贤堂”。

为什么选在上宝峰建祠，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宋参知政事苏易简旧宅，在上宝峰后”（《古铜山县志》），《铜陵纪胜碣》：“其来岗有废址，相传为苏状元故宅”（民国《中江县志》P511）；二是“赵参军碑记”，《潼川府志》：在上宝峰，明王惟贤《铜陵纪胜碣》云，上宝峰中阿“有碑欲仆，乃参军赵鼎吉记修尉廨者，文多漫漶，内有云：‘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此地’”云云（《古铜山县志》同），今废；三是王忠厚碑，“铜山乡贤祠记”中所述的“掘土三尺，下得”的一“旧碑”。不过，这以后的“先贤祠”已不再是四人，而酌推出九人，据明王惟贤《铜山乡贤祠记》崖刻，他们是“宋判司天监赵公延义，参知政事苏公易简、工部郎中苏公耆、三司度支判官苏公舜元、集贤院校理苏公舜钦、处士苏公伯起、元封君赵公垠、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赵公成庆、四川肃政廉访副史张公国宝。凡九人”。后人加王惟贤，即“十贤祠”。

不难看出，苏传素“逊蜀”后，梓州铜山县无疑是苏氏家族最早和最后入籍的地方。苏易简“擢甲科第一”，就是以“（梓州）铜山”为榜籍。文献所载，再次证明这一史实（《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登科记》。《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海南出版社.1993版.P373）。

按，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正式进行殿试，于讲武殿内出题复试礼部贡院所录取的合格举人，亲定王嗣宗为首，而将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王式退为第四。自此，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因此，宋代科举至975年王嗣宗始有“状元”之称。在此之前，进士第一作“榜首”。苏易简擢“状元”，标志“逊蜀”后，“蜀派”“铜山派”苏氏进入鼎盛期（照家族研究方家说，苏易简长子苏寿，为“蜀派新安派”。或可以说，以苏易简擢状元，祖孙三代皆名史册，足称“逊蜀”后苏氏“铜山派”的鼎盛期已经到来）。

据考，“四贤堂”建祠时间当在至和元年（1054）五月初二后。但“如苏易简诸大老，为四贤堂，迫去无几”，是说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待到南宋宁宗赵扩庆元五年（1199），铜山令王忠厚（字仁淑）将去任时，“四贤堂”才倾废不久，所以“敬录其因，以付来哲”。警示“欲买此地”者，须彩绘苏易简诸大老像以续敬畏，这是告知后来有识之人的话。这位铜山令的警言，直接反映出宋人眼里对铜山籍四位先贤（苏易简、苏耆、苏舜元和苏舜钦）的敬畏、敬仰和追思之情。作为县令，正如王惟贤所言，面对明代的铜山旧址，观瞻广福自然人文，他不胜感慨：“昔赵宋文明，此中人才辈出，今闭厄否遁极矣。”王惟贤的感慨，也寄托了他借建祠奉祀铜山四位先辈贤达以表达崇贤倡理、正经善俗、教化乡里的美好意愿。

那么，“铜山四贤”之“贤”，有何特点呢？

1．苏易简状元榜籍铜山，不是“寄应”。

衡量祖籍或户籍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状元榜籍”。因其地位显赫，天下瞩目，间不容毫，故最为可信。户籍可变性很大，祖籍是家族后人的公认，因而轻易是变不了的。

有论者为证盐泉为“逊蜀”祖籍，认为苏易简之所以榜籍梓州铜山，盖因“寄应”，此说亦不妥。在苏易简“举进士第一”之前，即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前，宋太祖相继就乡贡取解明确作出规定：

一是开宝三年（970）二月，“诏礼部贡院疏特赐出身人姓名各下所属州县，令官吏察其行实以闻，隐蔽者罪之”。

二是开宝五年（972）11月13日，宋太祖又有所针对地下诏，“诸道举人，自今并以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取解”，即户籍所在州府衙门取得姓氏、家世、属戚、祖荫等方面的审查结论，类似“政审”。意思是，各道举人，从今以后一律在当地州府选取并送往京城，不得另去其他州府寄居应试，即不得“寄应”。

三是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下诏“诸州长吏，解送举人，其版籍分明，为乡里所推，仍十人为保，保内有行趾逾违，连坐，不得赴举”（《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查六年、七年停贡举。由此诏可知，苏易简考进士，所执行的是十人为保的科律，版籍分明，为乡里所推，而非寄应。

试想，苏易简若真以“寄应”“取解”，“本贯州府”当一一受到追查，更何况是举进士第一的榜首呢？太宗殿试，苏易简三千字一蹴而就，皇帝盛赞，天下拜服；而对这位举进士第一的苏易简，更会有天下的举子、进士、御史群僚异乎寻常的审视和苛察，最终以铜山榜籍载入正史，岂是史误！当然，更要摒弃元人作《宋史》之隐憾情绪。

天下学人，特别是同榜进士，落榜举子往往对“擢冠甲科”的感情复杂，其中不乏注目籍贯家世者。苏易简殿试第一后，也必然受到同样的关注，竟无一人窥知苏寓籍盐泉的事？但州府礼部层层“政审”的结果，就是《宋史·苏易简传》卷226，列传第25《苏易简传》所载：“苏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

“父协，举蜀进士。归宋，累任州县。以易简居翰林任开封县兵曹参军。俄迁光禄寺丞。易简少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逾弱冠（22岁），举进士……擢冠甲科……将作监丞，通判开州。迁左赞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雍熙初，以郊祀恩进秩部员外郎。”雍熙三年（986），充翰林学士，淳化三年（992），“掌吏部选，迁给事中参知事”，至道元年（995），“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陈州”。至道二年（996），卒，年三十九岁，赠礼部尚书。据民国十九年《中江县志·人物·著述表》载，苏易简与宰相李眆同编《文苑英华》一千卷外，个人著述有文集《续翰林志》《文房四谱》10种137卷，古铜山“四贤堂”“乡贤祠”有牌位承祀。

事实上，从开宝五年（972）直到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朝廷一直在严令和杜绝“不得寄应”，且从最初的规定到后期更为严厉的禁令，都在严禁“寄应”。有坚持说苏易简是寄应的论者，可释“旧籍”之误也。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甲寅，上御讲武殿，覆试权知贡举程羽等所奏合格进士，得铜山苏易简以下一百一十九人，又得诸科五百三十三人，并分第甲乙，赐宴，始有直史馆陪坐之制”（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十》无“以下”二字，其余同）。这段史料的意思是：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十一日，宋太宗对代理知贡举程羽等人所奏报的合格进士进行复核考试，录取得到铜山籍人苏易简等进士一百一十九人，又录取得到诸科等进士五百三十三人。同时，分出甲乙等次，对“举第一”的苏易简和其他进士赏赐宴饮，开始有直史馆陪坐的制度。

如上所述，苏易简以梓州铜山榜籍举进士第一，离开宝五年（972）十一月太祖下不准寄应诏，才过去九年。此期间，共开贡举试五年次。其中，开宝七年、九年，太平兴国四年，共三年不贡举，算是科考较为密集的时期。太宗遵从和沿用太祖不准寄应的诏令，信度更高，这也许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元《宋史》《续资治通鉴》等后代史家论定苏易简“逊蜀”后定铜山为祖籍的根据。

当年身任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的毕沅，聘请一批名流撰写《续资治通鉴》时，弃用司马光《资治通鉴》用“臣光曰”作史论的写法，而采用“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不载史论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写法。因而，此书质量，的确达到后来居上的水平。史家甚至说，中国人不可不读中国历史，而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资治通鉴》，又不可不读《续资治通鉴》。正因为如此，我们主张，应该相信宋代人和后人这一史判，铜山是苏易简的祖籍，而非“寄应”。盐泉籍，是“逊蜀”第三代苏寓迁居盐泉的“户籍”，与铜山祖籍的事无涉。但是，因为有“寄应”，朝廷又加以诏戒，就推出苏易简是寄应，是太过天真了。正如为了圆盐泉是祖籍之说，就臆测苏传素、苏振两代居无定所，无籍可入一样的牵强。

再则，明嘉靖《潼川州志》（木刻本），记载了苏氏“逊蜀”后的祖籍和科试情况：“苏协，铜山人，其子易简，官参知政事。”“宋太平兴国五年，铜山一人苏易简，字太简，进士第一。”“大中祥符元年……铜山一人苏耆（及第），易简子，宰相王旦壻也。”“铜山一人苏舜钦（及第），易简孙，少有大志……”（明·嘉靖《潼川州志》“选举志”十一至十三）遥想易简当年参加科试之际，他据实以父亲籍贯实报，而没有用祖父寓的户籍参试，几乎是无须思考的事，他哪里会料到明以后有人会为他的祖籍而絮絮不休呢？更不会想及有人竟然会推测他以一个有祖籍的举子去“寄应”，因“寄应”“擢甲科第一”！曾祖父、祖父祖籍铜山，孙辈舜钦、舜元和舜宾又怎么会自认“盐泉”？

综上所述，苏舜钦郡望武功，祖籍梓州铜山〔今德阳市中江县广福镇，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并铜山入中江〕，户籍开封，是铜山籍的开封人。其入川第三祖苏寓，由铜山迁居绵州盐泉，是铜山籍的盐泉人。

2．状元苏易简的学与识。

苏易简擢为状元，也就成为蜀派苏氏家族（包括苏易简长子苏寿开创的新安派）步入极盛期最早最耀眼的标志。自唐僖宗广明元年（880）荆州刺史苏传素“逊蜀”始，到苏易简“擢甲科第一”，刚好一百年。苏氏家族先祖苏绰、苏威父子所布施之祖泽，至此已绵沐四百余年，还将在六七十年后，眉山派苏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苏轼兄弟，闽派苏绅之子苏颂，又以进士及第，投身于宋代仁宗朝，登上苏氏宗族共创发展的黄金时代舞台。（《苏氏族谱引》）阐扬先祖之辉光，庶尽后人之志向，擢节义以贯中，耀门庭而外照——这是苏氏后人要做的事。

苏易简是宋代蜀地第一位状元，“蜀斯文发祥，权舆此地”（宋参军赵鼎吉《修尉廨碑》）。古云，“儒者之学，正名为先，大易之义，谋始为要也”（宋·刘光祖《大雄寺记》）。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直到近代康有为、廖平为经学时代，经学作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治学思维模式，影响我国古代学术和中国文人命运两千多年。《后汉书·徐防传》载：“《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易传》是最早解释《周易》的传注著作，也是六经中最早传注的作品。《易传》一出，就首次以注经开了中国经传方式的先河。这种“述而不作”并非不传递述者思想和心态。孔子本人述而不作，荀子亦称引六经以证其说，《左氏春秋》传文解经是刘歆后才有的事，至于《公羊》《谷梁》二传，大概成书于西汉。经典代有传述，“述而不作”，而“代圣人立言”，遂成为中国学人根本思维定向和治学方法。

前已叙及，经学乃学问极致，自然也是宋代科考的核心内容，苏易简的学问、学术自然是以此为基础的。古人传经诵道“注而不述”，宋人虽尊重这个道统，却也在探求小道以传大道，这是学问上的“识”，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对世间和庙堂的“识”，则尽显于宠辱之间。

魏晋玄学打破汉儒烦琐的章句训诂而倡言玄理，注释经典、代圣人立言。有唐一代的义疏之学，直接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专门发挥义理，讲求心传，表明“宋学”高超的思辨水平，展示出空前博大的学术气象。然而，“注经解经”仍然是他们普遍的学问方式和表达方式，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易通》，张载的《易说》《经学理窟》，程颐的《周易程氏传》。

苏易简的“识”，有来自五经而悟，又浸家学、沐家风，上得武功宗族先辈正知正行陶冶，中为唐宋以来革新思变思想的启发，往往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已发现笔墨之事虽小道，却既有可观处，又可通天地精神，古代圣贤之道，文房四宝，皆可显现。述四宝的义理，说天地之心，至人之道，“是故知笔有大功于世也”。于是集前人有关散作，以叙事、之造、杂说、辞赋四大类，编次成书，成五卷。其中“笔谱”上下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堪称文房四谱学术文献的开山之作。著名学者徐铉的“序”，成为《文房四谱》影响至巨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是类书之典范，堪称谱系之经典，位比陆羽的《茶经》与苏洵的《苏氏家谱》。这些经典著作，先后辉映，影响所及，欧阳修、苏轼、范成大、蔡襄等众多著名文人皆造谱录，也深深地扩展、烘托了宋代学人治学的博大气象。当然，每一谱录，几乎难以找到不寄托自己心志情趣之“述”与“解”，如欧阳修的《砚谱》，稍后林洪的《文房图赞》、米芾的《砚史》、陆友之的《墨史》等等。

《文房四谱》书前，徐铉为此书所作的序，铺垫出《文房四谱》与“汉字”的至深文化渊源。笔墨纸砚四物，诚中华文化借以传承之媒介和工具，乃古之学人士人必具必用，必须谙熟的童子功。文房四物始终伴随中华特有的汉字和汉字“笔画”“情趣”而步入诗、书、画的美学园苑。

徐铉（916—991），十岁能文，与韩熙载齐名，时称“韩徐”，历事南唐三主，官至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归宋后，至散骑常侍。他诗文创作颇有成就，在中国文学研究殿堂中，地位极高，影响至巨。雍熙九年（986），宋太宗评价他“深明旧史，多识前言”，遂受诏校定《说文解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自东汉以来，就是学人、士人“读书识字”最为重要的书籍，同时也是辑录、抄写、校定经、传、注，研究汉字形体的解构，有系统地理解“字学”最可靠的经典。

徐铉学问渊玄，他根据宋初盛行的孙愐《唐韵》，将许慎作书时还没有的“反切”在《说文解字》每个字中注记下来。同时，又把一个湛深于古文字学的弟弟徐锴的著作《说文系传》四十卷，《通释》三十卷，依“说文”十五篇（连序篇），篇析为二，加上“臣锴曰”或“臣锴案”以示分别。还在徐铉校定《说文》之前，徐锴的书就已写成，长在论述。徐铉则识在校勘，校定后名《说文解字系传》，自成一家之言，他与徐锴被后世并称“二徐”。清代学者笺注，大都以徐铉校定本为底本。因此，在“小学”界内，如日中天。

徐铉把自己的学识、声望带进《文房四谱》，称赞苏易简“首冠群彦，出入数载，翱翔青云，彩衣朱绂，光暎里闬，其美至矣”，表明了他对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晚辈，对《文房四谱》的肯定。因徐铉的首肯，《文房四谱》这部谱录中的开山之作，影响深广。

纸、笔、墨、砚，历为儒者“决洩古先之道，发翰墨之精”利器，学人宗之。茶、竹之道，尚言始末，已成一家之言，“况世为儒者，于文房四物，焉能无述哉！”显而易见，《文房四谱》是在一种儒士文人的历史忧患意识驱使下写成的，也是苏易简的众多“胸臆之志”的寄托。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文人诗书画走向成熟，为文同、苏轼、米芾等后学集体亮相中国文人诗书画坛，奠下了又一坚实的础石。

更为可贵的是，《文房四谱》道出了汉文字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文明杠杆作用。汉字的文化功能，是以汉字的表意文化形态，通过“笔墨”“观物取象”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直接反映中华民族的看诗世界，阐释心灵的代码。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信息，赖汉字记录和传承。“纸、笔、墨、砚”，从汉字被记录和传承伊始，就被中华独特的文化形态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字成为中国历史真实而又丰繁的镜像，几乎每一个古汉字都可以从字形、字义、字能解读一部分文化史。与此同时，随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不断符号化的递嬗，“纸、笔、墨、砚”也随之在历史层面上由实用性、工具性走向人与物主客体统一，学人、士人与文房四宝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身外的物上，使“物”具有人的思维和情感。“物象”本“人像”，后世以“笔墨”二字总概括诗书画，就带着浓重的学人需要、学人态度和学人的审美评价。即如汉字的构形，学人与文房四宝的关系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世界。“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十二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皆可转化为人的内部存在，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人的心灵中内涵自然界普遍原则，“君子善假于物”（荀子《劝学》），只需“反身而诚”，即可“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人为焦点的人本精神投射到“纸笔墨砚”时，后世“琴棋书画”应运而生。故苏舜钦会由衷地宣示，“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这种文化嬗变的方式和过程，与汉字构形的情感需求是同辙一路的。

如果对人类各民族的文字形成作个二元区分，那么，一端是表音文字，另一端是表意文字。虽然二者从功能上均能记录人类活动与语言并授之异地，传之异时，但文化内涵却大有不同。“六书”之中，假借、转注是用字之法。如果沿着同音或音近假借的表达口语词汇的途径走下去，汉字也许会发展为表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在假借的阶段踌躇一下，又向象形表意的途径回归了。究其原因是，那样造成了古人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形声字弥补了这一弊端，使汉字的音化在意化的框架内进行。不然，哪有“纸笔墨砚”的历变？汉字的表意功能，包罗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映射到社会文化每个细节，而传达汉字独特的文化内涵，一需要“说文解字”的识字工作，二离不了实用性书写记录和艺术性的“笔墨”。

《说文解字》经过清代段玉裁、杜馥、王筠等十余家整理以后，可说是意无余蕴了。其勘校弊端者，正是《文房四谱序》的作者徐铉。他校勘的《说文解字》本最为完备，被称为“大徐本”，在后世也最为流通。在解决了音、形、义之后，文房四宝顿时变得考究起来。使用此四物者，人也，因而四物的发明与使用的意义，不亚于汉字的发明与使用。东晋郭璞《笔赋》中赞笔时说“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月不知，功盖万秋”，就道出了不仅是笔，而包括四物在内的文化功能与内涵。后汉李尤曾说：“书契既造，砚墨乃成，篇章永垂，纪志功勋。”（《砚铭》）西晋博咸亦说：“墨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悟性真，含章蕴藉，实好斯文。”（《纸赋》）后二人对砚和纸的认识，开启了郭璞对以笔为代表的文房四物的特质的理解。

苏易简《文房四谱》的问世，是宋代学者治学博大气象的最早反映，更是文房四谱著作的开山之作，还是宋元谱录、金石、植物等研究之先驱著述。其学术地位与人文价值是不可逾越的，对宋代书法的推动也是不可估量的。

“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就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究，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开辟的新途径》）至于理学，自然是宋代学术之一大功勋，他们对自然科学亦有卓越贡献。《文房四谱》在古代文献分类中属谱录类。所谓谱录，就是依于事物的诸种类别或系统，分别事物的种种门类与功用，记载人之言行与日用事物的设计，具有图文分类和门类史的意味，如《汉书·艺文志》《诗谱》（郑玄）、《竹谱》（晋·戴凯）、《古今刀剑录》（晋·陶弘景）等等。影响最大的是陆羽的《茶经》，该书问世，谱录之体式遂成。至宋代，“金石”才正式成为专门之学。搜集古器物后而加以考订，始于刘敞、欧阳修。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说：“始则有刘原父（敞）伺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修）。”搜集古器物的风气始于私家。欧阳修《集古录》十卷，是我国金石学术史上出现学士著作的开端，后来有赵明诚的《金石录》三十卷，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宣和殿博古图》在宋徽宗赵佶的主持下，成为当时集大成的作品。从古籍器物的考证扩展开去，名笔、古纸、古墨、名砚、古砚、名人砚及其题款、刻辞，遂成为金石收藏考证的门类。但在宋以前的学者多是散作，未成体章，更未统之曰“文房四谱”。

兹以“纸”为例，冠以“文房”，则实为学人书画用纸，就带有浓重的“斯文”意蕴。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先民四大发明之一。1973年，在甘肃居延地区汉代肩水金关遗址中，就出土了两片纸，但粗糙不宜书写。《后汉书·宦官列传》始有蔡伦造纸的记载。东汉以前文献提到的“纸”，是“丝绵纸”。《说文解字》解释纸是“絮—䈃也”，说明与丝绵有关系。《汉书·外戚传》中称它为“赫（xī）蹄（dì）”。“蔡伦纸”后，还出现了“左伯纸”，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纸”。今天我们用的纸，指的是植物纤维构成的纸。

《文房四谱》中说的纸，实指“书画用纸”。最著名的是“宣纸”，有“纸寿千年”之誉。它诞生的时代已无法确考，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至少在唐代，宣纸已成批生产了。宣纸因产地属于宣州（今宣城）而得名，其实际产地是安徽泾县。和其他纸张不同，宣纸色泽洁白，质地绵韧，墨的层次清晰。根据原料的配方比例不同，分为三类：特净类、棉料类、净皮类。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指出，剡溪（今浙江嵊州市）多产古藤，用来造纸，很得文人喜爱。宣纸以外，尚有“高丽纸”及皮纸，前者产于朝鲜，后者产于辽宁。

两晋南北朝时期，“笔墨”是主宰，以用笔用墨之追求确定用纸的品类，于是，用纸抄写书籍已是寻常的事。据《隋书·经籍志》说，由于连年混战，南北朝宗武帝刘裕称帝后，“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

随着文人使用宣纸，书画用纸的品类花色更加繁多。早在东晋，葛洪就已掌握了用黄檗染纸防虫蛀的技术（《抱朴子》）。唐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就有详细介绍，文中写道：“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唐朝女诗人薛涛用芙蓉花创制深红色的彩笺，用以录诗，时人称为“薛涛笺”，这表明时人在纸的染色、印花等再加工方面又有许多创新。名贵的纸，多是材料考究，制作工序较繁，有的还多至十几种颜色，如四川的蜀纸。苏东坡说：“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异常，以沤麻楮作笺纸，洁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力也。”此外，江西的白藤纸、观音纸，安徽的宣纸亦在列，且尤为著名，有的精致之极。苏易简介绍了唐“十色笺”：“逐幅于文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鳞鸾，千状万态。”（《文房四谱》）

不过，历观唐宋（乃至元明各朝）书画用绢写者，脆而黑，存者甚少，唯有宣纸历千年而不变色，光润如故，故世间有“千年纸五百年绢之说”。宣纸在唐代已负盛名，传世的名画如韩滉的《五牛图》《文苑图》等，都是画在唐代宣纸上的。宋人赵希鹄指出，“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因为“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南纸用竖帘，纹必竖”（《洞天清录集》）。

宣纸有生、熟之分。所谓生纸，又称生宣，就是用纸帘把纸浆抄出来后，经烘干便直接使用。熟纸又称熟宣、矾宣，是把生纸进行填粉、加蜡、施胶，使它沾墨而不洇。

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把专制的精品宣纸贮藏在澄心堂，遂名“澄心堂纸”。据说这种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民国《歙县志》卷十六），深藏宫室，难得一见。澄心堂纸俨然是纸中珍品了。开宝八年（975），宋太祖灭南唐，澄心堂纸渐次传入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得到一些澄心堂纸后，分赠给梅尧臣、苏轼，均赞美备至，还赋诗抒发其大喜过望之情。欧阳修在仁宗至和二年（1054）有诗《和刘原父澄心纸》：“君从何处得此纸？纯坚莹赋卷百枚。”“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梅亦诗云：“往年公赠两大轴，于今爱惜不辄开。”他推崇欧阳修“文章高妙公第一，宜用此纸传将来”（《依韵和永叔澄心纸答刘原甫》）。梅尧臣遂将纸转赠给好友——制墨好手潘谷，似有希冀，潘氏果然试制出同样精美的“仿澄心堂纸”。可以想见，在仁宗朝，世间又何止一个“潘谷”？所以，有人推测，宋代学人争宠澄心堂纸，“除少数是南唐遗物之外，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宋时的仿制品”（穆孝天等《中国安徽文房四宝》）。负有盛名的还有，宣州泾县的金榜、画心、潞王、白鹿、卷帘等纸；歙州的碧云春树、凤凰印边三色内纸、印金团花等；池州的池纸，无为的细白佳纸，休宁的玉版、观音、京帘、堂礼等纸。可见宋时造纸术已十分高超，扩展也十分广泛。对此，苏易简《文房四谱》就已提到“黟（yī）县多良纸，亦有凝霜、澄心之号”，甚至连制造之法，制造之序都做了记录。这里不过举“纸”为例，足见《文房四谱》的文献价值，其学术范围甚至已涉自然科学领域。

《文房四谱》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本《格致丛书》、清《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以《十万卷楼丛书》本流传最广。《文房四谱》问世之初，因其所述四物，“为学者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也”，迅疾为天下学人士子所关注。既而因读书“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有条不紊，既精且博”（徐铉《文房四谱序》）。按叙事、杂说、辞赋四大类编排，述发展、制造、典故、辞赋一以贯之，熔知识、趣味于一炉，钩沉籍旧典合一书。后世凡涉文房四物的有关著述，无不提及引用，其影响延泽后世千年，显示出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文献功能。

如前所述，宋之前的书家、学人、士人对文房四物均是一物一咏的散作，未成体系。雍熙三年（986）九月，苏易简以文房括四物，述各自的渊源、制作、传说诗文等，编次成卷的《文房四谱》五卷面世。书末有苏易简自序，他认为，虽述“小道”，然能“决洩古先之道，发扬翰墨之情”“必有可观者焉”。那“可观者”为何物？“胸臆之志”耳。而当时初任翰林学士的他，眷遇非常，并不自足。《宋史·苏易简传》指出，其“胸臆之志”，正是“以亲老急于进用”。宋人笔记也有赞同此说者，并举出其《内道场醮步虚》（十首）中有云“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台望泰阶”（宋·文莹《玉台清话》）的句子以证实。然而，此“志”在《文房四谱》却并无专语述及，此非“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述而不作”的道统之使然？

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榜，在宋代和整个中国科举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榜中，苏易简与李沆、寇准、王旦、向敏中等五位未来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同场竞争，终以“三千言立就”，殿试“擢甲科第一”进士及第，时年，仅二十二岁。此榜史称宋朝的“龙虎榜”，榜中这六人对宋朝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是有不少进士在宋代人文、自然等学术方面都颇有建树。

太宗高度赞赏这个青年才俊，“少年盛世为词臣，往来古今兮有几人？首书文章居翰林，儒名善守兮会缘夤”。“缘夤”又作“夤缘”，“会缘夤”，意为恰逢遇上（居翰林）这个机遇。赐予他“盛世词宗”“文章翰林”的响亮文名。在察知他有意“奔竞速进”的意愿时，太宗马上擢他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副相，已是天下士大夫钦羡不已的职位。正是春风得意之际，不料春风亦料峭。淳化四年（993）十月十七日，吏部尚书吕蒙正再度为相，同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二十三日，大名知府赵昌言罢为户部侍郎、知凤翔府，翌年二月初七，擢参知政事吕端为相，苏易简免参知政事为礼部侍郎，却被与他最不能善处的翰林学士张洎取而代之。

原来，上述几人，都是苏易简任参知政事期间重要的上司、同僚和后任（《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七、十八）。同为宰执，职在管理百官，辅政皇帝。应当有超常的才智，宽容的胸襟，过人的器识，且要审势明辨，进退得体。可是《宋史》举例说，因为参知政事赵昌言“与易简不协，至忿争上前”，争吵到太宗面前去了。虽然，“上皆优容之”。但并非没有评判。苏易简从知制诰到翰林学士，年不满三十，在翰林八年，“宠遇绝伦”，甚至“或一日至三召见”，可见眷顾之深。赵昌言晚于苏易简六天任参知政事，太宗破例让他可以乘坐驿站快车入朝，且虞部员外郎、知制诰王旦是他的女婿（此时，苏、王还未结姻亲之缘）。然两人均遽然被罢免，二人本身岂无责任？岂无内因？同僚不协，心绪难舒。苏易简后来反省的结果是，“悔其求进之速”。

当初，进献《翰林志》二卷，得到太宗欣赏，赐诗二首，苏易简马上将诗刻石，太宗又用“飞白体”榜书“玉堂之署”四字。

书法史上，曾经出过几个颇有影响的飞白书家。宋太宗就是一位知名的飞白书家。不只是宋太宗，赵氏皇帝数代均以飞白著名，并书飞白以赐臣下。欧阳修说，“太宗皇帝时诏求天下前世名山异迹，而尤好书法……赐御书飞白字，使藏焉”。欧阳修曾见其“御飞白”，苏轼、岳珂、汪珂玉、顾复亦有论及。宋仁宗能以飞白书“便面”（扇面），更令人诧异。

苏易简遵太宗诏，挂“飞白体”榜书“玉堂之署”于厅额。四十天后，他邀韩丕、毕士安、李至等一起去瞻仰太宗此额此书和太宗真、草、行三体诗刻，并赋诗纪事。事后，他把这件事全部奏陈宋太宗（《续资治通鉴》卷十六），人们遂以为易简用心过深，说他很有城府。其实，如此，仅是感知遇、隆皇恩而已。

苏易简另一类政行，以戒劝太宗为主，用意真诚，如“帝书草书宋玉《大言赋》”“易简因拟作《大言赋》以献，帝览阅嘉赏”。他日，“以水试欹器”，引太宗注意，“帝亲较试，再三嗟赏”。易简进曰：“臣闻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满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慎终如始，以固丕基，则天下幸甚！”欹器体现出“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中庸思想，以物理寓御国之道，进谏甚为巧妙。太宗赵光义是一个被史家赞赏“好读书”的皇帝，岂有不解易简苦心之理？故亦以君对爱臣之心，不失时机地劝诫易简：“要是人肚子里头盛酒，也和这欹器一样节制，大概就不会有醉酒的过失了吧！”易简顿时羞愧满面。这样的劝谏对话虽然不是很多，亦说明易简处君还是有见识，尽臣责，行为举止较为得体。后易简仍沉湎于酒，意志力不遏嗜好，事实上未听太宗忠告，终因酒而死。太宗太息，天下叹息。“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太宗挽易简句），表达出太宗对他始终的重视和惋惜。

导致苏易简的承“大政”的岁月匆匆而去，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自身。是“帝意欲遵旧制，且俟稔其名望，乃正台席。而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因召见，亟言时政阙失”。太宗的意思是想遵从旧制，暂且等待他的名望厚重以后，再正式任命他为宰相。但是，苏易简却托言父亲年老，希望急于被进用，乘召见之时，猛烈抨击当时朝政的阙失，导致“每见帝不复有款接之意”，但“正色责吏事而已”，可知苏易简身在庙堂，如何上对皇帝，下对群臣，如何进用善良，博训众议，以正道公议临之以消谤怨，较之吕蒙正、吕端二人之器识和稳健，确见距离。

淳化五年（994）正月十六日上元节，太宗在宴饮中不无得意地告诉吕蒙正，眼下的繁荣昌盛，虽是上天恩赐，但他亲理万般政事，看来治乱的根本在人，言下很有点自矜的意味。吕蒙正离开座位说：“臣堂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不死者甚众，未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帝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听到吕蒙正希望他由京城内看到京城外更远的地区（民生苦状），就是苍生的幸运了。这样的回答，宋太宗顿时改变脸色，而吕蒙正坦然地回到座位。同僚们都赞美他的“伉直”，即刚正。

至道元年（995）正月十六，赵昌言被罢参知政事。四月初七，任参知政事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同日，翰林学士张洎取代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史家评吕端，此次突然被奖掖重用为相，盖因他做官几乎长达四十年，身为宰相，以稳健持重，颇识大体，施政追求清廉，平易近人，素为君臣称道。在朝廷大臣各持己见之时，他不是“亟言时政”，更不是指斥得失。吕端常常很少陈述己见，但他自怀洞见，所以太宗以手札训谕，“从今以后中书门下事务必须经过吕端审核斟酌，才能奏报给我”。

《续资治通鉴·卷十八》P459载：“参知政事苏易简，罢为礼部侍郎，以翰林学士张洎为给事中，参知政事。洎轻简，尝同在翰林，不协。及易简迁中书，洎多攻其失，易简去位，洎因代之。”

张洎其人，史家评他“性险诐，尤善事宦官”“然文采清丽，巧于逢迎，帝卒喜之”。生性阴险狡诈，擅巴结宦官，这本是为天下学人不齿的德行，但因为文采清丽，善于阿谀奉承，宋太宗终究还是喜欢他。先前张洎事南唐李煜时，就时常进谗言，诋毁贤良，他参与谋划过李煜杀潘祐之事，恶声早传到太宗耳里。归宋后，张洎笼络同乡尹熙古等人为他在太宗面前辩白。加之，他早已骗得寇准好感，才有太宗“卒喜之”。史家评张洎“甘言善柔而已”，一味地甜言蜜语阿谀奉承罢了。今天看来，不外是个政客、小人之属。

如何与小人相处，古往今来都是难题。苏易简下了，张洎上了，这是史实。在皇帝面前一味“亟言时政阙失”，固是学人士人居庙堂时应有的职责，但单有履职之心、才思敏赡还不够，耿直、刚直甚至戆直，也还不够，一样欲速则不达。更何况，还有张洎一类政客、小人耿耿于怀，时时惦记。看来，科举、进士，是做官以取名望的重要途径，但并不完全都因科举而获“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才是目标。故真实述职，达济天下，尚需历练自身。面对小人，更要有器识、有手段。以君子之才德对付小人之恶行，没有不受伤的，更何况天“不假命”呢。

太宗至道二年（996）十二月初九，礼部侍郎知陈州苏易简卒，三十九岁。作为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兴盛期的开启者，他的性格、才华和短暂的人生，仍然深深地熏陶了他的后人，如其孙苏舜钦和苏舜元。但是，他“意不遏志”而早折的教训，似乎也未能使苏舜钦警醒。

3．“状元”的名分及历史影响。

科举自隋始，为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制度，更是家族门庭兴盛、宗亲学人显达的独木桥。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第一次开科考试，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盛行1318年。状元则是科举考试最高层次——殿试的第一名，是皇帝亲试、钦定的，因而，被赋予无上的荣誉，仕途一般较顺达。

除隋朝科举状元资料佚失外，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开科733次，具姓名的状元615人，查有籍贯的474名。从宋朝起，科举制度基本完善，所推行两项制度对个人仕途、状元的分布和家族发展有较大影响。

一是乡试名额制，即规定各路府通过乡试取得举人地位的名额。由于各地行政地域文化教育水平相差悬殊，但贡举的名额差别不大，故时有增减。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时有东南各州“百人取一人”，而西北“十人取一人”，因此颇有意见。陆佃上《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札子》亦言：“士人之盛，无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极少，不无遗才；其京东等路荐送之数太宽，滥得者众。”以上均反映出北宋科举史上状元、进士“南北之争”这一政策性争论，显示出状元在空间上宏观分布不均衡性。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四川归南方。

二是会试分卷制。宋代从宋哲宗起，会试实行南北分卷制，明清沿用，兹不赘述。

考试制度是历代皇朝调整科举名额在南北东西地域上人才不平衡状态的重要杠杆。因此，用乡试名额制和会试分卷制适当调控科举的地域分布，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地理意义，如家族的兴衰与分布。多数状元来自诗书传家的郡望大族，往往历经从秀才、举人到进士累年数代的成功积累，家学、家风和书院教育的质的转换，民俗、乡风的熏陶，一定的经济保障，优质的教育基地和独特的个人禀赋，缺一不可，不然难以产生一个状元。

蜀派苏氏家族，从苏传素这一代开始，离开武功，避难铜山之际，就已经是一个财力殷实的仕宦家族。据陕西学者王芸芸研究，苏传素的六世祖许国公苏威，不仅在武功有田宅，苏威的夫人宇文氏墓志又称其“卒于东都时邑里私第”，则苏威至少有三处宅第。苏威的曾孙苏瓌在京有多处私第，墓在武功博村，坟地十二亩，守灵耕种。

苏传素逊蜀后，代有科名官宦。从苏振的七品县令一直到苏协的开封府兵曹，铜山苏氏都是一个典型的仕宦家族。尽管官位到“副部级”（苏协谥刑部侍郎），婚嫁层次亦还不高，但家资宅田的历代积累，一定不在社会中层以下。因而，蜀派苏氏在苏易简拔状元之前，已经备足世族长旺不衰的人力资源，培养状元的经济保障亦已具备。

其次，擢状元，还不得不看个人的形貌、禀赋和机运——既有天理，也有人运，天时、地利、人和、灵现，构成机遇，运数当泰，成就必然。有宋第一对父子状元开封张吉华〔建隆二年（961）辛酉科状元〕、张师德〔大中祥符四年（1011）辛亥科状元〕，相隔五十年。张吉华十个儿子，只此一子大魁。第二对父子状元河南（今洛阳）人安德裕〔开宝二年（969）己巳科状元〕、安守亮相距三年两科。

至于士子学人心目中的“三不朽”，虽非状元专利，但他们却最有机会立德、立功、立言，青史留名，甚至成为政治名臣、文学巨匠、艺术宗师、隽智哲人和时代觉醒者。

据《苏氏族谱引》，苏传素曾任荆州刺史。长子苏捡，“孟还相唐”，做了昭宗宰相，后为朱全忠所杀。疑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甲寅科状元苏检，吴（今江苏苏州）人。这年，礼部侍郎李择知贡举，取进士二十八人（《玉芝常谈荟》《登科记考》），“检”，如“捡”是错简，则“逊蜀”后的蜀派苏氏在苏易简的曾祖辈中，就已膺“状元门第”了，只不过不在宋代蜀派苏氏之列。

“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经略使”，指苏拯；“季留为铜山令”，是苏振。振子“寓，剑州司马”，寓子“协，中后蜀进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归守后，累授广禄寺丞，知开封兵曹事，赠刑部侍郎”。可见，苏易简父祖直至曾祖辈，一直保持“逊蜀”前武功苏氏宗族的名门风采。故曰：立“蜀派”者，苏传素；开鼎盛者，苏易简。

“逊蜀”后的铜山苏氏家族能出现状元，还与宋初经济中心南移已成定局直接相关，除江、浙、赣一带文化崛起外，福建和四川的开发引人瞩目。四川的成都府、利州、梓州，处金牛道、米仓道沿线，是地联中原的川陕要衢，信息相对畅通，经济发展亦迅速。自唐德宗贞元以来，阆中人尹枢、尹极兄弟，就分别在贞元七年（791）辛未科、唐宪宗元和八年（813）癸巳科状元及第。宣宗大和七年（833），成都人李余又擢癸丑科状元。后唐时，简阳人王归朴、南唐双流人费黄裳，也被拔为状元。

孟蜀归宋后，苏协亦赴任广禄寺丞。此时正当进学的少年苏易简，从蜀中来到开封。京都开封的教育背景，大大优化了苏易简的学研环境，包括人际交游、学术交流的等次和品位。这位南方四川人已经融入北方地域的学术圈。

此时，北宋皇朝与大臣主要是北方人，“北尊南卑”的观念，古老而根深蒂固。经过五代十国，南方开发已是兴旺，但“北方为尊”的朝野认同度仍很高。陕西人寇准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力主将南方籍的尚贯中易为山东平度人蔡齐甲科第一，还颇为自得：“又为北方争得一状元。”他的话，很能代表当时朝臣的心理趋向。直到仁宗朝，王安石本应夺魁，正是因为“南北之争”而仅列第四，“故南方士大夫沉沦者多”（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在这样的局势下，梓州铜山籍的南方人苏易简擢甲科之冠，实属不易。

4．“铜山四贤”之苏舜元。

苏舜元（1006—1054），字才翁，又字叔才。远祖苏威、苏颋，为蜀派“铜山派”始祖苏传素之六代孙。祖苏易简，父苏耆，弟苏舜钦、苏舜宾。

宋代蜀派“铜山派”，因苏易简而兴盛始，其祖孙三代也只有他有过在蜀地生活的经历。苏舜元兄弟成长则已是蜀派“铜山派”已蔚然大观之后。

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自苏协归宋后，家居开封。同历代许多大家族一样，特别重视家学、家风建构和传承，对家庭成员的“教”和“训”十分严格。除感受列宗、先祖家训、格言之属的儒家道统熏陶外，男性长辈身范行止、学问、才艺，无疑是耳提面命最直接的师长。对大多数世代簪缨氏族而言，女性家族教育也被视为子弟成长的一大关键。

在宋太宗一朝，直接被皇帝用“真孟母矣”同一措辞扬誉的，就有翰林学士、后为给事中的贾黄中的母亲王氏，和时做参知政事的苏易简的母亲薛氏，以及阆州陈省华之妻冯氏。阆州陈氏家族家教严厉，主俭禁侈，十一年间，育出“陈氏三杰”（陈尧叟，太宗朝状元；陈尧佐，进士；陈尧咨，真宗朝状元），两状元一进士，后世遂有“陈母教子”的折子剧本，把阆州陈氏的家庭教育推崇到天下闻名的地步。

宗族文化教育，使苏氏家族成为普遍有较扎实的知识，积累背、听、说、写基本功夫，因而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学殖传承，积成家学；道德教育，则衍为家风。如以家国论事，刚直不阿；“三立不朽”，以为信仰；等等。其突出效应，便是科举成功。

再则，官宦之家多须朝廷高官荫领，家庭成员必然关心家国大事，既关注朝廷时政，也关注个人和家族成员的进退流转，还能扪及社会民生的一些真实现状，更重贡举。这和重视并善于教育的家族传统是吻合的。苏耆“初能言”时，苏易简就不失时机地“始令诵诗，必自题之于果上，踰时占数十百篇，果终不食”（《先公墓志铭》），可知其重视学前教导。苏舜元“课子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蔡襄《苏才翁墓志铭》）。苏耆的妻子王氏，本王旦之次女，理应受到三槐王氏之家学陶冶，家风训育。苏舜钦在谈母亲的家教时说：“盖积是训厉，使去怠傲而自进立。”苏舜元的妻子刘氏，苏轼说她“严于教子”“子七人皆以才显”（苏轼《刘夫人墓志铭》），七个儿子中不少于三个进士。

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一门，可考者十余人，上至参政，下亦县令。诗文书画，名留史册；理政治弊，则多佳话。足见这个家族成员普遍审时度势，品行、文化、器识俱达到较高水准。

其次，“铜山派”苏氏家族十分重视三槐王氏和桐江韩氏家族对其家庭成员的影响，甚至给“门当户对”的观念赋予更多教育学、社会学、遗传学意义。这对苏氏后人的成才教育亦产生出间接作用，也对苏氏家族的家风形成直接影响。

据方家归纳，三槐王氏家族的门风为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教育，二是为人正直，三是居官清廉。韩氏家族亦有四个特点：谨严的家教，忠孝门风，重视母亲对家教的作用和贡献，笃守家训、信奉佛道二教（李贵录《三槐王氏家族研究——以北宋为中心》2003年暨南大学博士论文，P110）。这些特点与苏氏家族是类似的，相似的特点，促成了家族的密切交际和交流。韩维写了一首古风《对雨思子美》，动情地记述了韩氏兄弟与少年苏舜钦欢洽无间的生活情景，表明韩、苏两家族的亲密戚谊。苏舜钦也曾在为其舅王雍所写的墓表中记述道，“予自幼出入公之家，接侍公之起居，迄于今三十年”（《两浙转运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苏氏家族成员的成长期，三槐王氏、桐江韩氏的家风，甚至家学所带来的，无疑是良好的正向的促进。苏氏家族、王氏家族、韩氏家族的男性家庭成员，大多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所以，男性成员普遍关心家国大事，有文化，求进取；女性成员有品行、有知识、负责任。如此的家族文化背景、家庭教育氛围和优雅的家风作用下，“铜山派”苏氏家族男性成员一般伟岸，天禀聪慧，器宇轩昂。从“苏子美魁伟”（刘攽《中山诗话》）、“貌奇伟”（《宣和书谱》卷十）这些赞誉中可见一斑。苏易简祖孙遂乘祖泽而异军突起。

《宋史》载：苏舜元，“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庆历六年（1046），出任福建路提刑司，八年（1048）擢尚书祠部员外郎，移京西提刑司，又转河东提刑司。提刑司，即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或宪台，寓有分转运使职权之意。掌纠察本路狱讼、讯囚、详覆案牍、巡察盗贼以及举刺官吏等事，还有稽查漕司之权。“提刑”这个职位颇具司法、监察职能。正是这些较长时间的外官经历，让后世更真切理解他“壮志负平生”（王安石《苏才翁挽辞二首》），以及他和他的弟弟苏舜钦极为相似的情感世界。

苏舜元自幼聪慧，在弥漫诗书画的家族氛围中，“七岁能为歌诗”，很早就显露出诗人潜质，“文正公爱且奇之，奏授同学究出身”，文正公即王旦。天禧五年（1021），舜元娶妻刘氏，“调蔡州兴平主簿，改越州新昌县尉”。然而，主簿、县尉一类的吏职，远非舜元所想。刘克庄说：“才翁兄弟皆抱负奇伟，有志于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蔡襄说，“某与才翁兄弟游最久”，其“抱负”在“欲以文辞进”“思与天下英豪角逐于笔研间以力决胜”。就才翁兄弟终其一生看，蔡襄的说法当是。苏舜钦“幼趋先训，苦心为文”，“居常慕烈士之行”（《启事上奉宁军陈侍郎》），“致君事业堆胸臆”（《西轩垂钓偶作》）。在自念“抱负”时，苏舜钦曾说，“幼喜读书、弄笔研，稍长则以无闻为耻”。执笔为歌诗文章，不仅必须合乎道义和义理，尤贵力行，以声望为天下播扬，“不朽”（《上三司副使段公书》）以立言求，即终身追求。这种追求甚至覆盖到才翁兄弟的文学思想，诗文创作题材和风格。以“联句”为标志，我们可以体味到苏舜元和苏舜钦兄弟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情感体悟，惊人地相似。

“学究”本是宋朝礼部贡举之一科。淳化三年（992），“始更定本经日试义十道，《尚书》《周易》各义五道，仍杂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宋史》卷155《卷选一》）。“奏授同学究出身”，也只能做主簿、县尉一类的小吏。开宝三年（970），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主簿、尉，四百户以上置令、尉，礼部科试中，唯进士一科最为学人举子看重，唐制“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唐大诏令集》卷106）。宋承唐制，故宋代学人趋之若鹜。尚有任官应进士举，被“锁厅试”。如“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宋史》卷155《选举一》）。以进士及第，位列公卿，能施行抱负，可谓“达”。对于实现人生目标，这是“有志于世”最有效也最简捷的路径。“达则兼济天下”，在笔研间，以歌诗书画争雄，为天下知，“立言”践志，声名可以“不朽”，家族可以世昌。

天圣七年（1029），苏舜元遭遇一次拒之门外的机会，这就是“诏复唐十一科‘制举’，而新令门选者不得与焉”。次年贡举，一批友朋应试及第，富弼中茂才异常，余靖、尹洙中书判拔萃科，何泳中贤良方正科，一个十九岁的少年王拱辰中状元，省元欧阳修。苏舜元“乃上所著文章，召学士院试，赐进士出身”，卒“不得如其意”，“愿还官就科试”（蔡襄《苏才翁墓志铭》）。

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差别在于，前者指科考通过省试，次第列甲乙于榜示，故名及第，意味着获得了参加吏部考试和通过吏部侯任官的资格。进士出身则指通过科考获得的出仕身份或资格，相当于仅拿到如后世的学历文凭。尽管也比“奏授同学究出身”顺耳，终究未获得所期待的入仕门径。尽管如此，苏舜元决意角逐笔研，以文词决胜天下英豪之思，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早前几年，“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糜然从之”其时，长他二十七岁的穆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就和弟弟苏舜钦“多从之游”（《宋史·穆修传》），跟从穆修习古文。欧阳修《苏学士集序》证实这段岁月：“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独子美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欧阳修赞子美（苏舜钦），亦赞才翁（苏舜元）之胆识、才气。

适宋兴近百年，但文坛仍盛行残唐、五代浮华轻靡的风气。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自矜为“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宣称自己作品是学李义山诗，取“四六体”骈文，“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号“西昆体”。“西昆派”作家多是文学侍臣，朝廷重臣，文学功底固厚，影响也广，故杨、刘“时文”颇能耸动天下。然而，世易时移，宋代素存唐“变革”之基因，犹陈子昂和初唐“四杰”之抗“六朝骈俪”一般，穆修、苏舜元兄弟和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不惟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心系国祚安危和民生疾苦；在文运上，步韩愈、柳宗元矫正时文后尘，身体力行，倡导古文歌诗。全然不顾名微位卑，不顾世俗目为怪异，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路先驱。史家每一肯定苏舜钦、梅尧臣对于宋诗的先导作用时，一定包含有穆修（惜其歌诗未能成卷）、苏舜元、尹洙等人努力和实绩。

苏舜元一生成就是可考的，主要有歌诗、书法以及部分宦绩。有人认为，苏舜元书、诗皆过苏舜钦，如诗句“断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灯”（苏舜元《宿僧院》）。他在歌诗书法方面的活动与成就，大多与苏舜钦相关联。今《全宋诗》存诗十二首，《全宋文》存文三篇，有书作、墨本、拓片存世。唯存诗数量太小，恐难以全面比较。

自仁宗天圣七年（1029）十月始，苏舜元与苏舜钦兄弟相继合作“联句”，迄于庆历二年（1042）春末，其心心相印、心境相通处，堪为古今之最。现存八首，全为歌行巨制，动辄数百字，令人赞叹。这八篇是：

《地动联句》。自注：“天圣己巳十月二十二作。”《宋史·仁宗纪一》：“（天圣七年冬十月）丙午，京师地震。”又《宋史·五行志五》：“七年，京师地震。”苏舜元已被“奏授同学究出身”。

《悲二子联句》。自注：“穆修伯长，凌孟阳伯华。”凌孟阳，身世不详亦应是诗文革新之同道，与穆修死于同年。明道元年（1032）夏，穆修客死于淮西道中，苏舜元兄弟俱在上党（山西长治）。早年，二人从穆修学古文，情谊深笃，一朝闻凶信，悲叹不可已，作诗悼念，并遣人驰书吊之。全诗悲二人命运之无情，叹二子刚直方严，才高命薄。恰诗人此前已多次应举失利，心绪抑郁，所以充满一派怆然之味。

《送梁子熙联句》。景祐元年（1034），梁子熙与苏舜钦同赴礼部试，梁落第南归。二苏（苏舜钦、苏舜元）以此诗为其壮行，豪健真挚，为方家盛赞。

《丙子仲冬紫阁寺联句》。丙子仲冬，为景祐三年（1036）十一月，紫阁峰，《古今图书集成·联方典》卷493《西安府部三·山川考一》：“（鄠县）旭日射之，斓然而紫，其形上耸，若楼阁然，即杜诗所谓‘紫阁峰阴入渼陂’也。”二苏兄弟游山宿寺，作联句。值长安丁忧守制期中，故悲愤相乘，俯仰百感。

《荐福堂联句》。长安守制，二苏和王纬同作，时人称三人联句。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睿宗所立大献佛寺为“蔍福寺”，中宗起塔，高十五层，即今存西安小雁塔。登塔临远，闻天地之籁而放孤怀之幽意，不尽进取之情。

《水轮联句》。水轮，即水车，宋代农家戽水木具，亦长安丁忧守制且“躬耕”长安期中作。句咏水轮轧轧之声，思连莲台圆转之状，而若有心羡中正之思。

《瓦亭联句》。瓦亭，《宋史·地理志三》于渭州平凉县下小注云，“有瓦亭砦，地势险要，有兵驻防改为瓦亭关”，即今甘肃固原县瓦亭山西麓。此诗当作于康定元年（1040），“会西夏元昊寇延安”“官军战殁者五千人”（《续资治通鉴·宋纪·仁宗康定元年》），时苏舜元、苏舜钦均在汴京。“恸哭皇天未厌祸，敢以躯命辟枯焦！”笔力沉痛，气象壮伟。

《淮上喜雨联句》。此诗作于庆历二年（1042）春末，二苏兄弟均去会稽奔母丧，后扶柩行船还开封，“江淮经岁旱”，舟行滞缓，恰“春暮忽然雨”“此时忽滂霈”，此“喜”之所由；然行舟畅快，二苏却因喜雨而思牵苍生，系念国祚，不由得不怒斥凶贪县吏，忠告“巨公”（皇帝）毛附皮存之理，寄寓一片炽热的家国之心。

“联句”，如不是素养、才气相近，情感、心境相通，学殖、器识相类，大多不蹈此门。因其难于若合符契，难于流转顺畅也。二苏上述八首联句诗，如歌如述，既有言志，又多抒情混融，如出一人之手，其酣畅淋漓、正气凛然之处，确非时人能比。赖《苏学士集》保存，故历为名篇，传唱古今。

庆历三年（1043）冬，二苏兄弟除服，由楚州山阳郡还京选官，苏舜元“勾当京东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勾当”即管理、办理。苏舜钦得范仲淹奏荐试，次年，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蔡襄《苏才翁墓志铭》）。九月，二苏兄弟葬母于开封父茔（韩维《南阳集》卷三十《太原县君墓志铭并序》）。

庆历六年（1046），苏舜元“出为荆南路检点刑狱，未行，易福建路”，与福州知府蔡襄有了更密切而频繁的交往。

苏舜元和蔡襄二人，一祖上自武功“逊蜀”，却未在四川生活过；一自闽地兴化终在福建为官。从文化地理看，以秦岭—淮河为界，一为北人，一为南人。就诗书画而论，二人无愧宋代大家。友情既笃，志趣相投，故在笔墨旨趣上，一定会呈现共同处。然而，苏舜元、蔡襄又不免受南、北不同的山川人文所浸染，诗风、书画之风上又一定会相类有异之处。

刘勰说：“若乃山川皋壕，实文思之奥府。”（《文心雕龙·物色》）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人文环境的烙印，使人在复杂多变的周遭世界中，秉山川之灵，关天地之运，神与物游，意与境偕，思维方式、心理感应、艺术创作，无不受到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的启迪。自然与人互动，景以文彰，意与境浑，故才翁、蔡襄卒以诗、书知名，而又各具特色，正是他们诗、书、画审美个性的表现。大体说，北人爽直，南人婉约。《中庸》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在哲学思想上，南老（老子）北孔（孔子）。

王国维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田光山《一个古老民族的嫡传子孙——陕西人》）。在文学上有南骚北风之说。刘勰认为，《离骚》“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亦仰江山之助乎！”柳宗元有两句诗，“投迹山水间，放情咏离骚”“杏花春雨江南，古道西风冀北”，在画风、书风上也见渊源。

苏轼后来提出“士人画”，即“文人画”的概念，正是基于北宋是诗书画的鼎盛期。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以来，中国文人画已走向成熟；诗书画已浑融为一体，成为学人、士人言志、抒发理想抱负的最佳表达形式。

以“笔墨”为旨趣，“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齐、周、隋为北派”（阮元《南北书派论》）。北派以骨胜，雄健；南派以韵胜，温雅。从个性风格看，“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研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刘熙载《艺概·书概》）。

当然，我们也无须把苏舜元、蔡襄以及苏舜钦的书法归属于什么宗门地域。但他们的书作，在同时代大家眼里，却得到高度的赞许。“欧公（欧阳修）评朝书，惟取才翁兄弟及君谟三人”，“二苏草圣，独步本朝”，“书家谓才翁笔简，惟简故妙”（《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宣和书谱》卷十：“舜元，善篆、隶，亦工草字，书名与舜钦相先后，盖是下笔处同一关纽也。”苏轼曾说过，“翁讳舜元……少弟子美，圣辟皆有盛名”（《刘夫人墓志铭·代韩持国作》），显然肯定了苏舜元的书法。又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他的谦虚中固有自矜，宋书“尚意”，他是主帅，“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于书法创新，却是在向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为代表的传统学习后的渐悟。

听听蔡襄的说法：“本朝字书，惟东坡、鲁直（黄庭坚）、元章（米芾）。”宋四家，他肯定了三家，不好自诩吧？“然东坡多卧笔，鲁直多纵笔，米老多曳笔。若行草尚可，便作小楷如《黄庭》《乐毅》《洛神》则不能矣。其他如苏子美、周越，近世如吴说辈，皆不免于俗”。（《蔡襄集》附录一，引自都玄敬《寓意录》）此段评价，若果为蔡语，未及才翁，已道尽才翁，则足见对苏舜元书艺之高度肯定矣。

张耒评价道：“然才翁书字清劲老健，实过子美，至为诗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明道杂志》）

胡仔写道：“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东坡言：‘苏子美兄弟书俱秀俊。’山谷言：‘才翁兄弟喜作大字，笔力豪壮。’此三人俱近世能书者，恨未尽见之，犹见子美有书《岳阳楼记碑》，虽清瘦劲健，然乏风韵，余不甚喜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四）

苏舜元和蔡君谟在福建的两年多日子里，两人之间的诗文交流、书气研习，成为友谊的纽带。舜元长君谟七岁，彼此坦诚相待，情如异姓兄弟，更是志同道合的知己。风义既为后人多所赞叹，书艺亦为后世肯定。南宋刘克庄曾经这样记述：“才翁兄弟皆抱负奇伟，有志于世。然一流落于外，一摧折而死，可悲也！二苏实为本朝破荒。才翁录吕丞相事，笔力迫于王子敬，下视张长史，字在纸上，乃欲飞动。其为发运，置司相许，叹曰：‘好时好日，在许州过了三年。’世但知哀子美之不遇，若才翁则以为官达，安知才翁之志尤可哀乎！其年辈稍稍在蔡公前，以兄自居，呼蔡为弟。蔡公亦自言，蔡书得才翁屋漏法，前辈朴实眼善如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

至此，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苏舜元“召学士院试，赐进士出身”后，反倒“不得如其意”之深层原因了。但书法成就了蔡襄，也同时塑造了苏舜元。

苏才翁在福建题字，见于记载者有罗源走马岭、鼓山喝水岩及瑞峰院等。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予为福州德宁县主簿，入郡过罗源县走马岭，见荆棘中有崖石刻‘树石’二大字，奇石可爱。即令从者薙除，观之，‘才翁所赏树石’大字。盖苏舜元书也。”

《福建通志》卷六二：“苏才翁题石在鼓山喝水岩，隶书‘才翁’二字，经二尺余。又，罗源县白塔道旁石壁，有‘才翁所赏树石’六字，字径尺余。”

清人杜臻说，“瑞峰院在同荣里……提刑苏才翁刻字于石屏。”（《粤闽巡视记录略》卷五）

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七七《艺文》载，苏舜元在闽有诗《钓鳌石》石刻。诗为五律：

未穷双佛刹，先到一渔家。

山雨已残叶，溪风犹落花。

汲泉沙脉动，敲火石痕斜。

应是任公子，竹间曾煮茶。

清绝可爱，“直述其事，意脉贯通”“存至味于淡泊之中”（黄升《玉林诗话》句）。

庆历八年（1048），苏舜元“擢尚书祠员外郎”（《墓志铭》），“移京西提刑”（《淳熙三山志》卷二五）。十二月，因弟苏舜钦客死湖州，“未几，又移河东”“乃求江吴一郡，得扬州，未至，改两浙提刑”（蔡襄《苏才翁墓志铭》）。此期中，由于“京西提点刑狱厅宇在邓州”（蔡襄《书寝宴坐轩忆与苏才翁会别》），故与北宋一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范仲淹交往密切，而苏舜元小范仲淹十七岁。庆历新政遭挫后，庆历八年（1048）二月初十，改范仲淹由邓州知州调荆南知州的决定，仍留知邓州，历时两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前代古物件《兰亭序》进行鉴赏，这便不得不提一下宋代“金石学”。

宋代搜集、收藏、考订古代器物之风始于私家，后来才上延至官家朝廷。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自苏易简时即已是闻名的收藏巨族，不过，苏氏家族以书画为多。不惟古代，当代名家作品亦多入库。苏氏祖孙四人的墨本“士大夫收之，以为墨宝”（《皇宋书录》卷中《东都事略》），甚至有字帖、墨迹赝本传世。元初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一有“题赝本苏才翁帖后”：“山谷草至，本学才翁……若此者何为者哉？所谓真赝，不较可知。”同书卷七十二还有“跋苏子美千文帖”，等等。

正式将器物搜集、考订、成为金石专门之学的始于“汉书二刘”之一的刘敞，还有欧阳修，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说：“始有刘原父（刘敞，字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修）。”其研究结果，便是《集古录》，刘敞亦写成《先秦古器记》。从“求真—疑古”开始，集古、鉴古、论古的“金石学”，从条理到义据，缜密而广阔，俨然是宋人治学的大气象。范仲淹不止一次到苏舜元书画收藏之所东斋鉴赏藏品，交流心得。如在苏舜元所收藏的《兰亭序》摹本题字：“今复观斯文于才翁东斋，足为佳遇。”此后，黄庭坚、米芾等当代大家名人亦相继观览、鉴赏过苏门所藏书画珍品，包括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的墨迹。晚些时候，“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作品也被后世人们所珍视，大大拓宽了“金石”的文献范畴。

而宋代金石学又毋庸置疑地反哺“铜山四贤”和书法“宋四家”。宋书尚意，虽然论法度不及唐楷，论金石帖学之气则实过之。这与宋代仁宗、神宗及以后诸书家都是金石方家分不开。赵明诚的《金石录》三十卷，以及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私家考证成果相继问世，也就有了《宣和殿博古图》这样集大成的作品。郑樵的《通志·金石略》把石刻文字资料推到金石学的主要地位，范围也推及到玺、印、钱币、古玉甚至明器。还有宋洪遵的《泉志》，龙大渊等编定的《古玉图谱》一卷，岳珂的《桯史》，等等。

皇祐三年（1051），苏舜元恩加度支员外郎，除京西转运使（《苏才翁墓志铭》）。一月，范仲淹鉴赏了苏舜元所写的《伯夷颂》并题款，寄送苏舜元，舜元十分感激，作《青州资政寄示小楷伯夷颂许昌相公以诗跋尾因作诗谢二公兼呈永兴观文相公》：

法书遥逐使车还，嘉句新从相府颂。

牢落二贤天地外，风流三绝古今间。

台文竞耀高逾丽，化笔交辉老更闲。

不用悲吟恐飞去，岂无神物护重关。

诗见明赵绮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二。

皇祐五年（1053）正月，游嵩山，留下“苏舜元才翁题，皇祐癸巳（五）因之河南府也”的题词，刻于石柱。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嵩山日记》云，河南府登封县嵩阳宫“有旧题石柱一，大半没于土，上有宋人题名，可辨者为范阳祖无择，上谷寇武仲及苏才翁数人而已”。

苏舜元的诗文、书法与苏舜钦齐名，同时代的闻人几乎异口同声。“文章家世事，名誉兄弟贤”（欧阳修《苏才翁挽诗二首》），黄庭坚称“二苏文章，豪健痛快”（《山谷集》卷二六），等等。后世传颂苏舜元，人说有“书名掩诗名”之嫌。其实，苏舜元的诗文，历来就有好评，只是今人已不能看到全貌。梅尧臣就称誉云，“高才飞健鹘，逸句吐明珠”（《宛陵集》卷四九《度支苏才翁挽词三首》）。刘敞说他“词学洎天伦”（《公是集》卷二〇《度支苏员外才翁挽歌二首》），韩维云其“篇章每惊坐，谈笑得忘忧”（《南阳集》卷一二《苏才翁挽辞二首》），晁公武称其“诗歌章豪丽”（《文献通考》卷二四四），等等。

姑以《瓦亭联句》为例，读读苏舜元的诗。《瓦亭联句》是他和苏舜钦于康定元年（1040）在汴京所作，全诗五十四句，苏舜钦作诗二十二句，苏舜元作诗三十二句，两人以二句为联，作到诗的后半部的时候，苏舜元径直连续十四句，情感直泻，不述不行，最后苏舜钦以两句煞尾。这十四句是：

当年请行大明下，今日颓堕思南巢。

阳羡溪光逗苍玉，尺半健鲫烟中跳。

便欲买田学秧稻，不复与世争锱毫。

奈何三世奉恩泽，肯以躯命辞枯焦。

以知出处系大义，一饭四顾情如烧。

贺兰磨剑河饮马，颈系此贼期崇朝。

归来天下解倒挂，玉色蔼蔼宸欢饶。

瓦亭，在今甘肃省固原县南瓦亭山西麓。当时，西夏李元昊入寇三川寨，宋兵大败，官军战殁者五千余人，苏舜元呈上《御贼方略》，又“陈攻守利害十二事以闻”（《苏才翁墓志铭》），无果。舜元兄弟痛感北方战事不利，“三公悲吟困数败”，而“亮辈本亦生吾曹”“有志不能伸，岁月朱颜凋”，满腔忧国而不能一赌身手的失望与惆怅。

因有此联句诗，发而为此前至今，思天下英豪抱负，所得寥寥，所行维艰，形达而实穷，不由得跨时空作了一番审视。他甚至想到，“今日颓堕思南巢”作退势，“不复与世争锱毫”。然而，祖孙三代，世受皇恩，却容不得他退而求闲。就是这种有志不得伸，退亦不忍的焦灼之中，壮怀逸发，唱出了贺兰磨剑、黄河饮马的壮语大言，恨不得所向披靡，杀贼立功，解救天下百姓倒悬之苦。

此十四句，交织着戎马立功的豪情与无缘“不朽”的苦闷，气象宏伟，笔力沉痛。刘克庄主张，诗应有骨气，内容上敢感时伤事，强调用韵、性情为本意，自能意近旨远，正如宋人沈遘评价的“诗人豪气迈伦群，平身慷慨半道沦”。这以后的苏舜元宦途恰好印证了他“形达实穷”的可叹生涯——由“怏怏不自足”，到俨然已有退世之期。

至和元年（1054）五月二日，苏舜元殁于京师之祖第，年四十九。关于舜元、舜钦兄弟葬地，明以后，另生一说。一是，嘉祐元年（1056）与弟舜钦同葬于润州丹阳（应为丹徒县）新茔。舜元葬丹徒五老山，蔡襄作《苏才翁墓志铭》；舜钦墓在石门村，欧阳修作《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舜元妻刘氏卒后，苏轼代韩维作墓志铭云，“将以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于润州丹徒县五老山下才翁之茔”（《东坡续集·刘夫人墓志铭》）。又，陆友仁《砚北杂志》：“京西转运使苏舜元葬在丹徒五老山，苏子美墓在石门村”，与苏轼说同。二是，明代有葬开封府开封县宰辅乡之说，今从前者。

《苏才翁墓志铭》云：“君学祖而下，葬开封府开封县宰辅乡。”为何舍近求远，另开新茔而葬润州（今镇江市）丹徒县？历无人论及。今意云，一是“才翁之殁，汴无资产以为生”，是虑及子孙居汴京则生计维艰；且“诸孤就养江南，居润州待柩以行”，方便孝行。二是，苏舜元有七子：苏涓、苏澥、苏注、苏洞、苏洪、苏泊、苏汶。长子苏涓大理寺丞，苏注、苏洞、苏洪荫为太庙斋郎，均应居开封，余下三子即所谓“诸孤”，居润州。据蔡襄称，苏舜元“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苏才翁墓志铭》）。又据苏轼记载，苏舜元的妻子刘氏亦“严于教子”，致“子男七人皆以才显”，当至少有三人中进士且任职领俸。应该说，扶柩南行，葬润州，开新茔，对苏舜元的子女们不是难事。三是，润州之所以为“诸孤”居养之地，还因为润州聚居闽派一支苏氏家族后人——闽派“京口派”。而闽派与蜀派铜山派近祖同是苏瓌。苏瓌长子苏颋，开蜀派铜山派，三子苏诜开闽派。苏诜六世孙益（隰县刺史），定居闽中，为同安苏氏始祖。幼子苏光诲（屯卫大将军）世代为泉州同安县人。苏光诲三世孙魏国公苏绅，庆历六年（1046），卒于御史中丞任上，葬润州京口（即镇江市丹徒县）。苏绅之子苏颂，元祐七年（1092）拜相，徽宗进封赵郡公，后亦定居京口。葬地的选择，取人和、地利且有宗族、宗亲之牵连，恐有苏绅、苏颂父子之鼎助，苏舜元“诸孤”“居润州”，死葬润州，才顺理成章。

其弟苏舜钦，后再叙。

苏舜宾为其季弟，字至辟。苏舜元“少与弟子美、圣辟皆有盛名”，这是苏轼代韩持国作《刘夫人墓志铭》中的话，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说得更具体一些：“舜元、舜钦及广禄（舜宾曾任广禄主簿）俱以能文章、善草隶，得名当世。”惜苏舜宾“不幸早亡”。（《范忠宣集》卷一五《朝奉大夫知华州苏君墓志铭》）苏舜宾曾任“广禄主簿，知太康县，俱登进士第，得以艺升，不为家羞者”（苏舜钦《先公墓志铭》）。韩维亦云苏舜宾为“大理评事”，又云兄弟“俱有才”（《南阳集》卷三〇《太原县君墓志铭并序》）。“季子舜宾，出知会稽县，迎夫人之官，未两月，舜宾以疫殁，夫人亦不起。庆历元年五月六日也”（韩维《南阳集·太原县君墓志铭并序》），故苏舜宾卒于庆历元年（1041）。

韩持国，即韩维，韩亿第五子，娶苏耆之次女；苏舜宾又是韩亿之次女婿。苏舜宾的诗文、书法，因其早逝而不可考，但据上述，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仍是“逊蜀”后第六代孙中，一位以才气“得名于当世”“不为家羞者”的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俊才。

苏舜钦祖籍考

关于苏舜钦的一生以及诗文创作的成就与影响，自宋以来，正史、宋人的诗话、宋人笔记里就已有大量记载。苏舜钦歌诗文的流传，一盛于两宋，再盛于清代。从明朝前后七子兴起的崇尚宋诗之风，直至近现代，探讨苏舜钦的文学思想，苏舜钦诗文赏析、价值探讨的风气就未中断过。近四十余年来，政通人和，文化繁荣，苏舜钦研究和“铜山四贤”“铜山三苏”又被纳入新时代的文化传承活动中，“文化复兴，强我中华”成为普天下的共识。苏舜钦“铜山四贤”和“铜山三苏”研究受到文学史家和一些有识者的普遍重视，成果斐然。但是个中仍然存在不少值得探索、探讨和探究的问题。

如有关苏舜钦的籍贯或祖籍，牵涉面较宽，而说法不一，历为论者关注。眼下，它已经牵涉到文化地理、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乃至文化产业诸多领域。

苏舜钦的祖籍，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是开封人。此说本于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君讳舜钦，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后徙开封，为开封人。自君之祖讳易简，以文章有名……”宋人王偁《东都事略》和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持此说。

二是武功（今属陕西）人。据《祭滕子京文》，苏舜钦自称为武功人，宋人王得臣《尘史》亦称苏舜钦之子苏泌为武功人。

三是绵州盐泉县人。这个说法始见于明《永乐大典》，大约起于明永乐六年（1408）至清康熙年间。论者依《永乐大典》卷二四〇一“模韵苏易简”条所载《潼川志》和传为苏舜钦授子苏泌的《父祖家传》。今有人亦此为据，论盐泉为祖籍，从此说者，还有借此说言“其先世居绵州之盐泉”的。

四是梓州铜山（今德阳市中江县广福镇）人。此说据《宋史·苏易简传》：“苏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又据明朝一代名臣、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王惟贤（字卓峰，嘉靖壬辰林大钦榜进士），万历八年（1580）丁忧归，游铜山旧址，得宋《进士题名碑》，“而苏门三世因可考见”。王惟贤将此发现载入其所撰《铜陵纪胜碣》文中，铭刻于岩壁，今存。

在解读苏舜钦籍贯的几种说法时，我们发现，持前三种说法的论者，均未及细论《先公墓志铭》中的“广明乱，以其拏逊蜀”（即逃向蜀地）这一事件界点，因而也就未明察苏易简祖上尚有四代在蜀居住的史实。

苏舜钦《先公墓志铭》：

苏，邺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后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内，汉将军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际多伟人，六叶之内，四至大丞相，袭封邳许。文宪公之曾孙传素，广明乱，以其孥逊蜀，生三子：捡、拯、振。孟还相唐，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经略使，唐命革，刘岩奄有南海，独完圉不与岩，容民于今祠之；季留为铜山令，即我先公之高祖也。

“先公之高祖”，高祖，即苏传素之季子苏振，“逊蜀”第二代。

关于“逊蜀”这件事，蔡襄亦有叙及，“文宪公之后四传素，避广明乱，西入蜀”（《苏才翁墓志铭》）。蔡襄之“文宪公之后四传素”恐来自苏舜钦“文宪公之曾孙传素”，均误。苏传素为文宪公苏颋之六代孙（苏洵《苏氏族谱引》）。

“避广明乱，逊蜀”这个事件及其时间界点，被持论者有意或无意忽略，对郡望和蜀地籍贯之间的转换和连带关系被截断。显而易见，论者仅仅从苏易简说起，势必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由于长兄、次兄离蜀，故苏振成了逊蜀后唯一在蜀生活的“铜山派”第二代。苏传素为文宪公苏颋六世孙，也是广明乱，“以其孥逊蜀”的家主。弄清苏易简的祖籍固然重要，而理解“逊蜀”后的前三代——苏振、苏寓、苏协的祖籍对苏舜钦尤为重要。而苏易简正是这位入蜀始祖的第五代孙，苏舜钦又是苏易简下第三代孙。因此，我们认为，理清苏舜钦的祖籍，应以蜀系苏氏“逊蜀”为界点，“逊蜀”对传素蜀派苏氏家族（后六代）作整体观照。

对苏氏后人来说，探苏舜钦的祖籍，就是找到苏传素携儿女（或妻儿女）逃难到蜀，并最早入蜀籍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逊蜀”的祖籍地，也就是籍贯。它不仅是苏传素及苏振子女的，也是蜀系苏氏家族及其后人的。

其次，探究苏舜钦的祖籍，须上溯苏传素、苏振、苏寓、苏协和苏易简“逊蜀”后的前五代，方能理顺他的开封户籍。当然，苏易简的籍贯，承上启下，应是个关键点。苏传素“逊蜀”后直系六代，可考的就有八进士一状元，低职知县，高位参知政事，坐实他的户籍不难。祖籍定，户籍自清。

理明籍贯，清理户口，是任何朝代都必须做的一项政府民政行为。因为户籍清楚，是收税入库的基本条件和搜漏补失的前提。宋代的户籍是有主户、客户之别的。只要向政府纳税，不管多少，叫主户；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叫客户。与东汉魏晋不同，宋代主客户是租赁或契约关系。而主户一定要交地租，可见户籍之于国库盈亏之重要。即使如武功苏氏的名门大族，在遭遇重大动乱之际，离开郡望地，籍地易居，另谋宗亲生计，也是常见的事。地域变了，随时间推移衍发历代众多科举名宦后人，祖籍得以确定。且从唐僖宗、昭宗辖管之地，变为王建称帝后的前蜀地域，苏传素、苏振岂能无籍？

一、盐泉祖籍说

这个说法来自《永乐大典》卷二四〇一“模韵苏易简”条引《潼川志》。《潼川志》中载，有一篇“舜钦所述《父祖家传》”（前有“《家传》略云”四字），此文即为“盐泉籍”说的主要依据。盐泉，一说“居绵州之盐泉”，一说“盐泉（今川南筠连县）”（《苏氏族谱引》）。

我们认为，所谓“苏舜钦所述《父祖家传》”，至少是一篇疑文。之前，也有论者疑，如巴蜀书社1991年版《苏舜钦编年笺注》。

1．《父祖家传》：“唯宝元二年尝志其先公墓”。

持此论者，大多对《永乐大典》所引的《潼川志》和这篇《父祖家传》深信不疑，并持之以据。疑古书本大忌，然而窃以为，《父祖家传》本身就是一篇疑文。《潼川志》几乎照搬《父祖家传》，使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尽管《潼川志》中有合于史料者，以《父祖家传》为据，却贻误多多。

把《潼川志》与《父祖家传》比较阅读，则显见《潼川志》论苏易简、苏舜钦祖籍，几全据《父祖家传》。

据论者引述说，“舜钦所述《父祖家传》”，系苏舜钦授以长子苏泌，直到苏泌元丰二年（1079）官益昌时，才自宗人僧法懿处，得此“传”。但是，“不见录其集”，这里的“集”指《苏氏文集》。

可知绝非“弃掷埋没”“销融见遗”，如金堂樊氏所说，则早在1039年就已成文并“志其先公墓”。

为了证明《父祖家传》可信，引述者又说，《金堂樊公汝霖跋其家传》中曾说道：“今考其集不载《父祖家传》，唯宝元二年尝志其先公墓。”关键在“唯宝元二年尝志其先公墓”，樊氏跋语“略云”：“子美有文集十卷……遂为所逸欤？”

今人有论者加按语说，“盐泉三学院碑，元丰二年，泌以殿中丞通守益昌日，院僧法懿其宗从也，往见之，遂授以此传。泌，子美之子，父子间足以证矣”。但“苏舜钦”句以后乃苏舜钦之自传，而竟写至“以范文正公荐”“复得湖州长史，疑为苏泌所补”。

又有论者按语：“元丰二年（1079），泌以殿中丞通守益昌日，院僧法懿，其宗人也，往见之，遂授以此传……父子间足以证矣。”但“孙舜钦以后，乃舜钦自传……疑为苏泌所补”。

两段的意思是说，这篇《父祖家传》经检索确实未载入苏舜钦文集里，却在仁宗宝元二年，曾与《先公墓志铭》几乎同时“志其先公墓”。

按，景祐元年（1034），仁宗选苏耆为陕西转运使，苏舜钦也在这年春天及第，旋即“命宰以蒙，才两月，以家难离”，“家难”即苏耆于二年正月十三夜，终于任，“春秋四十九”。突如其来的“丁忧”瞬间终止了苏舜钦初显的小试牛刀的豪情，心志直转而下，不由选择地遵规守制，当天就携妻西走长安，随其父亲苏耆守制的宗亲达百人之多。

宋制，官员丁父母忧，解除官职，守制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故自景祐二年（1035）至四年（1037），苏舜钦、苏舜元兄弟在长安服制……宝元二年（1039）十月二十七日，苏耆归葬于开封县之苏氏先茔（先茔，应是苏协、易简及其他宗亲故地）。在下葬前，苏舜钦撰写了著名的《先公墓志铭》。但《永乐大典·潼川志》载，苏舜钦差不多同时还写了一篇“苏舜钦所述《父祖家传》”。可是，理应重视的这样的苏舜钦文章，怎么明代以前竟无人提及呢？

今论者说：“辑自《永乐大典》卷二四〇一模韵苏易简条引《潼川志》，载‘舜钦所述《父祖家传》’，前有‘《家传》略云’四字，后谓‘金堂樊公汝霖跋其《家传》略云……’”

《父祖家传》说：

子美有文集十卷行世，欧阳文忠公序之，谓：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今考其集不载《家传》，唯宝元二年尝志其公墓，其叙司马侍郎大略与传同，至乃祖则云赠太师尚书令，意传当作于志前，作传时犹赠特进中令，至宝元则累太令，此必然者，然传不见录于集，何哉？岂所谓弃掷埋没不见录于当时，遂为所逸欤？

这些文字，无论证之以史，推之于理，殊令人大惑不解！如宝元二年（1039），苏泌仅五岁；元丰二年（1079），“法懿其宗从也，王见之，遂授以此传”，离“志其先公墓”已逾四十一年。

苏舜钦逝世后四年，也就是仁宗皇佑四年（1052），其遗孀杜氏“提君之孤子，敛其平生文章”，“号泣于其父”。其父杜衍也请欧阳修集其文而序之，成《苏氏文集》十卷。但是，欧阳修并未把苏泌手头所谓的《父祖家传》收录入《苏氏文集》中。这以后宋高宗绍兴时，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陈振孙写《直斋书录解题》，依然不载入《沧浪集十五卷本》。六百年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宋荦校定徐惇復刊印的《苏子美文集》等信本，仍然不收所谓苏舜钦所述的《父祖家传》。为什么？揣前贤之意，恐一是，据前引，可知《父祖家传》在苏泌手里，绝非“弃掷埋没”；二是，盐泉说为祖籍，此说无证，苏氏后人早已摈弃；三是，此《父祖家传》内容存在许多低级错误。

许是限于眼界，在明《永乐大典》成书之前，果有《父祖家传》？却未见任何正史乃至宋元明人笔记采信过此《父祖家传》。

然而，《父祖家传》云：“唯宝元二年（1039）尝志其先公墓。”苏舜钦既已作《先公墓志铭》，将父祖家世业已追述清楚，还有必要来个“父祖家传”吗？

再者，宝元二年（1039），竟能将庆历四年（1044）、庆历八年（1048）才发生的事写入《父祖家传》，还早已“志”其先公墓！

今有论者揣测道，错讹处，恐是苏泌添改。即使如此，如《父祖家传》所言，苏泌是元丰二年（1079）才从宗人僧法懿处得此传，而1039年，长子苏泌尚在牙牙学语。

2．访其遗迹于铜山皆无之。而其上世故墓宗族，皆在盐泉之苏谷。

有今之论者引《永乐大典》同卷《潼川志》云：“今访其遗迹于铜山，皆无之，而其上世坟墓宗族，皆在盐泉之苏谷。”并以此判定其祖籍必在盐泉，此说亦不妥。

此处的《潼川志》，疑为明代州志。洪武九年（1376），降潼川府为州，清雍正时升州为府。潼川州、府治均在今三台县，也即唐宋梓州之治所。故此《潼川志》当在洪武九年至雍正前志。铜山历为梓州属县，断无属绵州之记载。元至元二十年（1283）并入中江县，铜山废县遗址从来就在今中江广福镇近郊。若此《潼川志》为明代州志，则“今访其遗迹于铜山”之时，当在明朝。“皆无之”，苏寓宗系后人都到哪里去了？“其上世坟墓宗族，皆在盐泉之苏谷。”其后人就悉数在绵州盐泉之苏谷了？不然。

《潼川志》上述文字几乎是照搬《父祖家传》。《潼川志》还引《司马墓碑》略云：“（寓）上世宦于蜀，乐左绵山水奇秀，挈宗族居焉。”

《潼川志》作者说，《司马墓碑》系儿子苏协为父亲苏寓写的墓碑。单就苏协所言，迁居盐泉而非祖籍盐泉之意，甚明。其二，一个“居”字，透出若干历史信息。挈宗族“居”盐泉之前，苏寓及其宗族居何处？“上世宦于蜀”，必指苏寓的父亲苏振举前蜀进士，任梓州铜山令。其实，铜山为祖籍，迁居盐泉，则盐泉为户籍，这本是两码事，居盐泉，入户盐泉籍，本与祖籍铜山无涉。苏寓本人亦从未告诫过后人，盐泉是逊蜀祖籍。倒是以盐泉为籍的论者过于强调“先茔在此”，盐泉便成了祖籍的理路。

苏寓颇重时俗，爱用筮草占卜以定事。“筮仕于蜀”“占数盐泉居焉”“我死当葬巨柏荫下”。亦尝占，且王乃后。类此等等，不无可议。但论者以葬地定祖籍，却大不可靠。其子苏协参加后蜀科考，以铜山为祖籍，其子苏易简以铜山祖籍贡举，并“擢甲科第一”，正史方志所载相同。明嘉靖《潼川州志》卷之二十七载，“苏协，铜山人”（见图）。

故“盐泉祖籍说”始于《永乐大典》成书之后，或可说明明代以前无此说者，更可理解宋、元期间历朝学者乃至清人所编辑的“苏舜钦诗文集”时，没有采辑苏舜钦这篇《父祖家传》的原因。

假设是苏寓定“盐泉”为入川苏门祖籍，苏寓孙苏易简，苏易简孙苏舜钦，乃至苏门后人认铜山为籍，岂非数典忘祖？这是当时学人和科考“贡解”不会认同的。苏协，铜山籍，故苏易简为铜山人，其孙苏舜钦亦当为铜山籍。用盐泉为籍，明代以前的文献无只字片语，同时代亲朋亦无人述及。苏舜钦在世，胜友如云，又何尝有人以盐泉人自诩！所以，民国《中江县志》总纂、光绪进士陈敦甫不无感慨地说：“虽杨升庵之博洽，亦若未睹《沧浪集》而淆然莫能臆断……亦足证《宋史》之非诬，而群言可以息喙矣。”（《中江县志补遗》）

本不应该把《永乐大典》牵连此议中，但其卷二四〇一“模韵苏易简”条引文有一篇说是苏易简所述《父祖家传》（前有“家传略云”四字），便不能不说说《永乐大典》。

明永乐六年（1408）冬，《永乐大典》清钞完毕。至此，中华民族向世界文化史贡献出了前所未有、震烁古今的大型百科全书。

1403年7月，终于夺得帝位的明成祖朱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驱使下，命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钦定编辑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勿厌浩繁。”解缙等选召147位饱学之士开始编纂。

五个月后，解缙等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成祖却认为简而未备。遂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重修此书，并征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2169人参与选编、校订、制图和圈点。这支荟萃天下精英的编辑团队，历经千日，终于定册进献。成祖喜不自禁，亲写序言，赞它是“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并定名为“永乐大典”，旋即开始清钞。

清钞完备后的《永乐大典》，确乎不愧“群书之王，图籍渊薮”，“皇家气度，秀逸杰出”。

《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约3.7亿字。依《洪武正韵》之韵目字，“揭其纲而毕张，振其始而未具举”，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统事，检索如探囊取物，源流无隐。采用朱敦栏的上等白宣纸钞写。每半页十二行，大字占一行，小字分为双行，每行二十八字，全用朱笔征引圈点，版心涂红；名物器什，山川形势，白描绘行；每册封面左右各画有一方框，分题“永乐大典”和该条所属韵目等等。装帧版式，醒目悦心，典重大方，精美绝伦。

全书包罗万象，渊深赅博，实乃皇皇巨著，得力于以姚广孝、解缙等为监修，都总裁陈济、总裁胡俨、副总裁曾棨等为首的总理主编班子，均学博圆通的名儒。随字收录的各类目的“副总裁”如《书经》林环、《三礼》高得旸、释教释道联、医学蒋用文、《诗经》王彦文，都是难得的专门家。余如各学科专家，如精六书的滕用亨，明民俗的李昌祺，擅阴阳的裴世杰，通学数的薛富，精医道的江奚修，谙释藏的释壁庵、释惟寅，等等，个个专长精悍，名闻遐迩。他们笔涉烛照，辑佚钩沉、精耕细作，保障了《永乐大典》的宏富和所辑典籍的原貌。“未尝擅减片语”的严谨态度，也使它在它之前的“类书”中，一峰卓出，享有崇高声誉，是一部中华文化瑰宝。

当然，诚如研究者所指出那样，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国大部分古书，在宋元时散佚最多。在编纂《永乐大典》时，也只能就当时现存的书，“未为允当，爰易割裂，归于完善，复访求遗籍，不下千百万卷”（清·戴衢亨《殿试对策卷》）。同时，“按字分编，散隶各韵”。所以“辑佚”的事成为重要一环。从何处“辑”？一是古注，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李善《文选注》、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一是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有时也不很审慎精密。收之既博，难免鱼目混珠；“不妄为取舍”，亦难避拖泥带水。如近人刘威炘所说，“辑书，非易事业。非通校雠，精目录，则讹舛百出”（《目录学》上编）。张舜徽先生认为，这话是比较通达的。刘咸炘先生还指出，辑书的四大弊病：一是漏；二是滥，因臆断，因本非书文；三是误，因不审时代，因据误本伪本；四是陋，因不审体例，不审源流，臆定次序。这些见解，针对辑书家的通病，可谓一语中的。

其次，张舜徽先生还指出：“以他书所引用的材料作为辑佚的根据，如果审核不精，辨识不密，便容易误以他书为古书，妄加钞辑，和原书毫不相符，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辨伪和辑佚》）故《永乐大典》卷二四〇一“模韵苏易简”条所引《潼川志》因为用《父祖家传》，便难逃舛误。古代历史书籍中，不可能没有疏忽、抵牾和错误。即如《史记》这样伟大的正史，后汉班彪、班固父子都评价道，“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唐刘知几、宋王若虚也相继拈出《史记》中的缺点写成攻错订正的专著，如《史通》《史记辨惑》等。故《永乐大典》载入《潼川志》，且引《父祖家传》，出现史实抵牾，虽未臻全醇，亦不必为之讳也。但瑕不掩瑜，早有定评。

就是这样一部中华文化瑰宝的《永乐大典》，却几乎毁灭在中外奸人之手。它的存在史，就是一部丑恶人性肆虐的血泪史。更可恨的是，由于它的消灭，致使再无搜罗旁证的机会和可能。每一及此，国人无不扼腕！

《永乐大典》清钞完毕之后，作为“正本”，贮藏在南京文渊阁东阁内。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它被同时移至北京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决定重录《永乐大典》，命高拱、瞿景淳为总校官，张居正、林燫、丁士善、徐时行、吕旻等十人分担其事，还通过“糊名考试”遴选出善书者109人，由内府御用监、顺天府、惜薪司、光禄寺、翰林院分别挑拨了画匠、纸匠府等匠人，提供了文房四宝、木炭，供应酒饭，支付录用人员月俸，有司还特意配备了警卫人员。

这个“重录”，花了近六年时间，重录本称为“副本”或“嘉靖钞本”，贮藏在专建的皇史宬。“正本”或“永乐钞本”藏处未变。专研家说，“在万历年间，《永乐大典》尚为全璧”（《郑福田等《永乐大典编撰丛录散佚始末》）。

从明清之交始，由于秘藏专构，束之高阁，能阅览者少之又少，人们竟怀疑它“不复存在”了。《国榷》说“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耶？”顾炎武说“全部皆佚”，连明末宦官刘若愚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观贮于何处也？”

入清后，康、雍、乾、嘉年间，已证实既有残缺，还出现盗卖。仅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一次彻查后，就已发现缺佚1000余册，合2422卷。然而清政府并未严加保管。道光之后，内奸迭出，《永乐大典》亡佚日多。光绪进士文廷式一人一次就盗走一百多本。西方列强也高价暗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烧毁圆明园，肆意掠夺翰林院中典籍。英国抢到、窃掠《永乐大典》数量尤巨。光绪元年（1875），经查检，已不足五千册，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龢检得仅存八百册。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大部被焚，残余散落废墟瓦砾中。清译学馆刘可毅竟在入侵外国强盗的马槽下拣到数册“永乐钞本”。迨至民国，万册的巨钞，存如寥星。

1943年，英人莫利逊勾结日本人松冈洋右，先后高价购买掠走五十册。1948年，美国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取走所藏仅存一本《永乐大典》。

1949年，《永乐大典》已散佚罄尽。经百计探访搜寻，迄上世纪末，《永乐大典》尚存于世者仅约810卷。所幸的是，其“卷之二千四百一卷·六模”，藏台湾历史研究所，又赖国内出版社编选，我们才有幸窥读这部巨制之一毛，也并有幸地读到所载的《父祖家传》。但是，查历代苏舜钦诗文集的校勘补佚，惊其摈弃。二是，明嘉靖壬辰（林大钦榜）中江进士王惟贤，曾于万历八年（1580）撰《铜陵纪胜碣》，并摩崖刻于宋铜山县旧址临郪江一巨岩上，至今虽有漫漶，尚可阅览，也没有只字提这篇文章。

3．苏易简九世孙苏伯起尚驻铜山。

苏寓的后人宗亲都到哪里去了？

南宋太史、著名理学家魏了翁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史实。这就是他在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写的《苏伯起振文墓志铭》。

魏了翁（1178—1237），字华文，号鹤山，南宋蒲江（今四川省蒲江）人，官至同签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晚年隐退复出任潼川知府，甫入境，就“首访人物，遂（遂州）、合人士多以苏伯起、冯仲新鼎重为称首”，于是专程拜访了这两位民间“高人”。

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九月，一介布衣苏伯起逝世于遂宁府遂宁县。他的两个儿子苏坚石、苏坚木乞铭于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苏伯起振文墓志铭》刻石。三百五十年后，明代进士王惟贤等把他奉入“铜山五苏”之列。更重要的是，魏了翁在这篇铭文中写道：“（苏伯起）系出梓州之铜山，淳化参知政事易简乃其九世祖，自铜山徙合之铜梁，今又徙遂宁。”（《鹤林文集》）苏伯起何许人也？竟使太史魏了翁“凄其长终”而作铭以“尚死者之心也？”

苏伯起，字振文，布衣。落落不偶，但“聚书数万卷，圣经贤传、山经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书，靡不搜罗……尤善谈辩，诹经计史，挼据蜂起，坐人为屈”。一生遵“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古训，视功名如草芥，而事亲至孝，德誉乡里，以“铜山孝子”映召“德孝姜诗”。

《永乐大典》清钞完毕，时在永乐六年（1408）。距宋理宗绍定、端平年间已晚了近两百年，随苏伯起南迁铜梁再迁遂宁后，已未见其他苏氏宗族滞留铜山的史料。到明永乐年间，再去找踪迹，“皆无之”恐是事实，但这与定籍铜山没有关系。

这就是说，苏易简九世孙苏伯起一支宗门，在苏舜钦客死苏州后，仍在铜山生活。后来才从铜山徙合州之铜梁，又迁居遂州之遂宁县。作为苏传素、苏振、苏寓、苏协、苏易简直系孙的苏伯起，在苏寓迁居盐泉后，仍滞留铜山生息。坚守至宋末宁宗、理宗朝，苏伯起宗系才离开了铜山，迁往合州铜梁、遂宁。苏舜钦后辈中其他宗亲去向何方，已渺然无知。

诚如史家所共识那样，苏易简宗族至苏舜钦兄弟之后，已家道式微，苏舜钦辈其后六代孙苏伯起，虽“抱珍蕴异”，终无科举之显。却不难看出，在苏伯起身上，依旧焕然有“武功苏氏学人之风”。不过，此时距苏传素挈家“逊蜀”已过去十三代三百余年。《潼川志》所云“今访其遗迹于铜山，皆无之”的寻访，若发生在宋宁宗年间，则“皆无之”应为“尚有苏伯起族在焉”。若发生在《永乐大典》清钞完毕前，则苏伯起由铜山迁铜梁、居遂宁已一百七十余年，诚“皆无之”。故苏振一脉居铜山，繁衍至苏舜钦辈后第六代，才离开铜山。这也不难理解，苏易简等苏寓后人仍以铜山县为入川祖籍，盐泉县实为其祖父寓的户籍地，“弃掷”《父祖家传》也在情理之中。

苏伯起是魏了翁奉使潼川，访求到的两个民间高士之一，他饱学不仕，淡泊终生，德才惊世，为后世景仰。明代中江进士王惟贤（字卓峰，任职陕西布政使左参议）等蜀中名彦，为纪念宋铜山县籍名人钜公，扩“铜山四贤”，增入伯起，名成“铜山五苏”（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苏伯起）立祠祀祭，天下称是。太史、曾任潼川路安抚使的魏了翁说：“（伯起）抱珍蕴异，而老不见用……龙门之峰，凄其长终。”（宋·魏了翁《魏鹤山大全集》）对苏伯起学问道德、倍加赞赏，而隐逸尘世，布衣终生，又深自惋惜。

二、铜山祖籍说

可以看出，“逊蜀”，实为确认苏舜钦祖籍首要之分水岭。

苏舜钦《先公墓志铭》说：“隋唐之际多伟人，六亲之内，四至大丞相，袭封邳、许。”《周书·苏绰传》说：“苏绰，字全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九世孙也……隋开皇初，追封邳国公。”《旧唐书·苏颋传》说：“苏颋，字昌谷，京兆武功人，隋尚书右仆射威曾孙也。祖夔，隋鸿胪卿。父亶，贞观中台州刺史……进封许国公。”“瓌之子颋……袭许国公……谥曰文宪。”

蔡襄《苏才翁墓志铭》进一步说道：

“其先自汉典属国武葬武功，其后周邳公、隋房公、唐许公、文宪公四相，世居不变。”“文宪之后，四传素，避广明乱，西入蜀，其子振仕蜀，为梓州铜山令，生剑州司马寓……”

根据两篇铭文，又据《苏氏族谱引》和当代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列出苏氏“逊蜀”前后苏舜钦的宗亲世系表。

武功苏氏宗族苏传素一支在“广明乱，逊蜀”后，改唐武功籍为铜山籍，这就是祖籍。籍贯或祖籍是科举时代必须明白的“政审”内容，若是名宦大家族，早则有郡望之说。若仍定居在郡望地，则郡望地也是祖籍。武功苏氏宗族仍居武功的，论家族发展，远逊于迁出另籍者。宋代武功苏氏宗族蜀派闽派等“三派”无一不是迁出另籍的。入蜀的，如苏味道之子苏份，苏传素和苏振父子，以及入闽的苏益、苏光诲父子。逐代繁衍之后，如苏味道之子苏份定居眉山，其后代苏序、苏洵父子便共认眉山籍，而郡望依然是武功。所以，郡望不等于祖籍。

宣示郡望，多因先辈有显达者，常给后人留下敬畏、自豪和激励等特殊伦理感情所故。如唐玄宗时名相张说，位重名高，文章辞采飞扬，时人把他和当时另一名相、名士、京兆（今陕西）武功人苏颋（即苏传素的上六代祖）的文章合称“燕许大手笔”。张说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郡望范阳（今河北固安县附近）。在论及自己家事时，他更有意炫耀其郡望范阳。因为范阳张氏祖辈中出了一个西晋名臣——张华。张华，西晋大臣、文学家，字茂光，范阳方城人。其诗辞藻华丽，有作品间接表现出对时政、国势的忧虑。撰有《博物志》，后人辑有《张司空集》。在宋代，郡望也是进士榜示的必备内容。如文天祥“举第一名”的“登科录”（《四库全书》宋宝祐四年登科录卷二）。它记录了文状元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所以言及郡望，恰恰说明另有祖籍。同为“擢甲科第一”，易简的榜示也不例外。

不在籍地，另外以先辈的墓地定祖籍，一样不可靠。古人选墓地，也名“阴宅”，大多因为对“风水”民俗的尊崇和追求，而据堪舆另葬他地的情形，司空见惯，延续至今。如，苏舜钦兄弟葬润州丹徒县，就是丹徒人？晚清名人翰林编修王乃征，自福建武平县移民入川后，定中江为祖籍，死葬三台县城北坝，其父王建中，死葬三台县城南康家湾。至今没有人会认定王氏父子是三台祖籍。即如宋“铜山派”历代宗祖，如苏寓、苏协、苏易简祖孙三代，没有一个是归葬武功或铜山的。所以，以死葬地或郡望为祖籍，大不可靠。

《先公墓志铭》载，苏传素“逊蜀”的原因是“广明乱”，即黄巢乱。黄巢的军队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破潼关，长安一片恐慌。十二月，占长安，十九岁的唐僖宗南下逃蜀，中原震荡，京城长安，甚至北方民众纷纷越岭南下。苏传素祖籍陕西武功（或云“京兆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地近京畿，“以其孥逊蜀”，为避乱入蜀。苏传素的捡、拯、振三子中，“季留铜山令，即我先公之高祖也”，说明第三子苏振留在蜀地并做了铜山令。这也是传素为什么会定居到铜山的原因。

显然，苏振是以唐武功籍举前蜀进士并做蜀铜山令的。苏传素在世，苏振不敢提出改籍入蜀要求。能够改入铜山籍而视武功为郡望，不外有三种情况：一是苏传素去世；二是蜀政府查令外籍入籍；三是苏振任县令后，改武功入铜山籍。铜山县自唐设县以来，素属梓州。

说盐泉是苏氏祖籍的说法，还牵及太祖征后蜀。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二月，宋征蜀主帅王全斌接蜀降表，“三月，孟昶与其官属皆挈族归朝，由峡州而下”（《续资治通鉴》卷第四），被押解北归开封。时苏易简甫及九岁。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庚辰科，二十二岁的苏易简“擢冠甲科”，即殿试甲科第一名及第状元，是科取进士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榜籍为“铜山”。

对此，主盐泉祖籍论者必问：其祖父苏寓不是“至左绵，尤喜其地爽润，遂葬亲青溪，占数盐泉居焉”，“因家籍焉”？（《永乐大典》卷二四○一·六模·《潼川志》）假如，把盐泉或开封视为祖籍，按“孙从祖父籍”的惯例，盐泉理应是易简的榜籍，亦应是苏舜钦祖籍。而文献记载，苏易简的状元榜籍却是“铜山”，即梓州铜山。所以，这个假设与史实不符。也就是说，定盐泉为祖籍亦未被苏寓的子苏协、孙苏易简认可，自然也未获县、州、礼部科考“政审”认证，甚至压根就没有盐泉籍一说。那么盐泉的“籍”是什么籍呢？苏寓仕途不畅，弃职遍游山水，遂择居盐泉，即使入籍，亦客籍或盐泉户籍。这与入川祖籍仍然无涉，故苏易简仍以铜山为榜籍，并得县府、州府和科考认证。

按《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剑南道梓州”条：“隋新成郡，武德元年，改为梓州，领郪、射洪、盐亭、飞乌四县。三年，又以益州玄武来属……调露元年，置铜山县。”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玄武入属梓州，调露元年（679）置铜山。苏传素逊蜀后十一年间，铜山名义上仍是唐属地。891年，王建称帝，立前蜀。则确定铜山为祖籍不外三种可能：

其一，王建称帝前后十一年间，入户铜山，立业养家，虽改武功籍定铜山籍，苏振举前蜀进士，任铜山令。

其二，前蜀王建称帝后，苏振举进士，任铜山令，改武功籍为铜山籍。子苏寓迁居，入户盐泉。

其三，苏协认铜山祖籍举后蜀进士，任陵州判官。后蜀亡后，归居开封，任宋开封县兵曹参军。子苏易简、孙苏耆、曾孙苏舜钦兄弟得以铜山祖籍入科考。故与现存可考的明嘉靖本《潼川州志》所载符合。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作为难民，是可以在广明元年早一些时候离开长安，逃向蜀地的。他是带着唐朝京兆武功为籍贯的身份逊蜀的。苏振从父籍武功为籍，“其子振仕蜀，为梓州铜山令”，证实定籍铜山当在铜山令后。正常情况下。任县令不在原籍，是古代通则。中和四年（884）六月，黄巢兵败自杀，僖宗回长安继续当皇帝。昭宗大顺二年（891），前蜀王建称帝，预示大唐政权殿厦已颓，民心绝望，天下大乱。大顺二年（892）、景祐元年（893），吴、越相继称王；乾宁三年（896）、四年（897），楚、闽相继称王。直到开平元年（907），梁太祖朱温称帝，“十国”已有七个占地为王的政权，“五代十国”掀开了割据大幕。此期中，苏氏宗族一直居蜀地铜山。苏传素等宗亲死葬铜山是可能的。直到苏传素之孙苏寓不做剑州司马，这才有了迁葬盐泉的事。有论者说苏振两代“居无定所”，县令无籍，铜山的百姓商贾呢？蜀王王建国库资财从何而来？

蜀清户入籍是自然的事，苏振举进士，任县令入铜山籍，似也就更可信。果如是，从此时起，铜山派苏氏可自称郡望武功，梓州铜山便成为苏振后人入川祖籍。“擢冠甲科”的铜山张苏氏后人苏易简，正史和历代文献均采铜山籍，都赫然标明其榜籍是“铜山”。有人说，这是“寄应”，殊不知，这正是祖籍铜山的明证，不然，苏易简何不“寄应”盐泉？

至于“逊蜀”后，三世祖苏寓曾迁居绵州盐泉县的说法，恐是事实。显而易见，苏寓旅盐泉而定居，即使入籍也只能是入盐泉户籍，其子苏协、其孙苏易简以铜山为籍，就已经否认了盐泉为籍的说法，与祖籍无涉。论者大都从苏易简这一代开始论籍，不顾苏易简上还有四代祖宗的事实。以甲地迁乙地，乙为祖籍，甲算什么？若甲地无籍，则自陷矛盾。如前所论，户籍或客籍更不一定等同祖籍；以迁葬地推籍贯，大不可靠。因为宋人对落叶归根一说十分淡漠。有论者推测，苏传素、苏振父子两代“居无定址”，意即无籍可入，黑人黑户，或从未入籍。这等于说父子二人游移税赋之外，浪荡州县之间，未免有悖于情理。

三、开封祖籍说

苏舜钦生于开封，户籍自在开封；然并未否定祖籍铜山。称“某某为某地人”，“某地”指祖籍，而非户籍。祖籍和户籍同一地，则无误。若祖籍与户籍异处，则会出现歧义，也会被科考县州礼部层层审查后纠正、确认，为史志根据。如明·嘉靖本《潼川州志》“选举十一至十三”中，就确认苏舜钦是铜山人举进士。苏舜钦尽管生在开封，户籍在开封，与祖籍铜山是两回事。再者，持“盐泉籍”的论者认为盐泉是祖籍，那么，苏寓之孙苏易简何须“寄应”？

武功是天下苏氏郡望，故武功祖籍说此说不议。

朋党论与庆历三案

庆历三年至五年（1043—1045），仁宗朝廷先后发生了再提“朋党”问题，即伪书事件。幕后主使是石介的仇家夏竦，目的是要陷害石介和富弼。仁宗没有轻信流言，但是，范仲淹、富弼等相继离开了朝廷。这个事件也波及滕宗谅、欧阳修、苏舜钦，几乎都因为涉及公私财产，而被弹劾，遭贬谪，分别叫作“公用钱案”“阿张嫁资案”和“进奏院案”。这三个案子，因为几个有关联事件的当事人，都和“庆历新政”及其主事者、参与者和支持者多少有点关联，从而使我们看到当时的制度背景。

仁宗朝实行的是太宗以来的分权与制衡，又是有祖宗家法影响的政治体制。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太宗即位诏书》）。“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分权与制衡。而台谏与政府相制相维，这就构成了宋朝权力制衡机制重要的一环。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庆历年间台谏官对于行政官、执政官的一举一动，可谓虎视眈眈，稍有差池，立即就会遭到台谏官的弹劾。滕宗谅、苏舜钦、欧阳修都是因犯错而受到御史台官员不屈不挠的追劾，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因弹劾而罢官。因而，在庆历年间，即使仁宗与范仲淹想放手“革庶政”，但制度终让他们举步维艰。加之，以仁宗之优柔寡断，面对反对派之纠缠，他又只好动摇。因而，再提“朋党”与这三个案子的出现，对庆历的时局确有重大影响。

一、再提“朋党案”

庆历三年（1043）九月初三，仁宗在天章阁十分振奋地读到了范仲淹、富弼所起草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庆历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翌年，范仲淹所领导的新政次第展开。四月，仁宗突然发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执政们大吃一惊，因为景祐三年（1036），朝廷就已闹出一场朋党风波，致使范仲淹及其支持者被贬出京师。事隔多年，为什么又把“朋党”再提？原来，是一首庆历《圣德颂》的诗引发的。作者石介，在颂诗中将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执政官与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谏官列为“众贤”，把夏竦列作“大奸”。很快，此诗便传走天下。范仲淹读到这首诗后，深感不安，曾对韩琦说，“为此怪鬼辈坏之也”。意思是，石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韩琦也叹息道：“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大学者孙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石守道（石介，字守道）祸始于此矣”。时任枢密使的夏竦当然也读到此诗，不仅对石介咬牙切齿，甚至立牌位诅咒（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下），不禁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也滋生怨谤。夏竦抓住欧阳修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交往素所厚善，“于是谤毁浸盛”，称欧阳修与杜衍、范仲淹结成朋党。这里不得不承认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确实触及了朝中官僚的切身利益，如“明黜陟”与“抑侥幸”之法。于是，“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卷一百五十）。

流言传至宫中，宦官蓝元震煞有介事地对仁宗说，蔡襄“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把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圈入同列，甚至有可能导致误朝迷国，挟恨报仇，而朝廷无由查之的后果。仁宗“终不之信也”，却加重了一个心结，忍不住向执政们发问：“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欧阳修也写了一篇《朋党论》，上疏仁宗，“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与范仲淹延续了王禹偁的朋党观点，认为朋党自古有之，不可禁。君子也可以结成“真朋”。应该说，朋党论或多或少使仁宗受到感悟。不过，数百年后，清代皇帝雍正却专为朋党论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文章指斥欧阳修“创为邪说”，“罔上行私”，“亦小人之道耳”，“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清实录·雍正朝实录》卷二二，转引自吴钩《宋仁宗》第九章）。

六月间，一场伪书事件，传到朝廷，说石介给枢密副使富弼写了一封信，中有替富弼拟好“废立诏书”。

皇帝的废立，事大关天，石介无论如何也不敢妄议废立，因为一旦事泄，便是杀头之罪，所以书信论废立诏书显然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据宋人笔记，“伪书事件”幕后的主使实是石介、富弼的仇家夏竦，他知道石介给富弼写过信，便买通富弼家中一名婢女，令其暗暗摹练石介的笔迹，“久之习成，遂改伊、霍”。伊、周并提，是指辅弼天子的贤臣；伊、霍并提，却是指西汉霍光，曾废刘贺、立汉宣帝的事，是废立君主的权臣。同时令她又模仿石介的笔迹，替富弼写了一份废立诏书。然后，夏竦便“飞语上闻”。仁宗于是知晓了这件事。然而，他不相信石介、富弼有二心。流言蜚语使富弼与范仲淹恐惧而不能自安，“皆请出按西北边”，仁宗未允。

八月，谏官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督转运按察使，巡按河北一带的吏治和民政。石介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离朝后惶恐不已，上书请辞国子监直讲，或通判濮州（今河南濮阳）。庆历五年（1045）七月，他在忧惧中病卒于家。石介死后，夏竦并不甘心，又借机造谣中伤富弼为内奸，还怂恿仁宗派员揭石介墓验看尸骨。

虽然，朋党的流言对仁宗造成了困惑，但是最终并没有为流言所惑。庆历四年执行行政变革的一批士人，如杜衍、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蔡襄、尹洙、苏舜钦，尽管都属新政的执行者或支持者，彼此有终生的友谊，私从友善，过从甚密，但是他们又“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国事，私交泾渭分明，论国事，廷争而不言私。如公用钱案中，杜衍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却据理力争，主张从宽处理，即如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上殿相争如虎，下殿相处如亲，他们确实不似结党营私的朋党，只有这等胸怀气量、器识、智慧，才能主持、才会参与和支持仁宗的庆历新政。这就是宋代士人的风范。

二、公用钱案

公用钱，是三支使拨给中央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特别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公务宴请、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遂自两百贯至五千贯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九）。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取，“皆长史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宋史《职官志》）。要凭票报销，要有明细账，要接受审计。

“公使钱，是三支使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因官阶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公使钱）不隶州府，（长官）自以亲吏领之”，无须记账，自由支配。（《宋史·向经传》，沈括《长兴集》）

公用钱案的事主是张亢与滕宗谅，他二人是范仲淹戍西北时的老部下，张亢是在兔毛川击败西夏兵的宋朝骁将，滕宗谅即《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

之所以要介绍公用钱与公使钱，因为宋朝人经常将公用钱写成公使钱，以至于后人常常混淆两种钱的性质。

庆历三年（1043）秋，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向朝廷检控前任之渭州张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知州滕宗谅，之前在知泾州任上，亦“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随后，监察御史梁坚对张、滕二人发起了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必是侵欺入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后世史家大多认为，张亢、滕宗谅涉嫌滥用的，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性质的公使钱。在已背上沉重财政负担的仁宗朝廷面前，戍边的将领滥用公用钱，这就是大案。所以一见到御史的弹疏，仁宗皇帝马上震怒不已，即刻派太常博士燕度“鞫其事”，成立临时法庭，查勘张、滕案情。

范仲淹挺身而出，辩护道：“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至于张亢，尽管“为事率意”，但“昨在渭州，亦无大段过犯”，实是受了诬告。他建议：可先勘鞫干连人，并取来钱帛文账磨勘，如“显有欺隐入己”的证据，再逮捕他们勘鞫；如若二人并无“欺隐入己”，只“差人取问，分析缘由，入急递闻奏，别取进止”。范仲淹神色凛然地说，如若不然，“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

燕度下手，别具机心。首先将所有稍受牵连的人全部抓捕，“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枷杻”，“囚系满狱”。果然，另一位宋朝骁将狄青，“曾随张亢入界”，也被“勾追照对”，还发出文牒，劾问正在陕西巡边的枢密副使韩琦。剑锋所指，正是庆历新政的主事者和支持者。

燕度的做法，受到了谏官欧阳修的指责，认为“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谅使过公用钱，因何劾问大臣议边事？”显见是节外生枝。狄青“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谨备边防，正藉勇将”，“于此要人之际，自将狄青为贼拘囚，使贼闻之，以为得计”。故欧阳修强调建议：着别选官员调查“公用钱案”，及早“取勘结绝”，将燕度“别付所司，勘罪行遣”。但仁宗却不同意。

时任知渭州尹洙也为狄青辩解：“狄青于公用钱物，即无毫分私用……伏望圣慈垂察，特降朝旨，晓谕狄青，庶令安心，专虑边事。”仁宗应允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勘查，燕度所掌握的证词证据，都未能证实张亢、滕宗谅把公用钱侵欺入己，但是，却发现滕宗谅将登记公用钱的账簿销毁了。原来，滕宗谅不希望领取公用钱的人受到牵连，所以干脆“焚其籍以灭姓名”，只承认自己花了三千贯，用于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

张亢爽快地供认自己曾“借公用钱买物”，但“事未发前，已还纳讫”；也曾“将公用钱回易到利息买马”，还将一部分接待费赠送游索之人，“自干伏罪，乞不追究游索之人”。

应该说，张亢和滕宗谅都不像私吞公用钱的贪官，过错在于慷公家之慨，“枉用公用钱”，这是确凿无误的。至于滕宗谅烧账本，销毁证据，罪过不轻。他们二人的要害处在于侵吞与滥用之别，如何处置呢？范仲淹认为，他们都没有侵吞公款，只是滥用了公用钱。张亢虽有借公用钱回易的情节，但根据编赦，“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至于滕宗谅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乃本朝惯例。不过，却有一个人欲“深罪滕宗谅”，因为，他烧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律法的挑战，性质比张亢要恶劣。主张严惩的，便是枢密使杜衍。

仁宗反复权衡，从范仲淹意见，对张亢、滕宗谅都从轻发落。庆历四年（1044）正月，张亢被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滕宗谅官降一级，保留天章阁待制的容衔，贬知虢州。这种处置，马上遭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力反驳，“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未合至公。他又不无威胁地说，如若不对滕宗谅严加处理，他就辞职不干：“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言。”

监察御史里行李京支持王拱辰的疏奏，也上章弹奏，认为，“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法”，而朝廷只降一官，“移知虢州”，又听说，他在兴元府西县，又有新罪证据。他职在近侍，而乱法太甚，“宜夺天章阁待制，以惩贪墨之人”。

杜衍、王拱辰、李京三人的意见与范仲淹尖锐对立。仁宗不得不板着面孔，采“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发诏之后，他又调转颜面，安抚王拱辰，“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辄请解去以取直名。自今有当言者，宜力陈无避”（《续资治通鉴长编》，吴钩《宋仁宗》）。

三、阿张嫁资案

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因苏舜钦进奏院案被免去参知政事之职，知邠州，兼陕西西路缘边安抚使；富弼被免去枢密副使之后，任京东西路安抚使，兼知郓州；作了一百二十天宰相的杜衍也被罢黜相位，四位执政官如今只剩下韩琦一人在朝。欧阳修其时刚刚巡按河北归来，听闻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四人罢执政，忧心如焚，给仁宗发来一封谏疏，“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五）。

仁宗看了欧阳修的进言，忽然想起了他的《朋党论》，默默地将谏疏留于内廷，若有所思。此刻，朝堂内外，指责欧阳修为朋党的议论已沸沸扬扬。

未几，开封府右军行院接到一件案子，原告是虔州司户欧阳晟状告其妻阿张与仆人陈谏私通。在审讯时，阿张突然供称，以前与欧阳修也有过不正当关系，“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王铚《默记》卷下）。“丑异”的言辞中，据说就有一首《望江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案情竟然涉及欧阳修，谏官钱明逸立即上疏弹劾他，仁宗命户部判官苏安世查勘此案，重点在欧阳修是否“涉案”。

原来，欧阳修有个胞妹欧阳氏，成年后嫁襄城张龟正做续弦。张龟正与前妻育有一女，按宋人的称呼习惯，姑叫她阿张。出乎意料的是，张龟正不久便去世了。欧阳氏只好带着年仅七岁的阿张回到娘家。阿张长成，欧阳修做主遣族兄之子欧阳晟为妻。庆历五年（1045）春天，欧阳晟任满归京述职，发现了阿张与陈谏的奸情，故欧阳晟告到开封府。经询问，苏安世发现了欧阳修涉嫌侵占了阿张的财产。根据宋律，在室女是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儿继承的财产一般以“奁产”的形式出现。阿张生父张龟正死前给女儿留了一笔“奁产”，只是因为阿张年幼，这笔“奁产”便由继母欧阳氏代为保管，并带回了娘家。欧阳修心疼胞妹，“丧厥夫而无托”（《欧阳修全集》卷十九《滁州谢上表》），遂用这笔“奁产”购置了田产，田契上的田产所有人却是其胞妹欧阳氏。

苏安世根据阿张的供词，认定欧阳修与阿张存在不正当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与人私通，罪行严重。而按宋司法惯例，凡重案，通常要派员监勘，以防主审法官徇私枉法。据宋人笔记记载，宰相章得象或贾昌朝提议，派与欧阳修有过节的内侍王昭明前往监勘，显见有借刀杀人的意思。王昭明虽是宦官，却不是个糊涂人，在权衡利弊之后，苏安世与王昭明便只以欧阳修“用张氏资产买田产事”报告朝廷。

这就是说，谏官钱明逸弹劾欧阳修的两项罪名：一是私于张氏；二是且欺其财。前者查无实据，后者确有其事。后世也有学者认为，《望江南》并非欧阳修的词作，而是他人托名的伪作。蔡绦《西清诗话》云：“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亦谓：“修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词诬之。”

但欧阳修欺其财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追究。当年八月，欧阳修因“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七），贬为滁州太守。欧阳修至滁州，尚谢表自辩，“（阿张）既嫁五六年后，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意，以致究穷于资产，固已吹析于毫毛”（《欧阳修全集》卷九十《滁州谢上表》）。

尽管此案无法排除党争因素，但欧阳修用阿张“奁产”为胞妹欧阳氏置财，毕竟难脱侵占孤女财产的嫌疑。因而，他对深陷进奏院案而遭除名的苏舜钦自有一番同病相怜的情愫。

庆历年间这三件案子，前后相连，所牵涉的几乎都是与新政相关的人物，都因为挪用公私财产而被贬谪，充分显示出庆历期间台谏官弹劾的行政威力。台谏官弹劾的，是行政官、执政官，只要行政官、执政官稍有差池，就会遭到台谏官不屈不挠的弹劾。滕宗谅、苏舜钦、欧阳修终被贬谪，根源在宋朝朝廷相制相维的分权与制衡结构和机制。正如李焘所说：“事之为防，曲之为制。”谏官旨在履行御史的天职。王拱辰在弹劾苏舜钦的次年，不惜得罪皇帝，同样冒死弹劾了仁宗的亲舅舅、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用和。十年后，同样因为吃喝问题，他被殿中侍御史赵抃弹劾，连仁宗也未能保护住，终于被罢去三支使，出知永兴军。

三个案子贬谪了三个文人，却使苏舜钦、滕子京、范仲淹、欧阳修为后世留下了三个著名景观——沧浪亭、岳阳楼、醉翁亭，以及三篇旷世名作——《沧浪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根据宋人笔记，滕子京用众筹的办法完成岳阳楼的修建，请老朋友范仲淹写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欧阳修在滁州与僧人智仙交好，智仙便在琅琊山麓建造了一亭，取名为“醉翁亭”，欧阳修借此写成《醉翁亭记》。苏舜钦被除名后，到苏州，用四万贯钱买孙承祐之废池馆，匠心独运，建沧浪亭，遂有千古名篇《沧浪亭记》问世。这一楼二亭三篇“记”，不啻是仁宗朝少有的文化硕果。

四、进奏院案

庆历三年（1043），是大宋仁宗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年度。年前，外侮起，契丹索要关内土地，宋增银绢二十万两；随后，西夏入侵，宋军败于定川寨，十余战将死，九千宋卒被俘。开春，西夏酋元昊“求和”，外患总算平息。不料内乱频起：沂州（山东临沂）王伦乱，商山（陕西商县）张海、郭邈山揭竿起，还有光华军（湖北老河口）兵变，等等。这些“乱事”都是动乱大宋全局的“兵祸”，百姓困苦，大有内外交困之状。从庙堂到江湖，呼吁除弊、革新的声音，此起彼应。欧阳修上书，尹洙上疏，他们都焦虑地指出，若因循不变，则弊政将危及社稷。可以说，庆历三年的大宋王朝希望与危机并存。

仁宗在交困之中，选择了穷则思变。逐步认可了范仲淹的观点：“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他终于痛下决心，准允改革，首先下手的是人事调整、布局。

三月，召欧阳修为太常丞，以鱼周询、王素、欧阳修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罢吕夷简宰相，任晏殊为宰相，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四月，范仲淹、韩琦同任枢密副使，杜衍取代夏竦任枢密使。

八月，范仲淹被拔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复为枢密副使，韩琦接范仲淹宣抚陕西。

九月，宋朝廷用范仲淹议革庶政。范仲淹切身感受到仁宗皇帝为新政所做的组织保障和信任，决心投身变革以报君王知遇之恩。九月初三，仁宗开天章阁召辅臣谋议时政，参知政事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正式上奏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即为后世称道的《十事疏》，并迅疾颁行全国，正式拉开“庆历新政”序幕。范仲淹、富弼执政后，仁宗多次在天章阁躬询朝政得失，“召对赐座，给笔札使疏于前”。这确实是北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最美剪影。

《十事疏》内容：“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推恩信，十重命令。”范仲淹、富弼的这些主张得到枢密副使韩琦、欧阳修、蔡襄等谏官支持，参与者跃跃欲试，支持者激情满怀。

冬天，苏舜钦守丧后由山阳（江苏淮安）回到开封，一大批改革派士人早已荟萃京师，聚集到杜衍、范仲淹、富弼旗下。旋即苏舜钦得知，变革已开始，欣喜异常。

庆历四年（1044）三月，以范仲淹之荐，召试制科，苏舜钦授集贤院校理，监进奏院。

四月，为回击夏竦造为朋党论，来攻击变革派人士，欧阳修作《朋党论》上疏辩驳。已授集贤校理的苏舜钦不顾位卑，更于五月，写成《上范公参政书并谘目七事》支持新政，亟论弊政当革，也有批评和建议，坦诚直言上疏论新政大事。以这种方式道人之所难言事，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如其论赋税：“今财用颇匮，故可举行，先自仕禄之家，次及京师有屋之人，入岁输钱有差，以助边用，必先有位，则人自无怨，不可多取，则人自乐输。”若“人人尽取，恐下户贫民，难以应给”。这是很有建树的眼光和策略，所以，此疏一上，轰动一时。苏舜钦以敏锐政治眼光，劝范仲淹抓住机遇，勇于任事。其间有敦促，有善意批评，但情真意切，肝胆相照，得到学人、士人普遍赞誉。

苏舜钦的信并没有使范仲淹意识到，新政表面风光，实则一事难行。就在苏舜钦上书同时，夏竦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使仁宗动摇，政治态度迅速滑向保守一方。

“庆历新政”以改善宋王朝专制皇权统治，整肃腐陋弊政和变革官僚制度为中心，规模阔大，磨勘法密，“侥幸者以为不便”（意即没有利益好处）。更有如枢密使贾昌朝、御史中丞王拱辰、御史刘元瑜之类，已经意识到，变革势必动摇现状和冲击“官本位”地位，旧权贵利益必然会受到触犯。在维护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联手“同力以排”。其中，不会没有彼此迎合，何尝不相互倚持，总之是“有所希合而为之”，于是形成了以贾昌朝、夏竦、王拱辰为代表的守旧派利益群体。他们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九月，晏殊罢，以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在反对新政一派人看来，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宰相兼掌军事大权，已成为打击新政最大的“拦路虎”。只要扳倒杜衍，推倒新政即大功告成，但杜衍自身谨身慎行，朝廷中威望极高，扳倒杜衍并非易事。几经拆研，守旧派把目光投向了苏舜钦。

一则，他是杜衍的女婿，又是范仲淹推荐入馆阁的，早被衔恨；扳倒他，则可剑指其岳父，即新政新法的支持者——宰相杜衍，还可剑指新政主持者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

二则，他耿介、坦直、不拘小节，易出纰漏。

三则，打击苏舜钦有一石三鸟之功。还可打击舜钦的一大批诗文好友如欧阳修、梅尧臣、江休復、景岷、宋敏求等，而他们几乎都是范仲淹、富弼新政支持者。

不幸的是，苏舜钦主动地为对方制造了机会，这就是进奏院赛神宴会。贾昌朝、王拱辰、刘元瑜轻易地便悉知这次宴会的全部，马上抓住这件事作为弹劾突破口。

按京师俗例，百司亦紧锣密鼓地筹备秋季赛神。至秋赛，苏舜钦监进奏院，亦援例卖拆封纸以充资用，但资斧不济，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又自各出钱补足。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洪州人、太子中书舍人李定拟愿参会，苏舜钦不纳，李定怀恨在心。“遂腾谤都下”，大肆散布公款吃喝、召妓作陪丑态，说参会有人攻击、讽喻朝政。“御史中丞王拱辰讽其僚鱼周询、刘元瑜举奏其事，弹劾之”，“事下开封府治”（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三），深致其文，枷掠伎人，无所不至。盖为李定所发也。

这就是进奏院赛神宴会冤案。这个宋代有名的冤案，不仅仅在于它实质上是“庆历新政”的革新一派与反对派厮杀，以反对新政一派取胜的重大事件，也是苏舜钦生命旅途上命运的转折点。从此，苏舜钦以布衣之身流落吴下，开始迹留这位时代觉醒者、忧患者和变革参与者的最后几页的文化心理图卷。

关于这个冤案制造的缘由、目的、主谋，这件冤案与苏舜钦之间的干系，单一个“保守派诬陷”过于笼统。我们听听宋代人的说法。

韩琦《忠宪韩魏王家传卷四》云：“监进奏院苏舜钦因本院赛神聚饮，与会者皆当世闻人。舜钦，宰相杜衍之婿，御史以故极论之……在朝奸邪者，既欲因奏邸事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参知政事贾昌朝阴主之，张方平、宋祁、王拱辰辈，皆同力以排……”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三云：“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而拱辰等方自喜：‘吾一举网尽矣！’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力言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

欧阳修亦说：“于是时，范文正公与今富丞相多所设施，而小人不便。顾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动，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荐而宰相杜公之婿也……自盗，除名……其后三四大臣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故“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苏氏文集序》）。

上述三子的见识略同，认为冤案制造的幕后谋主是贾昌朝，王拱辰、张方平和宋祁等辈是“同力以排”的发力者。“排”的主要对象，就事而言，是“庆历新政”；就人而言，则是支持革除时弊的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衍，主持革新时弊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

对于谁是冤案的主谋、施行者，陈师道、朱熹等人认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与吕夷简“合谋”而制造出此冤案。但是吕夷简庆历三年（1043）三月罢相，次年九月卒。其逝世时，恐怕正与京城百司秋季赛神宴会酒馔合乐相前后，岂有余力和时空条件合谋苏舜钦进奏院奏邸之事？此说恐非实论。（陈师道《后山谈丛》、朱熹《朱子语类》）

又有宋人张师正在《倦游杂录》中写道：“侍制元瑜既弹苏舜钦，而连坐者甚众，同时俊彦为之一空，刘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这个宰相是谁？当然不是杜衍。杜衍庆历四年九月至五年正月，甫及“百二十日”，即罢相，接替杜衍任宰相的是枢密使贾昌朝。

张师正以为御史刘元瑜迎合贾昌朝意图，甚至仁宗好恶，而腾谤弹劾，证实此事是由贾昌朝“阴主之”，即策划王拱辰、刘元瑜施行“一网打尽”的。结果：一是“与宴者，悉坐贬逐”；二是“庆历新政”支持者大多贬黜，众贤离朝；三是“庆历新政”“十事”废停，功败垂成。这正是反对新政者所期望的。此说亦有一定道理。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右班殿直、监进奏院刘巽，并除名勒停；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江休复监蔡州税，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为秘书丞，章岷通判江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署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做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宋纪·仁宗庆历四年》）

庆历五年（1045）开春，围绕这个冤案的政治局面更加明晰。透过对立双方表层的权力之争，可以判定，这是一场革新与反革新的政治争斗。正月，杜衍罢相，出知兖州；范仲淹罢参知政事，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罢枢密副使，改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十一月，范仲淹、富弼罢安抚使，范仲淹改知邓州）。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亦即政、军大权于一身。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七月，贬知潞州尹洙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座前在渭州贷公使钱用。八月，河北都转运使欧阳修知滁州。

宋代汲取汉、唐政军制度之弊端，改为政府与枢府，另设台官和垣官，即以御史台和谏台来制约宰相。政府综理国事的最高长官，即正宰相，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副宰相，即参知政事，正二品。枢府掌管军政权，亦名西府，最高长官为枢密使，正二品，地位与参知政事相同。副长官，即枢密副使。贾昌朝一身兼顾政府、枢府“二府”长官，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收益，实际是集政府、军权于一身，宋仁宗脚下第一人了。回头翻读宋人关于苏舜钦被台官劾奏入狱，直至被废为民全过程，制造这个冤案的主谋、操刀手，以及制造冤案的目的，就不言自明了。

时已离京，未参加聚会的梅尧臣为此写了一首诗《杂兴》：“主人有十客，其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一针见血地告诫世人：最可恨的，是小人李定！一“鼎”岂不是一“定”。虽然栀子灯、美酿佳人是宋代京城生活的一道景观，是文人骚客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官府明令禁止，但凡京都私宴、公饮，照常保留艺伎作陪，已不是秘密，何况艺伎不是青楼妓。不过，令行禁止，古来就有真有假。

客观地说，王拱辰其人，身为御史中丞，不过守职履责，对苏舜钦并无个人芥蒂。他甚至还一度看好苏舜钦，背地里向仁宗推荐。王拱辰还是欧阳修的连襟，与欧阳修同榜同年举进士，欧阳修榜列仅第十四名，他则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状元。二十九岁任翰林学士后，有两次应对深得仁宗赏识，受到满朝文武称誉。一次是仁宗就契丹使者刘六符所提出的填塘泺之水以交通的说法咨询王拱辰。他应答说：“眼下军事形势还比较紧张，对方说诡计多端，你想凭什么向我们提出这个建议呢？这是别有用心的。从我们的祖宗开始，就据险设卡，从未废弃过，目的就是限制敌人长驱直入。开通像塘泺这样的边境险要之地，岂不正中敌方下怀。”第二次应答发生在宋朝廷。契丹再派刘六符为使者，气焰嚣张地向仁宗提出，把关南十县割让给契丹，理由是宋太宗曾经无故侵略过燕国，现在理应赔偿损失。满朝文武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这时王拱辰从容对答道：“当年太宗出征河东，伐北汉，辽却占我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对此援贼之举，很是恼怒，是敌是友反复无常，这才回军讨伐你们。岂能说是出师无名！”并作报书（外交上的回执）道：“既交石岭之峰，遂有蓟门之役。”辽得报书后，于是与宋朝和好如昨。王拱辰义正词严，据理辩论下，成功化解了两国可能反目的外交危机。仁宗高兴地对辅臣说：“若非王拱辰通畅史实，契丹的发难，还真不易回答。”

不久，仁宗任他为开封府尹，再出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即以御史大夫为中丞，为台中。汉有御史中丞居殿中兰台，统称御史台。唐御史台或肃政台，分台院、殿院、察院，宋沿之，历有监察、纪检、进谏之责。据此，可见仁宗用人之善任。当夏竦为枢密使，执掌西部军权，王拱辰认为，夏竦身为西师统帅，素无战功，如何带军遣将？又如何使天下人释怀？于是面进仁宗，可仁宗不听，起身便想走，王拱辰趋前叩拜，手扯皇袍，据理陈述，大有不允不罢休的态势。仁宗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罢了夏竦枢密院长官之职。王拱辰又进言说，滕宗谅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所为有违朝廷法令，应对他施以重责。仁宗开始还是不听，王拱辰便托词自己之所以在家自责，是因为自己的进言总和皇上相悖，故应居家反省，不去上朝。仁宗终于降滕宗谅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并命王拱辰入朝。仁宗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那些朝臣的建议，朝廷会认真考虑的，不要因为我没有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就急躁不安，那样则不对。今后还望继续禀告，不要心存顾虑。”可见，王拱辰确实是一位直谏御史，作为御史台长官，是尽职有示范之行的。“庆历新政”揭开序幕的次年，苏舜钦因进奏院宴饮，王拱辰不屈不挠地上言仁宗，不严惩不罢休，实乃一介御史职责所在，也是他尽职的一贯行事风格。

加之，宴饮伎乐，王益柔又醉写《傲歌》，目无圣贤，言已骄狂，仁宗如何会无动于衷？至于说他对“庆历新政”持有异见，这似乎难于成为除名苏舜钦、刘巽，逐贬馆阁学士的政治原动力。倒使人看到，王拱辰行御史直谏职守之耿直，竟和苏舜钦执着于国势的上疏，几有几分相似。这般的直谏、不计后果，他个人亦陷孤立，终不可能为同僚推重，为仁宗所赏用。所以，仁宗打算拔王拱辰为宣徽北院使时，便遭到尖刻反对。当神宗准备晋升他为仆射，遭欧阳修的强力阻止，只做了太子太保；王安石亦因他反对保甲法而嫌他是异己，便上奏皇上让他远离京城出知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等等。屡遭排挤，遣出外职，这些都与他的执着、耿介相关。王拱辰，要算是一个禀赋聪颖、大事小事分明的明白人。

太子舍人李定是“进奏院赛神”事件迅速政治化的点火人物。他是晏殊的外甥，他的愤懑情绪在于：苏舜钦把他视为“馒罗毕夹”，即至今人们还在食用的“夹肉饼子”，拒绝他参会。故“衔之”，即怀恨在心。一旦士人与“小人”融合，就不会分大事小事了，眼里只有利益，更无底线可言。古云：“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小人则无所不为。”君子如何是小人对手？苏舜钦的宿命是羞辱了“小人”李定，也表明苏舜钦虽有匡正“西昆体”、追循儒家道统的觉悟，而对朝廷君臣关系、臣群关系看得肤浅，尤对小人之属处之率性。其早年“性不及中庸”的弱点，暴露无遗，终于招来这位小人的狠手。李定煽风，“谏台”的御史们火上浇油，使反对庆历新政的势力，俘获了仁宗，扳倒了杜衍，拆散了庙堂，整死了苏舜钦，遍逐了名士。虽也留名后世，但是苏舜钦上的是丈夫碑，李定则是被钉在小人柱上了。

在进奏院案中，从庙堂到江湖，人性的优劣，幻为人情的清浊、宦场之诡诈，时代的潮汐，几乎都被投上“朋党”的色彩。因而各显命数。苏舜钦经历了“进奏院案”，收获了“觉醒”。属于他的“觉醒”，是看到了并亲历了士人的欣喜激动、自尊与自傲，而后回归屈辱、痛苦、愤懑乃至孤愤，进而被放废，远离了宦场。“穷途诗语尤慨慷”“一世悲欢竟俄顷”（刘攽《和杨十七伤苏子美》）。找到本真，进入“自胜”与“旷放”的心灵境地。这是一种觉醒中的“慧悟”境界，同时代许多士人都没有达到这样思想高度。他的“沧浪精神”不啻是宋代思想大解放、大变革前夜的最具振聋发聩的践行和探索。

苏舜钦独特的士人人格，是以“自尊”“傲骨”这一传统底色为基调，魏晋六朝士人人格的复演和延续。其独特处在于心容“家国”“时弊”“民生”，始终自守和因境而变的以忧患使命与担当为出发点向孤愤而狂放演化的人格轨迹。

如果说魏晋六朝玄学的“灵光”激发了士人人性中潜藏着的智警追求，那么太宗一统江山、仁宗盛世思变的时代，不仅点燃了学人士人“共治天下”的建功立业热情，也不时冲撞汉儒以来编织成的儒家灰色秩序的罗网。

苏舜钦被除名之时，三十七岁，过“而立”而近“强仕”，行事理应谨慎，不料偶一玩忽，未拘细节，即付保守派可乘之机，给变革派以“朋党”犯科等罪名，终被罢黜，新政亦寿终正寝。对于苏舜钦一干人的言行，仁宗自然很是失望，尤对王益柔的狂妄之言，更盛怒有加。他说：“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既有“致君泽民，济世安邦”之“素尚”，身着使命与职分，肩负担当责任，心存忧患意识，达穷兼济也好，先忧后乐也罢，亦不必授人以柄，一如《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中状，“逢一第常事”而“纵谑浪”“狂歌”“醉舞”，自囿格局，留给他人无限教训和遗憾。

在“都下沸腾不已，其谤皆出人情之外……而使之”（《答危贤政书》），在朝廷、江湖、京巷酒肆之间，“官本位”的淫威主导着世间的话语权，掀天盖地的脏水粪浊几乎一边倒地泼向这个当死除名的学人。1045年春日，苏舜钦再次沉吟半晌，长啸一声，挈家踏上了南下吴中的离京之路。赶来送行的好友梅尧臣悲愤地安慰他：“勇为江湖行，风波曾不惧。但欲寻名山，扁舟无定居。”（《送苏子美》）后来，身在异地的欧阳修亦长叹道：“子于仁义，始终穷达”“小人之幸，君子之嗟”“一世之能，万世之长”“譬如磨炼，不灭愈光”。

苏舜钦毕竟是一位志节高尚，性格耿爽，渴望建功立业而又悲天悯人，敢于担当开张儒家道统的时代觉醒者，一位才气超迈、笔力豪雋、风节天下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一个冤案没有压垮他。

以进奏院祠神案为界点，他在之后的歌诗文章，在政治诗、感怀诗、山水诗，在宋初书法艺术的求新求变的过程里，都有明显的变化。苏舜钦在吴中，文章减少，折射出他在自省、反思之后，对官场的险恶、变革的不易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君臣“颇务兴作”的气象消失了。连富弼与韩琦，在“阅历岁月，经涉忧患”之后，也深信“天下不可妄有纷更”，成为后来“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的诗文、书法却进入丰收期。在写意园林沧浪亭的建造后，他为宋代中国文人掀开了宋代“尚意”的诗意情怀，为宋诗开宗，为宋人书法、私家园林，都贡献开创出令后世景仰的觉醒和业绩。

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形成

在二十世纪末，关于苏舜钦的文学见解和创作态度，因缺乏更具体的专述而一直使后来论者困惑不已。

有论者据《石曼卿诗集序》来讨论，然此文的归属素有歧义，故其结论的针对性亦大打折扣。还有学者立足于苏舜钦其他诗文来探讨的。我们以为，苏舜钦的文学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即使他没有系统的文论，我们也仍然可以从它的形成过程和要素中窥见蛛丝马迹。

影响苏舜钦的文学思想的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武功苏氏宗族远祖的间接影响，铜山派苏氏家族、苏易简祖孙三代姻亲家庭的直接熏陶；二是自幼所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和科试教育，以及家族尊长的庭训身范感染；三是及第任职、守制和进奏院案等人、事带来的环境、处境的变换，对苏舜钦的文学见解和创作态度都产生了不可小视的重要影响。

一、“铜山派”苏氏家族的姻亲影响

“逊蜀”后的铜山派苏氏家族，到苏易简这一代，其嫁娶圈子尚属一般官宦，因此，对铜山苏氏的家学和家风形成影响不大。影响较大的：王旦所在的三槐王氏家族，韩亿所在的桐江韩氏家族。苏易简的子孙两代，与王、韩两个家族的联姻，对苏舜钦、苏舜元兄弟的影响、感染和熏陶显而易见。

应该看到，若论苏舜钦开宋诗一代之所以，在文学创作思想上，源于他是一个时代政治的革新者和参与者，其思想文化基础在于中国文化精神之大本大源——忧患意识，也即悲天悯人和责任担当的自觉和觉醒。在匡正“西昆体”的创作实践中，以前驱和勇士的担当，以坚实有力的创作业绩，成为早期诗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性格上，耿介、秉直以至于伉直，又决定了他一往无前、矢志不渝，“致君泽民”“建功立业”的情怀与意志。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特立独行。其文章风节尤足以“挽杨、刘之颓波”，为“苏黄”（苏轼、黄庭坚）之先导。这也导致了这位时代觉醒者的宿命与归宿。

苏氏家族的家学家风熏陶，直接影响到苏舜钦许多非智力因素的形成。同时，又与同样显赫的宋代“三槐王氏”、宋代“桐江韩氏”家族联姻。后者对“铜山四贤”家庭成员的教育、成长、家族兴盛，影响重大，不可忽视。

“三槐王氏”家族，因其著名人物王旦而显赫。王旦，真宗景德三年（1006）拜相，执宰十三年。之前，他已任枢密使，参知政事五年，宰执凡十八年。其为人方正，政识老道，政品清廉，极为太宗、真宗所信任。其子孙后世，如三子——王雍、王冲、王素，以政声著名，后世如王质、王靖、王震、王㺬、王古、王伦等，亦各以成就铭史。

“桐江韩氏”家族，亦是宋代著名大族。其奠基人物韩亿于景祐四年（1037）任参知政事，有韩综、韩绛、韩维、韩缜等八子，并训育出两位宰相、一位副宰相、一位知制诰四位朝廷重臣。冠带之显达，一时为天下最。后世亦能秉承家学家训、弘扬家风，入科考，成名宦。

“铜山苏氏家族”与王、韩两家族在娶和嫁的联姻关系基础上，进而出现“连襟”和“互为婚姻”，三个家族在伦理纽带联系上得到强化。“互为婚姻”，即“交换婚姻”。苏舜宾娶韩亿女；苏耆次女嫁韩亿五子韩维，亿、耆交换婚姻。王旦次女嫁苏耆，长女嫁韩亿，耆、亿“连襟”。但是三个家族始终守在“门户”“人才”的线内，甚至为防招议，苏耆在王旦当宰相时，宁可长期外任以避嫌，堪为宋代文人可贵的大节典范。

纵观苏舜钦一生，在景祐元年举进士前，曾有过“场屋十年，间关四举”的科考挫折，举进士后，又遇四丧亲人，两度守制的心灵煎熬。更无可逃避地承受了“进奏院案”被“除名”的羞辱的打击，不可不谓命途多舛。但同时，他又交织着进士及第的狂热，四度授官的欣喜，其兄长苏舜元又可谓是他至深的交心者，兄弟二人所创作的难度极高的“联句诗”，表达出“欲以文言进”“以无闻为耻”这样的以“立言”达“不朽”的志气和抱负；政治见解，诗情性趣，坦直澄泊，指斥锐利，如出一人之手；两人都以讲求气节，诗文、书法兼擅，丕著一时。宋学人有喜收藏精鉴赏的特点，在以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为代表的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中，同样演绎出高雅、典贵的文人风采。因而，苏舜钦及兄长苏舜元性格上的正直、豪放，有品有行有学识，坦直易于躁进的特点，都极为相似。

显然，“母教”的作用至关重要。早期的引导、培育和训导之功，保育善诱之能，应首先归于一批女性家庭成员——是她们把家庭和家族影响作用于苏氏子弟的童年、少年，而这个时期，正是人格成长，文学思想开始孕育和形成的重要期。

例如，苏易简的母亲（苏协之妻）薛氏，“课子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蔡襄《苏才翁墓志铭》，见曾枣、刘琳主编《全宋文》，1992年巴蜀书社第一版），宋太宗曾当众赞誉她为“真孟母也”。苏耆妻王氏，“自出相门，善于相子，三子俱登进士第，得以艺升，不为家羞者，盖积是训厉，使其怠傲而日自进立”（《苏舜钦墓志铭并序》），苏舜元的妻子刘氏，“严于教子”，以至“子男七人皆以才显”，七个儿子中至少有三个中进士（苏轼《刘夫人墓志铭》）。

苏舜钦在诗文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姻亲家族成员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品位，对“铜山苏氏”家族成员的影响尤为显著。

其二，苏舜钦的第二位岳父杜衍，也非同寻常：康定元年（1040）知枢密院事，庆历三年（1043）四月为枢密使，四年九月拜相，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封祈国公。惜乎其四子中，仅次子晚于其父杜衍卒，故家声逊于王、韩二族，但杜衍素重苏舜钦人品才气，他本人还是著名书法家，因而给予他的关注和帮助仍然不少。

其三，在于得到了穆修、尹洙、石曼卿、欧阳修以及梅尧臣等挚友的激励和切研之益。

其四，在于他一生勤学苦练。在艺术上，取法于白居易、杜甫、韩愈和李白。特别致力于诸前贤五言、七言古诗中尤为豪健者。雄视外侮，俯察时弊，践风雅之迹，蹈厉发扬，于豪犷雄健之外，发展出闲适、旷放的艺术风格，成就具有个性多元特色的吴中五言、七言古诗，开拓出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他的诗歌，开启了后世歌诗的名山大泽。苏东坡的汪洋恣肆，陆放翁的铁马金戈，与细雨剑门的气魄，辛弃疾的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序言》），与苏舜钦诗的艺术风格却是有寸可寻、有脉可把的。诸如秦观、张孝祥等辈，甚至可以从构思到文字上看到苏舜钦诗的影响。

王旦长女嫁韩亿，次女嫁苏耆。苏耆次女嫁韩亿之三子韩维，韩亿的女儿嫁苏耆之三子苏舜宾——连襟婚姻与交换婚姻将苏、王、韩三个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三个家族的家风、家学、家训对彼此，特别是对苏氏家族家学、家风的形成和传承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舜钦在这种名门家族互相影响的环境中，“幼趋先训，苦心为文”，倾慕“立言”以“三不朽”为个人理想，致力于科考，步入仕途，追求声望、名声的人生是自然而然的事。

二、科试教育与科考科目指向，直接影响了苏舜钦的人生理想走向

按宋代前期科考科目的设置，显见宋科考以儒家经学为主体，分经、义、诗、赋取士。

“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起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凡考“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问《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宋代举士序》）。

“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唐大诏令集》卷106·乾符二年（875）厘革新及第进士宴会敕〕。

王氏、韩氏和苏氏家族皆通过科举而显达，其路径、格局应该是一致的。因而，个中的经验、教训、规律、模式几乎都是代相承传。

苏舜钦“场屋十年，间关四举”，围场曲折，有理由相信，不是准备不足，而是他所追求的“古文”写作不合“时文”要求的缘故。苏舜钦很早就跟随穆修投身于匡正“西昆体”的创作实践中。其创作态度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征，而非“西昆体”“脱离现实”的浮靡形式。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苏舜钦在开封出生，“幼趋先训，苦心为文”。在母教和庭训中，身心渐长，身材魁伟，“居常慕烈士之行”，然“性不及中庸之道”。入川前后的历代高曾祖治经科试的辉煌，造就了陕西武功、苏氏宗族铜山苏氏家族历久不衰的名望。铜山派苏氏家族的家学渊源，游宦得失，始终延续“逊蜀”前武功苏氏的名门显贵。和世俗不同的是，青年苏舜钦似乎更看重父祖三代留下的对“不朽”的追求、对个性的珍视。于是“致君泽民”“心怀家国”的士人担当和士大夫风节，一种宋代文人特别浓重的忧患意识在他身上凸显出来。文气俊伟，飘然有超时之格。不管是关注时弊，还是支持变革，不管自觉匡正“西昆体”，还是无意开有宋一代诗风，几乎都可以从中看到苏氏先贤家传庭训影响和某些性格基因、苏门世风、家风的家教滋养。他很清醒，迕背“西昆时文”是艰辛的，“十年苦学文，出语背时向，策力不自知，花圃辄掉殃”，他付出了科考不中的代价。从苏传素逊蜀后，苏振、苏寓、苏协、苏易简、苏耆其五代进士一状元。先辈的精神品格，功业科绩往往给苏舜钦这一代以精神、志节和学识的教化。所谓受训诲于鲤庭，缅仪型于马帐；说礼敦诗，克绍箕裘；为官立政，建功立业；达富兼济，先忧后乐的儒家道统，无一不在立身行事中效法和坚守。作为“官后代”，苏舜钦身上相对更多一些父祖辈入世济天下的自信与儒家弘毅。而“文不在兹”“将堕斯文”的文不载道的时代危机感，革新解危的士人忧患，敏锐地感知并激发出他悲天悯人的责任与担当，这种志向，有如鹄耸云端、凤鸣瑶阙般高远。加之自小所学“经学”，就注重“经世致用”和以身践履，最终沉淀为苏舜钦高尚的志节和才气，转化为文化心理的自觉和性格上的耿介与旷放，即使“生不近中庸”，难续显达，孤忧难免。然而，这正是苏舜钦可贵的觉醒。

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且“道不胜于命，命不会于时”，这虽是一般规律，对于历史觉醒者、社会变革者的支撑者苏舜钦来说，无疑是一个宿命。举进士十年后，“庆历新政”姗姗来迟，谁能料到，刚敲响的“晨钟”，眨眼间便充当了“暮鼓”！变“晨钟”为“暮鼓”的导因，竟然是他自己组织的进奏院一桌赛神宴会！千年以降，谁不扼腕？！

人说，性格即命运。

景祐元年（1034），在“场屋十年，间关四举”之后，苏舜钦终于进士及第。这以后的十年，他虽然有科名，却未入主流。有天时，无运数，思尽庙堂之事，却似布衣之身。“性不及中庸之道”，正是苏舜钦难能可贵的觉醒，这种觉醒根基还是忧患意识。旋作蒙城令，两个月中，他小试牛刀。因为勤爱民，窜巨豪，杀黠吏，邑民拊掌，不料不得不因丁父忧停任，“百姓遮道嗥泣相送”（《上三司副使段公书》）。

这种忧患意识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本大源、民族精神的支柱。苏舜钦用他自己的方式堪称艰难地系心寄意于国祚国势、社会民生，在忧患境遇的搅扰中，体验和追求到人性之尊严与为人的价值。他不仅上疏谏政，在交友、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开宋诗一代风貌的歌诗创作历程里，都表现出了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忧患，并勃发以自身内在生命力量去突破困难、超越忧患，去追求理想人格境界的心态，一种悲天悯人和责任担当的自觉。

景祐三年（1036）五月，苏舜钦丁父忧服丧一年多，得知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因年前上疏被贬谪，因写《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等诗，同时上《乞纳谏书》，冒丧论事，称赞范仲淹“刚直不挠”，揭吕夷简“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其古道热肠，刚正坦直，浩气干云，为天下称誉。

翌年（1037），苏舜钦又上《论五事》，笔锋直指“州县之吏”。他愤怒地斥骂道：“此辈凶人，唯利是图……实政理之巨蠹，黎民之大害焉。”

宝元元年（1038）春正月，苏舜钦借董仲舒等汉儒的“天人感应”，上《诣匦疏》，矛头直指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指责仁宗“隔日御殿”，“燕尔无节，赐予过度”；希望仁宗“唯天下丁宁以告……则何忧不治，灾异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既为范仲淹“以刚直忤奸丞”辩白，并弹劾宰相王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参知政事王中立“物望其轻，人情所急”，要求“即时罢免，别选贤才！”

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事激烈。正月，李元昊侵延州，宋将刘平、石元孙接战于三川口，大败遭俘执，不屈死。其家室却蒙受一场被诬平冤的闹剧。苏舜钦迅疾先后上书《乞用刘石子弟》《乞发兵用银牌状》《论西事状》，对延州战事理智反思，主张强敌不宜妄兵，“反对轻举”，又献出御敌战术，“坚壁清野，勿与之敌，设伏用奇于险要之处，侍其师劳粮尽而反覆击之”，等等，透出很高的政治军事素养。这些见解，与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韩琦的军事部署竟完全一致。

这年十一月，仁宗传旨赐司天监杨可久、医官柳尧卿京师住宅。时任监在京楼店务的苏舜钦，因而上疏《论宣借宅事》，要求仁宗收回成命，直接谏阻旨赐“医卜庸流”的两所住宅。理由是，两鄙未宁，暴师塞外，京师赐第，必有勋业，否则轻重失宜。

这些上疏批评皇帝、弹劾宰相、斥骂恶吏，议政论军、指揭时弊，上达下情，甚至为民请命，受到学人广泛的敬重，得到友朋有力的支持。姑不论合时遵矩与否，单从苏舜钦个人人格个性看，一方面显示出宋代学人士子“忧患意识”之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内核所包含的使命与职责，履职与担当，在那个“与文人共治天下”的时代里，苏舜钦则通过上疏，淋漓地挥洒出士人“达穷兼济”、致君泽民的胆识、品格和气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魏晋之际士人的觉醒和自觉，而在苏舜钦身上也不时泛出那些士人的“风骨”来。苏舜钦刚直豪爽的性格，正如欧阳修所称赞他的“官于京师，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另一方面，由于他个人世代官宦之家，浸染的大多是家学、经诗、书画学问，亦不少边关、官场、文运感慨耳濡目染，自然积为对家国个性的独具的素养。这可从韩维诗、欧阳修的评价中看出来。故其才略和器识，他的“致君”，事实上也起到助国事的作用：“（二月）庚午，诏自今日御前殿视事，用苏舜钦之言也。”亦可见仁宗宽容与大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宋纪·宝元元年》）

到仁宗天圣元年（1023），北宋文治的结果，国势在开张，国家在富强，社会矛盾亦逐渐显露，这是旧时政权和制度之使然。文人政治把“冗员”“积弱”等弊政端上台面。虽然仁宗朝依然显得文质彬彬，魏晋风度与勾栏酒肆并存，柳永的文人词、温润的茶道、匀润的青瓷、朦胧的禅说、世人的典雅与世俗，似乎都掩饰不了政制的弊端。

三、宗族、家族和家庭尊长的影响

武功苏氏苏建、苏武以来，“隋唐之际多伟人，六叶之内，四至大丞相”，给苏舜钦不尽的遐想和身处苏门的自矜。武功苏氏的儒家道统，他个人所追求的道义与风节，都会给苏舜钦在人生理想、文学思想和创作态度方面施加正向浸染。他早期那样地关心国家大事，那样地“洁矩厉行，施才业以拯世务”（《上三司副使段公书》卷7），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他的远祖苏威，正直敢言，被隋炀帝贬为庶民的遭遇。苏颋“尽公不顾私”的美德，号称“燕许大手笔”的才华，等等，都能给苏舜钦对文学的理解和把握，如何以歌诗文章求科考，求声名产生影响。

铜山派苏氏家族重视后代教育，铜山苏氏家庭的家风、家学熏陶，效果特出在苏易简一代。如前所述，除男性长辈的教育、庭训之外，妇女在家族教育的作用尤其突出。女性把娘家家风带到对苏氏后代素养的培养中。如王氏的门风——“重视教育，为人正直，居官清廉，均有政绩”（李贵录《三槐王氏家族研究——以北宋为中心》），韩氏的家风——“家教谨严，笃守佛道”（杨恒平《宋代桐木韩氏家族研究》），形成了苏氏家风：寄意家国、志向高妙、刚正耿介。历经苏传素、苏振、苏寓、苏协的文化积累、道德学问的承传，确立了苏氏家族的家学，培育出北宋四川第一个状元——苏易简。苏易简、苏耆，以及兄长苏舜元能诗善文，皆擅书法。他们关心社会民生，志向高远，刚正不阿，耿介坦直，直接影响了苏舜钦性格的形成。加之，他的祖父、父亲、兄长都是朝廷官员，功名与才能同显，学问与诗文齐高，家族名望亦为当时朝野所重，经近百年积淀，构成了一个有文化、有品行的名门官宦大族。

苏舜钦的祖父苏易简，太平兴国五年（980）“首登进士第，才十年，遂参大政”，令苏氏家庭成员引为骄傲，但终究是历练不够，他自己也“悔其求进之速”，故未能进一步显达。史家多认为其“躁进”。加之沉湎于酒而未及节制，“未及强仕，竟以酒败”。但在有限的岁月中，他依然显示了他的个人学识、才华和机遇带来的“不朽”，《续翰林志》二卷、《文房四谱》以及文集二十卷，传留至今。在他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在他的故乡四川，祖籍地铜山，诗文盛达，“铜山四贤”“铜山三苏”的嘉言懿行激励出一批巴蜀俊杰，名载史册。如被誉为清代四川理学第一的林愈蕃、清代理学宿儒黄晓谷、林有仁等；其官风刚正，影响后世的则有元忠孝御史中丞赵成庆、明正德天下闻名的廉吏王惟贤、明两台御史张谷宝；孕育出现代抗日将军、地下党员林梅坡，抗日将军刘光炬；等等。

苏舜钦的父亲苏耆（987—1035），大中祥符三年（1010）七月，“赐大理评事苏耆进士及第。耆，易简子，宰相王旦婿也。耆先举进士，及唱第，格在诸科，知枢密院陈尧叟为帝具言之……至耆献所为文，招试学士院，而有是命。”

按，宋真宗东封泰山时，耆已及第，并转大理评事。《续资治通鉴》载，赐及第在大中祥符三年，即在东封后。当以《苏舜钦集编年注》《苏舜钦资料汇编》所考为是：耆赐进士及第在景德四年（1007）。大中祥符四年（1011）辛亥，迁大理丞，出知湖州乌程县。他在八岁以前直接受到父亲苏易简的辅育。初能言，苏易简就教他作诗，八岁即吟咏不废。苏易简“前为承旨时，尚待若宾友。及参大政，每谏上，不复有款接之意，但正色责吏事而已，易简乃悔其求进之速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父亲的这些教训和悔恨之情，给少年苏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未到二十岁，他以满腹才学去拜见宰相王旦时，王旦立刻被他的形貌、才能和气度所吸引，认为是一个可器重的后生，对他很是看重。有趣的是，1036年，苏舜钦奉上尚书工部侍郎知永兴军杜衍所嘱写的《崔处士墓志铭》，并呈上《上杜侍郎启》时，杜衍马上为其确当追叙，飞扬文字和骈散兼用的古文风貌所惊赏，与其父见王旦差似。

在得知是同年苏易简之子时，不由得想起当初苏易简曾三次举荐王旦，又素知苏耆的母亲老而甚贤，得到太宗“孟母”的称誉，于是“当以吾爱女归而奉之，稍见吾心焉，遂以夫人（王旦次女）归苏氏”（韩维《太原县君墓铭》）。

苏耆是个志趣很高的人，他的岳父王旦做宰相五年间，从未倚势要求升迁。倒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乌程县的政事和民生上。当时吴越大水，农田失畔，豪绅侵农兴讼，苏耆不以善小而弃之。他根据田契亲自查勘，尽揭宿隐，民尽颂。后来，知开封县，对于操势威，豪夺巧取者，一切“以法绳之”，使之“不敢相干犯”——从中可以窥见苏耆刚正稳健的行事风格。后，出为京西转运使，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贤院。逾年，移使河南，后移使陕西，调黍赒饥，主动为家国分忧，都显示出苏耆胸怀高志、家国和民生的政治品质和才能。景祐二年（1035）正月十三卒，年四十九。著有《闲谈录》五卷、《次翰林志》一卷、《续文房四谱》口卷、文集二十卷。

苏耆一生，在宦场角逐中，基本保持了一种稳健不躁的行事风格。不由人不联想到王旦的老成持重。

父祖的经历、经验和影响，不会不给苏舜钦弟兄带来直接的家教效应。我们看到，苏易简及其子苏耆爽直、尊尚儒学、忠孝一生、礼貌尊让、做人遵理、恪职尽守、严于律法，通家长于著述，娴于歌诗、文章、书法、收藏，这些既是家学也是家风。加之优良的母教，苏舜钦关心时事，热衷进言，性格耿介，其诗书才艺俱佳，喜好收藏，确有其父其祖之风。只不过，令后人感到惋惜的是，苏舜钦以笔研求有闻，以“立言”追求声名，“自念幼喜读书，弄笔研，稍长则以无闻为耻”。而君子发为言，“必归于道义”，且“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斯为不朽”（《上三司副使段公书》）。“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苏舜钦在这里坦言他的创作态度进而文学见解，他认为，言论必须合乎道德和义理，尤贵在起而践行，使道与义泽及民物，才能立言不朽。唯有君子，方能公正坦直，不因荣辱而更变，如果一味追求现时利益，即使有所得，名声也大打折扣了。在苏舜钦心里，“立言”以不朽，是他的人生追求，也是他读书寻“考文字”（《对酒》）“求有闻”的目标。这当中包括了对“立德”“立功”的权衡，包括对家族、仕途的瞻望分析，对条件标准和途径的估价。写《上三司副使段公案》时，他已三十二岁，仍在知长垣任上。不仅位卑职微，还须扶灵东归开封葬父，如十一月夏人入犯保安军（陕西志丹），再犯承平寨，卢崇德、许怀德破贼有功，自己连机会都没有。他选择了“立言”为不朽之路，“驾风鞭霆，以脱凡鳞”（《送梁子熙联句》），正合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事”之义，“射合时利”而得位，但难以“不朽”，唯立言，合道义，泽民生家国，“斯为不朽”。

既如此，“故每属文，不敢雕琢以害正”，“苦心为文，十余年矣”（《启事上奉宁军陈侍郎》）。

然而，这样“属文”，每每导致他对文学性的忽视。苏舜钦反对“漫诞而无功，繁博而寡要，不可施用”的“空言”。面对杜衍对他诗文的推扬时，他说，“至于谐言短韵，无补于世，不当置于齿牙间，使人传言。盖俗浮易扇，染而难回，非惟损明府之雅鉴，实亦隳风化之一节也”（《上杜侍郎启》）。如果内容无补于世，那么，诗文价值就值得怀疑。这实际上是《诗经》讽世学说的继承。有这样的见解就可以理解“夫子美抱经世之学，怀忠君之心，观其所为时文，及论时事札子，虽未见诸事实，然其议论侃侃慷慨切直皆有关社稷生民之说，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可以区区文人才士目之矣”（许敦复《苏子美文集序》），此论可谓会心之论。

苏舜钦的诗文创作题材

我国古代文章诗歌发展有一个传统，这就是借鉴和师法前人的成功经验。《文心雕龙》针对当时华靡讹浅的文风，主张“凡宗经诰”，强调承传，由“通”而能“辨”。唐张九龄、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以矫正齐梁以来“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颓风。中唐韩愈、柳宗元在文章领域高张学古大旗，推崇先秦两汉散文，终以自己的古散文推动了古文之风兴盛，骈体文被取而代之。宋初，王禹偁、穆修、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先后倡导学古，匡正了“西昆体”浮靡文风，延续了唐人开创的古文风范，开拓出宋诗别一番风貌。至明代，这种学古风气趋于极端，独尊秦汉盛唐，学古已变为拟古，终至末路。清人有鉴于明人前车之辙，把目光投向宋代，形成宋学。这样就形成了明代学唐、清代学宋的文学现象，当然，学唐学宋，最终不能作为衡量两代作家成就的标尺。

我们赞同宋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期的观点：一是从开国至庆历以前的八十年，诗界尚未摆脱中晚唐风气影响，为宋诗的初创期；二是庆历以来的四十年，为宋诗初露面目的初盛期；三是元丰以来，约五十年的极盛期，宋诗特点已经形成并充分显露；四是建炎、绍兴之间约四十年，是江西诗派的革新期；五是乾道以来，约四十年的再盛期；六是嘉定而后，至宋灭亡约七十年间，既是四灵派、江湖派的活动期，也是宋诗的衰落期。

苏舜钦的诗文活动当处于宋诗的初创期和初盛期的过渡期，此期在江山残破、外侮不断的“文人政治”条件下和背景下，学人、士人普遍有对国势和文运的强烈忧患、思辨的社会文化风貌与时代精神。此期中的宋诗文表现了这一特点。

纵观苏舜钦的一生，有一个极具特点的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文题材和风格，这就是丁忧守制。按宋制，在职官员，遇父母亡故，须解除官职，缓发或基本停发俸禄，持服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守制结束后，才去京城选官。居丧守制不仅影响官吏仕途发展，而且对身为官吏的士人丁忧期间的心理情绪、居处环境、文学题材有直接影响。苏舜钦自天圣七年（1029）二十二岁上《投匦疏》论四制十一科取士之弊，到庆历四年（1044）三十七岁，陷进奏院案获罪除名，被迫退居吴中的十五年间，两次守制，一在长安，一在山阳，加之扶柩归葬，往返奔波，时间超过五年。据此，我们可以把苏舜钦的诗文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以进奏院案被除名为界点。其中，前一个阶段包括居丧守制的五年有余的期间和及第任职后初试牛刀，朝人生理想奋进的阶段；后一阶段退居吴中，近五年，人生面临重大转折后的心境和情绪以及感悟阶段。两个阶段，其文学思想亦有变化，文学见解和创作态度也各具特点。

一、及第前和及第后任职期间

武功苏氏宗族和蜀派铜山派苏氏家族，隋唐以后皆以科考功名为著。苏舜钦从父祖、家风、家学，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十年苦学文”（《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自谓胸臆大”（《感应》），“幼趋先训，苦心为文”，十年余矣，然“性不及中庸之道，居常慕烈士之行”（《启事上奉宁军陈侍郎》）。内心目标不只是成为文人，他说：“某谓士之洁矩厉行，施才业以拯世务者，非祗蹈道以为乐，上者觊声名，次者倖禄赏，至于饿寒士其体肤，枯橐岩火之内，犯刃兵，凃裂肝脑，僵于行陈者皆然。”（《上三司副使段公书》）

他提出“洁矩厉行，施才业以拯世务”是想得到声名，而以有闻“不朽”，故未及弱冠，即投身科考，然而“场屋十年，间关四举”，“壮志未行”。

按，景祐元年（1034）苏舜钦及第，此前十年中，仁宗天圣二年（1024）、五年（1027）、八年（1030）三次开贡举，其余年份均停贡举（《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可知，少年苏舜钦迫切的强烈的涉世求显贵之心。未及弱冠，就迫不及待投身“场屋”，冀求一售。此期也是他开始以歌诗文章把政治弊端、民生疾苦反映给朝廷，求得政治上的进取之时，故有“敢道人之所不敢言”的见解。在此期间的文学创作，已表现出富于激情，急于“洗乾坤”、忧国事的抱负。不顾布衣之身，强议国事，不啻是一种不成熟。成人后，在诗文风格上，自然会与“时文”大相径庭。虽然用明快、雄放的文风陈说利害，甚至对“国策制举”这样的科试科目提出补正意见，如《投匦疏》。又自诩“烈士”，诣登闻鼓上疏，视上清昭应宫雷火之灾为“上天之深戒”，劝仁宗“责躬罪己”“拯失职之民”，“则可谢天地而安民情”（《火疏》）。显现出一个尚未入世的学人对朝廷政治的浅薄、少知。不过，确实流露出来及第前的苏舜钦为君国分忧，情系民生的心迹。直白、坦率，无视官场禁忌，确实有“敢道人之不敢言的特立”显然，也有“性不及中庸之道”的原因。

苏舜钦及第后，“授光禄寺主簿，知亳州蒙城县”，马上显露出政治家的谋略和才干，“尝能窜一巨豪，杖杀一黠吏”（苏舜钦《上三司副使段公书》）。

宝元元年（1038）正月十八日，苏舜钦作《诣匦疏》，以天人感应的旧理，规劝仁宗“鉴古而治”，主张“革去旧弊”“正心”“择贤”“放弃优谐近习之纤人，亲近刚明耿直之良士”，直言弹劾宰丞王随，右司谏高若讷。

此期间，他都担任了朝廷的职务，努力想“立言”，“有闻”以求“不朽”，所以，对朝廷政事，乃至职位不涉的事，慷慨激昂、议论风发。此期间的诗歌，数量较少，而实用文偏多，体现出他对政治活动的关注，和对诗文创作的忽视和搁置。

从诗歌风格看，触及重大事件，讽谏仁宗，讽刺刘太后，如《感兴》中的“后寝藏衣冠”。此间，他虽不如意所任职位，但仍是意气飞扬。

二、“丁忧”去官期间

苏舜钦两次守制：一是景祐二年（1035）正月，苏耆卒于陕西转运使任上，后苏舜钦弟兄居丧长安，租赁苑东之田数顷，耕种自给；二是庆历元年（1041）暮春五月，到庆历三年（1043），结束山阳守制。此期间，苏舜钦与其兄苏舜元聚族山阳。

这两段丁忧去官时期，对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态度影响是明显的。一方面，苏氏的家学家风主流仍是儒家正统。宋代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直到神宗，都十分注重儒学儒术。这可以从宋代进士科考的科目看出。儒家经学培养了一大批自觉践履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思想，并且以伦理为核心、以维护统治权威为己任的学人和士人。所以，从制度上看，丁忧持服是必然的、合礼的，是传统文化心理之使然。但落实到个体，对去职官员的仕途必然会产生影响，也必然会带来胸怀忧艰的情感体验，甚至不无幽怨。另一方面，由于离开了原职位，已经不可能如在职时关注政事。又由于丁忧去职，在结束之后，须返京候选。对于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士人来说，难免有难于把握的忐忑。虽然也能继续为国家、民生效力，却也交织着亲人过世的悲痛、仕途得失的忧虑。反映在诗文里，政治热情被抑制，而相反，情感抒发、世事感悟，因为闲暇时间的富余而增多，歌诗唱和更富实。据统计，苏舜钦前后两次丁忧创作的文章篇目总数为十五篇，歌诗总数为五十篇，不难看出，歌诗数量的年平均数大大超过正常年份。

从内容上看，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日常生活除了必要的祭祀活动外，随着亲人去世的悲戚之情慢慢缓解，更多的是以学人、文人和士人的眼光关注山川自然，凭吊古迹游览寺观，所以，苏舜钦守制期间的诗文数量政治题材远远少于写景记游题材。如守制期间，可供游览之处极多，他用诗歌来记游，诗歌作品也最多，可以划分为政治诗的仅两首。也要看到，由于丁忧解职，俸禄也未必能按期发放，加之宗亲队伍庞大，在经济上，很难不陷入窘困状态。甚至，苏舜钦还赁田亲自参加劳作，拉近了与民生生活的距离，得到了许多下层生活体验，如《晚风》。

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在诗歌实践中，有了一些变化。他还整理了杜甫的诗集，注意领悟和感受杜诗的沉郁超迈，注意揣摩白居易等前人诗作的长处。抚今追昔，他还不止一次思连“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及屈原。返思官场名利之场，俯察沧浪月风，身世人生寄托与达穷得失。在经历了深刻的内心炼狱之后，终于从愤懑走向旷达，诗风亦在旷达之中泛起旷放之味。

所以从诗歌风格看，更多的是感受大自然的闲适之情，由前期的豪健表露出一定的旷达，如《暮春初晴自御宿川之华严寺》《宿太平宫》《望秦陵》等。字行之间，依然隐含着可以远追魏晋的文人风度，流露出以文章、诗歌“求有闻”的人生追求。

三、除名后寓居吴中期间

庆历四年（1044）年底，从苏舜钦因进奏院案被除名，次年五月到吴中，直至病逝，近五年。

当初，苏舜钦负冤除名后，挈妻杜氏和子女，毅然离京南下吴中。梅尧臣为友谊，也为愧疚为他送行，赠诗道：“但欲寻名山，扁舟无定处。”对挚友不可知的未来和眼下现状，他不禁唏嘘不已。虽然有陆子履同行，却也真到“无定处”的境遇了。

选择苏州自有道理。一是庆历元年（1041），弟苏舜宾也出知会稽（今绍兴），弟殁母丧，地处江浙；二是“闽派”与“蜀派铜山派”苏氏，同为苏瓌的后代，苏绅葬润州，其子苏颂等亦居京口（今丹徒）。西南不远的歙县，还有任知州的伯祖父苏寿，并定居这里。这里的苏氏家族名之为蜀派“铜山派”“新安派”。苏州东南苏舜元任职福建。苏州正是一个地域圈的中心点。苏舜钦“适越”时也曾路过苏州，其地“江山之胜，稻蟹之美”，印象深刻。兖州有租田，里闾依稀，易得良居。最重要的是，苏舜钦作为一代文人之翘楚，独特的人格理想和文化心理，驱使他选择了这个人文荟萃之地。

进奏院案的冤屈以及前后庆历三案，由于人事和性质的连带关系，特别是三案的主要当事人，迥异的结局，人际间的世态冷暖，他曾愤而写词《水调歌头》。致使他的心理情绪发生变化，甚至他不得不在先前人生理想已不可能有条件实现的时候，创作思想和态度随着心绪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其作品保持着早期诗文的正气，但豪健、慷慨之风减弱了，代之以沧浪亭的小舟、幅巾，觞而歌、浩而啸，与鱼鸟共乐，洒脱悠然而忘其归。他找到了真趣，更在内外得失之源中找到了“自胜”之道，安于冲旷。

人生理想既已难以践行，他不再把人生希望寄托于立德立功，而是把不朽的价值赋予他的诗文。曹丕不是早就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吗？只有文章，才是可以传之后世的，于是寄情文章、山水。文章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文章具有独立的价值。换句话说，文章的不朽不在于它所载的道，而在于它本身，这是苏舜钦找到的“自胜”的方式。有时，又因“壮志未行”，世道险恶，心情抑郁，难免放意于杯酒，辄则饮酒无算，也给他的诗歌带来几分逸怀豪气。更多的是，为自己被冤屈而愤懑，为人生理想难于实现而愤懑，“自为沮愤”（《答马永书》）。所以，此期诗歌怨恨之心有，悲怆之情也有，但更多的是寂寞中的冷静，“自胜”后的旷放，如《淮中晚泊犊头》《夏意》《独步游沧浪亭》。他仍然怀着极大的信心有所期待，自忖“平生厉名节，行文墨，未尝一施胸中之才。……而内实有所待也”（《上集贤文相书》）。

从现实遭遇一经回到心灵后，却“承清白之训，枉被盗贼之名”“不及虫鼠之生，仅与草木为伍”（《上执政启》）。即使如此，“颠沛其身”，亦“不更所守”，有志之士，“鸟能以声利动之！”（《答李锐书》）他守的是道义，是自己的名节。这种坚守和定力，历为天下学人士大夫所敬仰，也终使他未走屈原之路，未蹈嵇康之辙。他在自营的沧浪水竹之中，感受天地给他的崭新的赐予，“午阴闲淡茶烟外”“绕轩终日是清风”（《寄题赵叔平嘉树亭》），“一溪风雨送归舟”（《游云上问山》），“犹得云山开醉眼”（《依韵和王景章见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隔此真趣，不亦鄙哉！”（《沧浪亭记》）他顿时感悟：早年抱负，既已阜受挫，既不能“充塞”，那么眼前沧浪亭崇阜广水，无边烟云才是心灵的真正寄托。如此真趣，这般无邪，观听返照，卓然自立，他找到自我胜之道，忧而不伤，愤而不弃，忧旷沃然，自我超越。

苏舜钦诗文的特色

在宋初至中叶的文坛上，基本是晚唐五代浮华绮靡文风的沿袭。自真宗景德至仁宗天圣近三十年间，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主宰文坛。他们的诗文创作文风偏离儒家《诗经》，“风雅”道统已远，偏从形式技巧，效法李义山，却放大了西昆体的病灶，“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谣巧侈丽，浮华纂阻”（宋·石介《怪说》）。尤其在用典、藻饰等方面极尽卖弄。《西昆集》行，“俊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西昆体’。”（欧阳修《六一诗话》）他们的艺术标准是“雕景丽句，脍炙人口”，创作的方式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使文坛充斥着一派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内心真情，一味模仿的虚浮滑靡风气，完全脱离了“诗言志，歌咏言”和“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旨规。甚至直接影响和干预到“科举”文试。

他们所倡导的“时文”，是多以音节、辞藻取胜的“四六体”，用它可以中科举，得令名，耸动天下，士人遂奉以为宗。

苏舜钦诗文创作的成就与影响，自宋以来正史、非正史，宋人的诗话、宋人笔记里就已有大量记载。虽然何焯校本已不存，然清人过录，临摹何校本尚存数部，故校语仍存。这给今人读苏诗提供了方便。从明朝前后七子兴起的崇尚宋诗之风，直至近现代，评论苏舜钦及其创作的风气就未中断过。苏舜钦歌诗文的流传，一盛于两宋，再盛于清代，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家普遍的重视，目下又被评为德阳市历史名人。更为他的祖籍地德阳市中江县、苏寓户籍地绵阳市游仙区、三台县的学人和民众所乐此不疲地追思和敬仰，延续着对中国文化精华的承传。受到同样礼遇的还有他的祖父苏易简——北宋四川第一位“状元”，以及苏舜元、苏耆和苏伯起。

上海古籍版《苏舜钦集》，共收书、疏、状启、表、志、录等224首诗作。其中，古诗五卷96首，近体诗三卷116首，拾遗一卷11首、词1首。苏舜钦性格耿介，诗风总体看，雄豪健爽。以“进奏院赛神会”为界，前期作品关注外侮、内弊、邦国民生，具有强烈的涉世忧患之情，明快而富有激情，形成了豪犷雄放、超迈横绝的艺术风格；后期诗文视界由外而内，孤愤沉峻取代奔放热烈，冲淡明旷取代了豪迈、雄健，由救世转向心灵抒发。

横向看，我们姑且把苏舜钦诗文分为文章、诗歌两大块。诗歌分为政治诗、感怀诗和山水诗三类，前两类诗歌俨然庙堂胸怀，洋溢“出手洗乾坤”的政治抱负和豪气，自袒胸怀，“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

山水诗以进奏院案除名后南下吴中者多佳品，有孤愤悲怆，更多由“自守”到“自胜”的自信和旷放，内里依然跳动情寄家国，心驻山水，有所寄托的期待，展现清绝的诗风。

一、政治诗

男儿胜衣治四海，气凌夷吏济邦民。

瘦马关山兵似水，满川风雨看潮生。

纵向看，苏舜钦二十七岁举进士前，“十年苦学文，出语背时向”，是其写照。四岁（大中祥符四年），父亲苏耆出知湖州乌程，举家随往五年，后随父返京。自此后，父亲苏耆宦京十年，他亦居京师十年。天圣三年（1025）十八岁时，再次随父到明州（浙江宁波），四年后，随父返京师。二十一岁前，苏舜钦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有过两次共计十年随父江南读书生活经历。

其间，地处江南的湖州、明州山水人文，一派升平背后的社会困境，迥异于京师开封的天地之象，一定给游历者的他带来对天地人关系崭新的感受。如若秉山水之灵，关天地之运，神与物游，意与境偕，那么，思维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创作，乃至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定然无不受到启迪。管子说：“地者，乃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也。”（《管子·水地篇》）刘勰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故王微说：“望秋色，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王微《叙画》）十年经历，十年见闻，阅历不断积累，经历扩展见识，苏舜钦的眼界、胸襟、器识得到提升。对皇帝的忠贞不贰，就是对国祚的忠诚爱戴，“西昆体”无限度的粉饰，华靡的文风通行，科举迷惑了学人，也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董仲舒以来的儒家正统或出传统道德。这些造就出他担忧先天不足的国祚，对繁荣的表象背后的冗官弊政，悲惨民生和“积弱”的国势，深深忧虑；同时对“西昆体”的盛行，又决心用自己豪旷悲壮的笔力、伤时忧民的诗文情怀，争取上纳，扬浩然之气以醒士子，以振文运，以缚文脉。

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用“道”来批评和劝谏政治。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可见，它已经高于政治权威。明人说：“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至人之权也。”“文人政治”给了士人用“圣人之权”批评，限制“圣王之权”的空间。而“西昆体”正在放弃这个空间。学人、士人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恢复这个“道”，伸张这个“理”。在庙堂之上，御史中丞为代表，在“文运”中，学人、士人为代表。王拱辰、苏舜钦等可算代表。各自求在追求寄托，承载职责，忠于职守。“维护”之间，斗争必然难免，弹劾已是常态。当皇帝支持其中一方，则那里就不再有任何一般的规则和“道德的容身之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仍是“文人政治”的本质。假如，仁宗朝有一亿人，则士人庶民是九个“零”，仁宗就是那个“一”，没有这个“一”，九个“零”，将毫无意义，因此，北宋文人、士大夫争取自我人身权利的意识特别浓重，维护皇帝的忠贞格外努力，“忧患”意识尤为强烈——范仲淹、苏舜钦等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古云：“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官也。”皇权通过治官以治民，这也是职责。仁宗也有自己的意志，“国强江山稳”。官僚士大夫一方面恪守职责，也为自己家族、家庭和“朋党”谋利益，还有独立于皇帝之外的个人利益——“名望、名声”以至“不朽”。每个学人、士大夫都在抉择。

对苏舜钦来说，他选择“立言”为理想，旨望“不朽”，应该说是清醒而明智的。后来的“除名”表明，他得到了遭遇冤屈之后的“补偿”：从“自守”到“自胜”，忧懑与自旷并存中“自胜”。虽然，他仅仅四十一岁就去了，但他的诗歌文章和士人风节却收获了“不朽”。

天圣六年（1028）春日，回到开封的苏舜钦已做好与汇聚京师的天下文化精英交流融合的准备。时值父亲苏耆归朝换三司度支使。宋代三司是财政权力机构，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长官即三司使，从二品，地位可比“执政”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只是政府和枢密院更有朝政话语权。“执政”也称计相（或计省）。因品位高、地位显，据“门荫”政策，约在是年冬，苏舜钦以父荫补太庙斋郎。

次年春夏之交，他会见了冬天刚入京备试且神交已久的欧阳修，又拜见了久违的师长、师友穆伯长、尹师鲁。因为作古诗歌杂文，他们订交同游，结为了诗文革新的不渝至交。

欧阳修出生于绵州军事推官廨舍，是吉州永丰人（今江西永丰），早期学西昆体，在钱惟演、谢绛等西昆文人指导下，走进文坛。欧阳修十分钦佩苏舜钦，真诚推崇他：“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若干年后，欧阳修已是古文革新主帅，依然宣扬自己对舜钦诗文新路的推崇。

天圣八年（1030）三月，在二百四十九位进士中，欧阳修擢甲科第十四名，令苏舜钦倾慕有加。四月，欧阳修与苏舜钦见面于开封，从此，两位肝胆相照的诗人，并肩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再也未分开。后来，梅尧臣的加入，进一步共同组成了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三驾马车”。欧阳修提出“苏梅”，宋人龚明之称苏舜钦“声名与欧阳公相上下”，后人遂尊称“欧苏”。不管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诗史看，苏舜钦结识穆修、尹洙、欧阳修、梅尧臣都是其大幸。反之，这次认识，也是欧阳修和后来的苏东坡的运气。钱钟书也说，苏舜钦“挽西昆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

天圣七年（1029），二十二岁的苏舜钦以布衣之身，用犀利的笔锋，写出《投匦疏》，献出《火疏》，慷慨陈述国家大事。前疏论制科取士之弊，实则指责宋仁宗宰相吕夷简滥开科考之门，恢复制科的诏书。“若陛下责其犯上，罪其错议，臣虽膏钺转壑，不为之怨”，表现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士人“风骨”。后疏则直陈重建玉清昭应宫之弊端在于“数岁连年水涝……百姓颇甚困乏，若大兴土木之功，则费用不知纪极，财货耗于内，征役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济矣！”激词劝阻刘太后勿重建。苏舜钦此疏，客观支持了枢密副使范雍勿重建的谏议。欧阳修赞苏舜钦“敢道人所不敢言”，此二疏可为实证，读疏睹人，恍见一介堂堂大丈夫，为国祚民生而罔顾生死的浩然正气、铮铮铁骨。这岂是浮靡之风所能梦呓的？这也是欧阳修“神交”苏舜钦已久的原因之一。

天圣八年（1030），苏舜钦由太庙斋郎调荥阳尉。《苏君墓志铭》记道：“非其所好，已而锁厅而去。”这一举动使我们自然想到六百二十四年前，东晋义熙元年（405）九月，在彭泽挂令印而归田的陶潜。锁厅而去与挂印而去势近理同。陶潜淡泊功名，苏舜钦鄙弃虚名，但中有抱负，磊落光明——人格尚节，却是相通的。这是中国士人崇尚的“魏晋风度”。苏舜钦渴望建功立业，他要用自己的才识、襟怀和心志科试得名，即使弃“父荫”亦不惜。

明道元年（1032），二十五岁的苏舜钦在数折场闱，科考失利之时，跟兄苏舜元，随父去河东，在上党（山西长治），遽闻他所敬重的前辈师长、诗文革新的战友穆修客死淮西，其好友凌伯华亦相继逝世的消息，旋又得闻以直言上疏得祸，被刘太后窜岭南的文行俱佳的进士林献可生死未卜，不禁质天问地，悲从中来。苏舜钦年前也曾写过第一首《感遇》诗讽刘太后、宋仁宗崇侈越礼，幸无后果。林献可亦疏指刘太后，劝其中止监政，还朝政于仁宗，不料竟被刘太后窜放僻远不毛之地，止不住一种忧愤，倾怀而出，写出又一首《感遇》。更揪心的是，作为最早自觉以歌诗文倡导古文革新的几个士人，穆修年纪最大，性亦刚介，好议时政，诋斥权贵，也是北宋中期反对西昆文风，倡导“古文”前驱之一。一朝卒于道上，人间负痛，老友云亡，典型空在。哲人其萎，良木奚瞻？苏舜钦兄弟俩倍感伤痛，多情多义，灵犀相通，六十八句三百四十字的“联句”，涌恸而出，“高亢世弗亲，方严鬼所掣”，“惨旧面成耋”“聊以慰寒骨”，对穆修、凌伯华二人怀才不遇、贫病以死的遭遇深深哀悼，也有对当政者的严厉质问和抗议。

值得留意的是，在《对酒》一诗中，苏舜钦虽袒露出怀才不遇、数挫闱场的牢骚，但是与对穆、凌二人的同情、愤懑不同，他始终渴望建功立业，急于仕进。此诗笔力豪迈，飞扬着一派横绝的气势，一股冲天向上的风姿。有愤懑但不消沉，甚至还劝好友江休复积极出仕，济物利民，“帝门急豪英，济物无自孑。”

总之，此期苏舜钦的古体散文，如《投匦疏》《火疏》，文笔犀利激烈，文意涉政责弊，一开始就以鲜明的时评、政论为特点，差不多就是后来“策论”的先声，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目的性，显见其对北宋仁宗御世期间的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高度关注，从而显示出一个时代觉醒者和一个革新志士异于常人的敏感和思索。

二、抒怀诗

穷达皆常事，耻与岁时没。

襟怀两澄淡，含笑入烟萝。

在歌诗的创作，尤其在个人抒怀一类上，苏舜钦的诗情真质朴，明快健爽，基调积极入世，已冲破西昆文风的靡丽羁绊。

此期中，苏舜钦以对民生、对人和生命的空前关注，以深重的忧患意识，炽如积薪的创作热情，开拓宋诗的新路径。心系家国，用致君泽民的责任担当，主动融入社会革新的时代主流，用多种文学样式深刻反映社会，奠定了他成为宋代社会变革的觉醒者和践行者，宋诗一代诗风的开拓者和文学家的历史地位。

宋代的“文治”局面，源于太祖“重文抑武”的战略构想和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大开科举之门的国策。宋代通过科举，一经取得“出身”，即任官取俸，全然没有韩愈虽然进士及第，却做了八年“清寒进士”之忧。这给学人或士人强烈的激励和主人翁感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已在学人和士人中成为那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荣誉和时代责任。同时，宋代又是一个背负割失“燕云十六州”“国耻”的“统一”王朝——屡战屡败，割财买和平，因而挥之不去的家国忧患、民生情怀，士人有志难抒的忧愤，成为宋代全社会的心头之恨、情感渊薮和时代气氛。

苏舜钦的独特处在于，他用诗、文对宋初以来的不同时期社会现实、重大事件几乎都做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和表现。这种表现豪犷而雄健，在宋初至中叶的文坛上，再没有第二人（钱钟书语）。比起他之前的王禹偁、穆修、尹洙，与之同时的梅尧臣和欧阳修，他所揭露的时弊，反映的民生疾苦，抒发的家国情怀，都更加真实、真切，更加真诚，更加深刻。

1．忧患家国、心寄民生的题材。

景祐元年（1034）秋冬时，苏舜钦写的七古（七言古体诗）《庆州败》，“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直斥朝廷草率用兵而导致宋军败北，丧师辱国，暗含对“文人将兵”国策的后患深深担忧。宝元二年（1039）的五古（五言古体诗）《己卯冬大寒有感》，临大寒而思边戍，夏宋战争将发之势与严冬寒威之气正相拟并存。而朝廷用军，“主将初临戎”，“或云庙堂上，与彼势相戛”，将兵不相识，如何打仗？决策层，又多冲突、摩擦，各执一见，加之后勤给养，“关中困诛敛，农业半匮竭”，又如何操胜券！苏舜钦一针见血揭示，内耗败天下事者，黠吏也，所以愤怒地喊出：“早令黠吏亡，无为民生忧。”

康定元年（1040）的吴越大旱，“大旱千里赤”“死者道路积”“暴敛不暂息”，“三丁二丁死”的天灾人祸后的惨状和恶行——诗人以他对生命的强烈关注，写下影响后世近千年的纪实之作《吴越大旱》。这篇五古直陈吴越受天灾、暴政后的现实，如浓墨素纸，不假修饰，叙事写景，直陈愤慨，读来触目惊心，堪称血泪和墨之作。一如《城南感怀呈永叔》所揭露的“难民书”与“享乐图”一般，深刻地反映了表面繁华而实已“积弱”“积贫”的宋仁宗年间社会真实现状。

余如《己卯冬大寒百感》《淮上喜雨联句》等，诗人也都有对执政者或昏庸营私，或妒贤嫉能，对贪鄙恶吏、败军失节之将的揭露和谴责，对民生，面对艰难时世，又往往饱含不可抑制的悲天悯人心态，流露出忧虑、忧愤和戒惧沉毅的精神状态，感情奔放，心绪澎湃。

值得提到的是，这类忧患家国、心系民生的题材，诗人几乎都选用古风表达，或五古，或七古，动辄则数百字，收放自如，气象阔大，气势恢宏激扬。其赋事直白处上接白居易、杜甫，亦时见“诗史”之风。这种古散文化的诗风，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在其他诗中亦可见，如《吴越大旱》，直到清代还有人“用子美韵”和其诗。

2．个人感怀之作。

个人感怀之诗，多是诗人心绪、心态和文化心理的真实流露，其中一部分诗是窥察诗人内蕴的珍品，借诗友唱答以抒写心迹的名篇。在诗歌主题上，仍洋溢指斥弊政、抨击世病、关注民生、忧虑家国，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责任担当。在时空上延伸到宅居“沧浪亭”园林后；在题材上，部分登临怀古、把酒弄琴、悼亡酬友都可纳入此类诗作中。

前人论唐宋诗之异处，以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宋初，诗以王禹偁主盟一时，宗白居易为多，但如轻波微澜，未得大波。苏舜钦、梅尧臣风格各具，师古学唐，别辟新境，继以生新，别开生面，或雄健，或精微，或旷放，或孤愤，成为宋诗新风格树立之前驱，亦开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之先声。苏舜钦这一类个人感怀之作，正是他引领宋诗一代清新雄健诗风之要津力作。

一夜大雪风喧豗，未明跨马城南回。四方迷惑共一色，挥鞭欲进还徘徊。

旧时崖谷不复见，纵有直道令人猜。低头抢朔风，两眼不敢开。

时时偷看问南北，但见白羽之箭纷纷来。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

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偕。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

据鞍照水失旧恶，容质洁白如婴孩。虽然外饰得暂好，自觉面目如刀裁。

又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媒。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

应时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

这首古风《城南归值大风雪》作于庆历三年（1043）十月。时苏舜钦已终丧，自山阳回家候选。诗人以少有的理性，赋予这场大风大雪以大半生的人世羁旅感受时的意象：有迷惘——“四方迷惑共一色，挥鞭欲进还徘徊”；有忧惧——“时时偷看问南北”；更多的是觉醒的坚韧——“不知胸中挂铁石”“慎勿改易吾形骸”。三十六年来的岁月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身心磨炼：世宦之家的家学渊源，父兄亲长的学殖教助，文朋诗友的真情切磋；也遭遇了来自宦场的险恶，人世的炎凉。表里迥异的世象，特别是文人相轧、钩心斗角的劣风的渐悟和顿悟以及不少的文道启示。是理想与现实的冲撞，性格对命运的制衡，仿佛“天公”在他候选之际，暗示了点什么。他不禁惴惴而生戒惧。“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然而，忧患意识，是时代觉醒者所共有的。仕人的使命、职责与担当，舍我其谁！诗人理性思考，伴以情感体验，表现为观察与思考的升华，觉醒与未悟的枘凿。他面对大风大雪的“白羽之箭纷纷来”，十足胆气地向“天公”宣示：“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媒。”

这是一个宋代学人真实的心境写照，也是希冀建功立业的宋代士人的襟怀。这种个人襟抱也是一种气节，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魏晋风度。诗人当然知道，魏晋时代乃至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人觉醒之后，大多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沉沦”。但是，苏舜钦的后半生生命的历程证实，他没有沉沦。苏舜钦的深邃之处在于他没有走嵇康之路，以死殉道，他选择了不甘沉沦的路并勇敢地走下去。其坚韧超迈处，表现出他异于梅尧臣的慧悟和一般士人的胆识。

这种恪守自我尊严和志趣，坚定不移追求理想，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独立人格，勇敢执着突破困境，实现“自我超越”的心态，得到时任参知政事范仲淹的高度赏识。

是年底，范仲淹举荐苏舜钦召试馆职，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次年春，苏舜钦得假去山阳挈家。舟中，他又写出《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明白心迹。由于职由新授，他心底充满喜悦，较之先前旧职，校理秘籍和承转诏敕肯定显要得多，则“男儿胜衣腾四海”就会可能得多。“乍脱泥滓底，稍见日月光”，寄寓深沉的家国情怀，再次喷涌而出：“愿当发第虑，坐使中国强，蛮夷不敢欺，四海无灾殃”，“作诗寄诸君，鄙怀实所望”。他期盼着，这就是宋代的士大夫群——一群俨然主人翁的学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敢于对天地人间宣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这年秋的进奏院赛神事冤案，彻底毁了他的仕途。际遇迅变了。苏舜钦被迫隐居吴中，他没有沉沦。社稷的外侮内患，个人的蒙冤除名，周遭的世态冰炭，友朋被牵累，这些搅扰，反而让他体会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以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其建功立业，驱逐胡虏，致邦泽民之怀，反倒更加强烈，激发出内在生命力量去面对羁境，突破困境，超越忧患。后期诗作中洋溢出一种豪健、旷放的艺术风格来，与《城南归值大风雪》的胸抱互相照应，情趣相续。他揽镜自视：

铁面苍髯目有棱，世间儿女见须惊。心曾许国终平虏，命未逢时合退耕。不称好文亲翰墨，自嗟多病足风情。一生肝胆如星斗，嗟尔顽铜岂见明。”（苏舜钦《览照》）

好一派“肝胆挂铁石”的自信与慷慨！在历次宋夏战争之后宋朝廷蒙受屡战屡败的境地时，他的这种“一生肝胆如星斗”的豪迈之气，从未衰退过，甚至恨不得仗剑驰马，以纾国难。如《吾闻》，“吾闻壮志怀，耻与岁时没”，“予生虽儒生，气欲吞逆羯”，恨不能“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斯时不见用”，“梦过玉关北”。

又如《蜀士》，写蜀士以自况，有志而不遇，报国竟无门。苏舜钦等人惨遭诬陷迫害后，被定为“监主自盗，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王拱辰一句“吾一举网尽之矣”，宣告庆历新政失败。他不得不离京出走，遭遇悲惨，正与这“蜀士”遭遇相同。

诗《离京出走》曰：“春风奈别何，一棹逐惊波。去国丹心折，流年白发多。脱身离网罟，含笑入烟萝。穷达皆常事，难忘《对酒歌》。”平白如叙，像是对天坦陈一般。诗末两句表露出不以穷达为定，仍将思济世安民为怀。这是矢志坚持的信条，犹如肝胆挂星斗，敞亮磊落，矢志不渝坚守的士人人格风度、士人情怀，包括指责与使命，仍清醒如水。

试想，苏舜钦弱冠时，三败围场，然击登闻鼓，上《火疏》，初举进士赴李迪宴，不可不谓狂。举进士后，古道热肠，身系家国，心系边守，所著文章、歌诗皆有正西昆诗文之功，启苏黄先导之行，而以创作实绩为欧阳修所赞为时人所佩，不可不谓奇。进奏院案后，守饥穷，澄心志，然能心寄自然，豪健、旷放之风不停而孤愤自胜，已有中道从容、不附世俗之得。研习《易经》，足见对庙堂与江湖，天地自然与人，人伦宗情，以及夫妻、昆弟、友朋等伦理关系，已经从深蹈其中而积有所悟。以至自认为能“自胜”以克己，从容以待万事万物，白云苍狗，宦途沉浮、世道磨难都比不过“身如蝉翼”，自如自觉地“穿窗”来去。生死是什么？达穷为何物？“湖州长史”又算什么？命不还运，终归一元，浑然归真，性澹苍茫，心气神完，不可谓不得中庸要旨，出入生死，复归自然。感悟内心，发之于诗，不唯音律娴和，而全然无一点穷愁苔藓之态。其对沧浪而咏，抚修竹而啸，近效“诗史”，远应嵇康，任你“雪风喧豗”，安能损我“铁面苍髯”“胸中肝胆铁石”！苏舜钦不禁仰天大笑，“一生肝胆如星斗”，月可鉴，日可照。这种诤诤不屈之“傲”，正是后世学人所崇敬的“气节”。

三、山水诗

山川胜气生吟次，高洁清泉寄吴中。

濯缨渔父唱沧浪，气凌山岳常峥嵘。

还有一类诗，姑以山水诗概之。这些诗或状写山川奇观，或瞩目时象，无不寓意深沉。在艺术风格上，雄浑苍茫，而兴发奇崛处，气象宏大。此处，也正与梅尧臣异也。若以进奏院赛神案为界点，之前涉政诗文递增，之后寄情山水之作尤多，但一以贯之的致君泽民、悲天悯人与责任担当的襟抱始终矢志不二。其豪犷超迈的风格始终彰扬，即使是山水一类诗，只是因为苏舜钦居吴中之后，大半生人生遭逢使器识更加深厚，忧患意识更加浑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无论遭遇何等情状，居仁由义，修身立命，总可逢凶化吉，故能于忧患之中而无忧，忧愤之中畅达，于豪犷超迈之外，更彰显出一派冲淡闲适、清新明快的风格来。

如五古《太行道》，这首诗写于明道元年（1032）。父亲苏耆出做河东转运使，苏舜钦随父赴任过太行山之作。这是他早期寄情山水的第一首，既写山路之险峻，太行山山势威仪，又写世途之艰难，景象雄奇，诗格颇见《蜀道难》味道。

如庆历元年（1041）夏末所作《扬子江观风浪》，首写风暴浪大，波澜壮阔，气象威壮，次引世间万般如同风浪景象，即景即情，壮美奇崛，忧国忧民情怀油然可扪。

赴吴中和退居苏州沧浪亭之后的一些作品，如庆历五年（1045）四月，抵苏州后诗《太平山》。太平山在苏州西，诗为五古名篇，亦是登临览胜名作。本诗佳要处在于不择苛政之市，宁乐有虎之山。诗写山势伟石、险磴云泉，险峻而雄胜，而结意于“苛政猛于虎”的心膂，诗人与世弊、政弊永不妥协可见。

一些绝句、律诗、短章蕴藉，却是千古名篇，如七绝《淮中晚泊犊头》《夏意》《初晴游沧浪亭》《暑中闲咏》《吴江》等。

陆机《文赋》尝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晋宋之间的诗家，专致力如此，可惜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宋仁宗时，刘筠、杨亿、钱惟演的“西昆体”亦蹈故辙。所谓警策，即杜甫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中的惊人句。苏舜钦上述近体诗，以及传世的诸多歌诗、警策之句，比比皆是。同时，所谓警策，即指往往能感发人意者。

宋诗尚意，尤尚词、理、意、兴的统一，虚实神形的统一，自有警语。论气象则须浑厚，论格调则须高古。较之于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浓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吟唐诗如啖荔枝，入口即甘，芳盈面颊；品宋诗如食橄榄，初味生涩而回味隽永。此大概也。若与六朝论，则六朝文之美如春华，宋代文美如秋叶；六朝文美在声容，宋代文美在意态；六朝美在繁丽丰腴，宋代美在精细澄澈。由是，宋代承唐之后变惊涛澎湃为清波容与，由浑激而至澄清，宋人文化心理与情趣之使然耳（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

扬雄谓“言为心声”（《法言·问神》），《尚书·舜典》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较之唐诗，宋诗之情思，虽深微而不壮阔，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贵清冷而欠洪亮，其美在意态而不在容光。

再则，宋人情感多入词，故其诗不得不另辟疆域，状态入念，理趣横生而脱胎窘味，散硬时见，于是神韵遂寡。拿宋诗个中的流弊，对映一下苏舜钦、梅尧臣当年的诗歌，读者可有所思？

南宋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既是宋诗特点又是宋诗流弊。此在北宋初叶、中叶亦有倾向。苏舜钦这些诗，并非因其小篇而无气象。这些诗，虽然是一个大时代下一个被“除名”的学人的喜怒哀乐，其笔下流淌的每一诗每一句，也都成了或多或少地带着一抹奇异于醒豁的基因，时时带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实，却往往使读者从个体的角度解构一个时代的面具，去揭开一个学人与血肉粘连的真实。正如南宋最重要的诗评家严羽所主张的“兴趣”“妙悟”。如《夏意》：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

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又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刘克庄说，“（此二首）极似韦苏州”。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咏滁州西涧在晚潮时雨中，一幅荒江渡口的景象。“雨意”为弦，“春潮”是弓，一个“急”字，闻雨声，见雨势。“无人”“舟横”既合自然之道，又印情感逻辑，孤寂之境，宛在眼前。苏舜钦写《淮中晚泊犊头》，寓情于景，花树春潮，满川风雨，仍是一帧古祠渡口的景象。两诗均以美景反衬孤寂之感，苏诗在孤寂之中多了几分旷达，韦诗则增几分哲思。论意境，韦诗空灵，苏诗恬适；论气象，青蓝难出伯仲，一有出尘之感，一多入世之思，毕竟是“极似”，确乎千古七绝；等等。

苏舜钦诗中警策之语亦清绝可爱，如“佛氏解为银色界，仙家多住玉华宫”“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蟠青入破窗”（《垂虹亭观中秋月》）。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甚至说道：“吴江长桥诗，世称三联，（苏）子美云，‘云头艳艳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杨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碧玉无瑕。”郑毅夫云：“插天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胡仔认为杨、郑二公两联粗豪：“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蕴藉也。”

欧阳修认为，还是“子美此句雄伟”。“文章自古世不乏，间出安知无后来？”到了明代，胡应麟评道：“宋绝句共称者，子美‘春阴垂野草青青’，介甫‘金炉香烬漏声残’，子瞻‘卧看溪南十亩阴’，平甫‘万顷波涛木叶飞’，诸作虽稍有天趣，终自宋人声口。”（《诗薮·外编卷五》）明新都状元杨升庵亦谓：“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苏舜钦《吴江》诗：‘月从洞庭来，光影寒湖凸。四顾无铁尘，鱼跃明镜裂。’……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升庵诗话》卷五）像这样出自同时代和后代名硕之口称誉的例子还有很多。

苏舜钦对宋诗开拓的得失

苏舜钦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都对宋诗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应该看到，如陈子昂、李白扫齐梁艳薄一样，苏舜钦、梅尧臣、苏舜元、尹洙等人由于矫正“西昆体”，尽翻窠臼，才力体制非不高于时人，难免于过正之失。一些诗作以散入诗，而锤炼不及，偶见生粗；加之入散则挤诗趣，多理语则少诗味；开合无余，含蓄不够，而渊涵渟滀之气，也见淡薄。这些不足，当时诗家虽有警觉，但已成脾气，也给后世诗坛留下不良影响。

诗歌艺术发展到唐代，已经登峰造极。宋诗要有新的创造，必须独辟蹊径，方有出路。学习、借鉴前人创作，不能取代自己的创造，即要有自己的“真识”。宋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严羽认为，只有“见诗之广，参诗之熟”，才能具备。严羽认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识”，指诗的艺术性的认识，是一种艺术鉴赏能力。如何能“识”？“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故他主师法盛唐，熟参盛唐。流波所及，明代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更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宋诗被打入冷宫。“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沧浪诗话》）他误把学问，把汉魏至宋的诗篇看作“源”，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源泉是生活，是现实。“复古模拟，终至死胡同。”“西昆一体”之弊，不仅偏从形式上技巧上效法李商隐，“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乱巧侈丽，浮华纂组”（宋·石介《怪说》），尤在用典、藻饰等方面，极尽卖弄。

在不违背赋、比、兴等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的前提下，宋诗的散文化和议论化确使较之唐诗别具一格，有新的特色。这也是苏舜钦等人开拓之功所在。

宋诗至仁宗之世，苏舜钦遽然离世。欧阳修为主帅，苏舜钦、梅尧臣辅之，故别开生面，成宋代之新风格；诗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其后神宗在位，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出，堂庑阔大，气象万千；“王安石以工，苏东坡以新，黄庭坚以奇”，遂孕育“苏黄”，犹唐之“李杜”。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在学唐之余，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绝不甘徒摹古人而困于笼罩。盖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时代精神，文化心理个性，而文学为时代之反映，它会尽同古人？

一、北宋“古文运动”在骈散争衡中产生

在论及苏舜钦诗文成就的时候，学界高度肯定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对“西昆体”的匡正，这是不错的。如果我们把穆修、苏舜钦等所倡导的“古文”和“西昆体”所推重的“时文”相对举，则可以发现，北宋文坛的古文运动，以及初唐至晚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等人所推行的古文运动，既是政治运动，更是时代社会对骈文和古散文的制衡。

中国最早的文体分类写作研究著作《文章流别集》，出现在晋代，作者挚虞。他认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也。”“雅音之韵，四言为正”，这当然是儒家正统观点。他所提倡的“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却把文章写作置入社会之中。这以后陆机的《文赋》，全用赋体；刘勰的《文心雕龙》，专用骈体。《文心雕龙》认为：文章之本，源于五经，文章创作在于“神与物游”，受时代制约，风骨与辞须统一，文章与文学的发展、继承与创新等观点将有助于理解宋初“古文运动”对“西昆体”匡正的必然性。

散文被称为“古文”，指先秦汉代的散体文。骈文被称为“今体”“今文”，也叫骈俪文，介乎于韵文和散文之间，以对仗、骈偶、用典和有一定声律要求为主要特点。“骈”，指两马并驾，“俪”，指夫妻成双，正概括了这种文体的主要特色。先秦两汉，骈散不分，骈文处于萌发期。其实，儒家经典很早就使用了古代的骈句，如《尚书》的“九州攸同，四阵既宅”（《禹贡》），《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救燥。云从龙，风从虎。”《诗经》中这样的句子更多，从《春秋》、世人的辞令和战国的诸子百家，都常常采用这种对偶和排比的句式。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用了数十句对仗工稳的句子，骈俪色彩浓重。清李兆洛把这篇文章视为骈文的蒿矢（《骈体文钞》）。

汉初首推贾谊的《过秦论》、晁错《言兵事书》，长于排比，几乎全是偶句。但李兆洛不认为它是骈体文，未辑入。西汉中期，辞赋兴盛，波及散文、奏疏、书信，愈期富瞻，如刘向的《论起昌陵书》。

东汉文风渐趋绮靡，古文中的骈句增多。学界有人认为，骈体文立格者，实际上是从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和蔡邕的《郭有道碑》开始，理由是偶句多于散句。谭家健先生认为，三秦两汉的骈散文章，并非有意追求，而是自然生成，其对偶也侧重内容对比，不尚句藻雕琢，风格直指自然（《骈文的起源和演变》）。

建安三国文风通脱，内容丰富深刻，形式自由多样，基本不用骈偶，以曹操、诸葛亮的古文为代表，但在檄文、章表、书信等中，铺张扬厉，寸词使势者，情采灿烂，才华横溢者，皆前代所未有，实为骈俪之先导，如陈琳、曹植的文章。建安三国的文章，不及东汉之凝重，也未如六朝之轻靡。

骈体正式成体在西晋，其代表人物有陆机、潘岳。他们的不少文章，如《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谏代渊书》，用语几乎都从典籍中汲取，阐释依助于典故。但西晋一代文风，仍然是散大于骈。骈文虽已成体，但尚在脯育之中。

东晋的散文大家以王羲之、陶渊明为巨擘，仍然承继汉魏遗风，骈散比较自由洒脱，如《兰亭集序》，以散为主；《桃花源记》，基本不用骈句。骈体作品，多用于应用文中，影响不大，如温峤的《书记》、孙卓的《碑铭》等，还有葛洪的《抱朴子》。骈散已分道扬镳，但形成对抗，还要等到骈文的弊端走向极致，如南朝，恢复古文运动的开始。

骈文的主要特征已经具备，骈文的真正兴旺期在南北朝，特别是齐梁时期，如何之元《梁典·总论》、付縡《明道论》、肖纲《与湘东王书》。

南北朝时候正是六朝骈俪的兴盛期，尤以南朝为最，其中晋宋之际工整华丽的山水诗，代替了田园诗。同时，骈文也发达起来，用典故逐渐增加，句子整齐，到后来达到“迨同书抄”的地步，主要作家有颜延之、谢庄、鲍照等。晋宋的章表，已通用骈体，到齐梁，受永明诗体的影响，骈文开始讲究声律，这是前所未有的，著名作家有任昉、丘迟。晋宋梁陈，书信也通用骈体。一些隽永的山水小卷，如吴均、陶弘景的作品，连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样的专著也用骈体。梁后期到陈代，骈文进入高潮。这时的骈文有三个特点：一是用典剧增，以至于晦涩难解；二是四六句句型成为常规；三是雕琢华丽之风泛滥。

庾信骈文的特点有两个：“清新庾开府，凌云健笔意纵横”。钱钟书先生说，“商隐以骈文为诗”，这是独具创建的眼光。周振甫先生说，李商隐的骈文骈散兼行，得错综之美，富有情韵。所谓“错综”，即已超越了骈散的隔阂。再则，即景抒情，有情韵之美。骈散结合，用典叙议无不如意，所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所谓“西昆体”，偏重异彩丽辞，远离生活，内容空虚，多是人为苦营的结果。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丽辞》主张推本自然，“造化赋形，支体必双”，就是“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还要求“理言事密”“叠用奇偶”，这是一个很高的审美要求。李商隐的骈文，完全做到了这一点；杨亿、刘筠、钱惟演的骈文，却背离了这一点。所以，产生宋古文革新运动是历史使然。

十六国期间，以东魏和北齐接受南朝文化较多，西魏和北周不突出。骈文和古散文之争在这里比较尖锐，先后发生了以武功苏氏宗族的先祖苏绰和李谔为代表，并得到了皇帝支持的短暂复古运动，可是，随着隋统一全国而告失败。

北宋初期，有似于初唐时期，文坛由骈文统治。唐太宗开弘文馆的十八学士，武功苏氏远祖苏世长，还有虞世南、许敬宗等，推动着文风延续到江左，连官修各史，其论也絺章绘句，皆用骈体。“上官体”（代表作家：上官仪）的出现，在形式上严守四六，极少散句，平仄调和，音节和谐。这些诗文在辞藻上，比徐陵、庾信更加华美秾艳，更多甜俗气。著名的初唐四杰，都是骈文大家，特别是王勃、骆宾王，他们的文章，脱离了上官体，内容充实，对社会和人生问题，表达出一定的真情实感，甚至愤世嫉俗。风格俊逸清新，洒脱自如，一反上官体以来的柔弱浮华之风，而且用典贴切，平仄四六排列，错综有则。如《滕王阁序》《讨武曌檄》，代表了中国骈文的最高成就。《新唐书文艺传序》说，玄宗时“上好经术，厌雕琢，崇雅黜浮，气益浑雄，则燕许擅其中”。“燕”，指张说，“许”，指武功苏氏宗族蜀派始祖苏传素的六世祖苏颋（袭许国公），两者合称“燕许大手笔”。他们所写的碑铭文字，典雅壮丽，气象宏阔，很接近于汉魏。

在骈文无限风光的同时，古文运动也正在酝酿。陈子昂、肖颖士、独孤及、李华等，跃跃欲试，他们并未否定骈文，却主张内容方面复古。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悲壮而雄浑，感人至深。于是骈文与古散文之争，在韩愈、柳宗元的中唐时期达到高峰，情况和北宋在欧阳修、苏轼使古文巩固地占据文坛正宗位置相似。韩、柳努力的结果，骈文仅限于奏议、诏告，其他如书信、碑篆、吊祭、专著之属多用古散文体。这也同样并不意味着骈文全面溃败。如著名的骈文大家陆贽，他有一篇名作是为德宗拟《奉天改元大赦制》，其中佳句不断：“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朕实不君，民则何罪。”出入经史而明白晓畅，纯任自然而真挚恺切。据说诏书一下，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激发。其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实与散文不相上下，尤为宋人推重。显然，这样的骈文对宋初古文运动也会带来影响。

晚唐，古文运动倾向式微，骈文集大成者李商隐把自己的骈文集命名为“樊南四六”，“西昆体”遂称骈体为四六文。

北宋初年，文坛承袭晚唐，专宗李商隐。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所谓西昆派。因为文辞富丽，谨守四六，过于注意形式，所以内容常见空虚，文风也就显得浮靡，于是穆修、王禹偁、苏舜钦、尹洙等率先掀起了第二次古文运动。由于欧阳修、苏轼等的介入，加上理学的兴起，终于使北宋古文回到了文坛正宗的地位。正如唐代一样，骈文并未消除，只是退居客位而已。从苏舜钦等人的文章里仍然可以轻易看到骈句的使用。欧阳修、苏轼等人本身就是四六能手，世人称“欧苏新骈体”。宋人陈善说：“以文体为诗，自退职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扪虱诗话》）

西昆体学李商隐，学其法而缺少笔力、风骨，正如六朝时期的骈文一样，忽视内容，追求形式，“争一韵之奇，竟一技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香，尽是风韵之状”等不良倾向非常严重，所以反对骈文的议论随之产生。穆修、苏舜钦等人的倡导古文运动便发生了。

二、投身“古文运动”，匡正“西昆体”“时文”

我们说，“西昆体”之所以遭到匡正，主要在于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误读李商隐骈体。他们标之以“西昆体”的诗文，仅得李商隐骈文之表，而未得其质。远离社会生活，缺失清真之气。朱鹤龄说：“唐初四杰以及燕（张说）、许（苏颋）诸公，踵事增华，号称绝盛。其体裁宏博，音响琳琅，较过前人，而清新峻拔，则微有间焉……义山四六，其源出于（庾）子山，故章摛造次之华，句挟警人之艳，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迄于宋初，杨（亿）、刘（筠）刀笔，犹沿袭其制，诚厥体中旃檀（香木）、薝蔔（香花）也已。”《新编李义山文集序》的作者认为，初唐四杰和张说、苏颋的四六文，与六朝时的四六文不同，内容宏博，音节响亮，已经突破了六朝的浮靡。故李商隐的四六文与初唐四杰的又有不同，更具清新峻拔的风格，更多来自庾信。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

但是，骈文与诗又是息息相通的。在李商隐的骈文和诗里，把议、叙、典故自然结合，化板滞为灵活，甚至借典抒情。如《泪》这首诗，诗中对李德裕被贬官，青袍寒士送他时的悲痛，用六个下泪的典故，既不堆砌而又抒情强烈。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泪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另一首《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也具有这种汇集众多典故，化堆砌为灵活，以表达作者对李德裕倾慕的感情。所以李商隐的诗，跟他的骈文一致，并且以骈文为诗，就具有清新绮艳、挺拔凝练的特点。这是“西昆体”诸人未学到的。钱钟书先生在写给周振甫的信里说：“杨文公（亿）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末派挦撦晦昧，义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诗，昌黎不任其咎。所谓‘学我者病’，未可效东坡之论荀卿、李斯也。”这种处理对偶声律、处理骈散关系，以骈文为诗的本事，以绝非“西昆体”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割裂典故，板滞纤靡所能同语的。故杨亿、刘筠、钱惟演学李商隐是未入内腑，得了皮毛，且走了偏锋。在这个意义上说，穆修、王禹偁、尹洙、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匡正“西昆体”的文学活动，确有拨正时代文风，振兴宋初文运的意义。

纵观骈文流行一千余年的历史，作为汉民族表情达意的主要文体形式之一，它始终在和古散文对抗、兼密中演变。在古代，散文始终是文坛主流，因为它最方便人际交流，最能准确达意表情，为社会认可。在骈文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下，从魏晋时候的骈散分离到南北朝时候骈文的兴盛，再到中晚唐至两宋骈散的角逐与斗争，骈体文和古散文，或合或分，或消或融，一直相互影响。直至清末民初，作为正统的代表——古散文，也还不能说对骈文在绝对意义上的征服。

我们以为，骈散的竞争与斗争，始终在兼收并蓄，互为影响，骈散兼用的进程中，完成各自的演进。穆修、王禹偁、苏舜钦以及他们的前驱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从本质上说不上是革新，而是匡正、矫正。对“西昆体”的弊端怎么匡正，怎么追复古文的传统？最突出的特点是骈散错综。最关键的地方是，应用骈文的文体要素，表现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情趣，达到像古散文一样的情文并茂。这可以从韩愈、柳宗元、苏舜钦，以及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苏轼、王安石等的散文中，屡见骈文的浸淫与滋养。

骈体文与古散文之争，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自然而重要的文化现象，其重要在于汉人的语言本质，汉语决定汉人的文化属性。而说起自然，是因为汉语的民族本位，以及汉语汉字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循于旧名，有做于新名”，约定俗成。表现为歌诗文章时，首先是个社会实践问题。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人的文化心理。文章歌诗、章表、奏折、碑铭、书信，其语言体系规范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它使社会在实践运作中有条不紊。因此，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与中唐的古文运动脉搏相连的，对中国文章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是对古代散文、骈体文和韵文受制于社会功用的调整和变革，对中国文章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骈体文和古代散文在这种既竞争又相互渗透的过程，恰恰显示了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变革中，永不衰退的活力和生命力。骈体文与古散文同流而异源。这种既竞争又相融的发展历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是非之辩、高低之别、好坏之分。它显示的中国人对天地人灵四境的和谐追求，对万事万物否泰变换的常规认同。所以，宋代古文运动，其早期的先行者穆修、王禹偁、尹洙、苏舜钦兄弟所践行的古代散文的追摹，是为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继续。而苏舜钦尤以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和业绩（如穆修的作品体量过小），被后世肯定为古文运动之先导。

由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介入，阵营空前强大，加之来自朝廷的干预，终于使古文夺回而且巩固地占领了北宋文坛的正宗地位，唐宋古散文走向成熟，产生了被明人所肯定的唐宋八大家古文流派。但骈体文并没有消失，只是退居客位而已。骈文的耦合结构与汉语的“主客二分”“天人合一”，是暗应汉语的自然之序。所以，这批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又大多是四六文行家，其他作家亦多踵其后尘。苏舜钦则以卓有成效的创作实绩，在匡正“西昆体”弊端的同时，选择了发真情实感、骈散兼用的路子。而这个路子，正是他之后一批大小作家都走的路，如《沧浪亭记》后，《岳阳楼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

苏舜钦的历史文学功绩，正在于他发现并坚持了这一规律，倡导古散文，践行以古散文写社会生活，吸取骈体文之精华，扬弃了“西昆体”脱离生活的致命缺陷，诗风超迈豪健。在力避“穷妍极态”“淫巧侈丽”，追尚风力的同时，“渊涵渟滀之趣”，则减少了，甚至出现了粗硬现象，如《松江长桥观鱼》失韵（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力推古散文诗歌机智地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宋人手里完成古散文的成熟和辉煌。这，正是时代的呼唤。

每当骈文极盛时，学人、士人的情感被约束时，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其弊端达到极致时，便产生古文运动，且占据文坛主流，但对方不是消亡。反之亦然。古文僵死不化时，汉魏两晋，儒家经学衰微，建安“三曹”出世；经学玄学化，嵇康、陶渊明登台，“二王”挥毫，于是梁陈骈文突出；西昆袭残唐五代之余波，所及续之，骈文又兴起，都是这个规律。直到五四运动语体文占据国民生活的主流，骈体文、古散文才黯然退场。骈散兼用的路子却顽强地或隐或现于这以后的文化活动中。直至今天，在传统文化的承传活动中，从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水经注》《滕王阁序》《讨武曌檄》，到李商隐的《上河东公启》，等等，即如在读到陆秀夫的《拟景炎皇帝遗诏》时，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宋人那种艰苦抗战、至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文体，它早已不是一种范式，但至今日，仍可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中看到它的文采。譬如运用浅显的文言文与简淡的语体文弥合，运用对偶、排比、声韵等手法写现代记叙文和一些应用文，仍然有人在试探。这不是对现代语体文的反动，相反，是一种尝试和继承。存在，总有它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在宋古文运动肇端阶段，苏舜钦在“众人不为”时“特立独行”，坚持古散文方向，以超横豪迈的文风，匡正“时文”之浮靡，确具“导苏黄之先导”的历史功绩。

三、致君泽民，开宋诗之先导

苏舜钦与长他二十九岁的穆修、长他七岁的尹洙、长他六岁的梅尧臣和长他两岁的胞兄苏舜元志趣相投。他们率先敏锐地洞察到，“西昆体”泛滥后，与北宋开张的“文治”时代精神不适，对社会官风民俗的不良影响，对学人文章诗歌创作的独立追求的桎梏。他们用诗歌文章躬身践行的方式，倡导师承古散文、诗歌，张扬陈子昂、韩愈的诗文革新精神；也借鉴了西昆体取材博赡、炼字精整的长处，摒弃了西昆体脱离现实，脱离“儒家诗经”“风雅”道统的弊端，至“苏梅”而一变。《刘后村诗话》分析道，前乎“苏梅”者有王禹偁，欲变之而未能，至“苏梅”稍变之，至欧阳修出，而尽变之。这是宋诗的流变，肯定了“苏梅”宋诗开风的先导作用和地位。

苏舜钦的诗歌创作，宣示了董仲舒以来致君济民的儒家政治主张，并积极支持社会变革。“愿当发策虑，坐使中国强”，“出手洗乾坤”，“以救民膏肓”，充于胸中的是“康世尊本之术”，发而为“大庇天下”论（《答范资政书》），他憧憬着做一番“功勋入丹青，名迹万世香”的“丈夫事”。在文学上积极创作“古文诗歌”，以耳目一新的歌诗成为诗文革新运动之前驱。

年长苏舜钦两岁的欧阳修既坦率又钦佩地承认：“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苏氏文集序》）穆修等人由于缺乏创作成绩而未能产生较大影响，苏舜钦兄弟则确实以其坚实有力的创作实绩而起到倡导作用，奠定其引领地位，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由衷地赞叹道：“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对苏舜钦诗文的艺术风格，宋人蔡襄、刘敞都表达了近似欧阳修的评价：“海涌天旋，莫及涯垠”，“文如翻波气龙虎，风云晦明在顷刻”，等等。

苏舜钦文章、歌诗的这种艺术风格，在他一生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中有不同的表现。

至于“苏梅”孰优的争议，千年百家，还是一代巨擘、“苏梅”二人的诗友至交欧阳修的评议最为稳妥：“苏豪以气跞，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欧阳修推崇苏舜钦诗歌而及人，十分倾慕其人格魅力：“天下之士，闻其名而慕，见其所传而喜，往揖其貌而竦，久与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他告知时人后代：“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各极其长，虽论善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

“二子可畏爱”“百鸟之嘉瑞”（《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犹如李白、杜甫孰优，或陶潜、李白、杜甫三人比高一样，他们二人或三人是无法代替的。中国文化要李白，要杜甫，也要陶潜，他们彼此不属于对方，不同的艺术创作，都以各自的独创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园田。面对纷纭，争论了几百年后，晚晴著名文学家刘熙载说道：“梅、苏并称。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艺概》卷三）二人均是宋诗的开山祖师，这是没有疑义的。

“苏梅”的雅称，不仅是宋文坛对二人在古文运动中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二人真诚友谊的褒扬。“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然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梅尧臣对苏舜钦真诚而坦直，“君诗壮且，君笔工复妙”，“虽然趣尚殊，握手幸相笑”（《偶书寄苏子美》）。苏舜钦“为人倜傥不羁”（宋·王称《苏舜钦小传》），“慷慨有大志，好学、工文章”，“时见其志于歌诗，又善书、酣醉落笔，人竞收以为宝”（曾巩《苏舜钦小传》）。他待梅尧臣，坦诚至极，挚友之情，冰雪可鉴：“自嗟处身拙，与世尝龌龊。至于作文章，实亦少精趣。”“夫子与众殊，琢饰贶佳句。”“古贵知者稀，流俗岂足顾。”（《答梅圣俞见赠》）“子美笔力豪雋，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邃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

排除如前日江湖上“李杜”孰优之议那般背景，辨苏梅优劣，实属累赘。今日看来，宋人中确有更具机心者，此人即魏泰。今人辄引其《东轩笔录》《临汉隐居诗话》，所引的不外一是苏舜钦尝自叹曰，“平生作诗，被人比梅尧臣，写字被人比周越”。二是进奏宴前，“时洪州人李定，欲预此会，祷尧臣以干舜钦，不从。定大怒，遂暴其席上之事于言路，一时俊寀，皆坐斥逐”（《临汉隐居诗话》）。

这两则句子在后世引起议论。大多据此责备苏舜钦未能“清而容物，恕以及人”，甚至有自负之陋。此说与“苏梅”交往情状殊大异。姑将现代著名版本、目录和校雠学家张舜徽先生六十多年前的一段话抄录如次，以加深对宋人魏泰的了解。

“封建士大夫们，也有挟私嫌而伪造书籍，用相毁谤的。……这种风气，从唐以下更甚。大半是出于一般不得志的人之手。宋代魏泰，是造伪书最有名的能手。既假托梅圣俞的名字造《碧云瑕》书以讥诋当世，又陆续写成多种伪书以行于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王铚《跋范仲尹墓志》有云：‘近时襄阳魏泰者，场屋不得志，喜伪作他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尽假武人张师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做《东轩笔录》，皆用私喜怒污蔑前人。’”（《中国古史籍校读法》第四编·附论——“辨伪和辑佚”，P282，中华书局1962年版）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梅”间的挚友情谊是真诚无二的。

钱钟书告诫今人：“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大幸”是有盛唐诗可以借鉴，“大不幸”则可理解为，“苏梅”等不幸开了宋诗之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宋人把盛唐诗当作“源”，忽视生活这个“源”，是“源”“流”倒置。到了这以后，又积为宋诗的痼疾，如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过分强调散文化和议论化，闭门造车，甚至又走上了抛弃形象思维的老路。其祖师爷黄庭坚提出，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与王观复书》），“词意，高深要从学问中来”（《论诗帖》），“取古人之陈墨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再答洪驹父书》），完全推拒了生活和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开出了“夺胎法”和“换骨法”两个作诗“良方”。这就是严羽所指出的宋诗存在的问题：“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的见解是中肯的。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比喻，王若虚当即就一针见血，“鲁直论诗……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使人想起北宋刘攽一段话。苏舜钦有两句诗曾被刘攽批评道：“杜工部‘峡束苍江起，岩排石树圆’，顷苏子美遂用‘峡束苍江，岩排石树’作七言句。子美岂窃诗者，大抵讽古人诗多，则往往为己得也。”（《中山诗话》）其流弊之处，“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岁寒堂诗话》）。这样的后果，与“西昆体”之学李商隐而成四六文何其相似！如曾被宋人夸为创见的鲁直诗句，“管城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其实唐人早有成句。张祐云：“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吴兴近无消息，张长弓贫苦寂寥。”（宋·王楙《野客丛书》）贯休说：“郭尚父休夸塞北，裴中令莫说淮西。”说是“创见”不实，但黄庭坚无愧宋代一流诗人。说“大不幸”实不为过。而宋诗第一人的苏轼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岁寒堂诗话》说他“以议论作诗”，这个评价不错。这种倾向已很明显。然而，苏轼除谙赋、比、兴，深解形象思维，他的作品没有违背这一艺术规律。其散文化、议论化反倒构成一种新颖的艺术特色，别趣盎然。“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即“识”，不可谓不是一个讲“识”，善识而得“真识”的杰出诗人。苏东坡出，蜀派苏氏、闽派苏氏共造武功苏氏宗族的宋代辉煌，指日可待。

严羽认为，理应当隐藏在艺术形象之中，而不是把说理当作诗。他在《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如果把“别材”（特别的才能）、“别趣”对举，则可见严羽不反对诗人要有学养，但反对以书本、文字为诗。“诗有词理意兴”，“意兴”即别趣的内容，做得最好的是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严羽的“不落言荃，不涉理路”，似乎说得偏激了一些。“理语”是把说理的议论排成诗，是讲理的诗，即使用“比”，也算不得好诗；“诗贵在理趣”，是方家之言。状物写景，而理在状写的景物中，无“比”无“议”。黄庭坚主张写诗“以理为主”，确实犯了“剥皮抽筋”的毛病；至于“以文字为诗”“以文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则犯了以“流”为“源”的失误。

这确实算宋诗的不大幸。苏舜钦、梅尧臣匡正“西昆”、致力歌诗古文，率先步入了这个“大幸”和“大不幸”的园田。苏舜钦早期学白居易，写出《庆州败》《己卯冬大寒有感》《城南感怀呈永叔》等诗，疾恶如仇，揭露政弊，同情灾民，暴露盛世惨景，句如泉涌，令人惊心动魄，全无味外之旨，尽弹弦内之音，所以豪犷雄浑。后期学杜，及至《吾闻》《城南归值大风雪》《舟中感怀寄馆中诸臣》《览照》等诗，也直抒胸臆，壮志豪情，气吞逆羯。即使在“除名”被废，仍有不改初志，坚韧自守，“铁面苍髯目有棱”“夕霜惨烈气节劲”，豪犷之中增添冷峻愤懑的风格。梅尧臣长期位沉下僚，提出“意新语工”“意在言外”的诗论，追求平淡，也开创出宋诗闲淡简远、幽雋精微另一路风格。以苏舜钦诗歌文章的超迈豪健，以梅尧臣的闲淡精微，两种差近可补的艺术风格，直可算是对宋诗、宋词另一大开拓和贡献。当我们捧饮宋人最擅长的“诗余”——宋词，品尝“豪放派词”和“婉约派词”的时候，不难品味出苏舜钦的豪健、梅尧臣的简淡所奠下的“豪放”和“婉约”词风基因。

书艺考槃

中国书法的根在古代传统文化，秦皇汉武，一焚一尊，对象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经学。古往今来，学问的极致，正在经学。故秦篆、汉隶正是经学普及化倾向的标志，也是学人、士人在汉魏之交“文学的自觉”的基本组成。到后来，书法越来越深地融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之中。文章既不需史官为其立传，书法自然也不需要凭荣华富贵和显赫地位以“不朽”，故“文章”自是可传后世的“千载之功”，书法何尝不是！不过，曹丕所言“不朽”与《左传》所言“三不朽”显见各具意义。《左传》所言，“不朽”乃儒家仁义道德；曹丕的“不朽”乃学人、士人个体声名意识对文章的赋予。书法从一开始就是文章的同胞，但到了曹丕时代，如文章的独立价值一样，它渐次从“文以载道”中的载道工具自我弱化，书法的价值并不全在于它所“载”的“道”——它所书写的内容和价值。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以毛笔为要素的书写本身。然而，中华书法却没有余地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艺观，正因为它的根本在汉语、汉诗文，在以“经学”为主体的、以音形义统一体的表意方块汉字。以它们为文化基因，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坐标上，中国学人永不倦怠地书写着民族生活新的光点。

中国学人、士人历时而变的生命意识和情感，一在文章，二在书法，相携而行，演变出不同时代的文章和书法风貌、风范。正如《燕歌行》，一不小心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首七言诗。曹丕的此诗和他父亲的《短歌行》为代表，清隽通脱，直抒胸臆，散发出“慷慨悲凉”的气息，陈子昂惊呼这样的文学是“汉魏风骨”。《文心雕龙》认为“结言直端”，即直白不伪，有思想，即文骨重情感，表现为“风”。宗白华先生以“情”“理”释“风骨”。

此刻，中国书法同样走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魏晋时代”。“风骨”也扩展到书法、绘画等众多门类。魏晋书法最流行的是草、行、楷三体。最早的草书甚至可以追溯到秦代，人们把两汉时期的草书称为“章草”，即草写的隶书，于是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出现了。汉魏之际，章草转化为“今草”。它的连贯自如，一气呵成，使它成熟于东晋，流行于东晋，成为中国书法中草书的主流，而且在前人宗师级的人物努力下，形成了“草法”规范。王献之的草书用笔更加自由，字间多用连笔，放纵挥洒，直露锋芒，成为盛唐狂草的先声，也被认为是东方艺术之最高代表。

楷书由隶书演化而来，端庄方正，平稳正直，出现于汉，成熟于唐。

行书介于草楷之间，有飘逸奔放与简约流畅的特点。笔墨法度近楷的谓之行楷，近草的叫行草。行书出现于汉魏之间，成熟于晋，流行于晋，纵观晋以来书家群，有不善篆隶者，有不精草书者，而不善行书者却甚为罕见。（《行书概略》）当代“文人画”研究著名学者周一壶指出，行书“其功用在趋时约易，应用广泛”，因而风行于世，至晋而臻于鼎盛，成为迄今最贴近中华民族表达的艺术样式。

楷书的出现和发展的关键人物是曹魏时代极有名声的书家钟繇。影响所至，泽及魏晋众名家，如王羲之即师承钟繇。流行魏晋之际的“人物品藻”，其最关注的人物的内在性情和外在的“气韵风度”，其他都退为次位，“魏晋玄学”的人生观促成了东晋人物品藻由重德行向重内修外神的转化。在礼乐崩坏的时代，“谈玄”更具有个性觉醒的色彩，因而在人生态度上，是任性自适；外在风姿方面，便是“名士风度”。与宫廷“谈玄”“玄辩”相对应，著名的“竹林七贤”这样的民间团队和一群辩玄家便出现了。同时，在学术上，“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问世了。魏晋时代文艺理论集大成者刘勰，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极为广泛的审美范畴，如广水旷川，供后人瓢饮，如“风骨”“意象”“神思”“知音”“隐秀”。尤其是“风骨”，几乎被唐宋及后世冠以专誉。

把自然美纳入艺术视野，是东晋与刘宋学人士人的历史功劳。无论孔子还是老子，都未曾把山水等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所谓“仁者乐水，智者乐山”，只不过是仁者、智者与水、山之间的人为类比。内核是某种道德情操的比附关系。两汉学人、士人的自然观不是师承老庄，就是师承孔孟，少有创新。

西晋灭亡，学人、士人南渡，钟繇和另一名家卫瓘几乎浇灌出东晋多个书法世家，见于史书记载的如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谢朓、谢灵运）和庾氏家族（庾亮、庾怿、庾翼）。王导是东晋朝廷权臣，又是当时玄谈界领袖，还是王氏家族的先辈。他主要师承钟繇和卫瓘，尤酷爱和珍惜钟繇的《宣示帖》，即使西晋灭亡仓皇逃往江南时，仍手不释卷。除王导外，还有王旷、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珣、王廙、王玄之、王凝之、王操之、王焕之等二十余人。

被后世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第七子王献之，是王氏家族书法世家的杰出代表。

最后突破汉隶体制，正在魏晋之交。草书、行书、楷书等书体都开始流行和成熟起来。在王羲之笔下，草书和行书走向成熟。他把草书和行书发展到极致。“王羲之书，俊逸洒洒，风度翩翩，气韵生动、有自然天成之妙”，世以为其书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行书概论·晋代行书·晋人尚韵》）。在他仅存的作品和摹本中，书家的性情、学识和文化素养可以表现为“气韵风度”——变章草朴拙拘束之态为清润飘逸，变幻倏忽，笔法独具，笔力含蓄而刚健，锋芒藏而不露，这就是他独创的“今草”。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性格沉稳，举止不凡，为人处事颇有其父之风。在父亲开拓的草书领地里，另辟蹊径，他用笔更加自由，多用连笔，锋芒直露，完全摆脱隶书的凝滞，产生一种灵动飞扬的心迹之象，开盛唐狂草之先河。其书率尔峻峭，开张流便，天真超逸，情驰神似，无籍因循，挺然秀出，如《中秋帖》《鸭头丸帖》。

尚有王右军同宗王珣，其《伯远帖》，用笔随适自然，结体奇峭多姿，亦是足具晋人风致的大家。

对于书法作品的评价，历难公允，这正是中国书法的玄妙和魅力所在。书家所处的时代审美风尚，必不可免地赋予书法作品以时代印记和个体风格。所以一个时代的书法大家，某些方面超过古人是可能的，但不是全面超越。书法的继承与创新是以承传为前提的，继承是条件。一般来说，权高位重者的书法更容易被人评价，易于流传，这是时代难以痊愈的“感冒”。

古人从实用性写字到追求艺术化写字，是伴随中华民族审美观的个性形成而渐次完成，逐步成熟的。因此，独特的文化表达，使之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中国学人、士人独特的理解和表现。“审美愉悦”是一切艺术的哲学共性。中国书法从它诞生起，就告别了图画，实用性被艺术化。于是，中国文人从运用“文房四宝”的艺术创造过程中，建构出书理、书术，从而使后人得以谈“承传”。但谈到书法的统一操作，至今仍莫衷一是。

晋书尚韵，唐人尚法度，宋人尚意，明书尚势，清风尚趣，民国张扬，今人尚艺术。这仅仅是就其整体而言。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书法，以及王献之书法，在“金石气”上，显见不如三代两汉——唐人法度森严，但气韵不及晋人，宋人书以法度，就未超唐书，明人讲究笔画形态，清人崇尚笔墨趣味，民国诸家行草飞扬，都有不及前代之处。二十世纪艺术之风气，沈尹默当视为早步，然仍在中国传统书法规范之中。今有人亦作多方探索，逐臭之末，风姿摇曳，意欲超越前人，尚嫌急功近利，为时过早。

苏舜钦的诗与书，至少要将其与梅尧臣和苏舜元同看最好。至少须“苏梅”比较，书法当不避苏舜元、蔡襄。《宣和画谱》评（苏舜元）苏舜钦书入“妙品”，并未触及书法本质。带着明显的魏晋人物品鉴的思维表达方式。站在书史高度，则不如着眼于书法的个体独具特点来得接地气。同时，应远离与书法关联不大，难于牵涉的政治、地位、经济等环境要素。书法就是个人在书写那个特殊时空条件下心性、情绪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文人诗、书、画之所以在宋代成熟，大家、宗师辈出，首先是根于学人、文人、士人和隐逸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诗、书、画的融合以抒写心性、传承宗法，王羲之书所呈现的风貌，实际上就是上层士大夫的精神理想，颜鲁公（颜真卿）书因一生忠烈，位高德隆，颜书成为儒家重人品、定优劣的典范。

在宋人眼里，家国危难之中的忠臣烈士，尤为朝野敬仰。而北宋立朝后，这种来自北方的袭扰和一直存在朝野的“和”“战”分歧，尤其是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的局势下，对颜书备极颂誉。陆放翁说，学书当学颜，也就包含了许多书法以外的意义。颜真卿的刚毅的精神和他的书法之雄强风味，如大丈夫临朝，人不可仰视。有一种正大气象，恰好与宋代社会期望的精神合拍，故其人其书成了最高伦理精神的体证。所以，有王羲之《兰亭集序》为第一行书，颜真卿《祭侄文稿》为第二行书，苏东坡的《寒食帖》为第三行书的说法。“二王”所确定的以“韵”为最好境界的观念，因为中唐颜真卿以及草书大师张旭、怀素的出现，已失去独尊的地位。王羲之的书法思想，最终构成于唐初，强调心理平衡而抑制情感的宣泄，强调可观规则而抑制主观精神的发挥，强调秩序而反对放诞。初唐的几位大师，都成就于隋，如褚遂良，受法于史陵，得力于隋《龙藏寺碑》，虞世南师法智永。还有一位智果，和智永都是会稽人，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作为释徒，智永可谓书僧之主，其书具有疏淡超尘的“僧气”，即近乎于诗之禅气，近乎于宋代之理趣一种。儒家习字，本为修身养性，和尚作书，意在修行。素有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王右军骨之意，大有北碑南帖的遗风。北魏书法雄奇稚拙，风格多样，到初唐，趋于单一，尤以楷书为盛。六朝楷书的雄厚古拙，善变化，到隋和初唐，渐次匀整，很少变化，近乎“排算子”（祝嘉《书学史》）。

以《兰亭集序》和《祭侄文稿》相类比较，可以看出，王书的重理智已转变为颜真卿的重感情发挥，并不是说王书无感情的表现，但这种感情是经过理智过滤和处理的，是智化的情感。《兰亭集序》中时刻透露出玄学疏淡超尘的意味。若说《兰亭集序》是智慧之歌，那么《祭侄文稿》则是情的宣叙调，各领风骚，成了中唐以后书家创作的思想主流。即使到了宋明时代，仍尊王羲之。然而，魏晋时代清闲超迈的悠韵，已不是时代所需而难重现。完成这个转变的正是颜真卿，以及张旭和怀素。所以，千年以后，我们看苏舜钦和他的兄长苏舜元的书法，似乎发挥感情的这个特点，也许是理解二苏书法的一把钥匙。甚至可以感受到一个宋代书家在宋四家尚未出现的时候，那种独来独往的风采，“自在心奇无定则”（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的古法追求。也不难理解他兄弟二人，苏舜钦补书《怀素自叙帖》，苏舜钦补书张旭《千字文》。张颠素狂，有如晚清之“扬州八怪”，其不只是性格问题，虽可以下牵苏氏兄弟的性格，其深层的内涵，却是追求古法的传承，又有突破传统的羁绊，追求刷新和革新的思想在内。

裴旻的剑舞、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并称“三绝”。在中唐时期，张旭、怀素的影响远超颜鲁公。大诗人们纷纷题咏张旭、怀素的草书，李白的《草书歌行》称怀素草书为“天下”“独步”，而且说“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艺不师古”。此外，韩愈、杜甫、李颀、孟郊、高适都题咏过观赏张旭、怀素草书的诗。这至少说明草书这种形式离书法的实用性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具有心理、情感等精神层面上的审美特征。其二，欣赏草书，可以得到情感上的共鸣，精神上的愉悦。其三，包含着对唐书尚法特征的漠视，风行的禅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在禅风炽盛的时代，著名的禅师神会（670—762）、怀让（677—744）、马祖（709—788）、怀海（720—814）、希迁（700—790）等，他们对于佛教的经院形式和佛规戒条作了摧陷廓清的革命性的扫荡。这种不以物居，透脱自在，睥睨一切的思想，使唐代书法受悟于禅，而一反唐书尚法的束缚，无疑对书法是一个大的解放。同样，绘画也处在这种变化中，据王维创水墨山水之后，王洽创泼墨，以笔墨情趣为尚的南宗山水，取得了新的进展。没有中唐人这些思想和观念上的革新，宋人未必会以尚意为宗法。

要看到，在旧时代，篆、隶、楷、行、草，篆通行于秦，隶行用于汉，楷书从隋至清都是科场之体，故实用特征最为突出，而行书又多用于人际交流，草书离实用最远。虞世南作草“应以轻兵追虏，烈火燎原”，纵心奔放，“兴尽则已”（《笔髓论》）。楷书最贴近实用，最近功利思想的牢笼。自隋而下直至清季的科举铨选国家制度。较之于楷书，草书一开始了回避了助人伦、成教化、求功名的手段。而这，恰恰是学人、士人精神解放所追求的领地。怀素临《千字文》八百本，成了草书的临习善本。

另一方面，中唐禅宗主张直觉经验，虽不能用逻辑去推演它的因果，但禅诗那飘忽不定的浮想，往来无踪的情感，突来凑趣的悟，顿悟似的感觉，无不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异常感觉。严羽说，“禅道唯在妙悟”（《沧浪诗话》）。马祖是禅宗高僧，与怀素（725—785）同时，他回答弟子提问，不是棒打、脚踢，便是耳光，可怪的是，挨打的弟子竟在这样的回答之后获得了答案，竟然兴奋地叫道：“多么奇怪，今天争的一切真理竟在一根发尖上。”瞬间的直觉把握，正是妙悟的真诀。说宋书尚意，视书画为墨戏，明人干脆叫画禅，清代苦瓜和尚称技法的最高层为悟法。这样，宋元以后，书画合流，书论画理，源在于一，就有它的必然性。故智永是在守秩序之中，遵家法而以佛门的宁寂淡泊为书。孙过庭论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达情性”“行哀乐”（《书谱》），分清楚了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化的界限。孙过庭又说，“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智”（《书谱》），即由法入手，出于自然，各尽其美。这种重视精神层面的美学主张，在唐初学王（羲之）遵钟（繇）的风气之下，无疑是空谷竹音。

所以，中国书法从宋代开始，便与绘画相提并论。在审美原理上，呈现大合流的趋势，而其孕育期，在五代。后蜀孟昶、南唐李煜推波助澜。杨凝式，时人称其“杨疯子”，“为由唐入宋一大枢纽”（李瑞清语）。孟昶书画俱佳，特创翰林图画院，命大画家黄荃总领其事，在画风上，承唐吴道子的遗风，在制度上，却开启一个新的书画并论的时代。他是中国对联的创始者。李煜步孟昶之后尘，不仅设立翰林图画院，还发展为宫廷画院。学界所谓“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从“法”向“意”的转变，恰好是战乱频繁，天下分裂，闹哄哄的五代。有如魏晋，政治的黑暗，而学人、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周文矩、董羽、董源这些大师，最后都归置汴梁。这也是赵宋绘画、书法繁荣的一个历史原因。

苏舜钦和大多数宋代学人、士人一样，在歌诗文章名天下的同时，受家族、家庭书法传承的影响，既刻意收藏前代名帖。又与蔡襄和兄长苏舜元经常切研，所以苏舜钦“尤工行草，评书之流谓入妙品”（《宣和书谱》第十二），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杜衍就是一个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杜衍以女妻之，人谓‘冰清玉润’”。杜氏也应是苏舜钦爱书、论书、习书的第一知音。杜衍位重权高，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杜氏宗族第三个显于世的人物。杜氏宗族的郡望影响也十分显赫。其先经秦历汉，其远祖杜预显于晋，“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书仆射，父幽州刺史”。“父祖三世善行草，皆以书驰名。”“而预好《左传》”，“其作草书，尤有笔力，当时士大夫以家世比卫瓘父子”，有行书《闻时帖》。杜佑封岐国公，显于唐。杜衍为人廉洁自律，动静纤悉，谨而有法。在进奏院案苏舜钦被弹劾时，丈人、宰相杜衍却“心知非是，不肯开言”（费衮《梁溪漫志》），足可见杜衍是一个大节分明，谨而有法的宰执。杜衍尤好翰墨，为天下所重。这与苏舜钦在行草上的独特成就大有干系，杜衍“至暮年，以草书为得意，喜与婿苏舜钦论书。年位虽重，而尺牍必亲作”，“韩琦尝以诗谢其书云：‘因书乞得字数篇，伯英筋骨羲之肤。’”其代表作为《国子监直讲补牒》《手札》等。（《宣和书谱》卷第十九）苏舜钦自然也乐于与这位书家丈人请教、切磋、试笔，“当时残章片简传播天下”，有很大干系。据宋人统计，宋代御府就藏有苏舜钦的行书、草书五帖：行书《吴中诗草》《游山草》《学官卧病等诗》《梦归等诗》，草书《雉带箭等诗》（以上出自《宣和书谱》）。可见，杜氏宗族对苏舜钦居吴中之后的书法、歌诗气格的进一步提升影响很大。

“情之所趋，则发而为书”，让酒力激诱出热情，又使理智的控制力近于无，初唐惟“法”的思想受到了挑战。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写道，“人或问笔法者，张公皆大笑，而对之便草书，或三纸，或五纸，皆乘兴而散，竟不复得其言者”，“竟不蒙传授”。张颠说：“惟言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然而，任何艺术舍技巧则无重建，苏舜钦深知这一点，笔法乃书写之津梁。他喜论用笔，“然万事以心为本，未有心至而不能者”（《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黄庭坚称赞道，“苏子美是古人笔劲”，又说“晚得苏才翁苏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

在宋人眼里，中国书法在宋初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尚意”书风的兴起，显示出宋代书法家对书法古法的自觉探寻，与欧阳修和蔡襄为中心，苏舜元、苏舜钦兄弟参与的书法活动，在朝野产生了很大影响。欧阳修的建树主要在理论方面和活动的推动。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面对刻印技术和出版业的诞生和发展，欧阳修对宋代书法的建构产生了深深的热忱和忧患。他以惊人的努力写成《集古录》，倡导宗古复古的古法传统。他无意为书法家，却无愧于一个宋代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者。

蔡襄小欧阳修五岁，小苏舜元六岁，在书法实践方面，有宋一代三百余年，五体皆善者，为蔡襄一人。蔡、苏上接唐法，深得唐人“尚法”要旨，是渐引宋人“尚意”书风之过渡者。苏舜元和苏舜钦出色的书法实践造诣，支撑了欧阳修、蔡襄对“尚意”书法的推动。他们对宋代书法的建树得到了朝廷、庙堂乃至江湖的赞誉。欧阳修有诗赞苏舜元兄弟：“能棋好饮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谪仙。”司马光也赞道：“狂名偶为留诗著，陈迹仍因好事存。金石铿详虚殿寂，龙蛇洒落古墙昏。”王安石评价道：“翰墨谁谈笑，风流在弟兄。”可见，苏舜元兄弟在名臣文人眼里不仅诗有太白遗风，还有一砚“狂趣”，醉墨憨笔，也可见其书法在当世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蔡襄《苏才翁墓志铭》称，“某与才翁兄弟游最久”。“苏才翁与君谟厚，一以书相先，故二人卒以书之名。”（宋董史《皇宋书录》）王恽《题赝本才翁帖后》：“山谷草圣，本学才翁。”黄庭坚《跋蔡君谟帖》载：“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书，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今人不解，近见陈懒散草书数纸，乃真得才翁笔意。”此皆可见蔡襄、黄庭坚对苏舜元之推崇，以及当世之影响。苏舜元七岁能为歌诗，其书法主以草书驰名当世，今唯一可见乃为刻于《停云馆帖》的《杂书帖》。其书风近怀素，似有大草千字文之遗韵，故苏舜元为北宋中期书法领军人物。后世学者，代不乏人。刘敞赞其“草书到圣地”。宋张舜民《画墁录》称其为“本朝草圣”。宋朱长文《墨池编》谓苏舜元“草隶卓尔不群”。刘克庄认为：“二苏书法，实为本朝破荒，可独步当世，而苏舜元笔力迫王子敬，下视张长史，字在纸上，乃欲飞动。”黄庭坚赞其“笔法妙天下”。张耒《明道杂志》谓其字“清劲老健”。元代郑杓《衍极》卷下则以“爽峭”概其字。然因“遗迹之少，固使才翁之迹世所珍之，亦使才翁之书法为时所淹，故后世宗尚者鲜矣！”

工行楷，宋朱长文《续书断》把苏舜钦书法归入妙品（神品三人：颜真卿、张旭、李阳冰）。若以此推，当与褚河南、欧阳询、柳公权、怀素、蔡君谟齐。盖因苏舜钦出身于世代仕宦之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博学多能，加之父辈丰富的书画收藏，高妙的鉴赏传承，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宣和书谱》评道：“作字沉着，而精神充实，尤工行草，评书之流谓入妙品，当时残章片简，传播天下。”

有书家论，若定书法为视觉艺术，那么由一个笔画到一个字，再到一幅作品之完成，其间运笔挥毫，殊非易事，当不简单。必经身、心、手、眼之相互配合，由书法之表现结构从心出发。因此古人认为书法一艺，因中国汉字的表意性，故寄寓有“仰观”“俯察”之道，“言有尽而无穷”，具“笔补造化”之功，既状物又表意，物为形象，意由象生，立象以尽意。意者，书之本也！

《欧阳修全集》卷五十三载：“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研制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之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苏子美“此乐”，应为达性情、行哀乐的意思，要做到这一点亦非易事。欧阳修记道：“苏子美喜论用笔，而书字不追其所论，岂其力不副心耶！然万事以心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独以为不然，此所谓非知难而行之难也。”“万事以心为本”，书亦然，内心之根本，乃是宗尚，崇敬默如，以古为师而表现自我，随心情、性情消遣笔墨，实为“尚意”书风之追求也。

颜鲁公乃忠烈之臣，不居庙堂而宰天下。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峙，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其志也！扬雄云：“书，心画也。”清刘熙载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苏舜钦的书法，多取法于唐人，明文徵明《题苏沧浪诗帖》中载：“苏子美字画出入颜鲁公，徐季海之间，而端劲沉着，得于颜平原为多。”今见《游山五古帖》《七言残句》《与子玉长官帖》，其风貌格致近颜鲁公书，尤以《七言残句》为盛，断可言其宗脉渊流，乃为颜书之格。古人讲思接千载，涵如默化。究其然，其作书近，乃为其情性近也。

宋史《苏舜钦传》云：“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年二十二指登闻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此可见苏舜钦以布衣之身，便把自己定位为忠臣、直臣。忠直之臣书当近颜鲁公。这恐怕是苏舜钦之先觉，是才为子美君子内心之宗尚耳！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古之士人、学人、儒子内化之人格。君子之志发于笔翰，达情，表意。固使艺术终而复始，与天地共历沉浮盛衰，生生不息，代代不迭。这也是中国书法起伏生灭，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之艺术铁律。

苏舜钦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他的草书宗法于怀素上人。黄庭坚《观秘阁苏子美题壁诗》云：“学书窥法窟，当代见崔、张。”他认为苏舜钦是当世崔瑗、张芝，此评价尤高。王世贞《拿州山人题跋》言：“山谷与公后先，服膺素师。”元王恽《题赝本苏才翁帖后》云：“苏沧浪书，多出怀素。”苏舜钦草书代表作品有《心疾帖》《凤墅帖》及补怀素《自叙帖》前六行，其中对怀素《自叙帖》有补有跋。怀素《自叙帖》墨迹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六行历代相传为苏子美补书。米芾在《宝章待访录》中记载：“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处，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宋岳珂《苏舜钦草书四诗帖》云：“予尝观先生草圣代怀素做首篇，如出一手，笔妙如此，得其绪余，岂不是以名一世乎？”宋楼钥《苏子美诗》云：“尝见沧浪补怀素草书，至不可辨，虽天才豪逸，自谓信手，纵笔何尝留意。”另据明末朱存理《珊瑚木难——唐人临十帖》中云：“此帖唐人书无疑，得子昂完辅，遂成全物。当与苏子美补怀素自叙帖同一珍秘。”明王鏊《题苏子美临怀素自叙帖》云：“忆尝见之更部侍郎笑公座下，天下奇迹也，今不知所在，忽睹此卷，爽然神明，复还旧观，其为沧浪公之作无疑。”此可证苏舜钦补怀素《自叙帖》前六行之确实也，后之争辩者，径可一笑！端详《自叙帖》前后较之，无有差别，气韵完足，可作统一观，此苏舜钦书艺超妙之处也。其后之跋语曰：“此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辑，仆固补之，极愧糠秕也，庆历八年九月十四日，苏舜钦亲装且辅其前也。”此书线条苍劲纯正、圆实古厚、流畅自然、起止鲜明，笔势变化多样，矜奇隽逸而神完气足，章法自然天成，阴阳扶疏；行间布白开合大方，动静相宜，大有“花发上林，月晃淮水”之象。

苏舜钦有诗《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沈冥。”此可证苏舜钦之楷书亦受瘗鹤铭之影响。

今有书家认为，苏舜钦书法，楷书则宗于颜鲁公、《瘗鹤铭》，行书有王羲之、王献之、鲁公、徐季海之法，草书入怀素上人。此苏舜钦书法之出入处，为宋初书坛之超妙者。惜苏舜钦去世较早，传世墨迹不多。欧阳修曾叹：“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谭石桥《铜山三苏书风管窥》）

黄庭坚说道：“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子美、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此可证黄曾得益于二苏。另《宝章待访录·书史》载：“米芾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此可证米芾书法之入处。黄庭坚云，“苏长史用笔沉着，极不凡，然四十年来绝难得也”，并称苏舜钦为翰墨豪杰。观黄庭坚书，其楷书、行书皆受苏舜钦之影响，然黄喜《瘗鹤铭》，苏倍爱之，此即同渊耳。

欧阳修与苏舜钦在政治上文坛上志同道合，与二苏关系尤善，苏舜钦兄弟书法名重当世，皆因欧公殷殷推介之力也！苏舜钦流传至今对书法之理论见解，全出欧阳修之笔记。而欧自己又受苏舜钦影响，二公似在相互印证，为北宋书法艺术之发展不遗余力。

欧阳修广泛传播了苏舜钦“学书为人生一乐事”和“万事以其心为本之书学思想”，其尝言：“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又言：“作字要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然患少暇，岂于乐处常不是耶。”此同苏之习书观点一脉同源也。从欧公习书思想推及而后，他们从唐人“尚法”的理念之中转化为习书为乐事，“万事以其心为本”，把笔墨以状日月，乃是从“尚法”到“尚意”之兴起。后者苏东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天真烂漫是吾师”，“我书造意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亦是同二公学书思想之申发。据此，“尚意”书风被推向高潮。

黄庭坚说：“书画以韵为主，凡书画当观韵。工拙要须其韵胜耳。”此“韵”皆书家内心之外放也。同是“尚意”之叠兴。米芾《书史》中言“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也证苏舜钦“学书为乐，万事以其心为本”之学书思想。此更见情感之表露，内心感受之迁想，亦即“尚意”之佐证。项穆《书法雅言辨体》：“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爱作书契……但人心不同，诚如其面，由中发外。”书亦然，故书之为艺，乃是人之精神之外化，与人格内性的显化，正暗合苏子美《沧浪亭记》“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之理。刘攽有诗云：“穷途时语尤慷慨，暮年笔法加豪逞。”（《和杨十七子伤苏子美》）

苏舜钦书上承晋唐，中兴当世，下启宋、元、明、清，开有宋“尚意”书风之先河，应为“尚意”书风之肇端者，故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中国的书画经过了同源、分流的过程，至宋，又出现一个不寻常的转折，即书、画、诗、刻的合流，学人表述为士人画，即文人画。融诗、书、画为一炉，艺术原理同一，笔墨技巧彼此渗透。宋人是文人画的思想奠基者、“尚意”的艺术追求融合者。自此以后，诗人既是画家，也是书家，这是诗人的格局。初唐以前，书画泾渭分明，南唐西蜀，诗、书、画合一，已见端倪。宋代，中国文人几乎没有不通诗、书、画者。书画思想的解放，伴随着宋代学人、士人沉入禅理，实则是思想文化大转折——理学化经学的前奏。

“‘意’，即作品的形象中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时的自由无羁”（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常常带着在精神层面上的主体感受。苏舜钦“明窗净几，笔研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与欧阳修说，与书画“消日”之乐，“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具有相同意味。沈括在《梦溪笔谈·书画》中说：“书画之妙，当与神会，难可以形其求也。”这种追求主观精神感受的愉悦，显然一反唐人“尚法”的轨辙。苏东坡甚至说，“造意无法”，米芾也说，“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这种重主观情趣的表现，便从遵循客观法则转到主观的抒情造意上，带来了不仅是书法，也包括绘画和诗歌风格的多样化。故“苏东坡的字肥腴，黄山谷抖擞，米元章刷字”，虽属笔墨技巧的变化，实则是美学思想的转换，转换的原因全在一个“意”字。唐书以理抑情，欲写意抒情而转换风貌者，极为罕见，就连《祭侄文稿》字字为血泪，悲恨交加，发而为书，亦可见颜鲁公飞笔时候的理智。

“尚意”的追求，还和老庄学说大有渊源，和魏晋玄学千丝万缕，对中国学人、士人来说：达则入，而致仕；乱则出，而释道；顺则入，穷则黄老之学。不过，魏晋风骨名士风度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文人印记。很难说得清，苏东坡可以简单地划入哪一家的圈内。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的歌诗风格，显见不同，当与此有关。书、画均为视觉艺术，文房四宝是诗、书、画共有的表达工具。文人画的形成和成熟，对作者的文化综合素养要求甚高，自作画、自题诗、自写字，精神一致，情趣合拍，浑然一体。苏、黄、米、蔡宋四家中，只有蔡襄陌生于绘画。即使宋人所谓书家，也与晋人唐人不同。宋人更重于书法所包含的个人性情、情绪和心理状态的表现。

篆刻的进入，使诗、书、画、刻四合一。周秦金石的镂刻与书法篆刻为一体，大章法求整体效果的美，结体和笔法则追求细节的美。镂金者如《毛公鼎》，刻石如石鼓文。《毛公鼎》结体端稳，平正中带倾斜，六个“中”字，同中而有变化。石鼓文气象朴茂、天然。一如李斯被称为篆书之祖，都说明无论是镂金、石刻，与书法相互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文人画的发展和成熟，使诗、书、画、刻进一步具有中国文人风貌，更充分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尚意”，追求既“玄”而“妙”，只“玄”不“妙”，或只“妙”不“玄”，均不成其为中国艺术。而最玄妙的，莫过于书法，特别是天工人力所化育的毛笔，“唯有毛笔则奇怪生焉”（扬雄语），这也是华夏民族“尚玄”精神的升华。因而，宋代书法常带诗家味道，既儒雅又潇洒，既有新意，又有超迈的精神。

宋代书法是宋人留给后世的“国粹”。此刻书法所独具的法、势、气，笔墨布白诸总要素都降为一种工具和载体。

书法是中国本土的，文房四宝是约定俗成后的“道统”。因而它首先是传承与继承，一至于“源于经学”“中和、悦性”，萌根于传统文化之儒学主流。三代两汉的金石气，魏晋的韵（玄妙之趣），唐的法度，宋的风发意气，明的书卷气，渗入“魏碑”后的晚清书法，构成清书的笔墨趣味，民国的行书张扬（行草），无不贯穿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心态。当代书法，由于“传承”和“继承”的无力，又囿于多方非书法因素的介入，欲形成弘扬“毛笔之弹性”而成一代之书风，殊有待时日。

“美”与“丑”，不是评价书法的标准，而是审美个性感受。何尝不可美以丑，丑以美？亦有如“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带着艺术评价之外的典型个体倾向。两千余年来，对“九经”的“解、阐、释、发”，浩如烟海，只舀一瓢，足饮终生。我们认为，中国书法的精髓在毛笔。对此，周汝昌先生有深刻的理解，在真正的中国文化人看来，毛笔不是什么“工具”，它能“通灵”，具有灵性，是中国文豪艺匠的心和气，是血肉相连的“文化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需要文化的消化与悟知。“否则，它如何那么擅长表现使用者的千变万化的不同气味、气质、性情、意志、精神世界、生活态度等。”中国书法，一要时间，二要学问，三要禀赋，四要切研。何必匆匆登台？雾散则峰出，水退则石现。有心插花多凋零，无心于名多成家。

毛笔不是油漆刷子，“笔法千古不变”。平动、提按、绞转等旧法，“在点画运动中灵活调节，尽兴地表现点画的精神，润枯、方圆、浓淡、重轻、起伏、正侧，且因人而异。因笔而异，不像西方的硬笔，粗不得，细不得，润不得，枯不得，出墨如一，缺乏变化”（《现代汉语》1995年第4期，高一虹文）。

北宋真宗以降，外患不断，赵氏朝廷则屡战屡败，屈辱连连；国内因科举之门大张，仁宗时已成“冗员”“积弱”之势，因而仕人、学人在唐末五代至宋以后文化转型期中，尤感忧患。这使士人更重视心理层面的自觉提升，道德理性的自我培养，以及人生境界的自然适应。所以，主盟宋初文坛的欧阳修提倡“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审美理念，发展到两宋之交，诗书画形成一种“温润含蓄”“崇尚机理妙趣”，轻柔婉丽的审美倾向并烟吞艺坛。至此，“二王”行书之妩媚遒劲，似乎更适合时氛。而唐“大草”曾经主导盛唐，“癫张醉素”留下的艺术珍品，大笔如椽，汪洋气势，已难贴近时人心理。故“宋四家”苏、黄、米、蔡无一不以行书见称当世。

苏舜钦亦然。祖父苏易简著《文房四谱》，是宋初一位大收藏家，家风所掩，苏耆和苏舜钦兄弟都是收藏鉴赏名家。诗书与收藏有何干系？周一壶说：“习书之道，有主张天分第一者，有主学养第一者，有主功夫第一者，有主人品第一者，壶则主见识第一。”“见识者，艺术家侧身天地，道法自然，涵容妙有之见地也。天分不高不足具其识，学养不富不足以广其识，功夫不足以证其识，操行不正不足以标其识，四者具，鉴始全”。（《水一方论书·习书随笔》）愈能识通暗处，然后能识致安处。此说极是。鉴藏品如与古贤对话，自觉形惭，久之，则自然而然得到霑露，诚度愈高，识鉴愈深，浓淡自古，笔墨自证，故笔墨证古道，见识发其气。铜山苏氏深得此中奥妙。

太平兴国初年，苏易简被派往金陵去收集书法名画，收获很大，受到太宗赐书画百余件的重赏。官翰林承旨时，太宗召对对历代书画的演进，既之又有赏赐，苏舜钦还得到可以向宫中借阅古代名书画的殊遇。他自己也收了大量藏品。所以，苏舜钦是鉴藏行家、一代书法家，是没有问题的。赵希鹄《宋朝名贤书》云：“朝中名贤书，惟蔡莆阳、苏许公、易简、苏东坡、黄山谷、苏子美、秦淮海、李龙眠、米南宫、吴练塘、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许公无愧杨法华，子美乃许公之孙，自有家法草圣，可亚张长史。”由此可证，苏易简书法，从杨凝式出，而得其精要。杨凝式（873—954），五代书法家，陕西华阴人，字景度，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曾佯疯自晦，人称“杨疯子”，善文词，尤工行草，得颜真卿法，笔势雄杰，变化多姿。前人说，他用笔有破方为圆、削繁为简之妙，存世书迹有《韭花帖》《夏热帖》，有《步虚词》等刻本。

“无愧”二字，可见用力之深和收效之显。铜山苏氏家族一脉，至苏易简之子苏耆，苏耆子苏舜元、苏舜元子苏澥，苏舜钦之子苏激，四世承家风于好世见长，遂成一有名的收藏家族。丰厚的收藏，鉴古学古的书法传承，这是苏舜元、苏舜钦兄弟在宋初书坛名动当世的渊源和保障。

米芾记载了他家的藏品，如表：

苏耆收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十二月帖》、颜真卿《乞未帖》，以及怀素的《自叙帖》、张旭的《千字文》等珍品，兄苏舜元书法亦以收藏妙闻天下。家学书香，渊源百年。《宣和书谱》卷十二称：“舜钦尤工行草，评书之流谓入妙品。当时残章片简，传播天下。”欧阳修说：“又喜行草书，皆可爱，故虽其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居士集》卷三）其时，苏舜钦已是个闻名朝野的国家级行书大家。

苏舜钦在“喜行草”“尤工行草”的同时，亦长草书，还“喜论用笔”。“尝言用笔之法”，曾展示、比较过“柳公权之法”。他认为，用笔“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则羲之、献之之书，可以意得也”。欧、苏素为至交，亦是书法同道，相知亦深，欧阳修在《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中，描绘了苏舜钦书法的意象：“笔墨尤其精。少虽尝力学，老乃若天成。濡毫弄点画，信手不自停。端庄杂丑怪，群星见欃枪。烂然溢纸上，视久无定形。”时人论为“花发上林，月滉淮水”。后人认为苏舜钦行书“字画入颜鲁公、徐季海之间，而端庄沉着，得于颜鲁公为多”。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金石学家刘敞早有一首诗对《同邻几伯镇观秘阁上苏子美草书》极为赞叹：“壁间数字龙蛇动，神物通神亦恐飞。”

黄山谷多次为苏舜钦诗书题跋，也写过一首《观秘阁苏子美题壁诗》：“苏郎如虎豹，孤啸翰墨场。风流映海岱，俊锋不可当。学书窥法窟，当代见崔张。银钩刻琬琰，虿尾回缣缃。”黄山谷还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这样赞叹道：“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知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米芾也曾评苏舜钦书法为“五陵少年”、蔡襄为“少年女子”，都是就意态设喻。《梁溪漫志》载，作者费衮“近兄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书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一诗云：

一酌浇肠俗虑奔，微鹍大岂堪论。

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

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亭时所书。”这些心灵性情的流露，证实苏舜钦的书法居苏州后造诣尤高，已经诗心一体了。他的另一些诗、书、题跋价值更可珍视。如《跋怀素自序帖》：“此素师《自叙》，前纸糜渍不可缀辑，仆因书以补之……庆历八年（1048）……苏舜钦亲装且补其前也。”楷书《观定武兰亭卷题名》，等等。据载，他的兄长苏舜元亦补书张旭《千字文》大草帖，苏氏兄弟的这“两补”，历为后世赞誉，成为文化史、书法史上不可多为的可颂文献功德。

沧浪留波

今天来看，苏舜钦的沧浪亭园林是一座中国古典园林，由于中国古典园林，主要由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三大类构成，因此，沧浪亭又是一座私人古典园林。单就私家园林而言，它基于“天人合一”思想。尤其折射出园主体验生命本质的追求。学人和士人建园自适，或把自然引入园林，或寄身心于山林，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寄怀抒抱，把情趣寄托在身外的环境中，发兴于诗歌文章之间。画之意，游之乐，诗之情，书之趣均在其中。

在园林中，可谓儒道两家思想融合互补，殊途同归。对自然情趣的追求上，私家园林有更高一层的追求，就是对意境方面的追求，即人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思想境界。私家园林对意境的追求，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蕴含着那种恬淡的意境，他的《桃花源记》对后世创造园林意境，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世说新语》说东晋简文帝游“华林园”，“令人心领神会的地方不一定很遥远，只要树木荫森，山水掩映，就自然会产生濠水上的逸兴，就会觉得万物自会来亲近人”。他的话，揭示了园林修建的真意。当时的学人、士大夫深受老庄佛玄的浸润，持着超脱的出世的心态，大多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向往隐逸，从而导致游山赏水，追求独立的审美观念。东晋初，“衣冠南渡”后，对江南一代的山水风景的鉴赏，趋于成熟。有关山水的各个艺术门类，相继兴起，包括山水文学、山水画、山水园林，出现了文人园林的类群。于是，产生了真正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和被誉为山水画宗师的南朝宗炳、王微。位于洛阳西北郊金谷涧畔，石崇的“金谷园”，轰动一时。东晋士族文人谢灵运在会稽始宁县的庄园别墅，以著名的《山居赋》，闻名天下。

唐宋的文艺思想，承续了魏晋南北朝崇尚自然之美的文艺思潮。私家园林的建造也发生了转折，从以建筑为主体转而以自然山水为主体；以夸富尚奇转向以文化素养的自然流露为设计指导思想，隐而不露的园林意境，更富于诗情画意。

同时，中唐以后，学人、士人直接参与造园，以他们为中介，文人园林独具一格，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李德裕的“平泉庄”、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白居易任太子宾客时还建造了“履道坊宅园”，他经常悠游于此园，并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韵文《池上篇》：

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青鹤唳之夕……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间者久之。

可以看出，白居易造园在于寄托精神和陶冶性情，园林清沁优雅的格调，与城市山林的气氛，相得益彰，以泉石养心，借诗酒怡性，园因人而显，无文而晦。

宋代，封建社会已发育成熟，私家园林及其造园艺术的发展也达到成熟的境地，在江南、巴蜀、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区，私家园林繁荣兴盛。李恪非《洛阳名园记》就描述了北宋洛阳的十八处私家园林；《梦粱录》《武林旧事》描写了南宋京城临安的多处宅园；《东京梦华录》也记载了北宋京城开封的私家园林；宋代画家王希孟在他的《千里江山图》中就画出了园林和建筑、地形、依山、临水、架岩、跨涧，应势造园，充分点缀风景的画图。《洛阳名园记》所记述的“富郑公园”实则是仁宗和神宗两朝宰相富弼的宅园，北面幽静，南区开朗，恰切富弼形开意静的行事风格。宋代文人广泛地参加造园活动，使文人园林更侧重于与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性情，更突出表现隐逸者退士们的心灵寄托和情感倾向，使园林更加“文人画”，也使“园记”议论多于叙事，甚至与文人本身的文艺思想、创作风格都有很深的联系。所以，文人园林源于魏晋南北朝，萌芽于唐代，到两宋时已经形成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文人趣味和特征。这与宋代形成的“文人画”历程几乎殊趣同源。

文人营造园林与文人画的形成，均是文人参与的结果，宋人见于史载参与造园的，如苏舜钦、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米芾等人，因而学人、士人所写的画论实则已是造园的“园论”，园林的诗情画意、园林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尚意”境界，正是当时文人绘画风骨的浮现和追求。可以说，园林的意境与文人画的意境异曲同工，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初。值得一提的是，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江苏吴江著名的专业造园家计成，在总结了文人、造园家和工匠三结合建造园林的宝贵经验之后，进一步向造园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升华，写成了《园冶》。余如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长物志》，都比较全面而有代表地论述了私家园林中的规划设计，叠山、理水、建筑、植物、配置的艺术性，是文人园林自两宋发展到明末清初时期的理论总结，也是我国古代造园专著中的代表作。这些专著，从“造园”的角度，肯定了宋代“正体园记”的规范，那就是“营造法”的叙事。苏舜钦所造的“沧浪亭”、所写的《沧浪亭记》，率先完成探索，从而存留了私家园林的“古典”性、文人化、意境追求。

同治十二年（1873），江苏巡抚张树声重建“沧浪亭”，其基本构架，维持至今。当时景况，据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九）载：“亭建原所，其南为明道堂，堂后东菑、西菑，折而西为五百名贤祠，祠之南为翠玲珑；亭以北为面水轩、静吟、藕花水榭，皆临水。寓如清香馆、闻妙香宝、瑶华境界、见心书屋、步碕、印心石屋、看山楼，大半就地结构，仍题旧额。”“沧浪亭”的整体结构充满写意式的笔墨诗情，极具学人、士人雅趣。其独具三大特点。

其一，“沧浪亭”，自苏舜钦开创始，就是一个典型的私家古典园林。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四年。从“营造法”说，它坐落在郡学之东的弃地，“崇阜广水”，纵广合五十六寻，三面向水，“左右皆林木相亏蔽”“遂以四万钱得之”。此园有“三绝”：一假山，二花墙，三碑石。所谓花墙，实指间隔复廊的漏窗也。窗漏花式，有一百零八式，而无一雷同。三碑指康熙书碑亭，有一诗一歌，直廊嵌众多碑石，中有苏舜钦手迹。由于拓本传世不多，故很珍贵。在水亭处，有清康熙文学家宋荦所题“观鱼处”碑，亭内置有著名书法家蒋吟书《沧浪亭记》木刻屏门。三碑与廊或交或隔，似隔非隔，动静隐然。

从创意看，沧浪亭摆脱了具象式写实的传统取向，它用大写意的构思，把文人气度挥洒得含蓄又尽致，居一园而品天下山川之味。其中更寄寓着学人、士人，一切退士，“退”而不沮，超然自适的绰绰风神，始终流露着禀直、耿爽的性格气息。

后世论者认为，“沧浪亭”的独特在于两点：一是写意性，二是借景。它突破了一般园林高墙封闭的形式，并且全园都没有藻绘金瑰的华贵装饰。这与苏舜钦当年处境心境有关，简古而淡泊是其本色。再次就是小阜之上的沧浪亭，今亭系商丘宋荦抚吴时（清康熙三十四年，即1695）寻遗迹复构，恰得文徵明隶书“沧浪亭”亭额，遂额之。

庆历八年（1048）十二月，苏舜钦卒。沧浪亭屡易其主。南宋初归韩世忠，标曰“韩园”，自元至清，其址为僧舍，有“妙隐庵”“大云庵”等。明嘉靖间，大云庵方丈僧文瑛在庵地重建沧浪亭，人呼为“沧浪僧”，明归有光撰《沧浪亭记》。至清初，仅存遗址，于是宋荦考遗址、复旧观重建。此后，江苏巡抚吴存礼、陶澍分别于康熙五十八年（1713）、道光七年（1827）两次重建，后遭太平军战火而残毁。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苏州，古城内外，包括沧浪亭遭受极大破坏。同治十二年（1873），江苏巡抚张树声又一次重修，遂成今时面貌。

沧浪亭自重修后，新貌焕然。1927年起，苏州美术学校（1931年改名为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舍，校董吴子深斥资再建，校长颜文梁有记。

清代著名学者尤侗曾为“沧浪亭”写了一篇《沧浪志序》，序中有一段文字，说明了“沧浪亭”屡毁屡建的缘由，也可看出后世对苏舜钦和此园林的敬畏和珍视。

这段文字是：

今公以中州俊杰，开府江南，方任国家大事，军符讼牒，倥偬弗遑，顾乃网罗遗佚，游乎圹垠之野，献吊于坎壈失职之人，抑何相去之远相得之深哉。嗟乎！古今人同不同，不惟其迹惟其心，不以声势相感召，而以精神相依凭，盖有文章一道，不介而孚，所谓天作之合也。当子美流寓吴中，羁旅寥廓，顾影无俦，近惟都官往来，远则醉翁倡和，集中所载“郡侯访予沧浪亭，因而高会”，绝不记其姓名，所云千蹠食鸡，二螯把蟹，亦不过酒食徵逐，未尝有篇章赠畣也。岂意千载之下，获遇风雅钜公，修我墙屋，拭我衣冠，举笔精墨妙，为之补亡继绝，遂使当年幅巾小艇面目依然，呼之欲出。信乎文章有神交有道，一人知己，可以贺长史于九京矣。且此沧浪之水，匪独苏子有也，前此无论，后乎苏者有章矣，后乎章者有韩矣，申公以宰相园林，所辟大阁、洞山，侈为一时雄观，加以蕲王架飞虹之桥，起冷风之台，建寒光之堂，其规橅广丽，视沧浪亭不啻百倍。然俯仰之间，大惇魂魄，化为乌有，即蕲王香火亦半明灭于冷烟衰草中，行人过此，田夫指而示之曰：“此苏子美沧浪亭耳。”自今以往，尸而祝之，歌而咏之，亦曰：“此苏公祠耳。”由此观之，富贵无德而称，勋业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不朽。

其二，文人个性化的楹联与“三绝”。私家园林还有一个构成，就是楹联、匾额。它使眼前见不到、当时想不到的联外情景，用对偶的形式点睛，把园林的环境景象引向深邃悠远的表意，令人遐思不断。楹联上字体的笔势变化，甚至阴雕阳刻的刀法艺术，多样情趣的激发，使人对园林意境的理解更具“写意”之味。“写意”本是注入了人的主观感受和对园林环境的浓缩，使之能传自然之美，以画入境，以画传神。

沧浪亭园林可谓独具个性。假山石亭（沧浪亭）匾额“沧浪亭”，清康熙巡抚宋荦寻旧址建于此。亭中曾是苏舜钦当年品酒、论文之所，也是诗人吟哦酌酒之地。石亭古朴优雅，近处有老树数株，可远眺峰峦，可近观藤蔓野趣，与含冤流寓苏州的诗人苏舜钦的心境浑然一体。沧浪亭石柱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由江苏巡抚梁章钜集句，晚清朴学大师俞樾手书。上联出自欧阳修《沧浪亭》诗，下联出自苏舜钦诗《过苏州》句。句意来自于苏轼的《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联语把山水人情化，风光飘逸、情怀淡泊，融本事、时景、诗意于一体，人格美与景观美、诗意美交融为一，属对工稳，妙语贴切，浑如天工。沧浪亭还有一联：

四万青钱明月清风今有价；

一双白壁诗人名将古无俦。

这是嘉庆进士齐彦槐所作。南宋绍兴年间，沧浪亭为韩世忠宅第。名将指韩世忠，百战沙场，威慑金兵，因怒斥秦桧之害岳飞而遭黜，后亦住沧浪亭。全联怀古、追思、敬仰风范，溢情联中。

“明道”二词取自《沧浪亭记》：“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故“明道堂”有联云：

百花潭烟水同情，年来画本重摹，香火因缘，合以少陵配长史；

万里流风波太险，此处缁尘可濯，林泉自在，从知招隐胜游仙。

作者是咸丰进士薛时雨，联语出句并写杜甫和苏舜钦，两人恰好均字子美，得以并祠，突出水可濯尘，暗喻迁谪之感。而流寓中守志的忧和闲，终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还有一些联语切景成偶，皆合本事。广水浒园，竹篱莲盖，远山翠峦如画，近则城堞环抱，古塔铃声，庵僧晚磬，间以刈获登场，鸡鸭归栏，好风一吹，炊烟四起，无复城市喧嚣，实乃自然生气。所以“偶乐轩”题云：“结构从近水远山而得，领略在诗情画意之间。”又沧浪亭池中有一立亭，与廊相通，垂柳围栏，菱藕藏舟，有人题：“千朵莲花三尺水，一湾新月半亭风。”亦精巧可爱。

其三，沧浪亭私家园林显示学人生存风范。

山的西麓建有一座御碑半亭，亭中有康熙御书。

吴存礼在《重修沧浪亭记》与《颂德文》中颂扬了康熙的御书辉光烛天，与日月同丽，是三吴旷古以来未遇的盛典，沧浪亭“因御书而益增其胜，藉以垂名于不朽”。

闲吟亭中置有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御笔刻石，记述了当年江南沿海遭受飓风暴雨的悲惨情景。

山南的印心石屋横额“印心石屋”四字，为清道光帝御书，巡抚陶澍所立，取《景德传灯录》“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句意。而石屋前假山洞门草书额“圆灵证盟”则为民族英雄林则徐所题。一座占地十六亩的园林，却有一朝三代皇帝的题词和乾隆的四次驻足，这恐怕是苏舜钦始料不及而又嗟叹不及的事吧。

沧浪亭的建成是苏舜钦心路历程的物化，《沧浪亭记》的写成却是苏舜钦深刻反思后的总括。

《沧浪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合称为“庆历三记”，是“庆历新政”同一大背景下催生出的千古名篇。《沧浪亭记》既是“庆历三记”的开篇之作，更是苏舜钦在遭遇人生、事业重大挫折，经过痛苦内省后的经验总结。政治上的失意并未打垮他，他以沧浪亭为栖身之所，以沧浪亭为心灵的安放之地，并以沧浪之水浸润心灵，而用沧浪之水濯足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选择。他心中始终满怀报国热情，等待东山再起。他以“疏闲”为耻，坚信沧浪之水总有清澈之时。用沧浪之水“濯缨”才是他以“沧浪”名亭的本意。他已战胜自我，隐身沧浪，静待沧浪之水的澄清。他是退士隐逸理论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他的“隐于野”“隐于市”仅为权宜之计，“隐于朝”才是他的终极目标。隐身沧浪，正是他为“隐于朝”蓄力之时。

园因人重，千年“不朽”。此园残而葺，毁而修，卒以近乎原貌保存至今，正赖园主苏舜钦，而舜钦亦因园存而益彰，斯“不朽”也！

“沧浪亭”园迎接了诗人苏舜钦，苏舜钦则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把一生最辉煌的诗篇留在了这里。在学人、士大夫眼里，苏舜钦除了留下的，还有他们认为更为称道的东西：一孤愤，二愤懑，三自胜。这是文人风节，也是为后世大多数文人所敬仰的生存范式。

因进奏院案而罪难，绳小过以陷人，“使除名”，“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二相（宰相杜衍、副相陈执中）恐栗长缩”，“不肯开言”；范仲淹可为滕子京、张亢横身当之，于苏舜钦，“举朝无一言以辨之”，加之“三逢恩霑，四换岁纪”，竟依然“枉被盗贼之名”（《上执政启》），终至“斥逐奔窜，衔愤沥血，无人哀矜，名辱身冤”，无处申说，能不满怀孤愤？

继则自审“性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所言皆正人君子，朝廷干才，“但以此构陷，累及他人”，故“愤懑之气不能自平”（《与欧阳修书》），“自为沮愤”（《答马永书》）。

试想，“某幼而向学，长则多忧”“素为忧，患之所丛”，即使“场屋十年，闲关四举”，亦未移言归道义，“泽于物而后已”之抱负（《上三司副使段公书》），及至流寓吴下，“内省实无所愧”（《与欧阳公书》），实有一种在空前遭遇后的自信和自守。

苏舜钦把心灵融入沧浪园，“日送旧鸿，俯仰自得”（嵇康《兄秀才入寄赠诗》），他找到了自己的“真趣”。他没有盲从魏晋先贤，或以身殉道，或朝隐，或不得已归隐，早年“立言”以“不朽”的寄托却更加坚定。“沧浪亭”“无邪”而“道明”（《沧浪亭记》），“心安间而舒放”“图史琴尊，以自愉悦”（《答韩持国书》），鱼鸟稻蟹以消忧。实在是“外有所适”“内有自得”“亦乐矣”！“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沧浪亭记》）在这样的“适”“得”境界，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不可克制的呢？这是“真趣”、真识，前人难以品味到的自然之趣、自胜之格！

上述三种，都是文人素所钦羡的境界，沧浪亭因苏舜钦而被后人推崇。

“沧浪亭”园林第二个特点是其写意性。这里的“写意性”是指园林中有诗情画意而又隐丽少露的意境。万物本体，只好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趣，有如“文人画”中的山水泼墨。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意境”，是“境非独景物也，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此“境”正合宋叶绍翁《游园不值》中那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便引出张惠言的句子：“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待到天地入吾庐”（《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第一首、第四首），既有春日赏心乐事，又隐含万象之兴盛，是华美还是惆怅？总之使人遐思，意想出邈。如此，虚实相生，情理渗透，意蕴无穷，均可谓有境界。

沧浪亭就有这种文人情趣。

沧浪亭是退士所建，因而与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其独特的营造布园，别具的景观设置，以及具有文化内涵的园林命名，富有文采韵致的景观题名，以文人雅事所置景观等无不透露出厚重的文化气息。它们既是园林艺术的一种构成，又是景观立意的再度升华。

“沧浪”，取自先秦孺子歌，楚大夫屈原被流放后，曾见渔夫歌，便记入《离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思较早地宣示出儒家“达穷兼济”的人生理想：世道清明，可以施展抱负，则出仕为官；世道昏暗，贤者招嫉，则归隐山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帮有道则仕，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灵公》）。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孔孟的言论均体现了儒者对于出仕与退隐，入世与出世，进与退的政治选择，人生态度和精神气度，为历代文人士子所心仪。

苏舜钦将亭命名为“沧浪”，有自比屈原之意。但是，他不会像前贤屈原那样，在遭遇人生不幸的时候，被自己的理想和高洁的情操所左右，无以解脱，怀石投江。“沧浪”二字，本身就包含了清与浊、清明与昏暗，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境况去赋予它的意义。当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居庙堂之高”时，则高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当仕途坎坷，遭受排挤，“处江湖之远”时，则低吟“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哪个坡，唱哪首歌”；用现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就是“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这体现出了对人生、世事的一种冲旷恬淡。

建好沧浪亭后，苏舜钦“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在“野老不至”的沧浪亭，观“鱼鸟共乐”，“不觉日暮”，忘情于山水，陶醉于鱼鸟。

他在《沧浪静吟》中写道，“独绕虚亭步石矼，静中情味世无双”“我今饱食高眠外，唯恨醇醪不满缸”；在《沧浪亭》中写道，“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在《独步游沧浪亭》中写道，“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他已远离豺狼、罗网，“形骸既适则神不烦”，“形骸”有了归宿，内心趋于平静，时时沉醉于水、竹、鱼、鸟的园林之美，他找到了心灵的暂时存放之所——沧浪亭园林。

欧阳修在《沧浪亭》诗中写道：“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崎岖世路欲脱去，反以身试蛟龙渊。岂如扁舟任飘兀，红蕖绿浪摇醉眠。”表达了他对沧浪胜景的无限向往，对友人遭遇的不胜同情，对好友园林生活的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

尹洙在《水调歌头·和苏子美》中写道，“敛翼下霄汉，雅意在沧浪”，概括了苏舜钦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痛苦抉择中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其次，沧浪亭达表达了学人的心意。

亲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无疑是对处于人生低谷的苏舜钦莫大的安慰。

苏舜钦被削籍为民，是进奏院案受罚最重之人，他不可能没有怨意，曾发出“因事燕集，安足为过”的质问。但入狱后，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看法有了改变，“自嗟疏野性，不晓世途艰”（《诏狱中怀蓝田高先生》）。认识到今天的处境是自身的“野性”和“不晓世途艰”造成的，归因发生了改变。

沧浪亭再美，也不能使苏舜钦忘情现实。无论他如何沉醉在美酒春风里，他内心依然是“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他心惊的是什么呢？从家族来看，外公王旦贵为宰相，爷爷苏易简是“君臣千载遇”的状元，几代为官为宦，而自己却被“削籍为民”，这绝不是慎终追远、光宗耀祖的事，他怎能不心惊？庆历三案，唯他被免死“除名”，又如何能没有愤懑？流寓吴中，人情似纸，唯有亲情可依，又如何不孤愤？他自问：“未尚一施胸中之才……处无人之庐，以此终乎？”更何况自度有“前古治乱之根本，当今文武之方略”（《上集贤文相书》）的见识，而朝夕之间便无用武之地，又怎能不心惊！因而，他无论是站在致君泽民的道德制高点的“壮志”，还是站在从个人前途出发的“立言”“立朽”的“壮志”，都可谓未酬，他怎能不心惊！

退隐沧浪亭是不得已的选择，“立言”“不朽”才是他不变的人生追求。“不愤东流促行棹，羡他双燕逆风飞”（《送人还吴江道中作》）；“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水调歌头沧浪亭》）。其“入世”“致君”“报国”的追求怦然可扪，这也是历代文人士子在遭受挫折后的普遍想法。然而，他并未因被黜而沮丧，没有沉沦，却在沧浪亭找到自然之真趣，在自守、自适中走向“自胜”。这是千古士大夫遭遇冤屈后很难达到的思想境界。

沧浪亭，既是入世隐逸的终点，又是出世的起点。沧浪亭既是苏舜钦为自己建造的一座心碑，也是文人士子心中的追念碑。沧浪亭寄寓了他们想表达而未能，或不能表达的“意”，从而受到文人士子的敬仰。

沧浪亭从建成至今，经历了苏舜钦私园、宰相府第、韩蕲王园、寺院、学校、公共园林等身份的转变，也曾因时光的侵蚀而消逝于江南的烟雨之中，或因战火洗礼而变得面目全非。然而它无论是经历富贵，遭遇贫寒，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它都能屡废屡兴，犹如凤凰涅槃，依然活脱在人们的视野里，鲜活在人们的心中。它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仅是因沧浪亭无围墙式的“借景”，淡雅素妆的建筑，而是它所包含的宏富内涵。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伴随着沧浪亭绵延千年，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文化形态之一，宋代时为中国古典园林全部历史进程的分水岭。它的演进充满了向上的活力和旺盛的生机，在它的全盛期甚至呈现为波澜壮阔的局面。而后，更多的是平和、稳重，如大川之流，积淀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二十世纪的前半叶，西方现代园林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引起中国古典园林步入现代化启蒙而导致的急剧变革，而后，中国园林体系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到现代园林的发展期。

吴中，即苏州。这里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人间天堂”之称。苏州的古典私人园林年成久远的不少，如拙政园、环秀山庄、沧浪亭，以及狮子林、留园、网师园等，堪称典型例证。拙政园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明嘉靖年间，著名画家文徵明参与设计，历时十六年重建。太平天国时期，曾为忠王府花园。拙政园分为东、中、西三个独立小园，现存的拙政园，中部是主景区，以水池为中心；西部以水廊溪涧为造园艺术中之上层；东部原称“归园田居”，早已荒芜，全为新建。三个小园已非唐时风貌。

环秀山庄原为唐代金谷园故址，始建于唐末，宋代为景德寺，明代时是宰相申时行的住宅，清代蒋楫在此建藏书楼，名曰“求自楼”，并堆砌假山，取名为环秀山庄。

狮子林是元代高僧维则所建，以湖石假山规模最大而闻名。元末明初著名画家倪云林曾作狮子林图，从此，园名大震。清乾隆仿照它的式样在北京建造了畅春园，又在热河行宫仿造狮子林，但皆已废弃。

留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乾隆末年为刘恕所得，改名“寒碧山庄”，史称“刘园”。光绪初，官绅盛康买下此园，改名为“留园”。留园与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拙政园齐名，其各景区有七百多米长的曲廊连接，长廊两壁上刊有历代名家书法石刻三百多方，人称“留园法帖”。

网师园，初为南宋礼部侍郎史正志罢官后建的一所私宅，取名“万卷堂”，一称“渔隐”。乾隆年间，光禄寺少卿宋中元在万卷堂故址新造别墅，取名“网师园”。网师园是清代宅园的经典之作，布局精巧，结果紧凑，以建筑的空间尺度比例协调而著称。

人的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安放自己心灵的方式，文章诗歌，亲朋相知，抑或山水美景。苏舜钦“洗乾坤”的理想已轰然破碎之后，他又会把自己的心灵投向何方呢？两年前，朝廷上发生了两件事，深刻影响了庆历时局。一是滕宗谅（字子京）、张亢（1043—1644）的“公用钱案”。监察御史梁坚对滕、张发起弹劾，调查结果是二人“以利自入”都查无实据，范仲淹主张薄惩，杜衍、王拱辰坚持反对，最终滕子京被贬岳州，张亢被降职。二是欧阳修身陷“阿张嫁资案”，被贬滁州。以上两案，加上苏舜钦进奏院案，这三件都有挪用公用钱的情节，而滕宗谅、欧阳修依然做太守，苏舜钦则被除名，流落苏州。

庆历五年（1045）四月，苏舜钦一家来到苏州，凡三迁徙。兄长苏舜元和其他“亲友分俸”，以四万钱，终于购得一块弃地，筑屋定居，是年秋竣工，题名“沧浪亭”。这个园林确实是一幅绝佳的写意山水：

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佑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苏舜钦《沧浪亭记》）

哪怕官场失意，亦能围炉品茗，参禅论道，击节而歌，更善于扩茶楼酒肆为山水园林，移情于春阴草青，晚潮风雨，得意时，成为情感补充，失意时成为心灵归宿，人与自然贴近而真实，宁静而雅致，景有限而意趣无穷，这种情趣就是宋代文人画的意境。“平生事，谁会凭栏意？”这与唐人凝睇于外部人与物实在是大不同。苏舜钦不无欣慰地告诉后人，由自守到自胜，他得到了沧浪亭这一心灵的归宿，“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原，然有得，笑傲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为胜焉”。

《沧浪亭记》既有对当下生活自由闲适的心得意满，更有对过去身居“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的官场生活的深刻反思，得出“仕宦溺人为至深”的结论，并找到避免重蹈“古之才哲君子”因“一失而至于死者”覆辙的办法，那就是“自胜之道”。

何为自胜？“自”，自己、自我，“胜”，胜过、超过，自胜即为战胜自己，自我超越。自胜是自己认识上的更新换代，思想上的脱胎换骨，观念上的吐故纳新，是作者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后的自我扬弃，从而达到“道以明”的境界。“道”即为离开充斥着沉浮得失的官场后所悟人生之道，即自胜之道。当他远离众人所追逐的功名利禄，通过沧浪之水的洗濯和作者冷静的思考，找到了“内外得失之原”，有一种走出庐山方识其真面目之感。

诗书画，素来被认为是中国文人的气质、思想、学识和素养的综合体现，“文人画”成为主要载体。经魏晋南北朝“萌芽”，唐代“发展”，五代至宋初“成长”之后，北宋后期，以“文人画”的成熟为标志，人物、山水、花鸟各类题材，壁画、卷轴、工笔重彩、水墨、白描等形式迅速成长，更加精湛。以文同、苏轼、米芾、米友仁的作品为实证，中国文人诗书画终于成熟。

优秀的“文人画”一定是自题诗自己书和自己泼墨的水墨“大写意”，中得心源而外师造化。“诗书”历为学人的“童子功”，唯有写意最能抒情。唯毛笔水墨写意，能表达诗中三昧。欧阳修、梅尧臣都曾发表过诗书画评论，大概苏舜钦诗名高过书名，书名大过画名，故画为时掩。在笔者看来，苏舜钦才是一位“大写意”的旷世奇才，这就是他手造的“沧浪亭”园林——一帧保存至今的苏州最久远的城市山林写意立体山水画卷。

年底，苏舜钦作《答韩持国书》《答范资政书》，继作《沧浪亭记》，表达出在这个自构自建的如诗如画的山水园林里，空前的冲旷，十足的自胜，他为自己的心找到了一个可以寄寓的居所。

由于苏舜钦构建了这个“立体的山水画卷”，作为实体园苑，它成为后世文化艺术积淀的艺术殿堂。因为有了它，苏舜钦的文人气节、矢志革新的忧患意识和开宋诗之先的诗文贡献，千年不朽；因为有了它，增添了又一个中华后世志士为了人的尊严和国家安危而献身的精神动力；因为有了它，这个立体写意的“画卷”，出色地昭示出宋人尚意的艺术风采。它所保存的宋以来的遗迹、文物，“沧浪亭”整体布置遗址，苏舜钦与棋友对弈的棋盘，众多的名家题咏刻石，后来闻人如林则徐的题咏，“五百名贤祠（刻有自周代到清朝五百九十四余名人遗像石刻）”“康熙三十七年（1698）徐氏《苏学士集》刊本”，还有众多的名人名联、题刻，等等，对前贤的景仰和寄托，延续着中华民族对英雄寻释和文化载体。

北宋“正体”园记发端于苏舜钦，其代表作，正是他的《沧浪亭记》。

何谓“正体”园记？明人吴讷在《文章辨体》中这样说：“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这里，吴讷说出园记“正体”的两个构成：一是“营造记”，二是“园记”。观众多的“园记”，议论之辞多，甚至专尚议论。园林虽在，而“记”的内容并无造园因素，既无造园因素，也就不能对“记”中的园林，做个全貌的关照和考察。举例说，苏舜钦在写《沧浪亭记》几乎同时，还作《浩然堂记》，仅记“得闾南之浦”，其他则作“养浩然之气”的引申。而《沧浪亭记》则“营造”和“园记”俱备，结以“自胜”之议，所以沧浪亭千古流传，浩然堂则至今已渺然无闻。

“园记”的是园林存在的文献依据。至若勒之金石，椠之卷册，以传后世，颇具文献权威性，因而也是主要的园林文献。虽无“造园”因素，却也反映了园主的思想、情趣，丰富了园林的文化内涵，是研究园林不可或缺的材料。如韩愈《燕喜亭记》、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至欧阳修、苏轼后，始专有议论为记者，范仲淹之记严祠，欧阳修之记尽锦堂，苏轼之记山房藏书，张耒之记进学备，朱熹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其言也是以垂时警世，终归变体。

在宋代，苏舜钦首次将“营造”建园要素，植入“园记”，并以精辟的感悟，融入“记”中，将学人、士大夫的风骨精神升华至“自胜”境界，令后世敬仰、踵追且借以营造个性化的园林。这也是千年之后，沧浪亭能够屡残屡毁而能重修重建、存留至今的原因吧。人们在打量“沧浪亭”，研读《沧浪亭记》时，经常忽视了这一点。所以，“自北宋起”，“正体园林”园记的发端，代表作是苏舜钦《沧浪亭记》、朱长文《乐圃记》（《苏州园林历代文钞·王嫁句前言》），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王稼句先生还说道，“窃考之”，“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正强调了“正体园记”“营造法”的特征。

自《沧浪亭记》出，欧阳修诵不释手，时范仲淹甫接苏舜钦所作“记”，又得滕宗谅约请为岳阳楼记，并邀舜钦书朱，其后，《醉翁亭记》遂成。于是，《沧浪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天下三记”名千古矣。众多的“园记”，使园林文化正式登入了中国古代艺术殿堂，也才有类似明代计成《园冶》这样的专著问世，汇集“园艺学”这一门专门学问，“沧浪亭记”发端之功，不可没也。

南宋偏安一隅，临安、平江造园活动频繁，园记大量涌现。元代，特别是张士诚踞吴后，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园记总量超过南宋，并明显出现议论多于叙述的情况。明清两代是苏州和江南造园的全盛时期，园记汗牛充栋，诸体并存，丰富多彩，持续不衰，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文化中心。科甲鼎盛之外，经学、小学、文学、书画、金石、藏书、刊刻都形成人物鼎盛的优势，犹如当今“北漂”。当时的“吴漂”也是一个人才定向流动的文化现象。清末民初，私家造园活动，会馆、公所更如雨后春笋，园记成为别开生面的文化积累形式，和珍贵的园林文化文献。苏舜钦造园、《沧浪亭记》发端之功，功不可没。

世所公认，中国园林是世界园林之母，苏州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园林文化充分反映着中国传统士庶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蕴涵着造园者的人文精神，因而，园林文化是反映时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苏州现存最早的私家园林沧浪亭，它和寺观园林、皇家园林共同构架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体系，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古往今来，园之兴废成毁，与时转移，循环无休。居之者非一人，苏舜钦以罪废流落苏州，买地筑亭，于云韵山水之间忘其放废之忧，求其自胜之道。较之元璙、申公、蕲王等人，论其权势地位迨不可比。而至今，沧浪亭之名，常聚集于人口，世人有不以台榭俱毁，而以诗人之文章品节，能卓然自立于天地间，为师表踵追——这是地以人重。

古人与今人，同与不同，不为其迹为其心，不以身世相感召，而与精神相依凭。概有文章一道，沧浪亭即苏舜钦精神之所寄托，沧浪之水非独苏舜钦所有，而沧浪亭所蕴含的精神却为苏舜钦所首创。“安于冲旷，不以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傲千古”，也为人类，特别是东方人群，创作出并沿袭至今的宜居范式，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生活环境，诗画般的人类理想家园，终得自胜之道。看来，势位显赫一时，勋业随时而新，未若文章之不朽。

沧浪亭已经不仅仅是苏州地域文化的标志，它早已属于全中国，还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苏舜钦，也顺理成章地铭入为国忧民、敢于变革创新的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碑中，其生命和灵魂名重千古。

宋韩淲云：“沧浪之水不可拟”“千古万古一长史”（《涧泉集》卷六·《同周兄南仲游沧浪》）。

苏舜钦，一位悲天悯人而敢有责任担当的“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宿命者。他以卓有成效的歌诗成就，“开宋诗一代文风、诗风、书风”，成为“苏黄之先导”，还是一位创建现存中国江南私家写意园林、城市山林“沧浪亭”的宋代著名园林艺术家。他对学人使命的自觉与担当，他的诗文书画和园林成就，以及他的人生遭遇和自胜，充分展示了中国学人渊源有宗，道承有序，又不断革新的风尚、风节和气骨。虽然，他远未实现自己的抱负，还遭遇冤案，但他的士人风骨和才气，依然为千年来后人所景仰。他在中国文学史、中国艺术史和中国园林史上，留下了显著足迹，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的文化转型和突破贡献了一个觉醒的儒者充满悲情的一生。

附：

铜陵纪胜碣

王惟贤

铜陵主山来自中江南里，至地名驷马丫劈枝，东南行百里许降而成麓，相传铜山旧学在焉。今俗犹名其地曰夫子殿。予初来游时，于麓之首得一石柱，乃宋时《进士题名记》也。围六棱，高可七尺许，上下皆横刻雁行，中列铜乡当朝甲科姓名与各授官之差，顾剥落太甚，隐约可辨者三十余人，而苏门三世因可考见。有溪自兑方来，宛委清扬，名曰玉江。上下隈曲，皆自南山分支，踊为峦阜，名曰宝峰。上宝峰如盘龙之踊，其中阿即旧县治所。昔之为厅事，为仪门，为邮驿，乡人皆能历历指点其处。有碑欲仆，乃宋参军赵鼎吉记修尉廨者。文多漫漶，内有云：“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此地”。其来岗有废址，相传为苏状元故宅。下宝峰如游鱼，凹而复起，横亘中流，而江水因之折叠。佥云：“此前汉邓通鼓铸之所。”故老相传：通在上，偶遇秋涨洪波逾凹者七日，守灯而忘其为火也，遂以饥死。往迹依然，历考方书所纪皆同，但与《史记》弗协。旧有三桥：上曰金锁，中曰玉江，下曰挂金鱼，因山水迅发，而今已尽圯。桥间巨石森耸，内一石如兽而东首，首题“当阳胜处”四大字。缘曲涧深阻，每日出率先寅宾焉。又二石屹立中流，后先相望，若雌雄然，为走来石。原在上乡十里外，一夕风雨，乘槎至止，今槎木犹籍雌石下，而其故地则名走石沟云。南岸岩石连延，中忽裂罅成洞，洞壁连有二窍，皆悬流湢沸，饮之清冽而甘。左窍榜曰飞来泉，谓与走石同时而至；右榜曰狮子窟，以在狮山下也。洞口石壁，高平而俯，上有司马温公隶《家人卦》，傍刻玉窗子诗云：“当阳胜处好溪山，翠滴温公宝墨斑。线溜一泓凉意足，须臾肤寸遍人间。”又卦隶字，别刻有二处见存。上流岸畔，有唐虞世南大书“登金门，上玉堂，攀龙麟，附凤翼；凌九霄，振六翮，竭忠节，赞皇猷”，凡二十四字。其他篆隶诸刻更富，不能尽录。南山宛如蹲狮，中阿有元赵封君墓神道碑，碑阴刻其家训，而欧虞诸贤诗文赞跋具焉。前二石人，朝绅鹄立，虎羊仗队秩然。顾茔域久为民业，而冢土且欲平矣。予亟令人叠之土，寻购其地为墓田。狮首有刹名广福院，茂林蓊郁，清泉汇池，亦方外一佳境。讯所由建，即公家佛堂也。殿后经楼，步声响答，诘之，僧云：“赵公实窆此中，左方坟墓规制，乃其托迹者耳。”狮尾有断碑，大书梅坡字，盖昔贤游赏之地，佥谓此铜山八景之一矣。俗传八景诗云：“当阳胜处古招提，走石梅坡世罕稀。万仞山临狮子窟，一泓水泊放生池。飞来泉里神龙现，金锁桥边野鸟啼。几度登临观不尽，漫将彩笔写新诗。”至于旧隐有洞，在上宝峰之颡，深豁可坐十余人，内有石床二座，额扁龙山旧隐字。放生有池，在金锁桥东，榜石刻云：“唐中和初，邑宰李义方凿池刻石。宋绍熙壬子，其十世孙玺，自金水迁居于此，取家藏墨本重刻之。”流觞有曲，一在上宝峰北涘，一在金锁桥边，刻云：“宋冯丙之为尉，其兄运之官凌云过此，而流饮相乐。”盖玉江至此，水底纯石连山，一无罅隙，每遇滩碛，皆可泛觞云。翳昔文物之都，风韵之雅，犹可想见。乃今断碑每以勒塍，而摩崖率剥落殆尽，何也？有父老微言：土人以石刻碍犁锄，且厌官司采访之扰，计古碣无虑百余，辄被掊剥，唯恐余迹之或留耳。嗟乎！乡氓诚愚，然而表志厉禁，固官司所得为者，乃至日就湮没，或亦不能无责焉尔矣，予尝历阅参求，随笔其概，以备遗忘，且俾将来观风好事者得有考焉。赐进士第，原任陕西布政司左参议卓峰王惟贤撰。

皇明万历八年，岁次庚辰秋九月吉旦戊午。乡进士王似建。

皇清咸丰十年，庚申春闰三月吉日重镌。义甫王宜生书。

铜山乡贤祠记

王惟贤

江乡代不乏人，而铜陵为盛。顾世远迹湮，乃至莫可指诘，亦缘蜀中前辈往往不常厥居。如苏门徙汴之后，故乡声迹斩然；元赵公亦尝避乱渝州，后虽来归，而参政之墓又在潼川东路。常举以问之升庵杨太史，因为历数川中昔贤移居他邦如苏眉山、虞成都诸君子，至四五十家。继遘元兵荼毒，吾土人烟几熄。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止七八家，余则自别省流来者。况外史之缺久矣，谁其历险阻以事访求者哉？故晚近向往良勤，而亦不能无余慨也。

嘉靖辛亥岁，贤为先人卜宅兆，始携诸子伸、借、似辈来游，则见山川盘礴，形势悠扬，已心讶其为钟灵之府，既而穷探博访，始浸获前哲遗迹一二，谨随记录，足慰平生。载考史传，有宋判司天监赵公延义、参知政事苏公易简、工部郎中苏公耆、三司度支判官苏公舜元、集贤校理苏公舜钦、处士苏公伯起、元封君赵公垠、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赵公成庆、四川肃政廉访副史张公国宝，凡九人。其他泯没无闻者，盖多有之矣。为念古称才难，即言行足法里闾，犹将表树，况文章德业丕著当时，流闻后世，乃其故乡响绝，竟付之泯泯焉已乎？夫阐扬前烈，以开后人，实一方风化所关，贤敢诿曰无所与责？

爰相玉江上下之曲，有阜相望，皆名宝峰，景殊佳胜，己未岁购得下宝峰建祠，肇祀奉吾先：封君附厕末席陪享，逾十年矣。既而熟视形势，则见上宝峰端重回环，尤为气盛，乃于隆庆己巳冬别构奉迁，以图永利。掘土三尺，下得一旧碑，乃宋庆元己未邑令王忠厚仁淑将去任时，内一款云：“欲买此地绘先达，如苏易简诸大老，为四贤堂，迫去无几，敬录其因，以付来哲。”与余首事之年，及今定卜之所，无不吻合，殆亦不偶然者？夫贤豪精爽，实通元气，固无所不在，其奋迹之地，神每栖焉，祀典之修，宜莫近乎此矣。抑元气流行于方土，其起伏每相循环，然其伏也不极，则其起也未必光大。昔赵宋文明，此中人才辈出，今闭厄否遁极矣。由宋逮今，五百有余岁，乃获寻坠绪于寒烟宿莽之墟，一旦作而新之，其殆往复之会也乎？苟运数之可期，将必有峻发昌时，以茂对前修，以无负山川之胜者，庸概述以观厥后。若夫岁事之举，酌以春三秋九，及时成也，祭用牲楮币醴要皆省，便期可久也。时令乡人讲法敷训于其庭，亦正经善俗之义也。居守则俾吾子孙与乡之学子于焉，修藏薄治经籍子书，资其讲习。昔孟子论友日：“一乡一国以及天下，又尚论古之人，周子欲士希贤，又以希圣、希天为极则，夫苟有志，何远弗臻矣！”此固前贤所乐与进者，其孰御焉。至于始终经理诸事，皆余黾勉取次图之，无敢烦于官若民也，则不必一一详云。

先公墓志铭

苏舜钦

苏，邺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后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内，汉将军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际多伟人，六叶之内，四至大丞相，袭封邳许。文宪公之曾孙传素，广明乱，以其孥逊蜀，生三子，捡、拯、振。孟还相唐，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经略使，唐命革，刘岩奄有南海，独完圉不与岩，容民于今祠之；季留为铜山令，即我先公之高祖也。

先公讳耆，字国老。曾祖寓，剑州司马，夫人龚氏。大父协，中进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师，谪怀州司寇参军，雍熙中召对，授光禄寺丞，知开封府兵曹事，累赠刑部侍郎，大王母薛氏，封河东郡太夫人。皇考易简，太平兴国中首登进士第，才十年，遂参大政，赠太师尚书令。母崔氏，封广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龄，以父任宣节校尉、左千牛备身，俄加振武副尉。逾年，太令薨，恩授通直郎、秘书省正字。未冠，谒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归。章圣帝即位，改奉礼郎，既冠，举进士，时试条至严，两中优等，廷校不得在高第，诎所素志，辞焉。后一年，以文奏御，诏试玉堂，赐及第。东封，转大理评事，从祀汾阴，迁丞，赐绯衣银鱼，出知湖之乌程。以文正公当国，凡五载，未尝求代迁。时吴越大水，平原行舟，既涸，农尽以失畔讼，公按籍收判质，悉履邑田，书而揭之，狡豪宿隐，摘以给下户失职者，民乐兴颂，无复诉。郡牧制置使陈公尧叟荐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终，知开封县，既省政，恶民物之薄，且多贵人善田宅，操势威，豪夺无告，一切以法绳之，皆帖帖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书日：“京师诸夏本根本，宜为化首，今流风甚微，臣窃耻之，谨条七事以闻。”迁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岁，以谏议大夫充契丹国信使。将行，太夫人寝疾，公露奏牢辞，未报。夫人弃平居，廷议以名业北走，不可易，公哀恸感疾，还上信币，曰将死请，遂改命。终丧，复除三司判官。明年，转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明州。郡有湖号广德，古钟水以溉旱，唐季坏漏不补，披为田，公复而浚之，防四百里，由是境无凶年。郊庆，叙阶升朝奉大夫，归朝换度支，充长宁接伴使。既又判户部，案召入考进士第。复诏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俨然尽在。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出为京西转运使，赐三品服，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贤院。踰年，移使河东，两河荐丁旱蝗，所在艰食，公案行属部，不专计利，务以息民为急。汰冗兵，罢非业之作。代之庾陈，不能饲军，始廪者皆猖獗聚噪，欲扇为变，有期矣，公遽往焉，列校先马首以诉，徐语之日：“国之储非久，何以备凶？若不食腐，将谁食之？尔见殍尸枕藉道上，曾不得是而生耶！”命拘而鞭之，以语箝其帅，卒不敢动。迁工部郎中，籍田叙勋，至上柱国。移使陕西，未几，洛守移来求粟赒其饥，公计调二十万斛输焉。寮不可，曰：“边宜实之，移中以自速困，非谋也。”公曰：“臣民系于君，无内外。忍知其垂死亡，不可以奇赢赈之。他日苟无餽，期不诿君。”以是遂定。

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药祷遍及而不逮，翌日夜漏下二刻终于位，春秋四十九。呜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资诚敏，而不遐其年，顿于中仕，利不布天下，使有志于时者，嗟痌而陨涕也。孤舜元等恸踊泣血，扶卫我公之灵舆归上都，考龟筮得宝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于开封县宰辅乡中书村之先域。

舜钦幼尝戏祖母之几下，闻语公初能言，太令特爱之，始令诵诗，必自题硕果之上，踰时占数十百篇，果终不食。八岁侍官穰下，据鞍吟咏不废，编而置于褚中，太令密取视之，骇其辞，致前抚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之。明年，罹太令丧，至性过人，号恸不绝声，行路为之哀伤。公雅好观书，经史禅说，手钞者数千卷，无不尽诵。所著计《录》三篇，《闲谈录》五卷，《次翰林志》《续文房四谱》并《文集》二十卷，并藏于家。公六居内外，计未尝建言聚敛，有语逸利者辄却之。襟度轩辟，不屑细务，处事若不施虑，其间无不妙当。所至必尉荐才器，未始案吏，虽无状者，能使谨前无犯患。性钟孝友，丧太夫人，体形瘠枯，杖而后能兴，每临必绝。以弟叟久没铨调，上书乞徹官与之。嫁三孤侄，匮所有资送，不足，又举倍息钱，必丰后已。平居晏晏，以图史自愉，虽家无宿储，终不及资产事。

兄寿，终水部郎中。二弟：宿，终大理评事；叟，终溧阳令。夫人雅尚惇素，不喜与游侈者相从，专以孝承严姑，礼弼先公，二十有八岁，封太原县君，明年召见，赐冠服，出入中掖，进谒有规。子舜元，大理寺丞，知开封府咸平县。舜钦，光禄主簿，知长垣县。舜宾，光禄主簿，知太康县。俱登进士第，得以艺升，不为家羞者。盖积是训厉，使去怠傲而自进立。女三人，长适大理评事雍扶，次适太常寺太祝韩维，次幼。孙十人，渊、浑、注、泂，余幼。

呜呼！昊天不吊，下此酷凶，尚宾宾，徇礼经，以嗣祭为大。苟延喘息，不获躬执杖履，侍于九原，已至于今矣。忍复以鄙略不伦之词，上识宰壤，静念古人述先，或以为孝。况斯言不敢诬，传可后信，虽不足以阐扬我先公之辉光，庶尽人子之志焉尔。衔此巨创，缀之铭云：“世之望兮，于铄严考。清风再张兮，立于稚妙。学根源兮不务剽，造次之言兮卒蟠于道。擢节义以贯中兮，诚精光而外照。哀哉！不高龄兮，神于何而能劳。瘅诸孤兮，攀灵基而莫劭。号苍苍之高兮，曷余家之不造？心脍膈裂兮，血下涂于野草。冈隰外巩兮，浚渠旁绕。哀哀我公之灵兮，宁此佳兆。”

按：苏氏，或以为潼川人，或以为绵州人。虽杨升庵之博洽，亦若未获睹《沧浪集》，而淆然莫能臆断。是篇系子美自述，其籍贯家世，吸为登载，亦足证《宋史》之非诬，而群言可以息喙矣。苏氏著作，散见者载如右。至子美，则专集已出，才翁亦略见子美集中，不复载。志文录其全者，以前志虽递相称引，实未睹庐山真面目也。（《县志补遗》）

《道光志》制科失耆科分。今以墓志推之，耆卒景祐二年，四十九岁，既冠举进士，当景德三年，后一年诏试，赐及第，则景德四年丁未也，东封转大理评事，为大中祥符元年；从祀汾阴迁丞，四年事。证以史籍，历历不爽。既据以表科第，仍附志焉。

苏才翁墓志铭

蔡　襄

才翁，讳舜元，其先自汉典属国武，葬武功。其后周邳公，隋房公，唐许公，文宪四相，世居不迁。文宪之后曰传素，避广明乱西入蜀。其子振，仕蜀为梓州铜山令，生剑州司马寓。司马生赠刑部侍郎。讳协，是为耆祖考。其配薛氏，追封河东郡太夫人。刑部生祖考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讳易简终礼部侍郎。祖妣崔氏，广平郡太夫人。礼部生皇考，赠工部侍郎。讳耆终尚书工部郎中直史馆。娶王氏，金城县太君，太尉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长，七岁能为歌诗。文正公爱且奇之。奏授同学究出身。调蔡州兴平主簿移尉越之新昌。时诏复唐十一科，而新令门选者不得与焉。君乞还所有官，以应诏不得报，乃上所著文章，召学士院试赐进士出身。明道中，主开封之扶沟簿。几内饥甚，君欲发廪以赈之，其令畏缩，辄移病。君即出粟以活饥者。用举任者，改大理寺丞。服工部丧外，除知开封咸平县。咸平聚兵以万计，军中旦阅卒有厌大校之虐己者，方持弓矢，辄怒骂。众口牵连，一营惊哗。君闻之至其所，众惶泣且诉，君因叱罢之，因饮射至暮。明日易其军校，而流其唱为惊众者。迁殿中丞，移知眉州眉山，会西夏元昊冠延安，君条上御贼方略。知府事吴公遵路荐其才，除通判某州事。贼酋李兴归命，边州縻之而上其事，逾时事未下。君因言其贼来者宜厚其资用，速宠借以驱除之。至者李与辈反为囚虏，必已自悔，且元昊惨毒，而其偏校虽畏之，其心岂易服从哉？若饵以厚赏，必相引而至。并陈攻守利害十二事以闻，以太夫人忧去守，寻勾当京东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王公任君三司勾当公事出为荆南路提点刑狱。未行，易福建路汀州民王宁驱王先至死，以赇盖覆得不败，且三年矣。君至即捕按，尚书屯田员外郎王稷为部，将治穷其事，发王先尸，验其伤犹然，以岁久为请君特奏杀之。又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移京西。未几，又移河东，以弟舜钦谪死湖州，求江淮一郡，得扬州。未至，改两浙。亿四，皆为提点刑狱。群益谨职，颜杲卿，真卿之后，流寓温州，君索其祖告身家谍。推之得其实。建言，近年守臣因贼屈附抵法诛戮。盖忠义不修，莫为之劝。顾二颜之裔曰惟孜似贤，皆为编户民。若录其词显白二颜事，以动天下，可不刑而化。朝廷特官颜氏二子，祀明堂恩度支除京西转运使，邕州峒獠钞。二广边用不给，君以所部羡钱二十万缗助之，充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五月初二日终于京师之祖第，年四十九。夫人刘氏，旌德县君，贤而有法。男曰涓，大理寺丞。曰解，注洞，皆太庙斋郎。鸿、汶及二女皆幼。君鲁祖而下，葬开封府开封县宰辅乡。才翁之殁汴无资产以为生，诸孤就养江南。居润州，侍枢以行。某年某月某日葬于丹阳某乡使人请铭，某与才翁兄弟游最久，今皆已亡矣，尚忍铭哉。初才翁少年欲以文词进，愿还官就科试，思与天下英豪角逐于笔研间，以力决胜不得如其意。逮边隅兵兴，夙夜讲画谋策。要以术数，剪屈夷虏书屡上不见省用。大臣如丞相贾公，丞相公，故参知政事范公，皆持国秉力推荐之。终以序进，志不得骋。平居谈辩唐数百年间，喜称魏郑公谏诤，裴晋公德业，李临淮将兵，卫公处边事，刘忠州通流财意，韩退之文章，类比数人而已。其议当世人物，亦以之为标的，于人少所称许。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记。以是与者益少，然莅官当事，定虑果决，所至制束强点，敦尚风仪，其为文不迹故陈。自为高古，虽所不与者，亦不能掩也。君善草录，藏书数千卷，皆手自雠校。撰述奏御集十卷，塞垣近事二卷，奏议三卷，文集十卷，课子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铭曰：龙渊之器，不投兕犀。孰知其利，志古豪英。不任于权，孰知其智。负才自高，不屈于人。与世或异，先民之载。德不必年，贤不必位。大江之南，顺卜之吉。知君内行为详，来请铭其墓。铭曰：猗嗟道渊，公俟之胄。学由少成，如性故有。进匪世资，以才自取。处躬以约，持心以厚。五县三州，课优绩茂。位不配能，劳而损寿。孜孜孝诚，养弗克究。命也。虽谌，名则不朽。刻辞幽堂，以告永久。

苏伯起振文墓志铭

魏了翁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贰卿度周卿移书谂予，曰：“子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罗坚父传之、苏伯起振文，今坚父举进士，而苏落落不偶，聚书数万卷，圣经贤传、山经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书，靡不搜罗，后溪刘德修尝举贤良方正科，长沙吴德夫又以遗逸荐于朝，子其言之矣！”先是，予衔命入境，首访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苏伯起、冯仲新鼎重为称首，予延口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谈辩，诹经订疑，援据蜂起，坐人为屈。予尝谑之曰：“晏子所谓儒者，滑稽而不可骪法，倨傲自顺，而不可以为下，君其近诸？”则捧腹大笑，处数月而别。予自王朝以言事迁靖，伯起遗予书曰：“吾于遂宁有宅一区，竹万箇，大木十围者百章，溪流径其间，将为啸歌终老之计，请书其额曰‘水竹庄’，有台曰‘玩芳’。”以故礼部侍郎曹公叔远记其事，大抵述其放于骚人幽愤之意。予迁靖后温寻故书，自四经、三传、语孟以来，摘精收粹，探深抉异，虽章句、训故、名物、度数，悉加雠校，往往有先贤未及发，间为人言，或口呿且愕，而伯起过我泸上，相与讲切，则率多领会，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将勉以敛华就实，去艰深而趋平易，反而验诸真，履实践庶，不为空言无归，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盖亦自知血气之不可强，别未数旬而卒，实绍定六年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铜山，淳化参知政事易简乃其九世祖，自铜山徙合之铜梁，今又徙遂宁之遂宁。曾大父某，大父某，皇考某。元配赵氏，朝散郎前知广安军楙之女；继室钱氏。三子，男曰坚石、坚木，女适文林郎知合州巴川县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坚石兄弟葬君于龙门里，先事使来乞铭，曰尚死者之心也。铭曰：“自乡治废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为人才之轻重，有如伯起抱珍蕴异，而老不见用，然则曾谓科目，果可以选众耶？龙门之峰，凄其长终，孰铭邱封？太史了翁。”

答苏伯起书

魏了翁

某囚山三载，土风民俗，久益安之。靖为郡百二十七年，布髽跣足之风，未之有改，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益可想见。然自非四方友朋书问，碑铭之相扰，则终日书案，极天下之至乐，偶有带行书册，再三寻绎之外，功夫尽多，从两三郡士友家，宛转借得诸经义疏，重别校编，益叹从前涉猎疏卤，使无是役，亦泯泯此生矣。城之东隙地为屋数间，亭沼花木略具，号鹤山书院，距寓馆不数十步，时时携友往来其间，虽未必如水竹庄之胜，然而主人心安，乐花竹有和气，则何地而不适其适也。

参考书目

1．《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1987版。

2．《全宋笔记》，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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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艺苑雌黄》，〔宋〕严有翼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江西诗派小序》，〔宋〕刘克庄撰，中华书局出版，历代诗话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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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历代赋汇》，〔清〕陈元龙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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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传统文化与河北地方史研究》，孙继民、朱文通主编，花山出版社2008年版。

13．《吴钩说宋·宋仁宗》，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版。

14．《沧浪亭新志》，蒋吟秋辑，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15．《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邓洪波、彭明哲、龚抗云编著，海南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6．《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中华书局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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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1963年第2次印刷本。

22．《一壶山人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3．《苏舜钦集》，沈文倬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