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文史简读（六）》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何明俊

编委会副主任  罗春华  刘述明

编 委 会 成 员  梅彩玲  杨轻抒

主       编  杨轻抒

副  主  编（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刚  李  斌

李思源  邱绵山  贺爱武

编        辑  蓝  幽（特邀）

戚庆熙（特邀）

邓  海  余  波

序

留存记忆，不负家国

德阳市政协主席  何明俊

记忆是物质或物质系统变化的痕迹的即时状态，是一种可闻、可知、可感而不可触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沉淀，记忆演变成为历史。记忆、历史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生俱来：记忆将化为历史，历史是一种记忆。

高山流水、沧海桑田是大自然对时间的记忆，文字是人类发展的记忆，因为记忆凝固成历史，我们的来处才有迹可循，我们的去处才可以信赖。

“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自我反思，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怎样去寻找记忆。对一个城市来讲也是如此，“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德阳最早的记忆也有据可查。据史料考证，自东汉起，江油小溪坝、遂宁龙凤场先后以德阳之名设县，后又撤销，到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才“分雒县、绵竹地置德阳县”，德阳之名最终扎根。

记忆是后世者对前世的印象，但更是当世者留给后人的财富。如冯再光先生，从王干青烈士的遗诗的记忆中寻到了革命先烈九死未有悔的深厚爱国情怀，寻到了“弘扬烈士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的深刻感悟，王干青烈士又何尝不是以自己的大无畏牺牲将一份精神财富留给后人？

老子曾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我们要想把握万事万物规律，就要有记忆。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叛离。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一生，在记住一些东西的同时，还要留下一些东西。记忆是前任留给我们的，我们同样有责任给后世留下一份记忆，这是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时代的一个交代。

记  忆

002  周宗顺　记忆中的德阳县文工团

018  口述：邢重禾等　记录撰稿：郝志武　二重器乐队往事

037  杨  剑　什邡桂圆桥遗址发掘始末

042  刘崇兴  周恒玉  邓  斌　中江人民援建三线的历史回顾

054  再　光　绵竹农机厂篮球队纪事

063  潘  鸣　当年的马井农民创作组

人  物

072  古  歆　江仲衡先生的一生

077  周中翔　记周澈之的革命历程

088  姜  诗　林舒乔先生的传奇人生

097  李晓涛　东汉郪人王堂、王涣传略

研  究

106  尹帮斌　从清末《德阳乡土志》看“湖广填四川”

120  冯再光　王干青烈士十首遗诗注析

129  闻元馨　李调元诗中的川西民俗

132  钟力生　千秋亭废剩青山

140  丰　文　张邦伸和他的《锦里新编》

150  冉宏林  雷  雨  杨  剑　十年磨一剑

地  理

160  赖安海　享誉乾嘉文坛的醒园

195  彭忠富　绵远河治理古今谈

208  王升全　铜山轶事

记忆中的德阳县文工团

周宗顺

1971年年底，德阳县老城的文庙中，全县文艺青年骨干培训班如期举行。参加人员有下乡知青、在校学生和少数在职职工，会唱的，会跳的，会拉的，会吹的，也有啥都不会的，男男女女100多人。空旷的文庙突然热闹了，睡觉打地铺，男的住西厢房，女的住东厢房，家在城里的回家住，吃饭在浣花楼前的院子里。大成殿六角亭是其学习和排练的地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大家学习的主要内容。最后，排练了一台音乐、舞蹈、戏剧小节目，春节前到罗江拥军演出了一场，这个培训班就结束了。其实这个培训班是为选拔即将建立的德阳县文工团专业演员而办的，春节过后，20多个被选拔上的青年男女成为德阳县文工团最早的成员，时间是1972年3月。

在德阳文庙的东北角有一座两层的浣花楼，坐北朝南，楼前的院子前宽后窄向前延伸，形成了长长的巷道。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经是个小动物园，后来德阳县广播站建在这里，南头是他们留下的红砖小楼。现在这里只有空敞的房子和浣花楼上封存的杂乱书籍，上面决定德阳县文工团在此安营扎寨，男子住浣花楼，女子住红砖小楼。

由于当时的血统论阻挡了一部分有文艺特长的人进入文工团，加上残存的戏子多是下九流习气，他们中一些符合条件的人选择进厂当了工人。因此，刚开始文工团人员比较少，后经多方努力，才聚成如下的基本队伍：田再德、黄泽福、刘正祥，他们3人是在职职工，直接调入；从知青和在校生中招入的有柏新亭、黄泽和、周宗顺、颜太鑫、李锐丁、周太明、杨万明、邹璃沙、唐全福、陈代富、李怀明、张明、杨代玲、石崇伦、梁建、左孝贞、姚伟成、黄先琼、尹明蓉、姚莉、周俊、邓雨梅、陈素坤、陆德华、黄安菊、王诗咏、谢学霓、叶明珍。

后来几年，陆续进入这个队伍的还有于捷、刘琪、姚亚平、罗从述、刘力健、雷晓英、陈海燕、卢玉萍、姚兰英、黄炯、范增模。这批人最小的13岁，最大的30余岁。

德阳县川剧团在此之前撤销，留下的部分人员也并入文工团。有夏品光、沈先凤和周贵福夫妻俩人，刘月三夫妻俩，以及颜琼芳、廖正明。1975年，川剧团重新恢复，沈先凤和廖正明回到川剧团工作。

王善第、韩之汕、刘期才、罗家诚、石正名、马仪芳作为老师和管理者调入。到此，德阳县文工团的筹建基本结束。但是有一个人必须提到，就是王守泽。王守泽时任德阳县文教局文化股股长，他是德阳县文工团的主要筹建者，对德阳县文工团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从德阳市市中区政协常务副主席岗位上退休。

县上对文工团很重视，县革委会副主任李元生也是军代表，常去看望大家，并派驻一名连指导员龙玉如作为军代表到文工团参与管理工作。不准喝酒，不准抽烟，不准谈恋爱，就是当时宣布的团规，并执行多年。

1972年的春夏几个月，我们在德阳文庙中生活、学习，到南街川剧院舞台练功，辅导老师是夏品光、沈先凤、刘期才、廖正明，同时排练了一台小型文艺节目。同年10月，拖拉机载上道具、行李，全团人员步行，到寿丰、和新、新中、通江、双东5个乡镇义务演出。这种形式的演出在后面的几年中持续进行，并且遍及全县34个乡镇。

一个专业演艺单位成立了，也开始演出了。但是，整体的演出水平还比较业余。

如何让这个县级文工团成为具有专业水平的表演团体？如何让这群有些基础和没有基础的年轻人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王守泽和文工团的领导老师们经过认真地研究后决定，全团开赴成都学习，并且明确了文工团以音乐、舞蹈、曲艺为主要表演形式。

1973年夏天，全团人员借住于成都市第十二中学，开始了各自的专业学习。那时学艺是不收费的，只需有熟人和单位介绍信。经过王善第、刘期才等人的联系接洽，大家分别按音乐（声乐器乐）、舞蹈、话剧表演等专业类别，到四川省音乐学院、四川省五七艺校（省舞蹈学校）、四川省歌舞团、四川省曲艺团、成都市歌舞团、成都市话剧团等地拜师学习。有的单独上课，有的集体上课。舞蹈队男女十几个人就在省五七艺校上了几个月的课，并得到名师刘伶的亲自指导和训练，上课内容为芭蕾舞和古典舞的基础训练，观摩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排练基训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科学正规的训练流程让我们懂得如何提高专业技术技巧，如何鉴赏艺术水平的高低。几个月正规科学的学习使大家受益巨大，加上认真勤奋、刻苦努力，所有人员在专业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为下一步全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都，陌生而新鲜。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薛涛井、九眼桥、春熙路等，构成了我们对这座省会城市风貌的最初印记。省市专业文艺院团演出的音乐、舞蹈、话剧和川剧曲艺等节目，第一次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艺术门类的丰富和艺术博大精深的魅力。

大家每天都穿着练功服，贫乏单调。星期天有女生将漂亮的百褶裙悄悄地穿在身上，立刻引来围观，随即有人效仿，现场的人都说好看。

但是，第二天就被团领导叫停。直至1976年10月前，这些美丽的青春少女再也没有人穿过任何式样的裙子在身上。工作中在追求艺术的美，现实生活中对美的追求却被压抑着。

1974年春节期间，即德阳县文工团成立近两年后，在德阳南街川剧院剧场正式公演了一台以音乐、舞蹈为主要形式的综合节目。这是上一年在成都等地学习带回来的成果，即将经受广大家乡观众的检验。为此，专门派人到上海订制了这台节目的服装道具，包括金丝绒大幕、5种民族舞蹈服饰几十套。德阳县曾经有川剧团和曲艺团，但“文化大革命”不久即撤销了，电影院上演的只有样板戏，广大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德阳县文工团这台形式新颖的综合节目一经上演，立刻受到广泛的欢迎和赞誉。由此，德阳县文工团这一新兴的文艺团体得到了肯定，在德阳站稳了脚跟。

历经两年的筹建，文工团的人员不断增添，建制逐渐完善。其人员结构如下：团长：王善第；副团长：韩之汕、刘期才、张金垣；共青团支书：关华琼；后勤财务：曾兴贵、杨章太、代朝明、刘月三、王师傅、李火巴；舞美、灯光、音响、服装：周贵福、颜琼芳、李怀明、黄炯、范增模；器乐队：罗家诚任队长和指挥兼拉二胡，刘琪任指挥兼作曲、配器；罗从述，首席二胡；黄泽和，竹笛、长笛；田再德，三弦、笙；黄泽福，扬琴；雷晓英，琵琶；刘正祥，大提琴、板胡；刘力健，首席小提琴；邹璃沙、姚兰英，小提琴；陈海燕，大提琴；姚亚平，单簧管；陈福伦，小号；唐全福，长号；陈代富，圆号；李梦先，唢呐。上述人员构成文工团乐队的基本阵营。最初乐队只有几个民乐，到后几年演出大型歌剧时，器乐队达到30余人，如王浩、柳万右、曾祥可等均为临时聘用人员。

演员分为舞蹈队和演唱队。舞蹈队：男子有于捷（队长兼编导）、李锐丁、周宗顺、周太明、杨万明、张明。女子有周俊、陈素坤、邓雨梅、黄安菊、陆德华、王诗咏、谢学霓、叶明珍。演唱队：男子有刘期才、夏品光、廖正明、柏新亭、颜太鑫、邹璃沙、陈代富、宋勇、廖正新、江安其、蔡丹峰、何首贵等。女子有沈先凤、颜群芳、杨代玲、姚伟成、石崇伦、梁建、左孝贞、黄先琼、尹明蓉、卢玉萍、姚莉、冯亚萍、李红玉、文启桂、许惠蓉、武蓉等。上述人员构成文工团主要演员的基本阵容，有些要进入得晚些，也有中途调走的。后期演出大型歌剧、话剧就全体演员都上，不分专业，并聘请了若干临时演员，如李东、钟海亭等。

德阳县文工团从1972年成立到1981年撤销，存在近10年。从演出音乐、舞蹈、戏剧、小品、曲艺、魔术等小节目到演出大型歌舞剧、歌剧、话剧，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因时间久远，不能一一记述，择其部分代表性作品存录于下：

舞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窗花舞、送白面、扎红头绳）。表演者：周俊饰喜儿，李锐丁饰大春，颜太鑫饰杨白劳，陈素坤、邓雨梅、谢学霓、黄安菊饰喜儿好友。伴唱：柏新亭、黄先琼。这个节目的导演是李锐丁。当时所有演出的音乐都是由本团乐队现场演奏，没有现在演出舞蹈、舞剧等播放录音一说。

小舞剧《军民鱼水情》。表演者：李锐丁饰小战士，陆德华饰房东大娘，群舞为舞蹈队男女演员。

舞蹈《纺线线》。表演者：（男子）颜太鑫、李锐丁、周宗顺、周太明、杨万明、张明；（女子）陆德华、周俊、陈素坤、邓雨梅、谢学霓。

女子舞蹈《送粮路上》。表演者：周俊、陈素坤、邓雨梅、谢学霓、黄安菊、陆德华、王诗咏、叶明珍、姚伟成、左孝贞、梁建、黄先琼。文工团的性质要求团员成为多面手，能跳会唱还能演戏，后面4位就是表演队的成员。

女子舞蹈《雪里送炭》。表演者：陈素坤领舞，周俊、邓雨梅、谢学霓、黄安菊、王诗咏、陆德华、叶明珍。

上述几个舞蹈都是在成都市歌舞团学习而成的节目。

女子舞蹈《学奶奶》，表演者：周俊领舞，黄先琼、姚伟成、石崇伦、尹明蓉、左孝贞。编导：于捷。

男子舞蹈《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表演者：周宗顺领舞，饰班长，李锐丁、周太明、杨万明、张明、颜太鑫、于捷、陈代富饰战士。伴唱：柏新亭。这个舞蹈是由张世雄指导排练而成的，其原创者为重庆市歌舞团。

舞蹈《马帮运来大寨种》的表演者是舞蹈队全体男女演员，由于捷指导排练。

1975年参加绵阳地区专业文艺调演，创作了女子独舞《学姐姐》，作曲、配器姚亚平，编舞李锐丁，独舞表演周俊；群舞《育新苗》《新石工》，作曲刘琪、罗家诚，编舞刘期才，表演者为舞蹈队男女演员；大合唱《美丽的家乡德阳》，作曲罗家诚，表演者为全团演员。4个节目都获得了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同年，绵阳地区文工团赴德阳，与德阳县文工团联合排练节目，参加四川省的专业文艺调演，在绵阳地区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地区文教局此后每年拨出5万元给予扶持。

男声独唱演员为柏新亭，其主要演唱的曲目有《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乌苏里船歌》等。女声独唱演员为杨代玲，其主要演唱的曲目有《老房东查铺》《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他们俩还常组成二重唱表演。姚莉的民歌独唱《翻身道情》也独具特色。曲艺节目有梁建、左孝贞、黄先琼、尹明蓉表演的四川清音，颜太鑫、邹璃沙的相声及夏品光的魔术等。

器乐表演：黄泽和的竹笛独奏，主要演奏的曲目有《牧民新歌》《小八路勇闯封锁线》《扬鞭催马运粮忙》等。罗从述的二胡独奏，主要演奏的曲目有《江河水》《三门峡畅想曲》《台湾人民盼解放》等。刘力健的小提琴独奏，主要演奏的曲目有《喜见光明》《新疆之春》《庆丰收》等。

小话剧《向阳路上》的表演者是颜太鑫、夏品光、石崇伦、梁建。《一分之差》的表演者是陈代富、周太明、夏品光。小川剧《半篮花生》的表演者是陈代富、颜琼芳、夏品光、姚伟成、杨万明、廖正明。小川剧《追报表》的表演者是沈先凤、梁建、陈代富、邹璃沙。

歌舞剧《两根银针》是根据同名川剧移植改编的，这是一个表现赤脚医生用银针治好老彝胞眼盲重见光明的故事，演出时间约40分钟。导演、编舞为于捷，作曲、指挥为刘琪，主要演员为姚伟成、夏品光、刘期才、陈代富，群演为舞蹈队男女演员。领唱杨代玲，伴唱左孝贞、梁建、石正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文艺作品开始解禁，文工团从1977年开始排演大型歌剧、歌舞剧、话剧。

第一个排演的是歌剧《洪湖赤卫队》，该剧原创是湖北省歌舞剧院。导演于捷，音乐配器指挥刘琪，由本团乐队现场演奏。姚伟成饰演韩英，柏新亭饰演刘闯，石崇伦饰演韩母，尹明蓉饰演秋菊，张坤俊饰演张副官，陈代富、黄先琼饰演卖唱父女，夏品光饰演彭霸天，周太明饰演王金标，颜太鑫饰演匪团长，群演为本团演员，并借调了一些人参与演出及舞美工作。饰演张副官的张坤俊是德阳中学教师，汤祖堃是县文化馆的美术干部。

舞美、灯光、音响、服装是一台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贵福是这个团队的总负责人，其下工作人员有李怀明、黄炯、张兴贵、范增模。此时，他们开启了设计制作大型戏剧舞美、灯光、音响的工作。李锐丁从此开始负责后来若干台演出服装的设计，并到剧装厂联系制作。

一部多幕大型戏剧需要台前幕后很多人共同的辛勤劳动才能成功搬上舞台。

排演歌剧《江姐》。该剧原创是空政文工团。导演夏品光，指挥配器刘琪，由本团乐队现场演奏。江姐A角由姚伟成饰演，B角由梁建饰演，宋勇、刘期才饰演华为，周俊饰演孙明霞，邓雨梅饰演双枪老太婆，柏新亭饰演蓝队长，夏品光饰演沈养斋，周太明饰演甫志高，周贵福饰演守桥匪兵，群演为本团男女演员。

排演歌剧《刘三姐》。导演于捷，指挥罗家诚，由本团乐队现场演奏。刘三姐由姚伟成、尹明蓉俩人分A、B角饰演，周太明饰演阿牛，柏新亭饰演莫怀仁，夏品光饰演莫管家，于捷、颜太鑫、邹璃沙分别饰演三个姓陶、李、罗的秀才，陈代富饰演老渔翁，石崇伦饰演媒婆，群演为本团男女演员。

排演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该剧原创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于捷，李老栓由颜太鑫饰演，王保长由夏品光饰演，三嫂子由卢玉萍饰演，潘驼背由周贵福饰演，卢队长由廖正新饰演，李老栓老婆由石崇伦饰演，老大由陈代富饰演，姜国富由周太明饰演，二娃子由杨万明饰演，三娃子由唐全福饰演，幺妹子由姚伟成饰演，烟鬼由范增模饰演。

当时剧目匮乏，剧本难求，但还是排了不少的作品上演。如话剧《一双绣花鞋》《白莲花传奇》《白卷先生》《于无声处》、歌剧《园丁之歌》、歌舞剧《宝莲灯》《红葫芦》《刘海戏金蟾》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简称为“双百方针、二为方向”，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两句话。文工团1973年从成都学习回来后，由文庙迁至城南京剧院居住。一年多后又迁至北外街一处三进四合院居住，之前这里是县委机关幼儿园。1977年迁至东外街原旌阳小学旧址居住，这里1949年前叫江西会馆。其实，常年在这些地方住下来的时候并不多，除了在德阳演出，大多数时间在外演出和学习，每年暑假期间还要进驻孝泉师范学校一两个月排练节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到乡镇、到农村、到田间地头去演出成了常态。从寿丰乡的万年古台到金山铺的简陋会场，从孝泉古镇的简易剧院到鄢家岭上的学校操场，从罗江镇的影剧院到景福乡秋月村的晒坝，演遍了全县30多个乡镇和部分村社。每到农忙时节，即大战红五月，都要下乡支农。大多数人不会农活，那就割麦子。在德新乡的麦田里，舞蹈队、表演队、乐队三支队伍展开了割麦子比赛，最终以舞蹈队胜出而结束。在欢声笑语中，辛勤的劳动依然要继续下去。白天劳动，晚上在田间为农民演出。农民收工晚，回家吃过晚饭九十点钟才能来看演出，当演出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大家虽然很年轻，但还是觉得很累，在通往镇上住地几公里蜿蜒的小路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等到达住处，脸脚都顾不上洗，一头就钻进稻草地铺入睡了。这种既劳动又演出的形式领导们也觉得太过辛苦，第二年在新盛乡劳动时，就把大家分成若干小组，吃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不再演出，就轻松了许多。1977年以后，再也没有下乡支农了。

县级文工团必须为县上的中心工作服务。1975年，绵阳地区在孝感乡红光大队召开全地区县委书记学大寨现场会，红光大队是全地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大会临时决定让文工团到现场演出。当时文工团还在黄许演出，于是十几辆吉普车开赴黄许将演员接到红光大队，演完后又送回黄许。每年本县的三级干部大会及重要会议，文工团都要为其演出。1975年，中央特赦国民党战犯。那年冬天，被特赦的战犯代表团到各地参观。当他们到德阳参观第二重型机器厂和东方电机厂时，文工团在德阳宾馆饭厅临时搭建平地舞台，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慰问演出，多年后才知道观众中有黄维等著名人物。拥军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文工团每年春节前都要深入当地驻军，如德阳东山、什邡九里埂，为解放军官兵慰问演出，也曾受邀到军工单位绵阳八二七信箱、安县风洞基地等地方慰问演出。上述这些演出都是义务性质的，没有报酬。文工团虽是国营性质，但县财政只拨人头经费，生产新剧目的费用必须自己想办法，因此就要进行一些商业演出来解决。1角5分至2角5分是当时的票价。最初几年，除了在德阳演出外，只在周边广汉、什邡、绵竹、中江等地演出。后来的几年中，从成都向北到绵阳、江油、剑阁、广元至陕西的汉中、略阳，从三台向东到蓬溪、遂宁、南充等地巡回演出。在安县的花荄镇，逢场天一天演出三场，演员从早上化好妆要到半夜才能卸妆。《刘三姐》等剧目在遂宁演出了两个多月。可见那个时期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相当强烈。

上述文字是对德阳县文工团粗线条的勾勒，时间久远，记忆很不完整，有待我的当年同事补充完善。下面说一下具体的人和事。

李锐丁，生于1955年，家住德阳老城龙桥北岸的一个四合院里，这里住了多户人家。他在德阳四小和德阳中学完成了小学和初中学业后，1972年5月进入文工团。读小学时是文艺宣传队队员，读中学时就为同学们导演了舞剧《白毛女》全剧，他饰演王大春，并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各地巡回演出，反响深远。当年我在乡下学校的操场上观看过他们的现场演出，虽然当时是土芭蕾舞，却印象十分深刻。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的是他们演出的画面和从喇叭里传出的朱逢博演唱的《北风吹》的柔美声音。后来我们成了同事和朋友，我问他怎么把舞剧《白毛女》全剧排出来的，他说看了无数遍样板戏舞剧《白毛女》电影，全记下来了。当时他只有十几岁，不光记下了全剧的情节和每个人物的舞蹈语汇，还记住了人物的服装造型——大春头上的羊角头巾怎样才能包成两只角翘起来，女性头上的发髻是如何绾成的，他都十分清楚并教会了其他人。他的记忆力惊人，艺术感觉也相当敏锐。当时的文工团是没有专职化妆师、造型师之类的人，这些事就都由他承担。他为全团每个演员都化过妆，因此在好几年中每到演出前他都很忙，后来大家基本都会化妆了，但是若遇有剧中的特殊人物造型仍然由他来操作。以至文工团后几年演出大型歌剧、话剧时，其剧中人物的服装都由他负责设计并联系剧装厂制作。那年在乡下巡演，我内急问谁有纸，他随手从裤兜里掏一团纸给我，当我展开时，一幅线条优美的舞蹈人物钢笔速写赫然呈现，我惊异极了，这不是比《舞蹈》杂志上画的舞蹈人物速写还好吗？会画还懂舞蹈，这是其他人无法与李锐丁相比的。几十年后，当他成为国际著名艺术服饰设计大师后，我问他一个男人怎么会喜欢梳妆打扮服装设计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家里的墙上被他涂得乱七八糟，父母还鼓励他画。其年轻的母亲每当梳妆打扮时，都会问他好看吗，他点头，母亲就一笑，他说昨天那个好看，母亲就改一改。他说这些对他从小审美能力的培养和信心有很重要的作用。汤祖堃借调文工团工作后，他拜其为师，使他的写生素描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

李锐丁是主要舞蹈演员，他到文工团之前就一直对自己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后来经过专业的芭蕾舞基训，通过戏曲身段和毯子功的练习，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他尤其对芭蕾舞的开绷直立、旋转、跳跃、托举等技术特点有自己的独到认知理解。另外，他为人和善热情，还常常主动帮助指导同伴们练习。在京剧院前厅的露天平台上，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至8点集体练功，结束前他都要把张明叫来单独辅导。张明的大关节松弛，能轻松地横叉，但小关节僵硬。若干次李锐丁叫我按住张明的膝盖，他则双手用力朝下压其脚背，只听见骨头嘎嘎在响。我说：“你心真狠呀！”时日不久，张明的脚伸出来就不是锄头脚了。他特别在乎一个舞蹈演员的肩是否开，胯是否开，脚背是否绷直。几十年以后，他已50多岁，在与上海芭蕾舞剧院年轻的专业舞蹈演员闲聊时，伸出他那长久没有练功的一条腿，脚背呈弓形，膝盖凹平，胯往外开，笔直中有曲线，配上他一米七五修长挺拔的身材，只听见阵阵惊叹声。他说这是童子功，一辈子都不会变。他的舞台代表作品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王大春送白面一节，文工团因为人员少没有排演全剧。他的表演形神兼备，舞姿舒展轻盈，艺术技巧完整，和表演喜儿的周俊配合默契流畅，伴之北风吹、窗花舞、扎红头绳几节构成了文工团的一个经典保留节目。很多观众认为他跳的大春一点不比电影中凌桂明差，这种评价在德阳同代人的记忆中长久难忘。

1980年，李锐丁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人物造型专业，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来又到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服装专业学习服装设计，毕业后曾在日本工作几年，1996年回上海开办上海锐亚服饰设计有限公司，任总设计师和艺术总监。他设计的大型戏剧舞蹈服装及人物造型200余部，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巨大。2018年被iSTAN国际舞台美术联盟授予“舞台人物造型师”称号。目前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特聘为客座教授。他的详情可查百度，就不在此赘述了。

姚伟成，德阳人，14岁进入德阳县文工团。这之前她已经被绵阳地区文工团选上，因种种原因未成行。入团后刻苦好学，待人和气，谦虚慎言，能跳会唱。1975年夏天，在孝泉师范学校的饭厅里，由于捷导演，刘琪作曲、指挥的歌剧《两根银针》排练即将结束，县文教局的领导突然要来审查。饰演女主角的A、B角两个演员因故都不在，团长十分着急，只好问被安排为C角的姚伟成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她说能。审查演出顺利完成，领导说这个戏可以公演了。姚伟成饰演的女主角得到领导和全团人员的一致肯定，演唱、表演都很到位，剧中人物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上。后来才知道，一个多月的排练中都在排A、B角，她都没机会上场，只好在旁边看，认真记住导演的要求和演员的走位，下来熟读剧本。每当夜深人静时，她就一个人到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独自练习，唱好每一首唱段，仔细琢磨每一句台词。在后来的公演中，她自然成为这个戏的A角主演，开始展露出她的艺术天赋。

歌剧表演除了身材、形象，演员还需具备声乐、语言、表演等综合能力与素养。1977年，全团排演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她饰演韩英；《江姐》中饰演江姐；《刘三姐》中饰演刘三姐等主要角色。1997年，她被选入峨眉电影制片厂《第二个春天》剧组饰演女二号。1981年以后长期在德阳文化部门工作，并长期担任德阳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在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帅男靓女成堆的文艺团体中，爱情故事的发生是再自然不过了。有个拉琴的同伴喜欢一个跳舞的女同伴，悄悄塞给她一张纸条，她看了纸条后不知所措，就去问一位年长点的大姐，大姐说：“你交给党支部吧。”在一个阴郁天气，全团召开大会，党支部副书记将那张纸条上的文字高声念出。具体内容已不记得，大意是我怎么喜欢你之类，他没有说这是谁写给谁的，但对此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整个过程中，男同伴们都将自己的头低低地埋在两臂之间，似乎都感觉是在说自己的丑事。这是一个失败的爱情故事。

团内的三大纪律就是不准谈恋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偷偷地抽烟、喝酒似乎并没有人管，可谈恋爱就不行了。颜太鑫和谢学霓、黄泽和与王诗咏这两对人偷偷相恋，后来他们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当时党支部发现他们恋爱时，派人找他们谈话并外调查证到他们在何处堕胎流产的情况，因此分别给予他们工作延迟半年一年转正的处分。这是两个成功的爱情故事。

写到这儿，又觉得在德阳县文工团的经历还有一种东西表达不够，决定再写几个小故事：

其一，木材的故事。分管业务的副团长刘期才拿着李锐丁设计的歌剧《江姐》舞美图纸说：“周师傅，我们准备排演歌剧《江姐》，你看舞美怎么样？”周贵福接过图纸认真看了后说：“这第一场朝天门码头的场景要用硬景搭建，没有层板和木材怎么弄啊？”20世纪70年代的德阳根本见不到层板，木材也要指标才能买到。几天后，刘期才、李锐丁带着介绍信来到四川省木材办公室，说明情况后，木材办的同志说：“你们怎么直接到这里来了，你们应该在你们县里申请，由他们上报我们再批指标下去。”刘期才急忙拿出歌剧《江姐》的舞美设计图纸放到办公桌上，说：“我们急于要把这个剧排演出来，时间紧，就直接来了。”木材办的同志看了图纸后，脸上露出了微笑，即刻批给25张层板，并写了一张纸条让他们回德阳买木材。当他们拿着批条到仓库提货时，仓库负责人听说是演戏用层板，又另外送了10张给他们。

其二，芭蕾舞训练。芭蕾舞的科学学习年龄应该是四五岁开始，而脚尖舞则应该在10岁左右开始。那么到十五六岁才开始学习芭蕾舞，特别是难度极大的脚尖舞显然迟了很多。而作为专业团体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则必须穿脚尖鞋表演。跳喜儿的周俊，跳窗花舞的陈素坤、邓雨梅、黄安菊、谢学霓当时都十五六岁了，但是，她们为了完成这个节目，忍着疼痛，用棉花垫在脚趾头前，穿上尖尖的舞鞋，日复一日地旋转跳跃。周俊的几个脚趾甲被全部磨掉，脚趾头常血迹斑斑。那高难度的挥鞭转的顺利完成，不知让她流了多少汗水和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其三，读书。终年奔波各地演出，难得放几天假回家休息，下一站的台口是广元，大家分别从成都、德阳、罗江等地朝广元集结。当我登上从成都开往西安的绿皮列车厢中四下寻找座位时，一个熟悉黑瘦的人出现在眼前，他正在安静地看书，是姚亚平。我走到他跟前说：“又吵又晃也看书？”他抬头对我一笑，忙放下书，我一瞄书皮是斯波索宾的《和声学》。他平时也常躲在纹帐中看书，或者找个无人的地方练他的单簧管，或者架起折叠式风琴，反复不断地练习钢琴指法和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在多年的相处中，几乎没见他闲过。

其四，练琴。青砖砌成的元代龙护舍利宝塔在夜幕中只有一点影子，近旁的姜公庙已经成了孝泉师范学校，空旷的校园中飘逸着淡淡的桂花香味。我们都已钻入帐中睡觉，但是，每天晚上都会从远处传来小提琴清晰的声音，有时舒缓悠扬，有时奔腾激昂。是刘力健又在练琴了。他除了练习演出时的独奏曲目《新疆之春》《庆丰收》《喜见光明》外，更多的是练习开塞、马扎斯、克莱采尔的练习曲。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他的琴声中进入梦乡的。

其五，练表演。柏新亭比我大两岁，他是罗江人，当过两年知青，进文工团就能看着谱子唱歌。刚建团时王守泽教全团除乐队以外人员的简谱知识，就叫他考大家的试唱能力。我们俩最早买了帆布行军床，在四处流动的日子里，常常一起搭在舞台的角落睡觉，朝夕相伴。只要有时间，他就躲在无人的地方练他的“咪咪咪，麻麻麻，阿厄依哦乌”，唱得最多的歌曲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北京颂歌》。如果没有唱，就练手风琴。他是团里唯一的男高音独唱演员，每台节目都有他的独唱曲目。我俩唯一合作的节目是男子舞蹈《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他在乐队旁演唱舞蹈主题曲，我在台上领舞，我的肢体与情感完全沉浸在他倾情的歌声之中，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全团排演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时，让他饰演刘闯，他死活说不会演，后经导演于捷耐心劝说才勉强同意。于是他每天开始练习语言，对着镜子练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刘闯这个艺术形象，从此，他参加了多出歌剧和话剧的表演。

日子不见面，见面多一天，从1972年到1981年，德阳县文工团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是，时间已过去40年了，记忆终将慢慢淡忘。我想，虽然只是一个县级文工团的过去，可也是一段地方文化艺术史片段，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其记写下来。当然，这篇文章仅仅是个人的记忆和怀旧，其中必有遗漏，其实自己心里想的还有很多人和事值得写下来，就只有留待今后再说吧。

40年后回看德阳县文工团，就其每个人来说，当时还都处于学习提高积淀阶段，艺术素养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所呈现在舞台上的节目，还是有一定艺术质量的。特别是舞蹈和歌剧的表演，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业内同行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当然，时过境迁，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群人在20世纪70年代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辛勤劳动，提供和丰富了广大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播和普及了文化艺术，并孕育出了一批从基层到国家级的文化艺术人才。这里就1981年文工团撤销后的人员走向作一简要交代：有一部分人到了机关、学校、企业，他们均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成了基层领导。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德阳的基层文化单位继续从事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为德阳的文化艺术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还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德阳到外地发展，他们是：李锐丁，前文已有交代就不重复了。姚亚平，成都人，后考入四川音乐学院，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领域领军人物。柏新亭，罗江人，成都市歌舞剧院男高音歌唱家、全国优秀声乐教育家。刘力健，成都人，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副总经理、全国优秀小提琴教育家，培养出多名国家级小提琴人才，其子刘睿现为中国爱乐乐团副首席。陈海燕，德阳人，后为绵阳市歌舞团团长、成都市金沙艺术团团长。文启桂，后改名文雯，成都人，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女高音歌唱家。陈福伦，简阳人，天津市歌舞剧院首席小号演奏家。唐全福，德阳人，峨影乐团首席长号演奏家。邹璃沙，曾当过几年税务干部，后辞职终身从事小提琴艺术教育，曾获“全国优秀艺术教师”称号。

我于1981年9月到老家所在地寿丰学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1988年调德阳市市中区文化局工作，长期从事基层文化艺术工作，历任科员、群文股股长、文化市场稽查大队队长、文化市场股股长，后任德阳市市中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德阳市旌阳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于2014年从旌阳区文化旅游体育局退休。

在本文结束时，向已故去的老师和朋友致以深切的怀念！他们是：王善第、韩之汕、罗家诚、周贵福、石正名、石崇伦、田再德、黄安菊。

我17岁进入文工团，27岁当乡村教师，34岁当公务员，60岁退休。而德阳县文工团的10年经历却是我一生中最为怀念的，太多的情愫和友谊深藏于心中，有些人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是能够完成此文的重要因素。

二重器乐队往事

口述：邢重禾等　记录撰稿：郝志武

1958年仲秋，第二重型机械厂（原西南机械厂，以下简称二重）在德阳筹建，来自东北富拉尔基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二重第一批拓荒者。自此，一批又一批院校毕业生响应号召，风尘仆仆地带着所学的工艺设计、金相分析、冶炼浇铸等专业知识，参与到国家“一五”计划整体的工业布局和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之中。与此同时，陆续还有来自一重、沈重的建设者们加入二重这个集体。他们不仅将一腔青春的热血挥洒在这方土地，还唱着歌儿，跳着舞蹈，带来了京剧、戏曲和中西各类乐器演奏等文艺特长，给枯燥和贫瘠的日常生活注入几分活力。

本文所采访的二重器乐吹奏者，见证了二重自建厂以来音乐文化活动一个甲子的脉络走向与起落兴衰，也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旌阳区器乐活动的人力资源与聚散离合。受访者中，年纪最大的已满84岁，最小的也有67岁，还有已过世爱乐者的后人。按时间的刻度来划分，他们分别属于二重自建厂后的音一代至音六代。从青年时期单纯的音乐爱好，到如今耳顺、耄耋之年的执着坚守，不朽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他们的音乐人生。

邢重禾，二重老乐队的竹笛及长笛演奏员，现年74岁，河北保定人。

还是在沈阳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对音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说来也巧，我家的一个长辈——我的一个叔叔，曾经是抗美援朝空军部队的后勤人员，他在音乐和文艺方面特别擅长，特别肯钻研，不仅写得一手好字，唱歌还特别好听，而且他二胡拉得也非常好。他转业后安置在沈阳工作，离我家不算远。小时候我就经常去我叔叔家里玩，他拉二胡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听，那个时候特别崇拜他。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有一次我在叔叔家里无意中翻出来一支竹笛，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笛子的模样。那个吹孔、那个笛膜和几个按孔，我就鼓捣着自己试吹了一下，竟然很自然地把它吹响了。当时我就喜欢上它了。从那以后，我叔叔就开始慢慢地教我吹笛子，一步步地就把我音乐方面的潜力激发出来了。我叔叔曾有一个小本子，记的全部是歌谱，还画了不少符号和重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对音乐的喜爱是受到家庭环境的氛围和长辈的熏陶感染而成，这个真的很重要。可以说我叔叔就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我1946年冬月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父亲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就地安置在沈阳工作，后来我母亲领着我们从保定辗转千里来到沈阳，与我父亲团聚生活在一起。我是在沈阳度过的小学和初中生活，20世纪60年代初支援三线建设，我又随着父母来到德阳二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到二重乐队吹竹笛，应该算二重老乐队的第三批队员了，只是当时我没有正式的工作。1968年，我参军来到北京军区三十八军，由于入伍前我就会吹竹笛，入伍后直接就被军政治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选中，在宣传队里又系统地学习了竹笛的吹奏知识。1971年退伍后，我被分配在二重厂的建修车间，从事木工和包装工工作。从60年代算起，我这个正宗的厂子弟，就在二重厂工作学习、参军退伍、娶妻生子，度过了一辈子，不知不觉当中，音乐也陪伴了我一辈子。

我的工作不仅是简单地修理门窗，还要在机械产品发运之前，按照不同图纸和产品形状设计制作出包装零件用的木制品。当时生产任务比较多，不过我才二十来岁，精力旺盛，平日上班，我就把笛子装在军用挎包里，带在身边，工余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练一练，吹一吹。吹的曲子基本上都是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比如《洪湖水浪打浪》《北京颂歌》《我的祖国》，还有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里面的一些曲子。那个时候我只要听见广播里有竹笛的声音，尤其是独奏曲，比方说《小放牛》《牧笛》《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些，我整个人就会感到特别兴奋。

因为有一技之长，我慢慢地在建修车间有了点小名气。在二重后来组织的有10多个单位参与的文艺汇演中，我就代表建修车间出个节目登台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参加了不少演出后，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乐理知识还很不够。在那个年代，你想找个专业老师教，那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呢？就自己买乐理知识方面的书籍。那个时候只要在新华书店看到有关乐理知识或者《笛子吹奏法》方面的参考书，就买下来，自己回去再慢慢地琢磨。德阳当时还不太容易买到这些书，还委托到成都或北京、上海出差的同事，也帮忙购买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其中笛子吹奏类的书相对多些。

20世纪70年代初，二重厂工会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设有乐队、京剧队、话剧队、舞蹈队。记得开始排练革命现代样板戏京剧《沙家浜》时，厂工会在各个车间抽调出会乐器的职工组建了20多人的乐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厂里对样板戏的排练工作非常重视，你想想，全厂万把人，只挑出来了20多个人，既要考虑到吹奏的水平如何，还要考察家庭出身情况，政审都要查三代，必须是根正苗红，才能到《沙家浜》来。

那个年代，咱们二重军工分厂仍在生产加农炮和榴弹炮，他们经常要到绵竹的清平靶场去试炮，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有一次，厂工会组织了乐队的20多个人，坐了两辆卡车到现场慰问演出。德阳到清平靶场几十公里的路程，而且路很不好走，比现在差得远了。颠簸来颠簸去，把人都要颠散架，开车都要大半天才能到靶场。一路上挺无聊，乐队的人就在车上自娱自乐，拉手风琴的，唱歌的，吹笛子的，吹小号的，很热闹。回来的那天晚上，开车的张师傅喝了不少的白酒，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就往家赶，还好，没出啥事儿。慰问演出也就来回两天时间，曲目跟平时排练一样，男女生的独唱、合唱，乐队伴奏。

到了20世纪80年代德阳建市后，二重工会为了丰富职工家属的业余生活，每周末都在小俱乐部定期举办舞会，跳三步或四步的交谊舞，什么《多瑙河之波》《山楂树》《小路》《喀秋莎》，还有港台过来的流行歌曲，管乐队现场伴奏。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自学的西洋乐器长笛，厂里没人教过我，因为在部队宣传队就见过老兵吹那玩意儿，纯粹是自己琢磨，慢慢摸索。每天都研究它，哪些按键管哪些音，哪几个按键组合起来又管哪几个音，练得非常痴迷、非常刻苦，好像心里憋着有一股劲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民族乐器都是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转调特别不方便，而且竹笛声音相对弱，在舞厅穿透力也不行，声音传不远。每次舞会伴奏，不同的舞曲因为有不同的调性，所以每次随身都要带好几支竹笛，转个调还要弯下腰换一根笛子。长笛就不一样了，它有那么多按键，本来就属于转调乐器。所以当时想，要尽快掌握它，只要学会了长笛，就可以吹12个大调，所有伴奏的乐谱、常用的调都能吹出来，确实方便多了。

后来，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街、东西干道两边慢慢有了好几家舞厅，都是乐队现场伴奏，咱们二重乐队的好些人都去了。他们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下班了赶紧去舞厅伴奏，还可以挣点钱。这么一整，咱们小俱乐部那个舞厅慢慢就黄了。因为二重小俱乐部当时跳舞是工会组织的，不卖票，免费跳，乐队人员也没有补助，基本就是图个快乐。当时街上那些舞厅伴奏的乐器配置就是小号、长号和三电一鼓，再配上音箱后声音大、效果好。那些震耳欲聋的地方不适合我吹的乐器，所以我始终没去过那些能挣钱的舞厅。

2000年的时候，有朋友牵线介绍，我第一次开始教学生。陆陆续续教了有七八个学生，有悟性好的，也有悟性差点的。等到这些小孩升初中后，大多数都放弃了，毕竟上学读书是主要的，爱好只能是爱好。随着自己的吹奏水平逐渐提高，我感觉到原来的长笛音质较差，自己听着都不悦耳了，一步步地，我又调换升级到档次高点的长笛，比方说雅马哈、爱攀。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换过四五支长笛了，退休第三年买的爱攀，现在用的是雅马哈笛子，挺知足的。

我吹了这么多年的笛子，感觉对自己的身体和心态、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很多的好处。玩音乐，注意力统统聚焦到怎么把笛子吹好上面。因为在你的头脑里装的都是音乐，都是些快乐的东西，可以避免你的烦恼。另外，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无形中，音乐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启发，可以开发你的智力。所以，音乐确实能陶冶人的情操，让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愉悦，而且掌握和吹奏乐器的水平越高，你理解问题的能力就越高。

尹明华，二重老乐队的小号手兼圆号手，重庆人。受访者为其三女儿尹娟。

我老家在重庆万州区，原来叫万县。我爷爷家在当地是一个大户，家里有10多个孩子生活在一起。我爸尹明华是1934年出生的，在那个大家庭里排行老八。我爸小时候特别聪明，也特别调皮，我爷爷很喜欢他，有意培养他学做生意，可他说过，对我爷爷的生意从来都没兴趣。但他对声音非常敏锐，哪里有吹吹打打或者锣鼓喧天的声音，他都要跑去看大半天，也就是说，他从小对音乐就非常喜欢。因为继承家族生意和学习音乐的这个事情，他和我爷爷经常拌筋顶嘴、闹别扭，甚至严重到十几年都不说一句话。我爸吹小号的启蒙老师，据他说是万县街头摆摊卖艺的一个流浪艺人，从哪里来的他倒没说。那时候他已经在上学了，每天放了学，他就去那个艺人固定摆摊卖艺的地方，听别人吹号，东问问西问问，这么一来二往的，他俩就搭上话了。问他愿不愿意学小号，他肯定特别愿意啊，就瞒着家里悄悄跟这个艺人——他师父学吹小号。一个愿意教，一个又愿意学，再加上他在音乐上天赋较高，吹小号的技能掌握得相当快。他后来带到二重来的这把小号，就是他师父离开万县临走前送给他的。

我父母都是重庆人。我妈曾经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兼独唱演员，根正苗红，本来准备要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慰问演出的，没去成。后来转业回到了地方，进入重庆郭家沱的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作，那时候，我爸已经在望江厂上班了。他俩在一个单位共事，而且俩人都有共同的文艺爱好，都有共同的话题，相互间彼此慢慢有了好感，久而久之，便组建了家庭。跟你说，虽然我爸比我妈还要小两岁，但他们那代人对待感情非常真挚，夫唱妇随，恩恩爱爱了一辈子。可我爸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经常帮着工友出头露面，找领导讨说法要公道，经常让望江厂的领导难堪。第二我爸是回族，当时在重庆望江厂吃饭都是自己带饭盒。厂里有人就趁他不注意，隔三差五往他的饭盒里悄悄放一片猪肉，这对于他的民族信仰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他那个性格根本容忍不了这些，经常跟别人打架。大概这两个原因，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望江厂的日子很不好过。而我妈在厂里的人缘关系比较好，他们领导可能也为我们这个家庭着想吧，恰好德阳这边需要大量的建设者，领导就建议我妈报名支援德阳。于是我爸就背着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随着我妈来到德阳二重，那个时候是1959年年底了。他们到二重后，直接被分配在实习厂工作。

我父母虽然到了德阳二重工作，看起来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我父亲的右派身份也随着档案一起过来了。因此，他在二重厂没有收入，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在废钢车间搬王八铁，基本上是属于劳改待遇。家里家外的一切都是我妈一个人在支撑操劳着。即使当时处境那么难，却并没有冲淡他俩的深厚感情，始终不离不弃。我妈在实习厂的家里包好了饺子，给我俩姐留下点，又在饭盒里装上点，然后带着我俩姐送到废钢车间工地，给我爸也尝一尝。那个时候从实习厂到废钢车间，除了一金工这里有两栋建筑，其他地方杂草丛生、荒无人烟，荒凉得让人害怕。我父母都是心胸开阔的乐天派，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资，有一分钱就花一分钱，从不为眼前的困难抱怨。即便他们这辈子历经了很多苦难，却一点都不颓废，精神生活远远大于现实的物质困难，乐观地承受这些暂时的困难。父母从小教育我们遇事情想开一点，待人真诚随和一点，不要占小便宜，不要去搬弄别人的是非。所以，现在很多与我仅一面之交的人都愿意和我交往。

我爸那个时候每周允许回家两次。回到了家，有时候他俩就相互配合，一个唱歌，一个伴奏。实际上，那时候无论他们是吹还是唱，我们感觉到的都是一种悲哀压抑的气息，令我们三姐妹的内心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因为窗外的高音喇叭反反复复播放着“打倒右派分子”“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可想而知，我们这个有右派分子的家庭当时度日之艰难。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照顾我们，他俩就靠喜爱的音乐生活相互慰藉，度过那段艰难而灰暗的日子。假如他们没有一个开阔博大、乐观包容的胸怀，他们是熬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好时代的。而他们在困难面前的这种胸怀、这种乐观，绝对跟他们有共同音乐爱好有关。因为人在极端压抑状态下，只有音乐能释放人紧张的心情，舒缓人紧张的精神状态，治愈所有的不快乐。我父母那时候通过唱歌的方式，让生活的压力得到释放。

打我记事儿的时候，我父亲就经常关上门窗练号，那个时候还不敢大声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再加上他又是右派分子。至于这把小号的来历，当时也没有人过问。实习厂里会乐器的人比较多，可能这方面比较宽容吧。在音乐方面他真的是太有悟性了，好像啥都会，一点就通。一首新曲子听过几遍，他自己就能把谱子写出来，然后用小号很快就能吹出来了。不吹小号的时候，他还抄写了很多的乐谱，还有好多音乐方面的学习资料，还有简谱翻译成五线谱的手稿，都是厚厚的几摞。

改革开放以后，是我父亲最欢欣鼓舞的时候，二重厂的领导那个时候对企业文化这块挺重视的，乐队的活动非常多。我父亲曾说过，感觉找到了他的精神支柱。二重对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也逐渐地多了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他们到成都的一个三线企业去演出，好像是420厂吧，因为我爸在那次演出后，他们厂一个姓白的小伙子，要拜师跟着我爸学小号，当时我们家还住在实习厂宿舍，这个姓白的徒弟还来过我们家好几次，练得可认真啦。他们的师徒情谊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来他们厂改制，联系才慢慢少了。现在我还留有他们师徒的照片。有一年，在实习厂的一台晚会上——当时已经改制成技工校了，我父母同台演出过一次。我妈和其他的老师们合唱，我爸他们技工校乐队在旁边伴奏。那可是我父母在二重唯一一次同台演出。

20世纪80年代，二重工会在小俱乐部和灯光球场每周末都组织舞会。那时候，来自港台的交谊舞一下子就攥住了人们的心，人们的思想逐渐放开了，对交谊舞感觉特别新奇。跳三步、四步或五步的交谊舞，特别流行。咱们厂的职工家属兴趣大得很，当时还有不少外单位的职工专门到小俱乐部来跳舞。我爸和乐队的熊指挥、董师傅他们，那段时间充实得很，忙碌得很，也开心得很。就在那个时期，二重工会为了充实壮大二重乐队，还专门发文件招收了一批喜爱文艺、热爱音乐的青工，开办过一届音乐培训班。老师基本上以乐队里实习厂和机电修车间的队员为主，全脱产教学，教小号、长号、萨克斯、单簧管、小提琴等。以老带新，以点带面，慢慢地影响就比较大了。像贲宏、方晓光、郑林、赵燕燕、陈伟文都是当时培训班的学员，还有知道消息晚的，自掏腰包主动拜师学习的青工。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很穷很穷，物质匮乏，但是精神生活远高于物质享受，思想也简简单单，活得却非常快乐。

我父亲把他对音乐的那份执着、那份热爱，多多少少还是传递到我们身上了，虽然我们没有学会一门乐器，但都特别喜欢唱歌。我退休前就是二重合唱团的团员，后来又加入了德阳市电信女子合唱团，现在又固定在二重老年大学合唱团里唱歌。去年11月中旬，我们还随团到宜宾南溪参加了“四川省群星奖”合唱比赛。我每次上台唱歌，不为别的，就是给我的父母争口气。因为我心里知道那是唱给我父母听的，表演给我父母看的。我用心唱好每一首歌，就好像我父母真的坐在观众席上，静静地听着我唱歌，甚至感觉他们在使劲地给我鼓掌。

熊泽明，67岁，二重老乐队扬琴演奏员、萨克斯手，实习厂员工，中江人。

董绍华，84岁，二重老乐队黑管演奏员，1966年从东北富拉尔基调来二重。

蔡林福，72岁，二重老乐队小提琴演奏员，1968年中专校毕业分配在二重，柏隆人。

二重从1958年建厂始，来自全国各地与机械行业相关的专业人才非常多，但是从事文化艺术的人才相对较少。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三线建设战略布局，使二重的文艺人才及文艺生活渐渐有了起色。音乐、京剧、话剧、舞蹈等各文艺大类人才辈出且均有不俗表现。比如著名的京胡琴师杜连本、河北梆子反串青衣郝忠学、京剧票友崔广林和沈家良等，其中沈家良在2007年凭借演唱的一折京剧传统剧目——铜锤花脸戏《刺王僚》，荣获了中央电视台第三届全国京剧票友大赛金牌。二重音乐爱好者从最初的不足10人，到90年代初的30多人；经历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混搭融合，最后逐渐演变为纯交响管弦乐队。在60年的漫长时光里，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时至今日，在旌阳区的管乐吹奏领域仍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如果顺着时间的脉络，大致可整理出二重老乐队成员的相关信息：

1959年至1964年：队长罗国振（手风琴），队员有尹明华（小号）、何大东（圆号）、周才福（长笛）、顾力庭（琵琶）、殷智深（高胡）、杜连本（京胡）等不足10人。

1964年至1971年：队长罗国振（手风琴），队员有尹明华（小号）、朱小万（小号）、何大东（圆号）、陈家福（长号）、董绍华（单簧管）、周才福（长笛）、龚善年（手风琴）、龙板胡（小提琴）、顾力庭（琵琶）、杜连本（京胡）、殷智深（高胡）、汪洋（二胡）、蔡林福（二胡）、贺蔚文（二胡）、王英侯（二胡）等20多人。

1971年至1980年：总指挥熊世全，队长罗国振（手风琴），队员有尹明华（小号）、朱小万（小号）、何大东（圆号）、陈家福（长号）、董绍华（单簧管）、王英侯（单簧管）、周才福（长笛）、龚善年（手风琴）、龙板胡（小提琴）、顾力庭（琵琶）、殷智深（高胡）、汪洋（二胡）、蔡林福（二胡）、贺蔚文（二胡）、杜连本（京胡）、邢重禾（竹笛）、杨树昌（大提琴）、老贲师傅（萨克斯）、付开海（打击乐）等20多人。

1980年至1990年：总指挥熊世全，分指挥顾力庭，队员有尹明华（小号）、朱小万（小号）、何大东（圆号）、陈家福（长号）、郑林（长号）、周才福（长笛）、邢重禾（长笛）、董绍华（单簧管）、王英侯（单簧管）、张森林（单簧管及小提琴）、方晓光（单簧管）、唐开龙（大管）、贺蔚文（双簧管）、汪洋（倍大提琴）、李琦（大提琴）、杨树昌（大提琴）、罗丹（大提琴）、贲宏（萨克斯）、熊泽明（萨克斯）、蔡林福（小提琴）、龚俊（小提琴）、赵燕燕（小提琴）、周智清（小提琴）、陈伟文（小提琴）、王天福（小提琴）、付开海（打击乐）、余平（电子琴）等近30人。

从以上时间链条可看出早期二重音乐人的一丝端倪：1958年年底建厂初始，大规模的建设是社会氛围的主基调，来自五湖四海的乐手们彼此间并不太熟悉或者刚刚建立联系。1961年后，二重的乐手们有了组建乐队的初始想法，但器种的局限性让抱团组队的主观意愿落空。弹拉拨民族乐器和吹奏管乐器的乐手们，基本上属于单独的自我练习或自我欣赏阶段，彼时并没有整体的排练计划。

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又有几批建设者陆陆续续来到德阳，其中就包括一部分音乐及戏曲爱好者。那个时候有一个专门从北方抽调过来的戏曲团体（包括京剧、河北梆子、话剧、豫剧等人员），专门服务于三大厂的文化生活，排练地点是现在泰山南路一段中国人民银行的位置。现在的建院东区大院子里当时有两个单位：中专校在稍微靠里面的位置，而靠外靠南的则是实习厂（二重技工校）。中专校是专门为二重厂培养专科技术人才的学校，学生们在此每天学习机械行业的各种理论知识。适逢“文化大革命”初期，两所学校基本上已面临停课状态，而无课可上且喜爱音乐的一帮学生（俗称三野学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选择与二重厂、大修厂和电机厂的音乐爱好者们，聚集在中专校的教室里交流切磋音乐，以民族乐器为主，苦练技艺。这些学生惺惺相惜，经常聚在一起，可称得上是有小乐队雏形的志同道合者。

1970年，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各地方各单位不仅争相进行排练，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方唱腔适当地进行二次创作，移植剧种。比方说用川剧、黄梅戏、秦腔、豫剧、梆子戏等地方戏曲特色来排演的样板戏，但人物及剧情不变。1970年下半年，二重正式开始筹备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排演任务。当时，并非因为你能拉个二胡或者会一种乐器，就能直接进入剧组乐队，而是首先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达到一定的演奏水平，再经过严格的政审后才能正式进入《沙家浜》剧组排练。在有1万多人的二重厂，最终能被选拔进入剧组乐队的只有区区10多个人。严格意义上来说，《沙家浜》剧组的乐队还不能称为二重老乐队，仅仅是各车间的器乐爱好者们，经工会组织层层考核，政审筛选，临时抽调组建而成的乐手组合。剧本是现成的全国通用版本，A、B角演员是京剧院的准专业演员。万事已俱备，《沙家浜》剧组在1971年春节后正式开始排练。然而10多人的乐队，或许是磨合不足，或许是器种配置不全，或许是乐感不够，就连稍微简单的《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这场戏的排练，都不尽如人意。时任指挥即便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了全部身心也无法将京剧样板戏那一板一眼搞明白，也整不出现代京剧那独有的唱腔韵味。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这可是头等大事，失误不得。《沙家浜》的排练进度一度停滞不前。

这期间，二重厂工会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线索，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有个专门指挥京剧《沙家浜》排练的专业指挥熊世全。于是，二重厂工会派人带着介绍信来到成都战旗歌舞团，将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二重在排练《沙家浜》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向歌舞团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并提出了向战旗歌舞团暂“借”一个专业指挥来帮助二重排练样板戏的想法。工会的人软磨硬泡坐在歌舞团，点名只“借”熊世全来二重指挥排练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当然，那时部队也有支援地方工作的政治任务，就这样的机缘巧合，影响二重乐队将近40年发展的灵魂人物——熊世全被“借”到了二重工作。随后的日子里，由熊世全指挥二重乐队排演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在德阳县三大厂里第一个成功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反响，并先后走进德阳周边的配套企业、汉旺、成都420厂等巡回演出。首演成功后，隶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第二重型机器厂，由工会主席亲自出面到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协调工作，一纸调令，正式将熊世全调到二重，分配在实习厂工作——这是后话。《沙家浜》的成功演出，使二重时任领导脸上增光，从此更加支持乐队的排练工作。巡回演出之后，二重紧接着趁势又排练了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演出同样也获得了成功。可以这么说，1971年至1973年年底，由熊世全担任指挥排演样板戏的那两年半时期，奠定了二重乐队正规化排练的基础，并从此取得一次又一次令其他厂矿赞不绝口的辉煌成绩。

写到这里，就不得不赘述一下二重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熊世全。

熊世全本来是一位已经考入泸州医学院的学生，但入学前扬琴就打得非常出色。遵从于内心对音乐的一腔执念，他果断地放弃了学医，在1965年选择入伍当兵，来到成都军区下属的一个师担任文艺干事。这期间，他不仅接触到除了民族乐器之外的西洋管弦乐，弄懂了各种管乐器的性能、调性、音色音域，还接触到交响乐队总谱、配器方法并大胆尝试交响乐指挥。那时虽然没有老师专门教授他乐队指挥法和配器法，但对于擅长学习观察、音乐天赋极高又肯钻研的熊世全来说，无师自通的指挥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师部乐队的临场指挥经验，加深了他对音乐各门类整体的领悟力以及驾驭大乐队的把控能力。1967年，他又专门到成都京剧团进修，学京剧曲牌，学京剧指挥，学打鼓，因此对京剧样板戏的指挥手法，他同样烂熟于胸。到了1969年，熊世全第一次组织师部文工团排练革命样板戏，一炮打响，获得成功，并借此机会进入战旗歌舞团担任专业指挥，直至被“借”调到二重工作。

然而，《红灯记》巡演结束后，由于特殊的不可名状的一起事故，二重大乐队迅速整体性沉寂下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5年，没有排练任务更不会有新作品问世。1978年年底，正逢全国工业企业针对厂容厂貌、清洁卫生、设备维护保养等进行整体验收活动，且中央及一机部部委将派验收组来现场打分，还要对优胜单位进行评比表彰。为了将表彰会期间的文艺活动提升到一定的水平，熊世全又重新改编创作了一部分新曲子，带队到成都锦江剧场演出。借此机会，早已添丁进口的二重乐队又起死回生，重新恢复了中断将近5年之久的排练活动。

1980年8月筹划的“五校汇演”是当时在德阳县较有影响的音乐文化活动。来自二重、东工、东电、东汽、罗江玻纤厂五家单位的五所技工学校，组织各个单位的师生参加了这次文艺汇演。作为二重技工校的资深员工，熊世全重新改编创作了三首器乐作品。其一是描写西藏农奴翻身做主的音乐；其二是与1979年自卫反击作战英雄们凯旋有关的节目；其三是一部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长鼓舞》，曲调选用的是四川大凉山的曲式风格，以欢快奔放的节奏展现出民族地域的风情。三首器乐作品由二重乐队成员（含技工校多名乐手）佩戴技工校的徽章，冒充技工校师生们参加汇演。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二重技工校在年底的“五校汇演”中名列前茅，三个节目获得了前三名的优异成绩。在五校演职人员分别到各企业巡回演出结束后，“五校汇演”最后评选出的获奖节目和自编自演的其他原创节目，又安排在二重大俱乐部对外公开演出了两场。

1984年春天，成立不久的德阳市举办了一场“首届金融交易会”，具体的举办地点在现德阳市人民医院位置。从二重调任德阳市的首任市委书记张仁樑，指定咱们30多人的大乐队承担交易会期间的迎宾礼仪奏乐活动。彼时，二重厂乐队已经成长壮大为真正意义上的管弦乐队：铜管声部三大主力乐器齐全；木管声部配置齐全；弦乐声部有老、中、青提琴手将近20人——当时，也只有二重大乐队才能胜任交易会的礼仪迎宾任务。随后的几年，二重大乐队还相继承担了德阳市委、市政府在召开会议期间的开场曲及欢迎欢送嘉宾的奏乐活动。演奏的曲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改革开放后比较欢快的新曲目，如《祝你快乐》。旌湖宾馆修建起来后，各种会议的礼仪活动均安排在旌湖宾馆。

1984年国庆节前夕，德阳市在东西干道举办了大型的彩车游行活动。来自市、县、区的各个企事业单位及部门，都以不同的形式扎上了各具本单位特色的彩车。人们扭着大秧歌，挥舞着彩带红绸，放飞了气球，载歌载舞地积极参与建市后的第一次国庆游行活动。咱们二重乐队的队员们，坐在有醒目二重厂徽标志的加长加宽彩车里，一路上循环吹奏着豪迈雄壮的进行曲和令人欢欣鼓舞、奋发向上的时代歌曲，如《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吹吹打打地驶过了东西干道——这个唯一有乐队参与的单位，在整个游行的队伍里鹤立鸡群，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小俱乐部舞厅是二重厂工会为丰富职工家属的业余文化生活与时俱进开办的舞厅，也是改革开放后原德阳市市中区第一个有乐队现场伴奏的舞厅。这一年是1983年初夏。每到周末，舞厅内人山人海，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或影视歌曲成为舞厅伴奏的主打歌，伦巴、华尔兹，三步、四步、五步，一曲接一曲的交谊舞，将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彻底释放开来。舞厅的开办，吸引了不少附近厂矿的职工家属前来。渐渐地，小俱乐部内的场地，已不能满足喜爱跳交谊舞的人们的需求。1986年五一后，跳舞场地转移到宽敞的103灯光球场，厂工会还热心地在灯光球场四周悬挂布置了照明及音响设备。当时那个跳舞的场面，完美地诠释了人们追求新生活的热度。我们当时都没有额外收入，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感很满足。即便乐队成员在灯光球场的小观礼台挤来挤去，即便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各自只能伴奏上、下半场，也很开心。

改革开放初期，德阳市市中区会吹奏铜管乐器的乐手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三大厂及配套企业中。自从二重工会开办舞厅以后，市中区也逐渐兴起了开舞厅找乐队伴奏的热潮，以至于当时很多原来从事民乐弹拨的乐手，纷纷改行学习吹管乐器。1988年下半年，在市中区东西干道中段、东街、北街、南街及华山路中段，陆陆续续新开张了一些收费舞厅，诸如华龙、金蔷薇、雅姿、梅林、百乐门、皇冠、天下乐、外滩世界等。咱们二重乐队那些思想活泛、意识超前的队员们，纷纷想到了往外走——走穴挣钱。白天他们专心在单位上着班，挣一份稳定收入，下班后顾不上吃晚饭，骑上自行车就匆匆地赶往各自的舞厅，开启了在夜场舞厅伴奏挣钱之路。当时几家大舞厅不仅有管乐伴奏形式，还流行三电一鼓的电声乐伴奏形式。晚上10点舞会结束后，乐手们都喜欢吆五喝六地聚集在老“东方影都”楼下，要几扎夜啤酒，点几盘煮花生，啃着“戴记卤兔头”和鸭翅膀，惬意地畅聊着杂七杂八的新鲜事儿。后来乐队指挥熊世全也带着一拨人到华龙舞厅挣外快去了，咱们二重灯光球场的免费交谊舞遭到冲击，彻底停办了。反正改革开放后的走穴现象，直接导致了二重乐队队员们人心思变，眼光朝外，纷纷与时俱进“向钱看”，排练活动被迫完全停滞，二重乐队再次进入整体性沉寂阶段。

1992年八九月份，二重集团公司开始筹备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各项议程都在有条不紊地实施中，唯独担任开场奏乐的乐队锣齐鼓不齐，稀稀拉拉，主要是走穴队员们不愿回来参加排练。为此，二重集团公司动用行政手段，措辞严厉地命令在外走穴的队员，无条件回厂排练。同时，以市场手段邀请东电、东工、农行等单位的10多位铜管乐器吹奏者加盟二重乐队，一起承担起1993年春季“二运会”开幕式的吹奏任务。这也是德阳市市中区音乐界第一次组建的业余（联合）铜管乐队。吹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二重厂歌》以及《新运动员进行曲》《欢迎进行曲》《欢送进行曲》等。最终，二重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在现在的体育馆位置如期成功举办——虽然当时的体育馆还是一片空旷的沙滩地，二重厂想办法拉来了很多冶炼浇铸后遗留的废料炉渣，铺在地面上，层层压实，再画上跑道。就在“二运会”结束后的同一年，部分舞厅不断发生为争抢舞伴而打架斗殴的刑事案件，各家舞厅经营者也为了节省成本，开始采用播放VCD光碟形式替代乐队伴奏。走穴的队员们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又陆续回到了厂乐队。直至此时，队员们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已被二重工会组织彻底放弃了。

失去了组织和排练场所的二重乐队，与东电（工）的管乐爱好者们抱团取暖，另谋出路，先后辗转到德阳市工人文化宫、德阳市教育学院排练曲目。1994年，时任旌阳区文化馆馆长的刘琪，向（联合）乐队伸出了橄榄枝，接纳所有乐队成员到位于德阳文庙内的区文化馆排练及组织活动。在此期间，乐队先后参加了“市双拥文艺晚会”“旌城之夏音乐会”及各种文艺汇演。后来，区文化馆搬离文庙，在岷江桥西一座四层楼房（现滨湖之春）临时办公。值得一提的是，刘琪馆长特别邀请二重及东电（工）的部分乐手们，在此排练了由他改编配器的大型交响歌剧《江姐》，并在孝泉古镇首演成功。江姐的扮演者由原德阳县川剧团歌唱演员左孝珍老师担纲。

1994年至1998年，（联合）铜管乐队先后多次承接德阳市区县的商演活动。如1995年德阳市灯会开幕式、四川省交通系统文艺汇演、盛泰帝景和旌湖明珠花园楼盘奠基仪式、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庆典等大型商业演出活动。然而，随着商演活动收益的增加，（联合）铜管乐队某位所谓的队长却在利益面前摒弃了初心。常言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重乐队在得知商演幕后真相后毅然与东电（工）乐队分家单干。1999年，二重乐队又吸收东电（工）部分乐友，挂靠在德阳市旌城国群食品厂，成立了“旌城国群铜管乐团”。挂靠期间，不仅为企业的文化建设献言献策、培训人才，还仍然可以以企业的名义继续承接商演。如立达机电公司奠基动工仪式、广汉市与罗江区政府机关年度表彰会议、万路公司4S店及各商场开业典礼等。在挂靠期间，二重管乐队曾与“爱民”“天音”等德阳市五家自发组织的民间乐团（队），一起参加了在德阳市市中区城市花园小区“伟成艺术培训学校”组办的民间音乐文化交流活动。2003年，市文化局及市音协在南街艺术宫组织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受邀参加的二重管弦乐团参演的曲目是《北京喜讯到边寨》和《春节序曲》。省文化厅及音协相关领导在时任市文化局局长卢尚君陪同下莅临艺术宫观看，对二重管弦乐团大加赞赏：“四川多个市、州都有自己专业的交响音乐团体，没想到在你们德阳的一个企业里竟然还有一个这么好的管弦乐团，非常难得。”

然而时断时续极其不稳定的挂靠状态，也随着国群食品厂的经营不善而结束。而在商演市场，异军突起的中老年腰鼓队，以低廉的出场费用和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式的“营销”方法，逐渐抢占了铜管乐队的市场份额。二重乐队犹如一片漂浮的浮萍，已找不到一处可以扎根停靠的彼岸。于是队员们整合资源，化整为零，又先后组成了“铜管乐五重奏”组合、木管重奏组合、轻音乐组合、室内乐组合等，以各种方式坚守着。

离休后，担任二重老年大学校长的原二重集团公司总经理华涌欣，听闻二重乐队的现状，有意吸纳二重管弦乐团充实到老年大学的文艺队伍，特意联系了乐队队长董绍华和指挥熊世全商谈合作之事。在华涌欣老厂长的全力斡旋下，二重管弦乐团终于在二重游泳池文体中心的二楼瑜伽馆再次恢复了排练。2007年，德阳市老年大学与二重老年大学拟在大俱乐部联合举办一场上规模、上档次的联谊活动，二重管弦乐团将全程担任两所学校的合唱、独唱、二重唱及自身的演奏任务。乐队成员基本上以二重大乐队老班底为核心，新增加了若干东汽厂、东石厂和从部队文工团退役乐手以及川音弦乐系毕业的乐手。经过大半年的紧张排练与合练，在演出当天，二重管弦乐团不仅将所有的伴奏曲目顺利完成，还首次将大型交响音乐套曲《祖国颂》《长征组歌》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依托二重老年大学的影响力，二重乐团又在2008年春季第三次将家喻户晓的经典交响音乐《梁祝》完整的版本演绎出来。这一部爱情令人憧憬但结局又令人伤感悲凉的经典交响乐，似乎冥冥之中也预示着二重老乐队的命运。在《梁祝》演出结束后，二重管弦乐团也悄然解散。2008年大地震以后，乐队老队长董绍华只招集了10个人，在二重文体中心音乐教室坚持排练一些脍炙人口的中外名曲、影视歌曲和流行音乐。这10个人的室内乐小组合轻巧灵活、短小精干，非常适合演出市场的需求。德阳市音协原主席曾毅及秘书长陈焕军多次到排练场地观摩指导工作，盛情邀请小乐队参加“德阳音乐季”和“德阳市消夏音乐晚会”的演出活动。同时，小乐队还承接了不少婚宴、寿宴的礼仪演出和“万达广场啤酒节”“碧桂园草坪音乐派对”等大型演出活动。小乐队整整坚持活动了10年，2018年年初又整体加入旌阳区文化馆乐队，随后又转入市文化馆“天音”乐团。

总体来说，二重乐队从20世纪60年代技工校时期的小乐队雏形，到三四十人的大乐队的鼎盛，再到现如今分散的发展状态；从零敲碎打的民乐管乐混搭，再到有组织有场地有计划的排练；从青年时代的单纯喜爱音乐，到耳顺及耄耋之年尚能执着坚守，其间分分合合，几起几落，既有辉煌，也有落寞。

最美不过夕阳红。令人欣慰的是，时至今日，二重管弦乐团的部分中老年队员，老有所乐，依然活跃在“东汽民乐团”和“新月管弦乐团”。而部分中青年队员，则投入一些学校的管乐素质教育中，将自己多年的吹奏及演出经验传授给喜爱音乐的孩子们。在德阳外国语学校、庐山路小学、绵竹紫岩小学、德阳青少年宫、逸夫学校均能找到原二重管弦乐团老队员们的身影。

什邡桂圆桥遗址发掘始末

杨  剑

2009年7月，什邡市回澜镇玉泉村分布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部分露出真容。“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100年，比宝墩——三星堆一期文化更早，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使得什邡的历史一下向前推进了2000年左右，也为探明三星堆文化及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发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5000年文物惊现什邡

春风吹拂着大地，2009年4月，按照国务院相关要求，什邡市博物馆开展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对什邡市内的所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进行实地调查。

4月20日，是特别不寻常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让什邡的历史一下向前推进了2000年左右的开端。

川渝中烟工业公司长城雪茄烟厂准备在城南开发区新建厂区，按照建筑相关流程，在挖地基时得先进行文物勘探，于是厂区请来了什邡博物馆进行勘探的工作人员，结合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首先对准备建设城南开发区川渝中烟工业公司长城雪茄烟厂易地技术改造项目建设用地（455亩，约合30万平方米）进行了普查和初步勘探。

早上，工作人员来到什邡市城南新区一片长满杂草的工地中，开始了一天的勘探工作。勘探中，什邡市博物馆馆长杨剑发现了一些陶片与之前什邡市出土过的所有的陶片都不同，上面的花纹也从未见过。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早期陶片的性质，工作人员们又继续挖了两个探方。随后出土的陶片让杨剑又惊又喜，他小心翼翼地拿着随后出土的陶片鉴别着花纹，他认为陶片是属于早期文物，但是属于早期什么程度，自己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确定，因为目前什邡出土过最早的文物就属于战国时期了。于是，他凭借自己专业的眼光和以往经验，认为出土的陶片比以前发现的战国时期陶片还要早，至少应该是商周时期的。如果是，那这一重大发现对什邡历史的影响重大！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杨剑立马拨通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三星堆工作站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这一消息，他们立马做出安排部署，当天就来到了什邡，进一步确定该陶片所属的时代。

三星堆工作站的专家来到桂圆桥遗址，经过辨认，也认为该遗址出土的陶片比战国时代的陶片还要早，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但是目前成都平原还未出现过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那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吗？一旦认定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个重大发现就太重要了。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块古代文化遗存的时代和文化内涵，工作人员又向国家文物局和什邡市委、市政府进行汇报。同时，进一步勘探和小规模抢救性试掘（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也继续展开，又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汉代等物品，其中还有房址。这一发现让在场的专家们都很惊喜，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川渝中烟工业公司长城雪茄烟厂进行协商，扩大了挖掘面积。随后，四川省考古队队长孙志彬等相关专家也相继来到什邡，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初步鉴定，并对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后认为出土的陶片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根据陶器的波浪纹理、花边口沿罐，年代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

鉴于桂圆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且发现有比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时代更早、文化面貌独特的文化遗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9年7月10日在什邡召开了桂圆桥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讨论会。专家们考察了发掘现场和出土遗物，认为桂圆桥遗址是近年来四川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目前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致建议扩大发掘面积。

众专家发掘新石器文物

2009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德阳市博物馆和什邡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不光有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参与，还邀请了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发掘中，专家们执行了最新田野考古规程，利用了全站仪、浮选等考古方法。

此次发掘总面积为3060平方米，可分为南区、北区和西区三个部分。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商、西周、汉、晋和宋六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层平均厚度约0.6米，最厚处近1.5米。各时期遗存在遗址内分布不甚连续，主要分布于古河床西岸。在考古发掘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了红烧土遗迹两处、柱洞两个、灶1个、灰沟1条、灰坑27个、墓葬1座以及陶器、石器等大量遗物。

红烧土遗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两处红烧土遗迹上均发现完整或较完整的陶器，最大的一处红烧土遗迹旁还发现一个直径超过4米的圆形大坑，坑内有大量红烧土颗粒、炭屑。”负责该项目发掘清理工作的雷雨说，专家们推测红烧土遗迹应与祭祀活动有关。

专家们认为，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一处总体文化面貌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中段极为相似，是成都平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4600年；另一处的总体文化面貌与叠压于其上的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相差较大，绝对年代估计在距今5000年，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前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来源有很多猜测，但苦于没有证据，而这个遗址的发现，将对三星堆一期文化来源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如是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遗址，工作人员目前只挖掘3060平方米，并与川渝中烟工业公司长城雪茄烟厂进行了相关协调，没有发掘的地方进行保护，不能建设厂区，有6000多平方米的地方铺上了草坪。杨剑说：“在原址上保护，具有直观性和研究价值，考古一般都不要求主动性发掘，主动性发掘其实是一种破坏。”

权威论证：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09年8月30日，中国考古学会顾问、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王仁湘研究员，中国文物报社总编张自成教授，四川大学林向、马继贤、宋治民教授，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殿增、李昭和研究员，成都市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研究员，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王琼、文保处处长朱小南、何振华等专家齐聚什邡，对桂圆桥遗址进行了专题论证。

专家们考察了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听取了发掘成果汇报并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桂圆桥遗址工地执行了最新田野考古规程，利用全站仪、浮选等考古方法，地层清晰，遗迹处理得当。桂圆桥遗址文化遗存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商、西周、汉、晋和宋代六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重要遗迹和文物发现，扩展了对同时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尤其是其中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遗存，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源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四川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

桂圆桥遗址西周时期的祭祀坑群同样很重要，为研究三星堆四期——十二桥文化的空间分布以及古蜀文明的重要内涵——祭祀与神巫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桂圆桥遗址地处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相交地带，地理位置特殊，其新石器时代第一组文化遗存又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存在着相似性，因此，它的发现和发掘为先蜀文化及先蜀族人从山地走向平原可能性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节点和线索。

中江人民援建三线的历史回顾

刘崇兴  周恒玉  邓  斌

三线建设是党中央在中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它虽在1964年才掀起建设高潮，但从1956年起，四川省贯彻党的八大会议精神，实施国家“二五”计划，数十个涉及国防、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重大建设已经启动，部分项目落地川西北地区，其中多数后来纳入三线建设范围。1958年，从新的绵阳专区成立起，开建、配合、支援三线建设则成为全区19个县面临的三大艰巨任务。

诸多原因，三线建设无项目定点中江，连途经中江的川豫铁路开工三个月后也因国家建设布局调整而停建。但中江历来是四川农业和人口大县，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输送劳力、生产粮食、运送物资等便成为中江支援三线建设的历史必然。从1958年起，中江先后派出近18万民工参加川豫铁路、江油钢铁厂（以下简称江钢）和德阳工业区建设，后方积极生产，大力支援前线，其功绩永载史册。本文从几个不同角度回顾中江人民当年支援三线前期工程建设的历史画面。

坚强堡垒凝聚援建大军

川西北的三线建设拉开帷幕后，从1958年9月起，中江县先后成立支援工业建设、劳动力调配、运输协作、后勤保障等指挥部。县委在川豫铁路中江段、江钢、德阳三个基地建立党委，下设党总支和支部，团县委也在三地建立组织。党政两大班子既有明确分工，更有紧密配合，党的书记挂帅，行政首长主抓，其他成员行使职责。几任县委书记、县长奔临援建前线指挥，县各部（委）、局（院），各区、乡（公社）党政一、二把手带队，数百名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团结基建民工积极为援建三线前期工程贡献力量。

县委和人委多次召开会议，发出文件，及时督查援建情况。各级党团组织定期传达上级指示，认真总结研究工作，确定新的工作目标。基建师党委通过举办“教育运动月”等活动密切干群关系，改进工作作风。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疾苦，向上汇报实情，向下传达指示。重大工作通过党委讨论形成决议再执行，分期任务由基地党委和施工单位共同研究后做出统一安排。党组织长期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纠正错误思想。党委制定并认真实施干部参加劳动及食宿制度，用以激发基建战士的劳动热情。三个基地党委共同提出“为中江百万人民争光”等战斗口号，基层党团组织纷纷响应，围绕中心工作发动干部和群众讨论，有组织、有计划地扎实开展援建工作。援建党委还在基层搞试点、树标杆、评优选先，组织现场观摩，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胜利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学习榜样。

三个基地党委按县委指示，分别建立红专学校和干部学校，选拔优秀青年参加脱产或业余学习。党的书记亲自授课，以多种形式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结业后，党委通过测试委以重任，把他们放到一线锻炼和考验，条件成熟及时吸收其入团、入党，提拔德才兼备者担任基层管理干部。

在援建项目初期工程中，川豫铁路和德阳工业区的开挖、运送土石方，江钢的筑路、采矿、伐木等任务劳动强度大，作业工具原始。针对完成任务进度滞后的困难，三个基建师党委成立技术革命委员会，各团、营成立攻关小组，书记亲自挂帅，基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发动群众动脑筋、献计策，在援建工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收到了良好效果。

万众一心绘就支前盛景

支援三线建设前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1958年，按省委、省人委和专区党政指示，中江先后调动17万人（含部分干部和职工）参加建设，其中，川豫铁路中江段2.4万人，德阳2.6万人（后增加至3万人），江钢10万人，旺苍、广元等地1万多人。1959年5月，中江又从各行各业和区、社机关抽调12860人到江钢前线，其中党团干部、职工、医务人员等110人。

为动员民工参加三线前期工程建设，按县委指示，三个前线指挥部密切配合，由宣传、文化和教育部门组织1000余人，运用多种媒体和形式，宣传各重点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美好前景。各级党政领导上阵，组织人员在城乡书写、张贴标语，播放报道，召开群众大会，掀起一次次支援重点工程建设的宣传高潮。如川豫铁路中江段开工前，一场沿线人民群众参与的援路、爱路、护路热潮蓬勃兴起。中江南区党政在乡村开展遵纪守法教育，落实监管责任，组织基干民兵巡逻守护，受到中共公路总局第一工程局第四工程处党委的高度赞扬。

通过大力宣传，中江城乡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姐妹争先恐后上前线的喜人情景。按当时规定，参选上前线的民工必须是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可不少社队突破了限制。有位时年64岁的黄大爷，为了报名到江钢，刮尽满脸胡须，少报20多岁后才如愿以偿。人们取笑他：“你怎么把胡须刮了？”他回答：“留着胡子怕说我不中用，哪个又不想为社会主义建设立点功呀。”

三路大军开拔前，全县城乡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县、区召开誓师大会，党政主要领导上台讲话，各方代表宣读决心书。队伍出发时，亲属为援建战士送钱送物、扛背包；学校师生列队手舞小红旗高呼欢送口号；秧歌队载歌载舞把他们送到大道路口。在通往德阳、罗江和仓山的公路上，沿途设立茶水站和临时休息点，当地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群众热情为途经战士服务，使他们感到如家一样的温馨。

三路大军离开后，粮食、蔬菜等主、副食品，部分建筑材料生产和运输等支前任务，自然落到地方党政和干部群众身上。县委、县人委及时召开支前大会，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宣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党和国家的决策与重点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援前线。会上，单位和家属代表明确表态，积极响应。会后，各区、社队认真清查劳力和土地，重新整顿机耕队伍，合理调配劳力，多方挖掘潜力。同期，县委和县人委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居民支援农村，县财政筹措资金以解工地燃眉之急，各区、社抽出30%公积金支援前线；农技、兽防部门引进、推广良种和先进种植养殖技术，积极为社队服务。生产队努力发展农业和畜禽生产，提高粮食、蔬菜产量和畜禽出栏率；其他行业乃至街道居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加班加点生产前线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仅第一阶段就为江钢生产铁器工具12676件、大型风箱722口、棉衣裤46678套、被子7232床、棉帽20080顶、咸菜238606斤。家属为亲人赶制布（棉）鞋65132双、草鞋37032双、衣裤13413套。为了赶制风箱，许多群众献鸡毛、献木料，有的老人甚至捐献自己的棺材。

中江南片区社干部和群众全力以赴，供应筑路大军所需的劳动和生活物资。仅仓山和冯店两区一次就供应大米49万斤，其中29万斤支援蓬溪建筑工地。交通、工业、商业、医疗、物资、农机等部门千方百计为基建队伍打制或维修筑路工具，组织、调运建筑材料、药品、药材和生活用品等。各区首批支援硝（土炸药原料）3万余斤，仓山基建师在仓山新建和扩建炸药厂各一座，在广福新建水泥厂。生产的炸药和水泥全部支援川豫铁路和江钢建设。

为保证江钢基建师的物资供应，县人委在罗江设立转运站，每天按时将各地送来的物资用火车发往目的地。如遇火车车皮紧张，县运输公司从本就少有的机动车中抽调车辆抢运。

同期，县委、县人委动员、组织县城机关、区镇街道或学校建立土高炉，新制风箱，从群众中收集或从外地收购废旧铁器（炊具、农具），投入炼钢运动。铁锤锻打，做成粗钢后再运往江钢加工冶炼，仅1958年下半年生产、运送粗钢350吨。

三个基地建设开始后，各工区办工地小报，主要刊登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好人好事等稿件，至1958年年末，仅德阳基建师就出版发行43期。县长带领慰问团到前线慰问，鼓舞士气；县委宣传部派出记者到工地采访，在《中江报》、有线广播电台等县以上媒体播出；县教育、文化部门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前线演出，把家乡党政和全县人民的温暖送到基建战士的心坎上。

那时，真正做到了重点工程建设缺什么就支援什么，什么时间要则准时送到。全县掀起的支前高潮，使人热血沸腾。

军事组织决定纪律严明

在启动三线建设特定的历史时期，各地均是以基建兵团形式组织民工承担援建任务，它是一个以工业化建设为目标的新型组织。民工们由农村集中到远离家乡的建设基地，思想上对“全党全民办工业”的重大意义和自己应尽之责认识不足，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江原在三个基地设立的基建兵团改设为基建师，下设团、营、连、排、班。德阳基建师就下辖4个团、28个营、135个连，江钢厚坝的一个团就有20多个营、若干个连，从师至班由党组织层层挑选、委任干部。所有上前线的民工自带生活用品、粮食、蔬菜、劳动工具和文化课本，按指定时间奔赴各自工区。除江钢民工每人还要带2两蔬菜种子步行到罗江上火车外，其余两个基建兵团全靠步行按时到达工地。基地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各连配备少量武器弹药，除站岗放哨、夜晚巡逻外，睡觉、起床、上操、吃饭、上工、学习文化等实行部队司号制，总结安排、军事训练一样不少，这对增强集体荣誉感，加强民工的纪律性意义十分重大。

基建师党委及下属建制单位还经常组织民工学习党的八大报告、国家宪法和法律、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基地党委指示，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遵纪守法意识。党团组织委派的各级纪检监察人员随时到基层督察和处理违纪问题。在“春耕”“三秋”季节，基建师还组织人员回乡突击或支援附近社队抢收抢种。由于组织严密、教育有方、管理有序，在整个援建期间，中江三路大军纪律良好，违纪违法的人和事少有发生。

艰苦奋斗情景感人至深

在三个建设工地，中江人民弘扬继光精神，传承艰苦奋斗优良作风，前线勇于吃苦，后方乐于奉献，为支援和参加三线建设前期工程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壮歌。

建设工地的食宿条件极为艰苦，除川豫铁路中江段少数离家较近的民工可回家住宿外，其余均在沿线或当地租用民房，在基地搭建简陋工棚，实行分连或分营集中食宿。在江钢，中江厚坝团某基建营以很短时间在临近小河的缓坡上建起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内廊式，被取名为“中江大楼”的“苏式”建筑——这里就是中江钢铁大军厚坝团的团部。在那时，这可算江钢有名的地标了。按当时“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要求，钢铁战士自己动手，用竹笆、晒席和一些杂木块、山草或稻草，建成一排排避雨御寒的“营房”，里面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住在一起。后来，生产上去后，这些工棚才由基建营改建为“干打垒”的平房。除后来后勤营就地种菜自给外，吃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皆从中江运去。为保证完成任务，在霜雪覆盖、寒风凛冽的山坡上，冷饭菜充饥是常事，但极少有人因艰苦而开小差。在大炼钢铁的几年里，中江的段启荣、段立范、郑尚益、袁德义、李宝田等人成为艰苦奋斗的楷模。

江钢基地主要分为基建、采矿、燃料、选矿、运输、冶炼等几大工区。在矿区，中江基建团不畏艰险炸山岩、修道路、开矿井、装缆车。在井下，采矿团操纵落后工具打孔，装炸药，经过爆破，人工铲装，斗车运输到井口下，以缆车吊到井外，再用人工肩挑背扛至老君山下的棉角湾等料场，顺着基建团沿潼江支流沿岸建起的小火车道，运到紧靠宝成铁路边的几处料场，经筛选后的铁矿石再分配到各团、营冶炼基地。在准备燃料的老君山、盆子山等工地，燃料团从山上砍下树木，以滑道运到煅烧营地锯段劈块，烧制成木炭后再送到冶炼团备用。在江油境内的大康、佬坪、厚坝、武都、重华、雁门靠西的山坡平台上，中江基建团建起无数座高炉，仅厚坝冶炼区，4个冶炼团就有土法炼钢炉几十座。炉前安装木制大风箱，6人至8人一组，每天几班人昼夜不停轮换拉风箱，助火冶炼矿石。在整个江钢4个分厂冶炼团方圆几十里内，处处浓烟翻滚，入夜之时更是火花飞溅。冶炼炉周围人头攒动，桅灯如炬，炉火熊熊，场面震撼。

在德阳工区，中江基建战士不怕吃苦，挖土运沙、打夯压路、搬运砖瓦和器材日夜繁忙，轻伤小病不下火线，重病劝不下工地。基建战士唐凯，忍受脚疮痛苦，一人承担两人重活。许中吉、王各保等7人，迎着寒风和细雨，无惧刺骨流水下河修桥，在齐腰深的水里苦战。部分五六十岁的老头也要和青年比高低，龙台区陈锡佐大爷花一晚上时间用竹子和旧料做成撮箕、扁担13副。基建师还在当地自建砖瓦和石灰窑，加班加点烧石灰和砖瓦。

在川豫铁路中江段，水泥厂、炸药厂的基建战士夜以继日生产，尽量满足工地需要。从开工起到1959年一季度，中江筑路大军超额完成全段计划开挖土石方2200万立方米的30%以上，受到指挥部和建设方通报表彰。

在三个建设工区，由于坚持政治思想挂帅，虽然每人每月平均只有十五六元的津贴，其中70%还要交生产队评工记分，但是许多人没有怨言。哪怕衣服磨破，肩被压肿，血泡破了，手脚被冻肿破皮，许多人仍继续坚持。基建师中涌现出为抢救国家财产和战士生命而身负重伤的兰序有和杨国明等英雄人物。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始前，三个基建师共调动2000人，设立200余个宣传点，分别成立战地文工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竞赛开始后，伤病员少了，出勤率高达99%以上，有的营达100%。基建师的卫生所，过去每天上门看病的多达100余人，竞赛后每天不到十来人，医生只好到工地找病人治疗或参加工地劳动。在整个支援重点工程建设时期，工地上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基建和钢铁战士的忘我精神，曾令到前线慰问的干部、家属代表和采访记者流下热泪。

群众智慧绽放光彩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三线前期建设工地上绽放出奇光异彩。在以改进交通运输工具为中心的技术革新中，经党委动员和施工单位支持，仓山基建团从各营抽调320名普工、60名木工和12名红炉工，在仓山石灰堰桥搞技术革新试点。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制造出木轨自动循环翻板车、翻斗车、摇头扒杆、石木滚动压路机等机具300余件，指挥部组织参观后在各团广泛推广。江钢基建师民工自备锄、锹、锤、锯、绳、凿等工具，修建简易快速滑槽和小火车道，改进运输工具，提高伐木、挖运土石方、木炭、燃煤和矿石效率。德阳基建师经7天苦战，发明推广土火车、传送带先进工具21种1825件。到1958年年底，全师基本放下了扁担，实现了运输半机械化、索道化，平板车轨道化。

群众路线促进效率提高

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在重点工程建设期间，当施工单位下达生产计划后，基建师党委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合理组织劳力，尽可能杜绝了窝工浪工现象。

三个基建师在突击完成重大任务前，均要开誓师大会振奋战士精神，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中，基建师中的“黄继光连”要举行宣誓仪式，为其他连队树立榜样；基层队伍间开展挑应战、表决心、提保证、定措施后，计划则变成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极大提高了工效。

在党团干部带领下，三个援建地的许多定额一次次被打破，有的甚至成倍增长。例如德阳工区一团1958年12月的土石方比11月份增长34%，其中一团五营11月上旬完成土方任务比定额增长72%；四团1958年下达任务折合金额12万元，实际完成14.7万元，增长22.5%。再如铺卵石，中江基建师由最初每天超定额的64.2%上升到87%；某团四营十八连不仅提前5天完成14栋临时宿舍和1栋厕所的修建任务，还运送了2.5万斤石灰。江钢厚坝分厂冶炼团段启荣民兵营通过搞竞赛、改技术，多次超额完成任务，受到江钢通报表彰。原辑庆区公所干部段立范，为提高他所带营的冶炼产量，深入基层调研，与普通战士一起干最苦最累的活，共同摸索规律，制定革新措施。在他的带动下，该营通过努力，月生产指标多次被突破，被评为厚坝分厂的红旗营。

定格风景留下深远影响

1959年年初至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国家战略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加之部分重点建设基建工程初步完成，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除留少量民工继续完成重点工程建设外，多数基建和钢铁战士返乡参加生产。川豫铁路先由缓建到最后停建，但中江段已完成阶段性任务；江钢的厂房、高炉、厂区的公路和铁路、职工宿舍，旺苍、昭化和广元矿区基础工程建设基本告一段落。德阳的二重、东汽、东电、水力发电设备厂、第一公路工程局的前期项目工程基本完成。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序曲演奏虽然谢幕了，但为德阳新兴工业城市崛起、成昆铁路通车、达成铁路开建和长城钢厂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江人民功不可没。

当年，江钢厚坝分厂中江人所在的炼钢车间采用新型工艺技术，用耐火材料砌筑炉体，焦煤冶炼、电力鼓风、钢包浇铸，炼出了真正称得上优质产品的钢锭，并荣获“红旗车间”称号。

1962年至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三线重点工程项目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绵阳地区的所有军工、军民融合企业建设加快速度，并先后建成投产。1965年1月，绵阳地区成立三线建设支重办公室，5月30日，地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支援重点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除再次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外，特别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做好支援重点建设工作，认真及时地做好供应、征用、搬迁劳动力等方面统筹安排和积极调配；加强组织领导，把支援重点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中江人民又挑起了支援三线建设的重任。

江钢更名为长钢后，当年留守的几千名中江籍优秀青年和干部成了长钢第一代开拓者。1965年国庆前，厚坝分厂为中国制造出第一根60英寸直缝高频焊管，一条年产万吨的焊管机组正式投产，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摄影，并作为冶金工业国庆的献礼片在全国播映。

为保证三线建设需要，中江除先后直接给予数万劳力支援外，还由公社、生产队组织人员承包德阳、绵阳等地的基础工程，帮助军工和军民融合企业修建公路、架设输电线路、安装输水管道、平整施工场地、修建标准住房等。1965年至1967年，驻中江的省汽车二队还派出人员和车辆到邛崃、雅安等地，突击完成三线建设运输任务。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江人民为三线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仅江钢和德阳工业区就付出了680余人因公死亡、近2万人受伤致残的惨重代价。川豫铁路中江段占用农村良田沃土3205亩，拆迁房屋1256间，还占用了农民房屋、竹木、柴草、工具和家具等。至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无法准确统计的付出，中江人民永远感到欣慰。后来，中江人民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三个基建师中的2万余名优秀青年和技术骨干先后被二重、东汽、东电、水力发电设备厂、第一工程局、长钢、阿坝森工局、成都铁路局、广旺矿务局、国防工厂和省大型企业招收为正式职工，部分干部留用或调往军工和军民融合企业。从干部学校培训出来的青年成了绵阳地区所招企业和成昆铁路的管理干部。他们为支援三线建设，为共和国的现代工业崛起付出了青春和辛劳。如今，他们的第二代大多已离开岗位安享晚年，第三代或第四代传承老一辈的红色基因，正在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和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几代人共同为中江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新农村建设，为改善城乡群众生活和文化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川各三线建设工程建成投产后，许多军工厂矿和军民融合企业积极为中江的经济发展服务，或出谋划策，给予资金、人力和物力扶持，或为中江培训专业技术人才，装备农机制造、机械修理厂和发电厂，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所需的机器、水泥、钢材、农药，生产、运送人民群众生活物资，无不受到百万中江人民的欢迎。毫不夸耀地说，中江人民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军工厂矿、军民融合企业反哺中江人民，这是中国大西南从20世纪中叶起，为国家工业现代化和强军富民壮丽图景中的一段剪影。短暂的风景虽已定格，但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绵竹农机厂篮球队纪事

再  光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绵竹县农业机械厂男子篮球队一直很活跃，在县城里可说是家喻户晓。球迷们为简便顺口直接把这支球队叫作“农机厂”。这与绵竹市民对该厂的习惯称呼一致。

农机厂始建于1958年，初名地方国营绵竹联合厂。1962年，该厂更名为绵竹县农业机械厂，把厂里产品定位说得明明白白。1981年，该厂又将厂名中的“农业”二字删掉，定名为绵竹县机械厂，显然，厂里发展的项目及产品已不局限于农业了。

对该厂的发展历程、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绵竹县志》（1992版）有载：“曾先后生产打米机、饲料粉碎机、插秧机、稻麦收割机、甘蔗压榨机、自行车零件等，后来以生产空心砌块成型机为主……”在那个年代，该厂为绵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0年，绵竹还是一个小县城。这一年，绵竹出了个新闻，这新闻却说的是大事。大事当然不胫而走——绵竹农业机械厂要扩建招工了。

很多人开始找关系，托人情，毕竟，要想进入县级国营大厂不太容易。当时，该厂还叫绵竹农业机械厂，上级主管部门是绵竹农机局，位置在绵竹城外南郊（原精忠观附近）。一座发展迅猛的县级工厂，充满着巨大的吸引力，一时间让知青和待业青年为之注目。因为，如果被该厂录用，就会捧上“铁饭碗”。该厂拟定：3年完成扩建任务，边扩建边招人。于是，一批有点文化又懂点机械技术的年轻人，陆续成了该厂工人，他们上下班那一身崭新的工作服，成了绵竹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进该厂，越发艰难。

其实，招工名额还是有剩余的。该厂放出话：要招打篮球的，且是球技出众的！

据原县体委工作人员、国家篮球一级裁判李长志（现已退休）回忆，这个招工思路并非出自某一个人，而是上自农机局领导，下至厂政工科科长的共识。显然，这个方案是经过集体研究形成的。

当时，主管该厂扩建的县农机局，有个主要领导人是体育迷，当年，他随贺龙的十八兵团翻越秦岭，一路击溃国民党守军，在解放绵竹后，便转业在地方工作。他的老首长贺龙就喜欢打篮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首长还出任过首任国家体委主任。兵随帅行，该领导对篮球的挚爱，也是在部队形成的。如今这么一个大企业既然扩建，没有一支好的篮球队怎么行！他一发话，正中时任机械厂厂长田旭华与政工科科长谭金和的下怀。田旭华与谭金和也是超级篮球迷，一听局领导的主张，当然说不出有多高兴。事不宜迟，两人浑身带劲，开始组建厂里篮球队了。

谭金和被人亲切称为谭政工，找人才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头。起初，谭政工满以为招聘启事一张贴，篮球高手会蜂拥而来，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应聘球员的人却寥寥无几。也有几个应聘的年轻人兴冲冲来，又悻悻然而去。因为这些应聘者经测试后，明显离厂里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为招到合格球员，谭政工有些着急，他一改坐等的工作方法，开始四处打听，托人介绍。上面有令：宁可虚位以待，不可随便招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初夏，谭政工打听到了两位优秀球员，他们是从上海下乡落户于汉旺的黄重久、翁志明两位知青。此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两人在上海上学时，就涉及多项体育运动，尤其把篮球玩得烂熟。于是，求贤若渴的谭政工急忙赶到汉旺，找到了这两个年轻人。

黄、翁二人听说是绵竹农业机械厂招篮球队队员，眼睛一亮，露出一丝笑容，但当着谭政工的面，他们没有表态，只答应可以抽时间去厂里看看。

谭政工爱才心切，两天后，见天气晴朗，便安排司机开上厂里的双排座小货车载着自己，到汉旺乡下去接人了。

却说黄、翁二人到达绵竹农业机械厂后，看见几间大厂房正在修建，然而，一个较为标准的篮球场已经建好并投入使用，就连篮筐下方都挂着崭新的圈网，这在当时，很多厂矿企业都做不到的，该厂对职工体育的重视可见一斑。两人相视一笑，显得有些兴奋，他们快速下了汽车，拿起随身带来的篮球，跑到球场上就玩了起来，把与厂领导见面之事忘得一干二净。

黄、翁二人虽是下乡知青，却在夏天时常身穿运动装。背心、短球裤上还按个人喜欢的数字印上号码，脚上都穿着“回力牌”球鞋，这球鞋，一般人有钱也难买到，买到的必定有门道。在那个年代，“回力牌”球鞋，连不会打球的年轻人也梦寐以求。穿上“回力牌”球鞋精神十足，那感觉真爽。两人穿着与众不同尚是小事，他们优美而又干净利落的上篮动作与精准投篮，早已招引一圈人围观，人群中啧啧称赞声有之，喝彩声有之。这时，他们才发觉自己的举动影响了附近工地上工人们的正常劳作，于是慌忙收起篮球，走到墙边拧开水龙头喝水解渴、冲洗身上和脸面的汗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厂长田旭华就在这围观人群当中。当他们二人在谭政工的引领下走进厂长办公室时，只见田厂长微笑着从座椅上起身，一句“打得好啊！”让黄重久、翁志明心头暖融融的……

接下来，田厂长与谭政工对他们在农村的表现进行了严格调查。这种调查当时叫“政审”（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审查的简称），好在这两人平时在生产队出工率高，与乡亲们相处和谐，家庭出身也符合当时政治要求，进厂工作这事就这么成了。

接着，又有3名篮球高手加盟了机械厂篮球队，这3人皆是成都知青，他们分别是下乡在绵竹拱星镇的房汉生、下乡在绵竹观鱼乡的李进、下乡在绵竹兴隆乡的张亚宣。谭政工又得人才，心里暗自高兴。

田厂长和谭政工还想继续收编两三名篮球人才，可其他单位也没闲着，一些球技相对高超、身体条件好的年轻人，早已被各单位抢走……不过，凑足5个人，一支篮球队已宣告成立。球队只有5个人，没有替补队员，虽然个个身怀绝技，但个人犯规必须自我控制，否则，将出现4人甚至3人对阵5人的局面，如果发生此事，即便比分领先，也会把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后来，厂里为球队也充实了两三个球员，但这些人的球技明显与原班人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当然，也就无法融入球队打法、形成有效战术，所以只能做“板凳队员”。

球队5人各有绝活，相处融洽。由于长时间的配合，某队员一个动作或一声喊叫，对方都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5人分别在球队担当的角色是：

组织后卫：12号黄重久，身高一米七五，由于球技出众，经验多、有威信，便兼任队长。

前锋：13号翁志明，身高一米七九，善于篮下穿插，是球队的第一得分手。

前锋：14号李进，身高一米八六，接应、进攻技术都很突出，篮板抢断也较凶狠。

后卫：11号张亚宣，身高一米七六，中距离投篮精准，篮下穿插得分也很了得。

中锋：15号房汉生，身高一米八六，篮下防守与进攻都给对方造成很大威胁。

政工科科长谭金和是领队兼教练。说谭政工是领队兼教练，不如说他是球队的后勤更为准确。带领与服务这支球队，非他莫属，因为谭政工既要联系比赛单位，还要负责车辆安排，有比赛时，还得事先与球员所工作的车间、科室领导商量球员调班事宜……这是业余篮球队啊，球员首先以上班为主，打球是工作之余的事。好多人不知，这5人都是厂里的业务技术精英，其中房汉生、张亚宣还是技术标兵。

那个时代，有个口号叫作“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凡企事业单位举办球赛，不分内外，皆称“友谊赛”。但既然是比赛，总有胜负。胜负对单位而言虽然不是太重要，但体育的竞技过程往往能增加群众的观赏兴趣，同时，还能激发人们勇于拼搏的精神。对于运动员来说，场上的表现就是他们留给观众抹不去的印象。换句话说，球员要留给观众好的印象，就必须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况且，在观众的心里，早已形成一个不太合逻辑的逻辑，这便是：某单位的球队厉害，该单位领导一定不错，其单位应该更不错。细想一下，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一个单位的球队一上阵就溃不成军，那怎么让人尊重？那时的厂矿企业，谁不想努力组建好一支球队，彰显其企业精神？

农机厂打遍绵竹无敌手也就算了，可偏偏经常参加绵阳地区名目繁多的球赛，每次球赛都把一些曾经傲视群雄的大牌球队一个个“斩于马下”。当时，绵竹属于绵阳地区管辖，所以，在绵阳地区范围内，绵竹农机厂名噪一时。那个时期，很多大厂、大单位甚至县一级的地方队，都把战胜绵竹农机厂作为训练目标。一些败在农机厂手下的大牌球队不服，为战胜对手，挽回面子，不惜重金招募高手加盟，进行针对性训练，待信心十足之时，便频频向农机厂发出邀请，但多次比赛结果都让他们垂头丧气……

1972年，县体委开始动工在人民公园旁修建灯光球场，县财政拨经费1.1万元，仅用一年时间，球场全部竣工，交付使用。该球场占地1862平方米，长方形看台可容纳3000多名观众。绵竹人迷恋篮球运动的风气也在此时形成。城里很多人还养成一个习惯：有闲暇去灯光球场门前看看贴在墙上的球赛海报。凡有农机厂的比赛，球场早早就坐满了男女老少，去晚了，当然没有好座位，于是抢占一个好位置，成了好些小青年的一大乐趣。若遇上外县市的球队对阵农机厂，那热闹场面更不得了，用爆棚形容毫不夸张。

人们喜欢这支球队，喜欢这些球技高超、球风正派的球员。球迷们还给农机厂球员起了绰号，如12号黄重久称为“金夜壶”，其摇臂晃（过）人，场上发动机作用名震川内，被球迷捧上球队第一把交椅；13号翁志明，则称为“银夜壶”，其优美的勾手上篮动作与频频得分醉倒众人，被球迷抬上次席；11号张亚宣称作“花鸡”，不过，此绰号当知青就有，得名原因不详；14号李进的名字顺口，还是叫李进；15号房汉生，因个子高，球迷就只直呼他背心上的代码——“15号”。

1975年至1978年，笔者几个同学与体委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自己也经常沾光，遇上重大比赛，便堂而皇之坐在记分台上。那记分台很庄严，是不能随便坐闲杂人员的，既坐在上面，必为赛场做事。笔者无特长，擦台倒水是常态，打杂结束，也不能闲着，于是开始协助记录犯规次数的伙计举举牌。那牌，实则是一个木制长柄板球拍，双面都用白油漆写着很粗很大的1、2、3、4、5，犯规5次的球员就要下场。

然而，规矩是人定的，1977年春天某夜，也在这个灯光球场，东汽厂对阵农机厂，因东汽厂实力与农机厂不相上下，台下坐满观众。此场比赛，精彩场面迭出，比赛剩下不到三分钟，双方比分仍处胶着状态。不料，此时农机厂11号张亚宣篮下防守犯规，场下一阵叹息，料定农机厂必输无疑。因为，张亚宣此次犯规使其个人犯规已累计5次，不得不离场。最遗憾的是，农机厂只有5个球员，已无人再换，不得不变成4人对5人。然而，此时东汽厂球队喊了暂停，众球员向裁判及记分台提出，希望允许农机厂11号张亚宣继续上场，把这场球赛完美呈现在观众面前……经记分台同意后，东汽厂11号樊晓敏走到球场边，面带微笑伸手将农机厂11号张亚宣拉上球场。比赛结束，观众起立，整个球场掌声雷动……时至今日，人们对那场比赛的胜负都已淡忘，而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的场面却记忆犹新。

农机厂的大名，川内机械行业各大企业早有所闻。其中成都红旗拖拉机厂便想与之挑战。他们通过在县体委工作的国家一级篮球裁判李长志，盛情邀请农机厂去成都比赛。其间，红旗拖拉机厂尽管场场输球，却对农机厂球员敬如贵宾，该厂主要领导不仅放下其他工作陪同来客参观拖拉机生产线，还表示愿意与绵竹县农业机械厂进行“篮球联姻”。在以后，这种“篮球联姻”又深化为“技术联姻”，绵竹县农业机械厂得到技术力量雄厚的红旗拖拉机厂的指导，其项目发展加速，受益不少。而当时十分难买的红旗拖拉机，也一台台出现在绵竹的乡间小路、田垄地头。

接着，成都红旗柴油机厂、成都红旗仪表厂也向农机厂发出邀请，这两个厂虽连连输球，却与农机厂的友谊越来越深，像红旗拖拉机厂一样，后来他们将这种情感渗透到了技术领域，对绵竹县农业机械厂提供了很多帮助。

四川省男篮二队、成都市体工队也受绵竹之邀，来绵竹与农机厂及绵竹联队比赛。在专业篮球队面前，绵竹地方业余球队都输掉了比赛。然而，通过比赛，绵竹的业余球队让对方刮目相看，面对这样的对手，专业队从未轻视，每场球都打得十分认真，几乎每场球赛的比分都很接近。这时，人们明白了绵竹县农业机械厂业余男篮的差距。而专业队的排兵布阵、技术动作、战术配合、攻防兼顾等理念，也让川西小县的球员及球迷大开眼界，并受到很多启发。

曾经在体委工作的好几个同志认为，农机厂上海与成都球员的融合，实际上把当时大城市的篮球技术在绵竹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大传播。这支球队的诞生，一下子将绵竹的篮球水平提高了好几个档次，在当地群众性体育运动中，其影响非常之大，直到今天，仍有其影响痕迹。全县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农机厂功不可没。

驻扎绵竹的八六七〇部队、四四一八（国防科委）部队，也因为常在灯光球场与农机厂进行比赛而结成深厚友谊。绵竹人民非常喜欢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两个部队也深爱着绵竹这片多情的土地和淳朴善良的人民。后来，四四一八部队移师灌县（今都江堰市），但情谊仍在，经常邀请农机厂去部队打球，而且把绵竹县农业机械厂生产的产品介绍给内蒙古、新疆等地。可以说，体育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完全超越了篮球比赛本身。

农机厂球队是企业有声有色的广告，它让这个百余人的小厂蜚声川内，该厂的技术及项目引进，也得到众多单位的鼎力支持，其产品也随之畅销，经济效益一路飙升。同时，农机厂也为绵竹赢得了很多荣誉，众球员自然而然成了绵竹球迷崇拜的明星。农机厂实实在在是绵竹当年的一张名片！ 

后来，农机厂球员各奔东西。多少年过去了，球员们天南海北，难以常聚。好在几十年的体育坚持，至今个个身体都很健康。他们相互牵挂，友情如初。他们常通电话，定下规矩：每年农历除夕在绵竹唐淑华家相聚一次。其实，参加的人不止他们5人，还有因篮球结缘的原四川男篮二队的小王胖、原东汽男篮的樊晓敏、原绵竹县队的张晓波、原绵竹县体委的李长志等人。

球队早已散去，绵竹县农业机械厂也已解体，但农机厂男篮却从未在绵竹球迷们心中消失。尽管当年的球迷现在几乎都逐渐老去，但当他们谈起农机厂时，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农机厂”三字，让绵竹球迷骄傲常在，记忆永恒。

当年的马井农民创作组

潘  鸣

“读罢来信，真是感慨不已，想不到你们已经取得了那样大的成就，实在令人欣喜！”1986年10月16日，82岁高龄的著名作家沙汀先生撑着重病的身体，在北京床榻上为川西平原什邡马井乡李显清等一群农民作家亲笔回信。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收到刚出版的《马井农民作品选》和《四川文学》隆重推发的“马井农民作者专辑”，他满满两页纸笺的回函，欣慰之外还充满了殷切希望和热情鼓励。

20世纪60年代，沙老在四川省文联和作协任主席时，就以独到的慧眼相中了李显清等一批满带鲜活“土气”的农民作家。几度到马井下村入户，发掘乡村文学的浑金璞玉，与农民作家们打成一片，建立了莫逆之交。一群一手握锄、一手拿笔的乡村文学爱好者，以“农民创作组”为旗帜，数十年活跃于水草丰茂、沃田万亩的鸭子河畔，在文坛掀起朵朵莹澈亮眼的浪花。他们的作品纷纷刊载于各级报纸杂志，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曾被四川日报社、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媒体广为宣传报道。

翻身道情，满腹的心里话总想说出来

一方耕读之风蔚然形成，自有悠久脉源可溯。马井，因当年刘备入川途经此地坐骑失陷井洼而得名，紧傍璀璨奇瑰的三星堆遗址，境内有商周遗碑和汉代墓群，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一乡之内，在清代曾出过两个翰林、一个进士，双石桥村那座翰林书院至今遗迹尚存，喻指“五子登科”的五株红豆树是翰林罗光烈祖上种植，400多年过去，依然遒劲苍翠。耕织且尚文，是此方世代传承的乡风。

20世纪50年代，随着大中华历史的重大转折，这样的传承透溢出鲜明的时代辨识度。其时，共和国新政权刚刚建立，马井乡与全国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巨变：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李显清、黄代坤、吕武堂、王开华、邓阳金等一帮穷苦青年农民被火热的社会变革灼烤得热血沸腾。多年的长工佃户有了自己的土地，放牛娃分到了心爱的牯牛，守磨坊的苦孩子终于把磨坊变成了自己的家业。随后，散沙一盘的庄稼人被组织起来开展集体生产劳动，上夜校识字扫盲，参加群众大会听工作组传达党和政府的文件，宣讲新人新事新风尚，还让每个人凭心选举自己中意的人民代表。什么叫翻身解放？李显清等人说不出大道理，但他们从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桩桩件件事情中深深体会到了。感恩之情像春天的涌泉从心底汩汩奔突，他们觉得五脏六腑都憋着一股子情绪，总是想倾诉，想歌唱，想把自己翻身当家做主的真实感觉和由衷感恩大声喊出来！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缘此滋生、聚蓄、不可遏制地爆发。他们凭借各自念过三五年私塾、小学的浅薄文化底子，在烟盒、废纸片上以顺口溜、民谣、金钱板、四川清音等乡俗文艺的方式用笔头记录自己的心声，抒发真实的爱恨。那时没有发表作品的渠道，就用粉笔或木炭书写到村里的路边黑板报或幺店子的土墙上，遇上不会写的字词就画图符代替。写完后摸出随身携带的竹板铜锣，一板一眼敲击着向过往路人吟唱。驻村土改工作组组长黄同志是省工商导报编辑，目睹这样的场景颇为感动，热情赞扬了农民作者们的创作积极性，支持他们组成宣传队，到各村去巡回表演。黄同志还鼓励李显清把唱词《不走剥削路》寄投给《四川农民报》，不久后，作品竟然真的刊登出来。李显清收到处女作样报欣喜不已，其他农民作者也受到很大鼓舞。1953年秋后，大家一合计，一支意趣相投的队伍拉起来，名号“马井农民创作组”，李显清、黄代坤被推举为组长，20多位组员来自全乡各村，男女老少皆有，清一色庄稼人。参加集体劳作之余，夜里常聚在村小学或晒烟房里，点着油灯、照着竹篾火把搞创作，讨论交流作品。遇上天气燠热蚊虫叮咬，就把双脚伸进盛了水的盆桶瓮坛里。坚韧的意志和抱团取暖的力量使这支队伍充满蓬勃向上的朝气。接下来，他们的作品和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什邡《群众文艺》《都江文艺》《四川曲艺》《四川农民报》《工农兵丛书》等报纸杂志上。因为文学创作的贡献和积极表现，李显清还被村民推选为首届乡人民代表，担任过村长。

声名鹊起，泥腿子当上大学客座教授

1964年初夏的一天黄昏，李显清正与人民公社社员一道在田间薅稻秧，抬头忽然看见自家院子那边，一位头发花白的瘦高男人在二儿子李先运的引领下，正往田坝走来。跨越埝河时，男人猫着腰在碗口粗的独木桥上挪移得战战兢兢。李显清心中一热：那不是省作协沙汀主席吗？年届60的沙老上午才在公社与马井农民创作组座谈，此刻又亲自问路寻上家门来关怀。李显清赶紧甩着泥腿迎上去。夕阳里，俩人在田坎上席地而坐，亲密交谈，聊生活，谈文学，话理想，不觉间，已是月上柳梢头。

生龙活虎的马井农民创作组引起了省文联和作协的高度重视。此后的两年多里，沙老三赴马井乡，给这支独特的文学农民军鼓劲加油、指点方向。在他的垂范下，随后一些年，省里的名作家艾芜、陈之光、李友欣、周克芹等人和许多报纸杂志的编辑老师相继来马井采风、蹲点，悉心辅导农民作家。同为穷苦娃出身的山东作家高玉宝从新闻报道中闻知了创作组的事迹，主动与李显清联系，结对帮扶，信函交流创作体会，还寄赠作品《高玉宝》以作勉励。

1981年，镇上成立了文化站，挑选酷爱文学富有责任感的复员军人卿立强担任文化站站长兼新一任创作组组长。站里办起文化茶园，为创作组积攒提供活动经费，开辟了图书阅览室等场地。继后，县里又授予马井“农民创作之乡”称号，宣传文化部门轮番派员下来大力扶持。各方对繁荣乡村文学的重视融汇成强大助推力量，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乡村大地，更让田野上的写作者们抑制不住涌动的文思，一个个争相奋笔疾书，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心中的憧憬，表达期冀与追求。创作组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拓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马井农民创作进入一段黄金期，先后有李显清、黄代坤的小说登上了《人民文学》，20多位作者的作品被《四川文学》《四川日报》《戏剧与电影》等多家省级报刊发表。《马井农民作品选》等专辑、专栏被出版社和报刊争相推出，在越来越广泛的读者群中传播，美名远扬。1965年5月，创作组骨干黄代坤赴北京光荣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83年，德阳建市之初，马井农民作家新秀林贵祥、傅正深被破格招录为市文化局首任创作专干，他们创作的《春回桃花寨》《丑公公》《端阳雨》等影视戏剧被拍摄编排公映公演，几度荣获四川和全国演展奖项。老组长李显清坚持创作数十年，个人发表作品累计达400多篇，70年代中后期分别被四川大学、四川音乐学院聘为客座教授。面孔被阳光雨露镀成古铜色的乡野老人，梦幻般登上高等学府文学讲坛。面对莘莘学子，手中没有厚厚的课件，以浓重的乡音、风趣的俗语、真实深刻的感悟，摆龙门阵一样娓娓谈说“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大课题。台下乌泱泱一片听得如痴如醉，结束时报以经久的热烈掌声。

似乎觉得这样偶尔听一堂农民作家课不过瘾，1976年春季，四川音乐学院把声乐系毕业班带到李显清所在的马井新安村开门办学，整整半年扎在村户人家中，与农民作家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广袤的田野里体验生活，捕捉灵感，吮吸鲜活的艺术滋养。结业时，全体师生在县城剧场与农民创作组共同编排完成了一场汇报演出。那一夜，台上台下互动联欢，泥土芬芳与高雅艺术浑然一体的精彩节目赢得满堂喝彩，剧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浪退潮落，冷遇之下痴心不改地坚守

斗转星移，时光之船驶入21世纪。随着商品经济兴起，文学的社会热度悄然减退。许多报纸杂志也逐渐改变了风格品味，把目光从基层收起，聚焦于大家名作，追捧各种新潮流派，文学作品刊发的“门槛”日益增高变窄；还有的靠拉关系走后门发稿，甚至搞有偿出让版面。马井创作组感受到，曾经令人热血贲张的文学激流退潮了，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跟不上迅速变化的时代，开始遭遇冷落了。组员们渐渐心灰意冷，不少人放下笔杆，外出经商务工谋生活，不再追念那一怀文学梦想。

此时，马井镇党委、政府班子站出来力挺本土农民文学军。他们说，农民创作组风雨兼程半个世纪，已经成为镇里和什邡市的一张乡村特色名片、文化品牌，更是家乡传承弘扬耕读古风的示范楷模，旗帜不能倒，队伍不能垮！其时，组长卿立强已近退休之年，却再度昂扬激情，带头继续坚持创作投稿，其作品顽强地冲上省市报刊阵地，诗歌佳作入选巴金文学库，并出版个人作品集《浪漫乡情》。镇里几度以党委、政府名义组织农民创作笔会，以此振奋军心，鼓舞士气。波动之后，尽管部分组员最终离去，但那些铁杆组员还是坚定地留下来。经年累月，一份文学的追求已经深深植入骨髓，融入流动的血脉之中，此生再也放不下来。

文学审美标准在与时俱进，他们以变应变，努力去适应新形势。李显清老人把文风文体的重点转向故事新编和参与民俗文化集成，在88岁高龄出版了个人作品集《李显清作品选》；他的二儿子李先运是他一手带出的文学徒弟，一边在镇街上经营家电维修，一边坚持写作诗文，报纸上不了就发自媒体或朋友圈，以清雅文字怡养心性；70多岁的镇农机站老会计邓阳金，拜巴金文学院大作家为师，潜心学习小说创作，用神经痉挛的手指一字一句敲打电脑键盘，耗时几年，敲出一部21万字的长篇小说《水月村》。作品入选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等六部门隆重推出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部农民作品选”（首批20部）。作品以水月村这“一滴水”浓缩折射太阳之光，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反映出新的历史背景下乡村人民在物质日丰之时对精神文化的新追求。中国文联兼作协主席铁凝亲自为丛书作序，盛赞邓阳金们是伟大改革的“在场者”，真实记录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视觉独特，意义非凡”。作品出版后广受欢迎，初版5万册供不应求，随即再版加印。邓阳金为之信心大增，又启动了篇幅更宏大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创作。老人说，这部乡村叙事将追溯共和国诞生之初至21世纪前夕数十载的乡村巨变，力求写出另一种视角和感悟的川西农民版的《活着》。

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后续生力军正踊跃跨入农民创作行列。马井双燕村青年学子王忠礼临近大学毕业，突然罹患罕见眼疾，两日之内双目失明。沉重的人生厄难没有将他击垮，家乡农民创作组的传奇故事既为他励志也给他点亮了希望之光。返回家园，凭借厚实的文学功底，他在黑暗中摸索学会电脑盲打，与志同道合的妻子携手互助，踏上网络文学创作之路。短短几年，已写作推发作品300多万字，并创办了公益杂志《倾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可以维持生活的经济回报。

马井农民文学创作的火源还在燃烧传递，执着的精神守望依然在那片沃土上延续。

江仲衡先生的一生

古  歆

1949年春，我在三外公江蜀樵家的墙上见到两首诗：一首是七律，是写在信笺纸上的，看得出这首诗是附在信里寄来的；另一首是七绝，是三外公的笔迹，也看得出这是外曾祖父寄托感慨的诗。

这里，我把它们抄下来：

其一

世乱年荒逼岁除，他乡羁旅历屠苏。

各勤职务风尘隔，分寄天涯骨肉疏。

少怀壮志余剑佩，老存遗兴只琴书。

闻鸡起舞师前哲，何必拘拘守故庐。

其二

狂风暗雨甚毒蛇，无端肆虐损名花！

飘零还幸沾茵席，珍重人偏护绛纱。

这两首诗各有侧重，互有联系；前者是对他寓居成都时的情况的表达与概括，后者重在抒发感慨——这两首诗都是我的外曾祖父写的。

我的外曾祖父名叫江仲衡，德阳孝泉镇七圣泉（今涌泉村）人，而留在我的记忆里则仅此两首（单指诗作而言），现在再结合着诗来作一番解读。

那还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就利用江氏宗祠地址开办学堂，开设国文、算术、植物、伦理、体操等新课程（废除读经）。这种敢于革新的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也是德阳开办私立学校的先行者。因为，他在22岁考上秀才之后，眼见时局动荡，即开始留心时务，为康梁维新变法所吸引，受其影响，其后又研读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于是产生了民主思想，决心抛弃科举仕途——以后各届乡试（考举人）均未参加。继之又见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慈禧倒行逆施。国事衰败，累受列强侵凌，时局日益不堪设想，因此认识到：救国必先从教育着手，应以办教育为国图强。

我的老家在古家碾（今双河村）与七圣泉相邻，加之我的祖父与外曾祖父颇有交情，并对其开办新学也很赞同，便把我的父亲送到他的学校读书，跟我父亲同学的则有当代教育家江东之、早期共产党人叶德生等人。据说江东之与叶德生都家境贫困，但他们都上进好学。江东之父亲早逝，其祖父要他辍学以学艺为谋生之道，我外曾祖父知道后则劝其读书深造，并施以经济援助，使得继续学习；其后，江东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与同学张秀熟交厚。五四运动爆发时，江东之与张秀熟都积极投入斗争中，在运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与热情。再其后，江东之又接受了当代哲学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与之相识。1929年，梁漱溟任广州第一中学校长，则邀请江东之去任教务主任，两人在那里共事3年，合作得很好。后来，江东之在四川多所中学与师范任校长时，则适当地把乡村建设理论付诸实践，取得良好成绩。所以，20世纪40年代末我在成都读高中时，就曾于东之舅的堂屋里见到梁漱溟手书的一副赠给他的对联：“吾道固应千载在，世人虚用一生勤。”足见他与梁漱溟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时，江东之正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川大附中的校长。

由上可见，江东之的成长与成就是与我外曾祖父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为救国图强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他此不赘举）。

再说，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必然导致人民对它的革命。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拉开了反清斗争的序幕。而在这一斗争中，在德阳，据《德阳县志》（1994版）载：江仲衡曾参与保路运动……但所记甚略，询及序丰舅始知：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铁路借口收回国有，实则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此以投靠帝国主义者，因此川人十分愤慨，掀起了势不可当的“保路运动”。

次年8月，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外曾祖父江仲衡先生被推为德阳代表。与会期间，仲衡先生（为行文方便，以后均以“先生”称之）目睹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请愿代表以及保路同志与之英勇斗争的事实，使他对清政府有了深刻的认识。回德阳后，先生便在南华宫召开全县股东大会，传达省大会精神及所见所闻。先生在会上还提出保路保国、护权护路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大会还决定：城区各家各户门上贴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此为光绪在位时上谕中的两句话）的标语以唤起民众，并号召县人罢工、罢捐、罢税、抗议川督暴行。经此斗争，县人甚赞先生的才识胆略。

不久，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但县中仍出现动乱。绅商各界推举先生主持地方政府以安闾里。先生视事后立即提议解除满人军官武装，限期离开德阳县境，并勒令知县办理移交，听候军政府处理；同时成立治安机构以维持秩序，县中得以安靖如常。

地方新政权成立后，因县库空虚，地方财政混乱，于是县人又推举先生出任收支所长（县财税局局长）。先生就职后整顿财务，开源节流，平衡收支，革除自清代以来的积弊（比如地方上一切公产、学产、肉税等过去皆落入土豪劣绅之手），使财政出现新的局面。公库充裕之后，先生又与赵荫南、廖习之、王九安等合作，举办公益事业，开辟农贸市场（今米市坝地址），兴办蚕桑养殖场及蚕丝公司，为县中开辟富源，因此先生声誉日隆。

因袁世凯窃国而激起护国军起义，袁世凯则调北洋军入川镇压。德阳地处川陕要道，过境军队派款拉夫、勒索频繁，先生能推则推，万不得已才召集富户分摊，以免将负担落到平民头上。此后，四川连续发生“驱滇”“驱黔”战役，败兵沿途丢弃的枪支弹药大量落入土匪手中，致使成绵道上匪患不息，人心惶惶，商贾裹足不前，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当此之际，县人请先生安靖地方，出任团练局局长。先生就职后，起用地方军人以为骨干，招募新丁以充实兵力，在驻军协助下，清除了廖四娃、黄三犟、舒伯诚等本地巨匪；继之又协助驻军扑灭了邻近地方的罗江、绵竹、广汉等地的股匪，使德阳及附近得以安靖，于是道路畅通，商旅重归本业，乡人十分感激，先生的威望也较前更高。

既然如此，先生为何要离开桑梓故地而寓居成都？

原来，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混战，德阳地处要衢，成为军阀们觊觎的对象。民国十二年（1923），当田颂尧与赖心辉争夺德阳之际，刘斌则乘虚调王团前来抢占德阳。团长王纲为人极其贪鄙横暴，来县后即提出无理要求：一要立即筹巨款以供军饷；二要交出地方团练以补充兵源。为桑梓计，仲衡先生及赵荫南等加以抵制。勒索未遂，王纲乃将仲衡先生及赵荫南等5人予以绑架作为人质，令其家属筹款取人。虽然王团很快被赖部赶走，但人质在他手中。王团败走广汉后，恼羞成怒，欲杀人质以泄愤。邑人郭济元（旅长）闻讯后飞马赶去，大呼“刀下留人”！可这时，赵荫南正被砍杀。其余4人则被救下来了。

仲衡先生经此奇祸脱险后，辞去一切公务举家迁往成都，寓居蓉城平淡度日，常与川中耆老刘豫波、林山腴诸人吟咏唱和（先生与刘豫波等均为双桥诗社成员）。

至此，结合前面的两首诗，仲衡先生一生的为人与行事均可得到诠释了。其中尤以“少怀壮志余剑佩，老存遗兴只琴书”两句高度概括了他的作为。对于第二首七绝，前半是对王团绑架人质的恶行指责，后半则言邑人郭济元相救的事。

我们读懂了前面的两首诗，也就解读了仲衡先生一生的处境及其所作所为。

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我的外曾祖父江仲衡先生因脑溢血不治辞世，享年80岁。县人闻之，则由江俊民、刘善初为代表赴成都吊唁，送上“一代乡贤，邑之良师”两句赞词。这赞词是邑人对他的敬仰，也是给他竖立的一块闪光的墓碑。

记周澈之的革命历程

周中翔

2019年9月19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在成都举行庄重仪式，代表省委将一枚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勋章授予家父。

抚今追昔，岁月永恒。

1946年1月，尚未成年的家父即离开广汉赴成都，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反动统治腥风血雨的残酷考验，其后在广汉、彭县乡村以教师身份从事农运及迎接解放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长期在广汉农村基层及县人委、县科委等单位工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调到成都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工作，直至1990年离职休养。

风风雨雨数十载，勤勤恳恳任平生。数十年的革命追求，逾半个世纪的毕生奉献，牢记使命是伴随他终身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忘初心是他努力奋斗的毕生追求。

现根据他的口述笔录，经查阅诸种报刊史料整理成本文。

我于1930年1月9日出生在广汉东南乡跃龙寺一个地主家庭。

1946年至1947年，我在西川书局当店员、报童，后靠当通讯员的劳动收入维持生活。

我革命生涯的启蒙老师是东北流亡学生、进步青年礼广贵先生（1920—1995）。东北沦陷后，他于1942年5月入川到广汉，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工作，1944年至1945年先后在广汉中学、广汉私立力生中学（取自力更生之意）任教，当时我在力生中学读书。他通过课堂内外、发行《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撒播革命火种，使大批青年认识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4年冬至1945年秋，在礼广贵引导下，参加筹组以民营的形式先后在川西7个县、镇建立起来，发行党报党刊、有关抗日和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书的书店，并在成都祠堂街建立了总管理处——成都西川书局。我任副经理兼营业主任，负责书刊的进、销、调、送，曾一度担任《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的秘密送报任务。

祠堂街88号就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这间既无橱窗又未挂招牌的小铺面，仅有门外两侧两个木制报架引人注目，那上面贴着近期出版的《新华日报》。中统特务对该馆又恨又怕，使出各种招数想拔掉这个眼中钉。现旧址已经辟为四川省革命教育遗址。

我是1946年1月离开广汉的，公开身份是成都祠堂街西川书局店员，担任的工作是送《新华日报》、党中央的刊物《群众》杂志，以及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书籍（其中主要的是1942年延安的《整风文献》、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和《论文艺问题》等及联营书店发行的进步书刊），同时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向人民发动内战的群众运动。当时我晚上住在成都市少城牌坊巷15号联营书店分店，该分店是中共直接领导的地下红色书店。

当时我的任务就是去88号《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取报纸分发。当时《新华日报》在重庆印刷，通过邮局运到成都。中共派往成都来工作的是杜桴生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主任，真实身份是中共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人。

在成都当店员时，我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中共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火星社”成员，参加过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并担任干事。当时我经常利用店员的身份到罗蜀芳先生创立的成都私立明声聋哑学校，为《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联营书店——西川书局推销报纸书籍。

该校的一些老师直接接受了地下党员礼广贵等人的引导，部分人参加了“世界语学会”“海星合唱团”“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

1946年，组织成立了中原出版社，我任社长，同时任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组织干事、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还参加组织了现实新闻社，任编辑。

在推销发行党报党刊和进步报纸中，分发人员不足，我也时常骑自行车把报刊从成都送到金堂赵镇，来回130多公里风雨无阻，保证报纸当天安全送达。最难忘的是1946年夏秋之交，我到彭山女中销售进步书刊，被该县三青团干事长发觉，大骂之后捣毁书摊，并勒令立即离开，最后还是在女中工友叶大娘的掩护下，我才脱离了险境。

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一直到1946年国共决裂，蒋介石要求共产党在蒋管区的所有机构人员必须全部撤回延安，开始在成都、重庆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地下党组织认为我年龄比较小，杜桴生同志就劝我留在成都，代表组织不同意我撤回延安。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六一”大逮捕事件时，发生在半夜12点，给我报信的是肖华清同志。肖华清是彭县人，革命资历很老，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加入吴玉章领导的中国青年共产党，1924年参加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1925年下半年在重庆由杨闇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省委委员。

我是头一天离开成都的，第一天住在彭县义和乡李彦森家。我于1948年发展了李彦森、刘绍端（新中国成立后又名刘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农民互助会。李彦森以祗园寺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做当地上层工作，对伪保长、保队副进行控制。新中国成立后，李彦森调配到绵阳市梓潼县人民银行工作直到离休，刘绍端调配到川西日报社即后来的四川日报社工作直至离休。

1947年，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封闭后，成都营业部也结束公开业务工作，书店被特务捣毁，人员被迫转移。同年8月，礼广贵先生回到东北辽南解放区，先后从事农业、宣传、教育、科研工作，长期在辽宁省社科院担任领导工作，1983年2月离职休养。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礼广贵同志专门撰写了当年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回忆录《难忘的西川岁月》，发表于1986年《成都党史资料通讯》第11期、1987年《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西川书局的兴办历史载入新华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倪子明：《从成都明华书店到联营书店》，新华书店总店编，中国书店出版，1990年3月第1版）。

1947年，我被派去彭县、广汉，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组织。5月，我受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第40区分部派遣，转到广汉，建立中国民主同盟广汉工作组，由我负责，有成员3人。先后在彭县义和乡祗园寺、广汉三星乡青龙嘴、中兴场、新丰乡仲家碾和万福乡水观音、松林乡等地发展了民盟成员（均系学校教师），并在青龙嘴试点农民青年互助会，展开抗拉壮丁、支持商家抗税等。

回忆在广汉、彭县的地下工作岁月，离不开“民协”和“火星社”党的两个外围组织，它们都是中共成都市委领导的先进青年秘密革命组织。

“民协”全称“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由川大和抗战内迁的燕京、金陵、齐鲁等6所大学进步学生联合组成，成立于1944年10月15日，是西南地区成立最早、人数较多、活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中共外围秘密青年组织，是成都地区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火星社”简称“火星社”，1948年9月28日由川大王旭明、孟昭棨等在成都组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顺应形势的发展、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的又一个秘密外围组织，为成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与我们同住联营书店分店的中共党员（当年未暴露身份）、川大教授、世界语专家许寿真留下深刻记忆，他是“火星社”的启蒙老师，经常用世界语唱歌，1948年12月牺牲于成都十二桥。新中国成立后，许寿真的“中共党员”称号得到恢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协”和“火星社”成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革命活动：有的去农村开展农运，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围歼国民党溃军；有的在乡镇做职工工作，有的在当地做学运工作，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推动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斗争深入开展；有的通过统战工作，策反国民党武装力量。

我的这段革命经历，在1997年出版的《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礼广贵同志在广汉》《在祗园寺基点的日子里》和黄邦文《广汉三星乡1947—1949年“农民运动”情况的回忆》3篇回忆文章中均有翔实记录。

1948年至1949年春，民盟广汉工作组先后发展盟员20人。1949年4月成立了民盟广汉区分部，由我担任负责人，下设5个小组，每组3—4人，还有单线联系的盟员4人。

我回到广汉的公开身份是《工商导报》特约通讯员，该报是中共党员王达非专程请示南方局在成都创办的。几年来，我共写有近100篇新闻专题特写报道。我们秘密收听中共中央陕北电台的广播并适时转播，刻写印发毛主席、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等等。

兰绍谦当时家住成都市槐树街45号，系川康省民盟会员，张志和、张松涛等民盟领导经常在他家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兰绍谦在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他得知我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有当年毛主席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油印本，便多次做思想工作，要我捐献出来。1987年夏秋，由犬子陪同，我依依不舍地将保存在身边40余年的油印小册子无偿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原址在成都市人民南路跳伞塔附近）。该油印小册子现已作为革命文物，被四川省博物馆永久珍藏。

由于绝大多数民盟盟员是教师，大家利用公开身份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并在三星、中兴、松林、万福等乡，以办夜校和农民互助会等形式教育农民，同时调查社会情况，做地方上层人士的分化、转化工作，传播中央文件指示（如党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的文件、毛主席的报告文件等）和新华社关于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其中1948年至1949年，我曾在广汉三星乡担任过教员，同时进行青年农民组织工作，配合解放战争。

1949年7月，中共成都市委派袁义生到广汉组织迎接解放的工作，发展“火星社”社员。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各方面的革命进步力量，经上级批准，于11月初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广汉县联合工作委员会，我任委员。1949年12月26日，广汉终于迎来了解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应广汉市政协文史委之约，曾以“风雨晦明间”为题，真实再现了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广汉人民迎接解放的史实，刊于《广汉文史资料选编》侧专栏之首。

1997年4月9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支持下，我担任“火星社成立50周年纪念会”筹备组成员。我撰写的《经霜犹茂——广汉原火星社、民协同志的今天》一文，发表在2013年9月出版的《火星通讯》第21期上，将一起迎接广汉解放时的老同志的个人岁月和人生经历融入文字中。他们均是“火星社”或“民协”会员，其中张人杰、彭代述、黄家康、金光华、陈道君、庄瑞琼、庄瑞洲等人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先后有10人相继调到昆明、绵阳、成都等地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人杰，他在读中学时接受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礼广贵老师的教育，对党追崇信任，积极参加党号召的抗日救国活动。礼广贵从成都取回的《新华日报》，秘密放置其家中。日寇侵略中国，贵州独山受到威胁时，礼广贵根据党的指示，安排选定广汉松林乡建立游击根据地。张人杰和彭代述都是积极参加开辟工作的先行者。

1946年1月，我离开广汉后，即在联营书店成都分店工作，并为《新华日报》《华西晚报》《活路》等革命刊物撰稿，当看到蒋介石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毅然又去松林乡以老师身份继续秘密地搞游击根据地的工作。

我于1947年被组织派去彭县、广汉秘密发展组织，掩护从成都疏散的同志，发动和组织农民反对内战。为此，我与张人杰、彭代述组织工作组，分基点开展，并划定张人杰所在的松林乡为一个重要基点。袁邦民（“火星社”负责人，时任广汉民盟负责人）坐镇指挥。很快，张人杰加入“火星社”，在党的领导下，为迎接广汉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1月2日，在广汉县人民政府内开了会师会后，安排张人杰为县工会筹备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庄瑞洲是农运工作的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初，党组织安排他参加广汉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接管旧监察局的工作，曾任看守所所长、派出所所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在中共广汉县委领导下，我先后调配任职于县人民政府、县供销合作社、县委、县工农技术学校、县人民委员会、县科委、县科协、县政协等部门单位，当选中共广汉县委党代会代表及大会副秘书长，先后担任广汉县工农学校校长、县商业局局长、县人委会办公室主任等。

1950年年初，广汉设3区20乡。1区公所设三水场，辖三水、万福、新丰、和兴、东南5个乡。我任副区长。1956年3月，调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我担任区长。边光裕20世纪50年代末调任中共温江专区地委组织部部长、温江地区工交部部长等职。

1951年，民盟川西区支部派人来广汉，对民盟组织进行清理，准予登记的盟员14人，建立民盟川西区支部直属广汉小组，我任副组长，1954年1月改为民盟省委直属广汉小组。1966年年底到1979年年底组织生活中断。1980年2月经省上批准，建立中国民主同盟广汉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选举产生委员3人，选举我任支部主任。

从1982年到1985年，民盟广汉支部主办了新民学校，主要开展初高中补习班、电大考前培训、家电维修和书法培训等工作，累计学生4000人次。1985年，广汉民盟被省民盟评为先进单位。

1955年下半年，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我当时也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和稍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等问题牵连，受到处分，政治上、工作上受到影响。1981年，中共广汉县委正式行文给予平反。

1967年在干部参加农村生产劳动时，我担粪水下秧田施肥，造成腰椎骨折，长期治疗未愈，又引发眼疾，1970年前后留在广汉“五七”干校治病疗伤。1973年10月任广汉县革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当时九三学社四川省委机构急需建立，我因工作需要调离广汉，担任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办公室主任，为第一、第二届省委委员和副秘书长。20世纪90年代初，经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批准离职休养。

离休后我曾被聘任为四川省出版发行编审，四川海外同乡会成都联络处、四川海外同乡会投资服务中心董事兼秘书长，四川省扶贫开发服务总社顾问。

回顾自己追求革命奋斗数十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峥嵘岁月，更是终生难忘。我辈生之时逢战乱，幼时中国受日本侵略，少时即为抗日救国立壮志，支持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抗日。除了参加《黄河大合唱》等的歌演外，还致力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用笔做投枪匕首。当时有2篇还登在发行量较大的报刊上，最早的一篇《我们植树造林》，面世于成都出版发行的刊物《福幼报》；另一篇是从英文译出的，刊登于重庆出版发行的《联合画报》1945年6月第128期，标题《儿戏》，记述菲律宾人民抗日故事。

二是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办好书店，以满足本地和从沦陷区辗转来到四川的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县镇乡的革命进步青年的需求。我们发行的报刊书籍，正是他们渴望的精神食粮，受到群众欢迎。他们了解抗日两个战场的情况，大大激发和增强了抗日的决心与信心。当时由中原出版社出版了《民主大合唱》《回忆罗斯福总统》《萧红小传》等书，交成都西川书局和成都联营书店经销。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可算得上是战斗号角和利器。

三是以职业联谊会名义组织公开的歌咏活动，曲目均选自《民主大合唱》里的26首歌曲，深得群众好评，极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四是配合做好人员撤离。对宣传革命文化、传播民主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开展人民民主运动都起了作用。国民党当局对成都西川书局视为眼中钉，报馆封闭，人员逼撤延安，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掌握到特务要对书店负责人下毒手的情报后，立即通知联营书店经理倪子明撤离。我们于5月4日掩护礼广贵安全撤走后迅即把书店从祠堂街搬到半边桥街，把革命文献和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资料和报刊清理装箱，迅速转移到成都西郊罗家碾农村存放，将部分革命书刊文献和近几年书店工作往来函件、店务日记等转移到广汉东南乡众城桥农村。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东南乡跃龙寺内放有2个立柜，父亲的一些医书、我从成都撤回的进步革命书籍都放在柜子里。大约1952年，我在金鱼乡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安法效部长到乡上找到我，要求同车去跃龙寺取书，因为土改忙走不开，未能取走那些宝贵的书籍，为此我感到终身遗憾。

2000年，我股骨颈骨折，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后，住院5个月，导致静脉血栓困扰，行走一直受限且疼痛难忍。近几年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也出现了多种疾病，我每时每刻都在同病魔作殊死搏斗。

2015年秋天，我回了一趟广汉老家跃龙寺。但时过境迁，旧貌换新颜，见到的只有跃龙村村委会的大楼，原来记忆中的那个旧的寺庙早就荡然无存了。

在血雨腥风临近解放的地下革命工作时期，自己在中共外围进步组织领导和培养下，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岁月，社会经济日新月异，政治清明，人民幸福安康，国家强盛。数十年来，无论是在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在不同的岗位上，我坚持党的宗旨，矢志不渝，不忘初心，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终身无怨无悔。

参考文献：

1．《广汉县志》广汉市《广汉县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7.

2．《中国共产党广汉历史大事记》中共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

3．《难忘的西川岁月》礼广贵.《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7.4.

4．《在祗园寺基点的日子里》李彦森、刘绍端.《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97.7.

5．《从成都明华书店到联营书店》倪子明.北京：中国书店出版，《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1990.3.

6．《火星社革命斗争史》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委员会.1986.1.

7．《民主青年协会革命斗争史稿》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委员会.1984.10.

林舒乔先生的传奇人生

姜  诗

前  言

已故的中江县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林舒乔老师，是一位知名度高、口碑好的传奇人物。他的生平事迹多彩多姿。

1931年，在中江模范小学，由三台中心县委代表杜伯藻与戴资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安排他出任中共中江县地下党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同年，奉党组织之命，他在中江县富兴镇组织并成立中江县农民协会。1933年2月，党组织安排他任会棚武装暴动总指挥，暴动显示了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的力量，打击了地主恶霸。暴动失败后，他辗转到成都、重庆避难，在此之间，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受同乡推荐，在刘湘二十九军做文职人员，任中校参谋，做一些有关抗日的组织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中江，在政、商两界工作。1949年，他还任过中江城厢镇（今凯江镇）镇长。任职期间，他会同中江地下党、地方民主人士一起迎接中江和平解放。

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为一大批人平反摘帽。曾经对林舒乔的不公正定论得以纠正，落实了政策。他怀着感激之情，在耄耋之年，不顾病残之躯，为县党史研究室提供有关中江地下党的相关历史资料，为市、县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数十篇。2012年版的《中江县志》人物传记记载了他生平的部分事迹。201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江县历史》第一卷记录了他参加党组织后的一些活动。为了让读者对舒乔先生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笔者特意撰写这篇纪实文章，以飨读者。

林舒乔（1908—1989），中江城关镇（今凯江镇）人，系中江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他工书法，精篆刻，善诗文，其人品深受同辈人敬仰。

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农民运动；中年寄情文艺，以书法、篆刻娱乐身心；晚年发挥余热，满腔热情撰写党史、文史资料。

理想之光指引革命道路

林舒乔，1908年晚清时期出生在中江一个小康之家。他身体健壮，体型魁梧，自幼聪明睿智，酷爱读书学习，所读之书，过目不忘，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他对书法的兴趣特别浓厚，有空就临摹碑帖。

1926年，林舒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台县潼川师范高中部就读，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受到老师的表彰和同学的称道。他有理想，有信仰，课余爱读革命书籍和进步报刊。当他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后，受到革命理论的启迪，树立了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理想，积极追求进步，主动靠近党、团组织，一心要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不久，他加入了共青团。

1929年，林舒乔高中毕业，回到中江模范小学任教，同时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31年3月，上级党组织派共青团员黄作芸（女）到中江，经林舒乔引荐到模范小学任教。黄作芸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内外秘密传播革命思想，承担接待中共潼川中心县委人员的任务，并到中江烟厂发展女工组织。

1931年年底，三台中心县委派杜伯藻到中江县城，与戴资杰一道，代表党组织吸收林舒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中江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

入党以后，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激励下，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林舒乔的革命热情越来越高，战斗意志越来越强。为在中江开展土地革命，党组织安排他到富兴、会棚一带，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在闭塞的农村向苦大仇深的农民播撒革命种子。于是他深入农村，走村进户，扎根串联，介绍有觉悟的农民积极分子刘复友、张登科等人参加农民协会，启发他们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有组织地抗租抗税，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摆脱受剥削受压榨的地位，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时之间，会棚一带革命火焰越烧越旺，参加农民协会的人也越来越多，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1933年2月20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在这天，中江地下党特支决定派林舒乔到会棚成立暴动指挥部，直接指挥会棚暴动。

接受组织的任务以后，林舒乔决定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他勇于担当，行动果敢坚决，立即召集刘复友、张登科、陈肇喜、钟炳荣、王鸿成等10多名党员和农会骨干成员开会，共同制订行动方案。方案的要点有四：第一，派张登科带人截断会棚通往外地，特别是通往县上的电话线，以断绝会棚同县上的联系；第二，派陈肇喜等精干人员持武器把守会棚场后石关山门，截断会棚通往县城的路，安排党员和农协会会员在会棚四周山头与路口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第三，安排刘复友率20余名手持大刀和棍棒的队员，守在团防公所大门外，防止团丁用枪镇压暴动群众；第四，扩大宣传，向群众反复宣讲我们党为什么要组织大家抗租抗税，让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使广大群众真正明白抗租抗税的重大意义。

应该说这次暴动计划是周密的，行动是坚决的，但由于这次暴动是由一群手持扁担、锄头的农民作为行动的主体和中坚，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所以收效甚微，结果只杀了一个由县政府派到会棚来征粮的肖委员，烧了一些征粮册等，表达了农民反抗暴政的革命愿望。

轰动一时的会棚暴动，虽然打击了反动政权的嚣张气焰，在中江历史上留下了一抹亮色，但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所以这一星反抗反动政权横征暴敛的革命火种很快就被扑灭了。

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这次暴动缺少强大的工农武装作为坚强后盾，又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没有制定长远的奋斗目标。会棚暴动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虽然失利了，但是党领导农民群众奋起反抗，为受压迫人民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却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会棚暴动后，国民党中江政府疯狂反扑，在中江城乡大肆搜捕，并悬赏缉拿林舒乔、钟炳荣等领头人物。为保存革命力量，特支安排林舒乔转到成都，钟炳荣也藏身成都书院东街36号他大哥家避难。

按照党组织暴动有关人员转移外地待命的指示，林舒乔告别家人，只身转移成都，当此之时，他的女儿林蓉昭还不到1岁。之后，他又远赴重庆避难，从此过上了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漂泊生活。

在重庆避难期间，他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靠代课和帮其他语文老师批改作文，挣一点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这段艰难时期，他远离组织和战友，远离故土和亲人，又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就如漂泊在江河里的一叶孤舟。每当月朝月夕，他会情不自禁地望月怀远，思念母亲和妻女。他多想生出双翅，飞回故乡，回到战友和亲人的身旁。

到了1937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同团结抗日，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当时，正是用人之际，经中江同乡介绍，他转到成都，在刘湘部队任中校参谋。

壮志难酬寄情书法篆刻

林舒乔在刘湘二十九军任职以后，虽然工作清闲，每天事情不多，但心情并未好转，苦闷仍不时袭来。一是在重庆避难期间，失去了同中江特支的联系，不能参加党的活动，游离在党组织之外，同自己的追求相距甚远，难以实现入党时立下的“革命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二是远离家乡和亲人，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未能陪在身边，恪尽人子之孝；对柔弱的妻女未能悉心照看，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觉得有负这些亲人，为此内心十分痛苦。

正当满腔郁闷难以排遣的时候，他遇到了慧眼识英的伯乐、第七战区中将副参谋长余中英先生。余老精于治印，有超绝的书法造诣，是齐白石的弟子，四川郫县人。他天资英断，目光锐敏，有超人的亲和力，喜欢奖掖后进，扶持新人。余中英见林舒乔才气纵横，勤于笔耕，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写起字来丰腴圆润，气韵生动，就乐意提携他。从此，他成了林舒乔的恩师，有空就指导林舒乔治印和写字。林舒乔在余中英的指导下，技艺日臻精妙。他对书法、篆刻十分痴迷，达到了寝食俱废的程度。不管是风和日丽的白昼，还是月光如水的银夜，他有空就临帖，领略其精神气质，寒来暑往，从不间断。

林舒乔以临摹前贤法帖为乐，上溯魏晋，下入唐碑，功力深厚，风骨高古。他的书法作品，于圆润中见灵动，在清丽中见雄劲。他博采众家之长，从省内书法名家龚晴皋、李鸿裔的作品中汲取营养，领悟旨趣，妙取前辈书家的精髓，化为自己的血肉，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书艺受到世人的称道。

中江籍作家曾伯炎对林舒乔先生推崇备至，在《民国中江记忆》一书中评价：“他（指林舒乔）多才多艺，一手高超的书法，仿龚晴皋，即似龚晴皋，临李鸿裔，就像李鸿裔，为当时县上第一书家。”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1980年林舒乔中风后，右手不能动弹，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写字、治印，而是以坚韧顽强的意志、永不放弃的精神，练习用左手挥毫写字，用左手持刀治印。真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经过刻苦磨砺，他废其右仍能用其左。在书写时，他以意运左，用左手写出的书法作品，于平实中见奇崛，在凝练中显飘逸。他的这种刻苦自励的精神受到众多朋友的敬仰。

中江籍北漂成功的书法家张守泽（林舒乔是他的启蒙老师）说：“舒乔老师的左手，有国内书法名家费新我先生左手的风致和意趣。”

2012年版《中江县志》（1986—2006）载文评价他“将北魏雄浑之气融于楷书之中，亦碑亦楷，力透纸背，让人叫绝”。

《中江历代书画作品辑》选有他精美的书法作品，并赞美他“受蜀中书法名家公孙长子、龚晴皋运笔凝重的影响，走中江书法家以碑入帖之路，用笔方圆有致，颇具特色”。

中江县政协已故副主席蒋海福先生是他相交多年的挚友，对他在书艺上的成就评价很高，说他“灵气天赋，悟性极高，长留清誉在人间”。

林舒乔除迷恋书法之外，还性耽金石，长期致力于汉印的研习。他的篆刻作品，承接汉印遗意，借鉴汉印技法，一方方印章，展现出前人运用刀笔的意境，气韵生动，很有特色。他还以书入印，把二者的优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书印一体的高度。

作家曾伯炎著文称道他：“不仅书法出色，篆刻治印也相当精湛。”

2012年版《中江县志》介绍林舒乔说：“他在成都得到齐白石弟子余中英（时任国民政府成都市秘书长、四川著名书法篆刻大师）的指点，以单刀遵锋刀法刻石，线条古朴、刚峻，藏秀于拙，所钤图章，有汉印遗风，古意盎然，在成都及川北地区有很大影响。”

2013年，四川省金石书画研究会为传承治印技艺，精心编印了《巴蜀已故篆刻百家》上册，收录了四川、重庆两地已故篆刻家50人的作品，书中收录了余中英、林舒乔的篆刻精品，选用了林舒乔的“行无愧怍坦然之心”等九方印章。这些印章，于方寸之间，展现出无比丰富的生活情趣。

发挥余热撰写家乡文史资料

1981年，党和政府对林舒乔落实了相关政策。从1984年开始，中江县安排他担任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爱护，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做到老有所为，用一己之长为社会尽绵薄之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是为县政协和各界朋友无偿书写书法作品。当年县政协办公室就挂有他生病之后用左手书写的对联。他的老朋友林斗山之子、住在成都的林光奕，请他书写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大幅书法作品，他不顾年老体弱，挥毫书写，花了半个月时间，这件作品成了他的传世精品。

二是以自己的专长悉心指导后学。他孜孜不倦地指导张守泽等年轻朋友练习书法。

三是满腔热情地撰写中江县的文史资料，为县史的留传提供宝贵资料。任县政协委员以后，他曾感慨万千地对家人说：“在旧社会，我参加共产党为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工农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今天，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康乐。饮水思源，我要感谢党和政府，多多献计献策，做力所能及的贡献。”撰写文史资料成了他的生活常态。先后发表在中江县政协文史资料上的文章有《中江县模范小学的革命活动》《中江近代书画名人简介》等多篇。发表在德阳市政协文史资料上的有《解放前夕中江县城的社会动态》。据2012年版《中江县志》介绍，“林舒乔病逝前一天，还为撰写《中江城隍庙》一文工作到深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林舒乔先生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他兴趣广泛，酷爱川戏。生前常与志趣相投的戏友，在茶馆摆围鼓（指川戏坐唱），大家聚在一起自娱自乐，享受生活。他爱唱黑头，唱得有滋有味，不仅愉悦了自己的身心，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岁月悠悠，世事茫茫，步履匆匆，林舒乔作为历史的过客，离开家人和朋友走了。有生的80多年，伴随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经历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参加了解放中江的革命斗争，老年时选择了书法篆刻艺术，乐于在艺术领域里挥洒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艺苑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完成了对自己的角色塑造。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江县历史》第一卷。

2．《中江县地方党史资料汇编》。

3．《中江县志》2012年版。

4．《德阳文史》第十八辑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德阳组织》一文。

5．《中江文史资料选辑》中蒋海福撰写的《书法界前辈林舒乔》一文。

东汉郪人王堂、王涣传略

李晓涛

东汉郪人王堂传略

王堂，字敬伯，广汉郪县人，郪县即现在的四川中江县（其时属广汉郡）。他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事迹存于《后汉书·王堂传》。王堂主要活动于59年至132年，这个时期东汉国势由稳定走向了衰微，宫廷皇权更替频繁，外戚宦官专权乱政，民不聊生，起义暴动此起彼伏。

汉和帝时，王堂被举为光禄秀才，迁任兖州东郡谷城县令，颇得善治之清名。王堂应出生在汉章帝时或许更早，其时在东汉王朝稳定表象的背后，已经累积了许多的危机。

永初元年（107），汉安帝刘祜即位，安帝在位十八年。由于东汉政府对羌人采取了“绝其根本，不使能殖”的民族灭绝政策，羌人不堪东汉政府的欺压、驱逐、掠杀，发动了民众起义，直逼汉中、巴郡。元初二年（115）三月，汉安帝下诏书，派遣中郎将尹就攻讨平乱，连年不得平息。王堂在东汉王朝素有勇武能谋和善治的美誉，巴郡、汉中郡、东郡之官吏都举荐王堂为将平息羌人之乱，王堂就此升巴郡太守。王堂一到任即刻率兵征讨西羌，掳杀千余人，暂时平息了羌人的暴动。巴郡、汉中地区又恢复平静，后来有官民为之立生祠。益州刺史张乔表其功绩，以平乱羌人，迁任王堂为右扶风，掌管旧京师长安地区的事务。

延光三年（124）冬十月，汉安帝西巡至旧都长安。安帝的乳母王圣、宦官江京等人，均欲举荐提拔王堂，培植亲信，扩大内宦的势力。王堂性格刚正豪爽，深识内宦宫闱的祸害，决意不为所用。一些朝廷官员极力劝谏王堂，接受内宦的提拔重用，王堂决然说：“我蒙国家的恩泽，怎么能够阿谀附顺权宠佞幸？我意已决，即使让我生赴死地，也不会改变。”王圣、江京于是嫉恨在心，欲罗织罪名报复。王堂深知朝廷风波险恶，又值国家多变之时，此事第二天，王堂即遣家眷回家乡郪县，自己则闭门在家称病，以避朝廷权宠内宦的迫害打击。时隔不久，果然有官吏罗织诬告，奏劾王堂。

延光四年（125）三月，汉安帝突然死于巡游的路上，王圣、江京这些内宦权宠顿时失势，被另外一派宦官孙程诛杀，王堂就此也避开了一场政治倾轧。自此，王堂即以刚正忠诚、不阿附权贵内宦而闻名。

126年，汉顺帝刘保即位，改元永建。第二年，王堂因没有与王圣、江京等人沆瀣一气，同时又勇武有谋，善治能断，被顺帝征拜为将军，做了重要的廷臣。此时的东汉朝政已经开始了乱局，权力纷争激烈，许多正直之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汉顺帝年幼，无能于朝政的管理与统治，被内宦孙程控制。朝廷卖官鬻爵之风日益炽盛，奸邪当道，外戚与宦官的势力此起彼伏，斗争非常严酷。由于王堂的威望，又掌握兵权，外戚梁商与宦官孙程都想拉拢王堂，壮大自己的势力，朝内百官大都选边站，正直的王堂就处于一种极为孤立的境地。王堂颇有儒家阳刚正直之风，既不愿意依附于内宦孙程，也不靠拢外戚梁商。永建五年（130），他终被人借故奏劾，降职为转议郎，然后又派往豫州属国，做鲁国相，鲁国相相当于郡太守官位。任鲁国相时，王堂施政清明，尽量让百姓休养生息，以至于鲁国数年内都没有诉讼狱断之事。而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是积重难返，政治已经非常动乱而腐败。

此后不久，王堂又迁任豫州汝南太守。初至任上，王堂礼贤下士，搜寻境内人才，决断郡内事务宽简民政，也能兼听各方面意见而不自专独断。王堂遍求境内贤才，显示了他欲振济天下之志。是时，汝南平舆人陈蕃，是一位当地年轻才俊，在境内颇有清誉。传闻陈蕃曾闲处在家，但其庭院芜秽杂乱，他父亲的朋友薛勤前来拜访，对陈蕃说：“孺子，为什么不洒扫庭除以待宾客？”陈蕃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何须事此一庭除。”王堂听闻此事，知道陈蕃有治世济时之志，于是召迎陈蕃入郡，授陈蕃为功曹，主管举荐贤才讼断之事；又任命应嗣为郡内主簿，匡理郡内政务，拾遗补阙。陈蕃在王堂的举荐下，自此走上仕途，后来成为汉桓帝的重臣，参与了东汉太学生的党锢清议，反对宦官乱政，可惜最后也死于宫廷斗争。

在委任官吏时，王堂均能循名责实，对于官员察其言观其行，极重官员的德行与治理之才。他曾经教导郡内官员说：“古人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求贤不易，知贤任贤更是不易，用贤如能尽其才，成其所能，也就是在以简驭繁，以一驭十。发现贤才与任用贤才都是不容易的事，王堂所谓的“逸于任使”的道理正在于此。在治理汝南时，王堂任用吏员必定是择才任职，尽其所能，使之能更好地有利于郡内的百姓。善治的王堂，经过贤才的选拔与任用，改革郡政，没有经过多久，境内很快就变得清静太平了，百姓无市井扰乱之事，兵戈藏于室。王堂于郡内行无为之政，颇得汉初休养生息国政之精髓，善治之名，自此愈发彰显。

外戚干政，内宦乱政，两大政治势力坏乱了东汉的朝政纲纪。外戚梁商因其女贵为皇后，其妹又是贵人，一时成为朝廷重臣，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身为大将军的梁商与尚书令袁汤，又想拉拢勇武善治的王堂，为自己的政治势力所用。王堂深明外戚与内宦对于朝政的危害，再次拒绝进入外戚权贵的政治势力范围，因而深为梁商与袁汤所忌恨。至汉冲帝，梁商的儿子梁冀骄横暴恣，曾被年仅3岁的汉冲帝当面指称为“跋扈将军也”，梁冀恨之，马上命令左右以鸩饼毒死年幼的汉冲帝。此时的王堂已经多次得罪了外戚权贵，犹如处在刀丛剑林中。

阳嘉元年（132）春三月，章河率领扬州六郡的民众，发动起义暴动，杀死官吏，影响遍及四十九个县。扬州庐江郡的起义民众，进入汝南、弋阳境内，王堂率领兵卒追剿讨击。由于汝南郡内清静太平，早已疏于兵戈之事，士兵不谙军武，当王堂率领的军队与庐江起义军对阵时，王堂的兵卒一触即溃，四处奔逃。外戚梁商、袁汤因此吹风豫州，让豫州官吏奏劾王堂疏于警戒。王堂即刻被免职为民，而他却豁达自适，回到广汉郡郪县，离开了风云四起、是非纷争的官场。

王堂86岁时卒。他告诫子孙，自己在卒后要节俭薄葬，最后以瓦棺下葬。其子王稚清行隐逸，终生不入仕途。其曾孙王商曾为蜀郡太守，仍然秉持王堂清廉善治之风。

两汉时儒法与黄老并行，治国多施无为之政。王堂早期平定西川羌人之乱，虽然是在其位谋其政，执行东汉政府的绝其根本的政策，毕竟亦有杀戮之过。王堂身为武将，深谙外示儒法、内尊老庄无为之术。历经官场沉浮与险恶，时有不虞之祸加身，时常如临深渊。但王堂仍然持守儒家美德，清正守节，廉明简行，识贤任贤，最后能够完身而退，实是宦海之君子、桑梓之俊才。

东汉侠儒王涣

王涣，字稚子，是东汉中期的一位侠儒，广汉郡郪县人（今中江县）。他是东汉王朝难得的良才循吏，同时又以豪侠之气名闻天下。

东汉距战国三百余年，仍留有战国时的游侠之风。匈奴时时侵扰，人们也就好游侠，多有尚武精神。由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就成了天下通行的正宗学术，成为官学。

王涣早年侠义气盛，精剑术，善骑射；同时也好五经，通官学，习历代律令。他尤好结交天下义士，聚集同城轻薄子弟，谈文论武，称兄道弟。在安定城时，由于父亲王顺为安定太守，轻薄子弟常群聚相随，挟刀带剑，宠贵日盛。为了显示自己的豪气，王涣在自己的刀剑上挂缨带铃，安定居民听到铃声，即知道是他。与人相交，凡是任侠之人，他必定推杯换盏，豪爽以待。有一次，王涣与父亲王顺自安定返回家乡，进入广汉郡境内，恰遇强盗抢掠过路行人。强盗有十余人之众，分立路口，抢掠财物，凡不与者即杀之。行人商贾皆畏慑不敢前，欲改道而行。众人正要散开，王涣低声对人们道：“大家不要慌，我能对付这些强盗。”王涣的语气果敢决断，众人见他年少，都不敢相信。王涣又对父亲说：“他们人多势众，非一人所能击退。”话未说完，王涣已分开众人，直奔强盗，以手分指东西，做出指挥兵卒围击的样子。强盗以为是官兵在围捕追击，立即扔下财物，四散奔逃。其父异之，众人也惊叹不已，王涣从此以侠勇名闻于天下。成年之后王涣浪子回头，弃游从善，认真学习儒家经典，特别精心研习《尚书》和历代法律法令，被史书称誉为“晚而改节”。

时广汉郡太守陈宠，闻郪人王涣侠勇，又因与其父王顺熟识，遂邀王顺、王涣父子入郡城。陈宠见王涣英俊年少，丰神朗目，暗自称赞，问王涣道：“侠游带剑之人，不能治国理天下。读五经，学官学，这才是当今为人修治平天下之正道。”王涣正色道：“圣人之言，不敢不闻；治国之书，不能不读。”其父王顺说：“涣少时，不仅好侠使气，也读五经律令，尤好《尚书》。”陈宠听了，暗自吃惊，静观王涣，为人不卑不亢，眉宇谈吐之间又暗含一股儒雅之气。东汉章帝时，曾召天下儒士，大会白虎观，正五经之异同，并命史臣班固撰写《白虎通义》，统一经文，儒学遂成为官方正统学术。陈宠没想到王涣竟能通晓官学，顿生爱才之心。陈宠当时初到广汉郡，虽有良吏镡显辅政，但郡国讼狱选贤之事仍无人胜任决断，便有意举王涣为广汉郡功曹，但又恐王涣年少不能胜任，特意考其律政法令、五经经义，王涣皆从容对答。最后，陈宠突然又问：“卿才华如此，五经于你又有何益？”王涣答道：“五经于我无益，但备于天下，为人所用，方显其利。”陈宠听了非常满意，于是，其父王顺北去安定，王涣就此任了广汉郡功曹。

广汉郡当时豪强横行，营私结党；官吏奸贪，乱断讼狱。境内百姓生无所依，申冤诉苦之事日日不断。王涣任功曹以后，勤心政务，处事果决，刚直不避豪强士绅，凡他所决断之事，无不令众人心服口服。不到一年，诉讼狱断之事顿减，豪强士绅皆敛其锋芒，贪吏奸猾均自行检点，百姓自此安居乐业。太守陈宠因此也闻名朝野，不久就入朝廷，升任大司农，掌管钱粮经济。汉和帝问陈宠：“在郡国你凭什么治理得清静太平？”陈宠顿首拜伏，答道：“臣任功曹王涣荐贤举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郡国之事凭此二人理之，臣令郡县奉行之而已。”王涣因此又以良吏之名显于天下。

后来，王涣举为秀才，被任命为河内郡温县县令。温县距离都城洛阳很近，却吏盗勾结，扰挠百姓，掠夺过境商贾，历任县令均没能肃清平息。百姓有怨不能发，商贾皆不愿从温县境内经过。王涣上任伊始，即体察民情，整治县吏政风，摸清贪盗作祟吏员，视察奸猾强盗出没之地，并谋略筹划，决心亲自带兵围剿讨击。县内猾吏得知闻风而动，欲贿赂王涣。王涣为清廉之士，直接率领兵卒，清剿境内强盗，搜押猾吏豪强，一时县内大震，百姓拍手称道。温县境内，不久就清静太平，路不拾遗，商贾亦可夜宿路边而平安无事，猾吏豪强也不敢再掠财扰民。曾有一人丢失一牛，此人就说：“走失之牛乃王涣王君之牛。”走失之牛竟又被送还给本人，王涣之名竟威德如此。

王涣任温县县令三年后，又升迁兖州刺史。在任上，他匡正兖州各部郡务，外行威猛之政，内怀仁爱之心，迁兖州岁余，又征召入朝廷，拜侍御史，掌管监察，受纳公卿百官奏事。

永元十五年（103），王涣随汉和帝南巡，临汉水而还，回到洛阳，即被擢任为洛阳令。王涣断冤狱久讼之案、法理难定之事，均能精审真伪，京师上下莫不叹服。东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官吏不断为自己攫取土地庄园，购置产业，行商殖货。而王涣却为官清正廉洁，有长者、朋友劝王涣为自己开置田产庄园，泽被子孙，王涣断然拒绝说：“使子孙后世为清吏良官之子孙，以此赠之，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恩泽吗？”

元兴元年（105），王涣因病而卒。京师内外，百姓皆叹惋哀悼，男女老少摆设祭品、奠醴，悼怀王涣。王涣的灵柩在经过弘农郡的时候，百姓庶民设盘桉（盘桉是盛食物的木盘，此代指祭品）于道路两旁，送王涣西归。有官员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原因，百姓都说：“以前持大米谷物到洛阳，总会被衙役卒司抄没去一半，自从王涣做洛阳令之后，我们再也没被侵扰过，今天我们特来向王君报恩。”庶民百姓思念王涣的仁德，在安阳亭西修建了王涣祠。每到祭日，总是操弦鼓歌而怀念王涣。汉桓帝即位后，独事老庄之道，下令拆毁各种祀庙、祠堂，却特诏保留王涣祠，足见其名声影响之大。

自王涣卒后，朝廷连连下诏，特选洛阳令，可惜均不称其职。永初二年（108），邓太后下诏，称王涣为“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逝”，嘉叹悯惜不已。

所谓“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良吏好官，得之不易，看来自古而然，非一时一代之叹也。

从清末《德阳乡土志》看“湖广填四川”

尹帮斌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学部在兴办新学的同时，通令各地纂修乡土志，作为初等小学堂课本，并颁布了《乡土志例目》。这些乡土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上无继承、下无发展，集中出现于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直至民国初年。

作为一种普及性的教科书，这些乡土志良莠不齐，简繁各异。有的文笔优美、行文简洁，除参考地方志书以外，还有编者大量采访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成书简陋、敷衍塞责，寥寥数页，类似账簿，很难起到儿童了解和认识自己家乡的作用。作者手头有两本乡土志影印本，一为《德阳乡土志》，是书共三卷88页（每页350—400字），内容翔实，体例完备，全面反映了清末德阳的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氏族宗教、格致实业、道路物产、商务制造等情况，是一部难得的儿童认识家乡的乡土教材；一为《罗江乡土志》，是书不分卷，仅27页（每页150—200字），大部为抄袭县志而来，仅“罗江四李”及其他人物介绍即占12页，其中新政及实业所涉及的内容，无一字表述。两书编者用力之多寡、效果之优劣立见。

《德阳乡土志》没有标明该书编撰的时间。是书《政绩录》所录德阳最后一位县令为钮传善，“光绪三十年（1904）署理，尝置警察局，挑选练丁四十名”。按照《民国德阳县志·职官志》的记载，“钮传善，德化附生，光绪三十年署理”，其下任：“高士鹏，陕西城固，拔贡，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实授”，则钮氏任德阳县令时间为1904—1905年，《德阳乡土志》成书应在1905年后。《德阳乡土志》以很大的篇幅记录了清末新政取得的成绩，对我们了解清末德阳的经济社会、历史地理、风土民俗大有裨益；尤其是书中记录的26姓氏族的情况，可以加深我们对清初移民实川的认识。

清末距康雍乾时期的大移民仅150—250年（1662—1905），移民入川一般传至六至十代。按照书前的凡例：“氏族采各家大姓族谱，略仿元费著《谱例》，稍载事实，务取信而有征者。若未见谱又未尝开寄，姓源来则无本，不敢妄为记载。”由于编者所处年代距大移民时代较近，又有各氏族族谱做参照，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材料是完全真实可信的。现将书中所载26姓入川氏族内容辑出，并做简要分析，为有志趣者参考。

入川氏族的原籍与时间

26姓入川氏族原籍，因为存在同姓不同籍的情况，如刘氏即有四支，一为“湖南武冈破塘”、一“亦为湖南籍”、一为“湖南宝庆邵阳桐木桥”、一为“楚（湖南）麻阳”；而田氏则有“广东之田”“湖北之田”；曾氏有“湖南宝庆新化籍”“山左（山东）籍”；黎氏来自于“湖北麻城孝感乡”“陇”；李氏一为“广东籍”、一为“福建永定”；尹氏四支则来源于同一地湖南武冈，因此26个氏族的原籍分属于33地。其中湖南10家，占30%；湖北7家，占21%；广东5家，占15%；福建4家，占12%；江西2家，占6%；甘肃2家，占6%；陕西2家，占6%；山东1家，占3%。元朝时，曾设置湖广行中书省，管辖今湖南全省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代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划出，只包括今湖南、湖北地，仍叫湖广。清朝初年，也称湖广省。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北、湖南两省。从26姓氏族入川的情况来看，湖北、湖南入川的共有17家，占51%。若加上广东，则占到总数的67%。由此充分证明，清初延续100余年之久的移民实川主体是“湖广”籍人民。

从始迁入川的时间来看，26姓氏族涉及元、明、清三朝。因为同一家族入川有先后，又相隔数十年（如刘氏、郭氏、田氏、曾氏、黎氏等，则分开计算），因此共统计到34家氏族的入川时间（同一家族同时入川则合并计算，如尹氏）。其中元代入川1家，占3%；明代入川4家，占12%；顺治入川（包括国初）3家，占9%；康熙入川15家，占44%；雍正入川1家，占3%；乾隆入川8家，占24%；嘉庆入川2家，占6%。若以明及以前入川的为土籍户、清代入川的为移民户计算，则元明土籍户5家，占15%；清代移民户29家，占85%。清代移民29家中，康熙朝15家，占清代移民的52%。这些数据可以粗略地看出德阳地区移民入川在时间分布上的大概。

为了说明德阳这26姓氏族入川的基本情况，列表说明如下。

26姓入籍德阳的原籍、时间与落籍地点一览表

移民入川对德阳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清初的四川，经历了明末农民战争、残明官军与清军的拉锯战、清军与起义军余部的战争、吴三桂的叛乱，以及持续不断的瘟疫和天灾，生灵涂炭，社会残破到惊人的地步。“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百姓逃亡，所存惟兵”。移民的到来，为四川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就德阳的情况作一说明。

一是人口的渐次恢复。

按照嘉庆二十年（1815）《罗江县志·户口志》的记载，“国朝顺治十六年，罗江归并德阳，雍正八年复设。康熙六年，奉文清查人丁，共925丁”。这个统计是清初第一次德阳人口统计（包括今罗江区），按照一丁五口计，两县人口仅4000余人，不及今天的一个大村。德阳、罗江两县面积接近12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3人。

移民的到来，使德阳人口快速恢复。根据清代历次纂修的《德阳县志》记载（人口统计不包括罗江），到雍正八年（1730），“报部户名6048户，男、妇30420丁口”；乾隆十八年（1753），户12529，丁口45605；嘉庆元年（1796），户25066，丁口115561。到光绪末（1905），按照《德阳乡土志》的统计，“近年城乡共户38333，男80499，女57822口，总共138321丁口”，与雍正年间相比，丁口增加了4.5倍。

对于人口恢复的盛况，《德阳乡土志》作了生动的说明：江氏的福建汀州永定支，康熙中至光绪末的200余年间，“至今传十代，人以数千，田以数万计，广厦高门，望衡对宇，西南半壁无二姓焉，人共号为‘江村’云”。广东长乐支，则是“子孙繁衍，丁口万余（恐有夸大），且流寓于它邑者，亦复不少”。尹氏“蔓延县中，丁口以千计”，张氏“后裔筑室环罗汉寺而居，星罗棋布，人遂姓其寺曰张家庵”。在德阳县，产生了“刘江郭铎”四大巨族，形成了“一刘二郭三江四铎”的民谚。

二是经济的不断发展。

靠着移民的勤俭智慧，社会财富不断涌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们以各种方式置业兴家，福建汀州永定江氏，“以负贩为业。积有赢余，为胥宇计，恒以布易产，遂于邑西南购荒地数顷，得负郭田十数亩，家日以盛”；广东长乐江氏，“糶糶（卖粮食）营生，获利甚厚”。张氏，“服贾以治生，久遂饶于财”；陈氏（子仕儒），“年十二即通商务，不十年，置田千亩”；叶氏则“勤农桑，善贾，家因大振”。

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最直观的变化是村里的增加。据《德阳县志·户口志》嘉庆二十年版，“明洪武辛酉年，编户六里，曰‘荣华’、曰‘仁义’、曰‘孝泉’、曰‘永宁’、曰‘旌阳’、曰‘市溪’”。“国朝康熙年间（此时罗江并入德阳），编户六村，曰‘县怀村’、曰‘许村’、曰‘新村’、曰‘罗村’、曰‘上从村’、曰‘下河村’”，即由明朝的里改为村。随着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雍正八年，添改‘东村’”，说明辖地变小，村已增加到七村。“乾隆十八年，分‘县怀’为二村，‘从村’减‘上’字，‘河村’减‘下’字，而别设‘上、下’二村，共十村”，这种十村格局一直稳定至清末。

三是文化的蓬勃复兴。

巴蜀富庶，早就扬名天下。移民入川以后，很快开基立业，“家声崛起”，“饶有资财”，为文化复兴创造了物质条件。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入籍四川例》，鼓励移民子弟读书习举业，其中规定，“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如中试后回原籍并往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在朝廷的倡导下，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四川文化开始从凋敝到全面复兴。

以德阳的“四大望族”为例。刘氏（才亨支），“族中科名鼎盛，有举人三，子雄、高典、黎光，列胶庠者尤多”；刘氏（奇禄支），“奇禄生应杰，应杰生观光，廪膳生，以学显。子硕辅，副贡生，文名尤著。子式洛，举人”；郭氏“列黉宫者三十余人”；江氏一族，“其登仕版、娴著述、工书画篆隶者不乏人，补县学生则有五十余名”；铎氏“入庠序者亦不乏人”。很多移民子弟通过读书担任教职，走上仕途，并持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子弟。四川文化就这样薪火相传，形成既与荆楚文化、岭南文化深度融合，又独具自身特色的巴蜀文化。

“湖广填四川”这类移民活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以清朝初年最为突出。德阳26姓氏族的入川情况，也只是清初大移民的一个缩影。从这些史料中，我们至今还能找到德阳氏族聚族而居的影子，也能发现一些移民始入德阳时留下的老地名、好家风。整理这些史料，目的只有一个：寻根家族的遥远记忆，践行家族的优良传统，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附：

从清末《德阳乡土志》辑出的26姓氏族入川史料

刘氏：宗支有四。其一名才亨者，康熙五年（1666）自湖南武冈破塘入蜀，居仁寿。复由仁寿迁县北之盘龙山，肇造基宇。子汉荣、汉华孳孳赞襄，至三传子孙繁多，田百顷，家声崛起。六传至俊德，安县外委。蓝逆破安城，尽节，入祀昭忠祠，世袭云骑尉。族中科名鼎盛，有举人三，子雄、高典、黎光，列胶庠者尤多。县中巨族，人推刘氏为第一，至今传九代。其一名奇禄者，亦湖南籍，家县之刘家营。奇禄生应杰，应杰生观光，廪膳生，以学显。子硕辅，副贡生，文名尤著。子式洛，举人，至今传八代。其一名立富，康熙十四年由湖南宝庆邵阳桐木桥入川，居县东春景桥侧，至今传十代。其一名廷禄者，康熙三十九年（1700）自楚麻阳迁蜀之中江，至曾孙人清复由中江迁县北白衣庵，至今传七代。

郭氏：宋惠济侯之后。侯之孙均贤，元至正时居闽之龙岩州，均贤之裔于国朝先后来县。一居县北之牛耳铺，一居城中。县北之郭，实均贤十四世孙世彰，来属康熙之末。城中之郭，均贤十五世孙元宙，来时则乾隆十六年（1751）也。其族中得拔贡者二人，维藩后官潼川府教授，兆璵后官云南马龙州知州。列黉宫者三十余人。今传九代。

江氏：有二支。一福建汀州永定人，康熙中，涵滨偕其兄涵兴携眷来县，以负贩为业。积有赢余，为胥宇计，恒以布易产，遂于邑西南购荒地数顷，得负郭田十数亩，家日以盛。至今传十代，人以数千，田以数万计，广厦高门，望衡对宇，西南半壁无二姓焉，人共号为“江村”云。其登仕版、娴著述、工书画篆隶者不乏人，补县学生则有五十余名。一广东长乐县人，来川家简州，后移汉州。乾隆二十四年南梅复由汉州迁县东村枷担湾居焉。糶糶营生，获利甚厚。喜为推解事，嘉惠族党，人多戴德。至云汉则以孝友闻，济槐则以品学著，成华则以笃行称，肇基则以厚德显。故子孙繁衍，丁口万余，且流寓于它邑者，亦复不少。至今传八代。

铎氏：籍本安徽，因明季之乱迁楚南。李自成蹂躏楚南，德星遂携子景盛于顺治十五年（1658）入蜀，至县落拓无常。序明始迁居县北之弥勒寺，以勤俭起家。宣文武生，慷慨好义，尝卷修考棚，议叙同知衔。万和亦武生，捐修演武厅，议叙武略骑尉。皆封赠其先世，而入庠序者亦不乏人，惟宣文子钊举于乡。其望族居第四，故县有“一刘二郭三江四铎”之谚云。至今传十代。

舒氏：湖北黄州麻城人。大濬于康熙初来县，住西路下景寺。历经传十代，子孙繁多，闫佳昌左右前后数里之间皆舒姓也。

高氏：自元时由湖南武冈州入川，居汉州。明时迁县南八角井高家营。国初有明精者再迁黄许镇。至树蕃以举人官大邑训导，族姓尤繁，至今传十六代。

尹氏：湖南武冈人。州廪生天斗偕弟天铭、天通，从孙顺富，于康熙十二年（1673）来县。天斗家县北土将台，至今传八代。天铭家县东天宫堂，至今传十代。天通家县西兰穆院，至今传八代。顺富家县西五塘，至今传九代。蔓延县中，丁口以千计。

田氏：籍分广东、湖北。广东之田，康熙时有成粤者，自长乐县家县东七星桥，今传七世。有举人一，鸿觐。后毓高于乾隆时亦自长乐县来县，家县北清凉寺，今六世。湖北之田，乾隆时有元彬者，自蒲圻家县治南街，子钟玉以廪膳生官甘肃大通知县，怀玉官云南东川府经历，今传六世。

姜氏：原籍黄州麻城。人清于明万历二年（1574）来川，家富顺。子继铉复迁华阳，孙友忠迁县西莹华乡居焉。其裔福泰精医术，兆璜优品学，廷渭善排解。至今传十四代，丁口三百余人。

黄氏：湖北黄州麻城孝感乡人。国初玉携眷来县，家县北之肖家场。七传至桂芬，以副贡官洪雅训导。九传至天锡，举人，官大足训导。而闺门尤肃穆，妇女多以节孝著。文贵之妻何氏、体明之妻罗氏、启谷之妻冯氏，皆蒙恩建坊旌表，以昭风化云。至今传十二代。

张氏：其先湖北麻城孝感乡人。崇祯时有志鳌者，因父为明参将，守秦中，值流寇失兵机殉焉，亡入蜀之安县。居无何，张献忠屠蜀，逃匿安绵乱山中。国朝定鼎，迁县之孝泉。再传至射斗，服贾以治生，久遂饶于财。三传至攀桂，得买县西三十里罗汉寺侧潼梓园田数十顷徙居隶籍。以稼穑诗书世其家，后裔筑室环罗汉寺而居，星罗棋布，人遂姓其寺曰张家庵。子姓仆茂，谨饬循循规矩，遵先世教，无纨绔习，人望而知为张氏子弟也。至今传十一代。又一支居县北仙人桥，丁口尤众，为县望族。有举人三：维瑨，巴州学正；图南，什邡训导；京涛，邛州学正。

曾氏：县有二派。一湖南宝庆兴化籍，乾隆初世，准以兴化学生客德阳，因家焉。子慎博学有文誉，尤工书法，举人，考咸安宫教习。生彰泗，拔贡生，知陕西洋县事。宁陕兵变，城破死之，入祀昭忠祠，荫袭如例。隶籍后，至今传六代。一山左籍，明之中叶，有宦蜀者，因家中江。应铎以岁贡生教谕平武，乾隆初迁县东之瓦子堰，遂占籍焉。子恕，拔贡生，官湖南湘乡县知县，升常德府知府，至今传七代。

温氏：陕西蒲城人。乾隆初彦玉来川，家县北之柏社镇，以诗书世其家，有举人四：良，教谕；增，成都教谕；均，洪雅教谕；圻，湖南桃源知县。游庠序者不乏人，至今传六代。

贺氏：江西莲花厅人。国初迁四川之简州。道光时有容始迁德阳，家县治北街。子逢吉，拔贡，考授小京官刑部主事，官山东知州。孙源溶，举人；源清，广西柳州知府。子弟多贤，方兴未艾。今传五代。

谢氏：籍粤之平远。乾隆时亮珍携子生现等入蜀，中江居住。生现子用伸，嘉庆五年（1800）避白莲教匪之乱，迁县城南，为人隶农，力耕稼。九年，迁县东村萝兰堰置业家焉。性友孝，交友敬，与人恭，律己严，尤好施与。昼所为事，夜必记之，以稽功过，三十余年不倦。妇刘氏，勤谨多淑德，年百有二岁，五世同堂，蒙旌，当时荣之。子人龙，以举人官贵州普安知县，循声茂著。归田后，懿行尤多，事见《耆旧录》。至今传五代。

黎氏：有二支，均湖北麻城孝感乡人。一自明正德，时有万龙者，来川居县东马鞍山。至康熙初，可仕始迁县西扬嘉场高东寺，至今传十四世。一自明迁陕西，转徙至陇。康熙初，有可敬者，由陇迁居县北柏社镇清凉寺，至今传十四世。二支共有文武学生二十余人。拔贡一，人龙；恩举一，焯。

陈氏：福建平和县籍。文彩于嘉庆时来县，家利西桥侧。子仕儒，年十二即通商务，不十年，置田千亩。金华生平与人无争，终其身无一字入公门，人服其长者。美灏举人，知陕西褒城县事，至今传六代。

王氏：贵自康熙时由陕西城固来县，家县治北街，以贩米致富。至有琳，家愈起。至今传八代。

李氏：二支。一广东籍绍祥于乾隆时来县，至光朝置业于县南八角井，族始富庶，田连阡陌，游文武庠者绵延不绝，至今传九代。一福建永定人立佑于雍正五年（1727）迁蜀之中江，宏蕃于乾隆元年复由中江移居县南七里刘家坝，至今传七代。

萧氏：康熙五年（1666），兴芳由湖北黄州麻城孝感乡来县，住县东挂榜山，后迁隆圣寺侧。至今传九代。

叶氏：广东惠州龙门县人。康熙初，惟璋迁居县东小山门。奕山勤农桑，善贾，家因大振，丁口繁盛。明全性孝友，才尤表著。子姓愈多，遂为县东之巨族。至今传七代。

杨氏：江西丰城人。宗璠于嘉庆七年（1802）来县，居县治南街。孙藻、玉林、家渔。藻以拔贡生官贵州普安、施秉县，补用知州，诰赠曾祖大义、祖宗璠、父振甲，皆通奉大夫。玉林武生，援例游击衔。家渔云南顺宁府经历，驰赠父源镇修职郎。蔚，广东文昌县巡检。族有武举三：奋、春、逢。春守忠，补县。文武学生者十余人。

林氏：湖南会同人。乾隆初，定郁来川，家县东之玉皇观，以诗书世其家，有举人一，志灼。至今传十代。

唐氏：湖南武冈州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海俸入蜀，家县西许村，至今传九代。

卢氏：湖南武冈州籍兴奇于康熙中迁蜀，家县西通江镇。三代裕、邦、达皆以学行称，至今传九代。

本氏：甘肃阶州人玉魁，康熙初来蜀。家县北仙人桥，以耕读世其家。三传至复林，恭谨好学。妇李氏，尝督工力田，拾遗金百两，概还失者。其子云凤，年九十四；孙天和，年八十二，皆赠八品寿员。五世同堂，蒙旌。至今传九代。

王干青烈士十首遗诗注析

冯再光

王干青（1890—1949），原名王世桢，别号王翼，化名潜夫，绵竹县五福乡人，成都十二桥死难烈士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特建烈士陵园于成都二仙庵侧，立“十二桥革命烈士纪念碑”。绵竹人民又建衣冠墓于县城南郊精忠观侧。后来，王干青烈士墓又迁于绵竹人民公园内，与“绵竹七四农民暴动纪念碑”紧紧相邻。

王干青小时聪慧，13岁就能写长文章，为乡里称道。后来，他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受到张澜等社会名流器重。他平素好读书，喜吟咏，常和同窗、诗友及川内名人酬唱，篇什甚多，可惜散存朋友处，没有编纂付印。

据绵竹已故乡贤张昌文、张容光、黄德明于1981年共同编写的《续编绵竹县志·文艺篇》（油印本）载：“他学诗先学温、李，后宗少陵，但亦不薄六朝与两宋。”

20世纪50年代，绵竹中学资深语文教师、文化名人邓清澜先生评王干青文才曰：“君学淹贯经史，出入诸子百家，以近世新学参证融会，故能别具只眼，标新立异，而不为陈说所囿……”

王干青的遗诗分两部分：一系广汉事变后他避难双流彭家场所作，约20首，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一系20世纪40年代中期寓居乐山所作，约10首。这些诗作，有的表达愤世嫉俗，有的咏叹山川风物，有的抒写军民抗战，有的感喟民间疾苦……均反映了王干青的志趣与抱负。他学力深厚，积健为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的爱国思想与恤民情怀。笔者收集奉读之余，试对其中10首遗诗按所作时序进行解析、注释，旨在研究王干青的革命轨迹，弘扬烈士精神，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就以下所选遗诗而论，由于人们在传抄过程中存在个别字误，因而在民间出现多种版本。经多次对照辨识，笔者坚持以历史事件、所咏对象及诗之规则为基准，最终确认烈士诗稿，若有谬误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仲秋积雨兼旬夜坐闻鸟声有怀隆觉能海二师

连朝积雨暗平芜，饥鸟栖林夜自呼。

万里方惭鸿渐远，九天空羡鹤飞孤。

定巢将子终非计，控地抢枋岂壮图。

何用临风悲瑟瑟，随杨那不到江湖。

连朝：连日。平芜：草木丛生的平旷原野。定巢：选定位置筑巢。将子：将门之子。抢枋：抢榆枋的缩写。榆枋，即榆树与枋树，比喻狭小的天地。此处诗人化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王力解析《庄子·逍遥游》中“抢榆枋”的“抢”，是“突过”的意思。随杨：随杨柳清风。

此诗写于1928年绵竹“七四”暴动失败后。诗人在颠沛流离的仲秋雨夜怀念两位高僧——释隆觉与能海。这两位法师皆是王干青的同乡好友。因“七四”暴动失败，王干青身份已暴露，他被迫绕道汶川潜至什邡，化名潜夫，隐居什邡罗汉寺，与释隆觉法师（俗名胡玉翘，绵竹人）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此间，对佛学有极大兴趣的王干青，又在深研佛学中增加了不少学识。而能海法师（1886—1967，俗名龚缉熙，绵竹人），是当时名满天下的高僧。后来，王干青被捕后，能海法师即刻一面托人营救，一面亲自奔走救助，但为时已晚。

此诗反映了当时王干青居于偏处，如饥鸟栖林，有话无处倾诉；如囚笼之雁，只能空羡云鹤九霄。然而，处于如此的凄凉境地，他仍未忘却身负的使命，他欲借杨柳清风，寄意施展才能。诗人以诗怀念曾帮助过他的朋友，实则也表述了自己的内心之志。

除夕用旧韵二首（其一）

老去他乡惜岁徂，灯前妻子共倾壶。

儿长已觉渐如我，发短还添岂故吾。

敢谓浇愁嫌酒薄，须知得醉是荣殊。

兵戈满地人何恨，今日流离尚道途。

岁徂：岁月逝去。故吾：过去的我。酒薄：酒味淡。尚道途：尚在路途。

1930年，王干青接受中共党组织指示，参与领导广汉驻军起义的准备工作。1933年，广汉驻军“兵变起义”（后称广汉事变）失败后，王干青回到双流，遭到当地驻军四处搜捕，他迅速去了大邑，未遭毒手。从此，他在大邑漂泊近两年时间。此诗正是写于这个时期。

诗的首联写自己为躲避国民党军警追捕，居于他乡的烦闷。时光匆匆而逝，自己渐渐老去却无作为，字里行间隐隐约约透出一丝孤寂之感。值得安慰的是，夜灯下，还可与妻子共饮一杯。颔联写诗人看见儿子渐渐长大，其形体、性格及为人与自己多么相似，于是惊叹：这不正是以前的自己吗？颈联笔锋一转，写自己在隐蔽时只好以酒浇愁当作快事。而尾联，是他对自己仍在四处流离，无法建立功勋感到叹息。通读此诗，王干青的家国情怀、士子之心展露无遗。

除夕用旧韵二首（其二）

野寺钟声夜半时，幽幽炉火暗红滋。

颓然一枕家山梦，犹是少年沧浪姿。

笑逐笙歌踏九陌，故烧桦烛斗千枝。

酒醒睡觉知何处，风雨低迷歌鬓衰。

颓然：败兴。家山梦：乡梦。沧浪：《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诗中“沧浪”指此歌。沧浪姿，比喻诗人风华正茂时的状态。九陌：此指乡野道路。桦烛：指用桦木皮卷成的烛。斗：映射。鬓衰：年老而疏白的鬓发。此为诗人自指渐老。

此诗与上一首写于同一时期。诗人避难居于僻静乡野，半夜，寺庙的悠悠钟声、屋里的暖暖炉火伴着自己入梦。梦中，诗人居然梦见自己少年时意气风发……家乡的一切如此亲切，那时，他携朋漫步田野，一路随歌欢笑，有时拾起柴火，在空旷处点燃火堆，那篝火，将很多树枝慢慢映红、燃烧……梦醒时分，诗人却见自己睡于他乡偏僻之处，始觉败兴。屋外，风雨声起，仿佛在说自己人至暮年……其实，结尾处并不是情绪低落之句，通读全诗，会感到这是一首寓意深刻的诗。诗人以梦寄托情志，倾吐自己虽然年迈，寓居他乡，但心中年轻时的志向不灭。诗人心怀夙愿，相信终会等到踏歌而行的那一天！

三月三十日次旧韵

客里又逢春日去，惜春无计漫多情。

愁添晴涨侵江阔，恨逐夕阳傍晚明。

绿暗红消成感叹，花飞絮尽失峥嵘。

可怜杜宇犹啼泣，却送东风自在行。

客里：离乡在外期间。晴涨：天虽晴水未退之意。绿暗红消：农历三月末，麦绿正浓，花红渐消。可怜杜宇犹啼泣：典故。唐·李善注引《蜀记》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号曰望帝。宇死，俗说云宇化为子规。子规，鸟名也。蜀人闻子规鸟，皆曰望帝也。”

此诗作于王干青他乡避难之时。诗人为躲避敌人追捕，几经转移，固然适逢春日，心头情生，却惜春无计。颔联将夸张、联想手法合为一体，把愁与恨通过自然景象表现出来，实为高妙之句。诗人眼中的春天，本是无比美好的，但诗人此时居无定所，因而眼中春景“尽失峥嵘”。结尾句借用“子规啼血”典故，其势激昂，意境深邃，尽显革命者的乐观精神。

借前韵书时

熏穴焚巢毁室庐，玄黄血野战方殊。

蜀殇万里纷南北，麟阁几人厕画图。

灞棘早知诸儿戏，秦齐何惜两帝娱。

一尊妄作家天下，刓印项王终独夫。

熏穴：烟熏洞穴。室庐：居室，房舍。玄黄：指天地的颜色。玄为天色，黄为地色。血野：血染的土地。蜀殇：川军在抗日战场上的巨大牺牲。麟阁：麒麟阁的省称，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厕：参与。灞：灞河，水名，在陕西。棘：带刺草木的通称。刓印项王：语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项羽）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

此诗应是作于1936年年底或1937年年初，即西安事变之后。

日寇入侵，抗战惨烈。诗人是四川人，故而着重在诗中描写了川军将士在家国危难之际，师出蜀关，开赴抗日前线，不畏牺牲的壮举。诗中也嘲讽了当时各省军阀头目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不敢站出来救国于危难的畏惧心态。诗人以灞棘暗喻积极抗日的陕北军民；以秦昭襄王、齐湣王的典故，比喻国民党内派系纷争、争权夺利、只顾自保的割据现状。接着，诗人又以“项羽刓印”的典故，对国民党最高统治者不支持其他党派抗日，实行独裁统治进行了抨击。全诗结构紧凑、言辞激烈，诗句充满爱国情怀，也彰显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见解。

即事四绝（其一）

大兵大狱国人尽，狐搰狐埋正谊亡。

九原我欲摧祸始，三民谁演第三章。

狐搰狐埋：《国语·吴语》：“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正谊：此指公正的道理。语出汉·孔安国《古文孝经训传序》：“……庶后学者睹正谊之有在也。”九原：典故名，义项颇多。这里指九州大地。摧祸始：排除灾祸的开端。三民：三民主义。第三章：指三民主义中的第三条“民生主义”。

从《即事四绝》内容推测，四首并非同一时期写成，而是作于1936年年底至1938年，后因诗的内容同类而汇集在一起。1936年，王干青受四川省赈济委员会的委托，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放赈。目睹战祸连年，人民处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他额蹙心痛，愤而写诗。此诗首句写社会惨状，语句通俗，语境悲伤。接着，诗人将战乱中巧取豪夺者比作狐搰狐埋，意指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三句表示革命者的担当，尾句设问，意为谁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的民生呢？其实，读者已经从诗中得到答案。诗人是中共党员，在国统区环境下，因工作任务特殊而不能暴露自己身份，只好将政治观点化为设问句呈现，可见诗人技巧超绝。

即事四绝（其二）

入主出奴邈是非，十年寒乞尽轻肥。

紫金山畔魂归处，料得啾啾鬼夜啼。

入主出奴：语出唐·韩愈《原道》：“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指日寇进入中国企图做统治者，人民不可沦为奴隶。十年：古诗中许多数量词并不代表实际的数量，而是虚指。寒乞：寒酸。轻肥：“轻裘肥马”的略语。此处诗人借元·汪元亨《折桂令·归隐》“不取轻肥，免见干戈”句，指出民不分贫富，皆应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紫金山：又称钟山。

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开始，中华大地多年处于战乱之中，民众生活更为贫困。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作为革命者，王干青欲以诗唤醒那些抱有幻想的国人：不能逃避，不能做亡国奴。他以南京大屠杀作为此诗观点的印证，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人借《楚辞·九歌》“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的凄惨景象，控诉了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后，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大屠杀中所犯的罪行。

即事四绝（其三）

拼将碧血染山河，革命功勤斩伐多。

杀尽同胞同志在，燕云一割试横磨。

拼将：以生死来报效国家和民族的将士。功勤：功劳。斩伐：征伐。燕云：五代时期地名，燕指幽州，云指云州。横磨：横磨剑。这里比喻尚有精锐善战的战士与敌人拼命战斗。

诗人借五代时后晋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的历史典故，比喻当时尽管有投降派和消极抗战者，但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国家尚有希望。日本鬼子虽然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但是，在抗日前线，广大仁人志士仍不屈不挠，与凶残的侵略者进行殊死拼杀。其诗鸿朗高畅、雄深雅健。

即事四绝（其四）

自杀真成满地红，更看白日起辽东。

青天荡荡呼无路，相对人人说困穷。

自杀：这里指内战。白日、青天：皆指国民党的党旗，亦代指其政府、军队。辽东：原指辽河以东地区，此泛指沦陷的东三省。

诗人一直反对内战，他受中共的委派，身负秘密任务，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针对消极抗战，他在诗中以隐晦而又鄙视之语，描写了庞大的“青天白日”队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得很无能。“相对人人说困穷”含双义，一义指民众相互言愁；一义指国民党及其军队为保存自己实力，消极与日军作战，相互推诿之状。诗人遣词通俗，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呈毛主席

三秦北户古延安，上将威名说范韩。

自古贤豪不出世，如公英武信才难。

十年叱咤雷霆斗，一鼓和平亿兆欢。

沧海横流经此日，更看支手挽狂澜。

三秦：原指关中之地。后世将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为“三秦”。北户：此指延安是边远地区。范韩：北宋两大镇守延州（今延安）的名将范仲淹和韩琦。雷霆斗：意为使人如闻雷霆一般。亿兆：犹言众多的老百姓。支手：伸出手。

1937年，在中共四川党组织多方活动下，王干青以刘湘的边区代表名义，于同年8月被派驻延安。王干青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转达了刘湘和所部川军参加抗战的决心。毛泽东主席对川军决心抗日高度赞赏，并作了不少重要批示让他转达刘湘。经王干青的努力，延安与成都之间相互架设电台，双方随之正式收发电讯，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在延安的4个多月中，王干青受到毛泽东的专门宴请和多次接见。他回川前夕，毛主席又赠与亲笔题字的全身影照一张，这令王干青激动不已，诗兴油然而生。此七律，表达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崇敬和仰慕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力挽狂澜的倾情颂扬。

全诗气势恢宏，用典妥帖。显然，与中共中央主席近距离商谈国事及其延安经历，成了王干青革命生涯中的重要节点。

李调元诗中的川西民俗

闻元馨

清代学者李调元曾自豪地说：“余半生宦迹所至，足迹几遍天下。所至之处，辄访问山川风土人物，采其异乎常谈，并近在耳目之前、为古入所未志者，辄随笔记载，以为尘谈之资。”

乾隆五十年（1785）李调元落职退居家园，至嘉庆七年 （1802）去世。置身民间18年，他察民俗、观风情，更注意了解人民生活。时而与老农随意共话桑麻、饮茶道古；时而骑驴乘舆遍游蜀中山水、访寺问僧。登山临水之际，吟唱了耕田、砍樵、采茶、捕鱼、牧牛、烧窑、采石、车水、榨糖、种树等多层面的劳动生活。其中不少诗篇生动描绘了当时的风俗习惯（包括饮食、娱乐、信仰、礼仪、节庆），对研究四川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成都人过春节，家家户户爱吃汤圆，小贩叫卖之声充溢于大街小巷，李调元风趣地吟咏：“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尽散，孤灯犹唤卖汤圆。”他的另两首咏元宵：“十字楼头星共灿，万家门口月初明。管弦奏处莺吭滑，帘箔钩时翠黛横。”“烛天火树三千界，照地银花十二行。宝马长嘶成队醉，油车细碾遍街香。”正月听灯曲：“自是州城乐事多，元宵未到早笙歌。”看踩高跷：“金鍪银铠阔步来，恍若天上诸神下。”锦官城当年欢度元宵的热闹繁华令人如闻其声如睹其景。他写成都驷马桥：“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藕，桥南无数白莲花。”好一幅乡土气息浓郁的蓉城风俗画！

清明与诗友们出东门踏青，看到城隍出巡，登白塔后临薛涛井凭吊，当晚置酒真武宫即席赋诗，实录了“车马如云有堕簪……游人多在百花潭”的清明祭祀情景。重阳节在儿孙的扶持下登高：“昨日萸囊（用茱萸做的香囊）都不带，今朝菊酒尚盈樽。”可知当年德阳罗江一带重阳节佩香囊、喝菊花酒的古风。除夕夜全家欢聚祭祀祖先：“病躯懒放除妖爆，只把龟蛇镇宅悬。”证实了《周礼·春官·司常》记载的用龟蛇镇宅，捍难避害的古习相沿至清代。正月初二李调元自携家乐戏班，走妹妹和亲家处贺年：“高亲家中啖牛肉，曹姑宅内吃猪腰。”初六与挚友何人鹤河村观灯：“不到元宵已管弦，况逢狂友更欣然。虽无宝马香车逐，却把山猿野鹤牵。赢得春盘（春饼夹生菜称为春盘）先到口，偷随少年共摩肩。明朝定有人传说，两个诗翁老欲颠。”该诗淋漓尽致地将农村观灯风俗、喜庆气氛以及诗人童心勃发，酷爱民间艺术的欢乐心情表达出来。《寒食姜诗墓观赛》中记下孝泉镇当年“寒食千家挈酒壶……黔首今朝共赛巫”的盛况。八月十五路过小坝关（今安县境内）看见“赛祠戏散台仍在，打稻人忙市早收。村饼山梨聊过节，一年难遇是中秋”，山里人喜逢中秋唱戏、吃饼、啖梨的乡风民俗令人分外亲切。

至于诗人于1798年写的《弄谱百咏》对民间杂技活动一百种包括傀儡戏、提戏、三棒鼓、都卢戏、扑跤、打拳、投壶、打马戏、吞刀等，各取主要特点，合成七言诗一百咏，就更是极其珍贵的民俗资料了。

千秋亭废剩青山

——唐开元《石亭记·千秋亭记》的逸闻往事

钟力生

盛世文章

盛唐之时，文化兴盛。大唐开元十八年（730），西蜀梓州铜山县（今中江县广福镇）的几名县级官员，搞了一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他们在离铜山县城东北5里的玉江边（郪江正源），修了一座石头离亭，取名“石亭”。

离亭又叫驿亭，是古人举行送别仪式的地方。5里以外的，又叫长亭。“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首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词、广为传唱的歌曲《送别》，就充分展现了长亭送别的场景与心绪。

古人素来看重离别之情。那时交通不发达，所谓生离死别，或许一别即是永别，再见即再不能相见。送别是人生大事，所以修建这座送别之亭，也是铜山县当时的一件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得到了县领导寮丞宋元愻、主簿郭钦让、县尉崔文邕的大力支持，县尉崔文邕是项目的发起人和实施者。当年12月工程竣工，铜山县搞了个盛大的落成仪式，并请文笔出众的邻县飞乌县（今中江县仓山镇）前主簿赵演作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石亭记》，请铜山县书法出众的前主簿郭延瑾书写，刻记于石亭旁的崖壁。

《石亭记》引经据典、文笔优美、精干简洁、结构紧凑，是一篇教科书般的范文，可惜作者赵演官职和名气太小，文章不能广泛传行于世，除《潼川府志》《中江县志》以外，其他典籍仅晚清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所编著的《唐文拾遗》收录此文。全文如下：

石亭记

盖此石亭者，送别之地也。昔汉国二疏辞郊，七子风流雨散，有追送之篇章；西倠□梁，是分歧之祖饯，何独古之凄怆今之□凌乎？粤我县寮丞广平宋元愻、主簿太愻郭钦让、尉博陵崔文邕总括宏才，且安□秩，承凋弊之俗，行辑宁之化，政能垂绶，声辍调弦。去来宾朋，不欢会于永日；远近郊郭，惜悲离于一时。供帐虽开，野亭多阙，而乃春藉芳草，秋倚乔林，赋诗赠行，酌酒相劝，亦以别矣。然崔子名族之秀美，干于事，适于时，爰凭岩崖，用省结构，袥嵌岩以高敞，豁崆峒以傍开；种柳横阶，莳兰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溽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钱，红癣织锦，俯伏江浒，编联道周。是以驻征盖于浮云，长鸣班马；握离杯于沟水，促转飞鹦。庶将来之吾贤，知有作之明悊；式刊古石，永烈声徽。是时开元十有八年冬，星回大荒落，月应大吕，朔临甲乙，日御戊辰。前飞乌县主薄赵演词也。前铜山县主薄郭延瑾书。

文中“二疏辞郊”用的是西汉高官疏广、疏受叔侄辞官归故里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的典故；“七子风流雨散，有追送之篇章”和后来晚唐诗人罗隐《寄酬邺王罗令公》诗中“书札二王争巧拙，篇章七子避风流”的句子，都是出自东汉末年建安七子王粲《赠蔡子笃》诗中“风流云散，一别如雨”的典故。“长鸣班马”“促转飞鹦”则脱化于大唐宰相苏颋《赠彭州权别驾》诗中“黄莺急啭春风尽，班马长嘶落景催”，同时代的诗仙李白在《送友人》中也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等送别诗句。文中骈文华丽，词句优美，“种柳横阶，莳兰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溽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钱，红癣织锦，俯伏江浒，编联道周”，生动地描绘了古道边、石亭外的四季美景。“驻征盖于浮云”“握离杯于沟水”则描绘了士人们别离时，驻车于石亭，在水天一色浮云入江的郪江畔，曲水流觞赋诗赠行的高雅情趣。

第二年，开元十九年（731）五月，县尉崔文邕仍觉意犹未尽，遂将“石亭”更名为“千秋亭”，在崖壁《石亭记》后亲笔补题了一首诗，来进一步彰显自己的功绩，并追改标题为《石亭记·千秋亭记》。诗文如下：

五言·千秋亭咏并序

朝散郎行梓州铜山县尉博陵崔文邕

此千秋亭者，邕草创也。故得词人刊其不朽，自兹作古，仍勒是诗，客歌郢中，庶有同唱者矣。

饮饯凭何地，依岩辟此亭，

玉江标胜讬，石壁效题铭；

秋染藤宜紫，春图柳爱青，

樽来是离酌，皆为送归情。

开元十九年岁次辛未五月五日

崔文邕官职虽小，却出身显贵，“博陵崔氏”在东汉即为名门，后发展为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等齐名的一流士族。曾参与“神龙政变”逼迫周皇武则天退位，迎立中宗李显复位的大唐宰相、博陵郡王崔玄暐和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著名诗人崔颢，都是“博陵崔氏”。在唐朝，博陵崔氏一共产生了15位宰相。崔文邕追改石刻的行为，反映了开元盛唐时士族子弟渴望建功立业，以图千秋不朽的浮荣心态。

千秋亭并不能千秋永存，32年后的大唐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避祸梓州的诗圣杜甫在此送别友人，曾赋诗一首：

  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得芜字）

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

异方惊会面，终宴惜征途。

沙晚低风蝶，天晴喜浴凫。

别离伤老大，意绪日荒芜。

此后，传世文章、诗词中鲜见提到“千秋亭”，亭子很可能消失于唐末乱世，唯有《石亭记·千秋亭记》摩崖石刻历经千年，留存于近代。

千秋书法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都青羊宫附近的古玩市场间或有人在售卖一种碑帖拓片，有的裁切成册，有的裱成横幅，因其字体舒张遒逸、颇有古意，为书法爱好者追捧喜爱，因帖中题名“石亭记·千秋亭记”，人们省称为《千秋亭记》或《千秋亭帖》。

其实早在道光年间，《千秋亭记》摩崖书法拓片就已逐渐在世间风行传播了。当时，分管政法监察的省级领导、四川按察使刘喜海，对金石古泉、碑刻书法极有兴趣和研究，他得到《千秋亭记》摩崖书法拓片后，十分喜欢和重视，时时品读把玩，并在拓片上钤了自己的私印“刘燕庭西蜀得碑记”“丙午”二枚，这是现今已知留存于世时间较早、存字较多、拓印清晰的版本。

刘喜海，字燕庭，山东诸城人，家学渊源深厚，曾祖是刘统勋、叔祖是刘墉刘罗锅。他以治金石学最有名，鉴赏金石，过眼即辨。任官职20余年，不慕荣利，箧中金石、古书，以车辆装载，有“博古君子”之称。他将自己喜爱的《千秋亭记》照原样缩小摹写，和自己收藏保存的四川（当时含重庆）汉至唐、宋的碑刻、器物等一并画样临摹，编入自己所著录的《三巴孴古志·金石苑》（5册）中，这对四川地区的重要碑刻等文献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三巴孴古志·金石苑》在日本帝国图书馆有藏本，并钤盖“明治四三”印戳。刘喜海后来在浙江任职时，因“嗜古”被人弹劾丢官。

清代对书法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碑学的兴起，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学者们极其重视对碑石、摩崖、墓志等的访碑考察和摹习，这极大地推动了《千秋亭记》碑帖的传播。清末民初，大书法家康有为对《千秋亭记》十分钟爱，据说康有为晚年得到《千秋亭记》拓片后，秘而不宣，“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近代藏书家、校勘学家章钰先生（1865—1937），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1902—1991）都持这种观点。

章钰曾在所藏《千秋亭记》拓片上题签道：“近康有为实习此刻而成一脉，乃所著广双楫有卑唐一篇，真欺人也。”（《国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

1943年，商承祚在重庆购得《千秋亭记》拓片，一见大为惊讶，认为印证了康有为习练《千秋亭记》的说法，他在拓片上题跋称：“康有为书法自诩宗魏，遂有尊魏卑唐之论，今见此知康书所自”“师魏之说，夸诞大言，遂被揭破，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其实书法入门练习中自古就有“习北碑”“尊二王”“崇颜柳”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强求。《千秋亭记》明显受到魏晋南北朝碑刻书法的影响，是含“汉魏风骨、六朝古意”的唐代摩崖石刻，和唐代盛行“欧、褚、颜、柳”书体风格迥异，康有为“卑唐”而不是一概抛弃，也不能算“欺人”。

当代成都书家林鲁辛这样评价《千秋亭记》：“鉴赏其书法，其书风一反唐代碑刻庄重规整之习，整个石刻书风的特点是散逸流宕，率真质朴，方圆兼备，不拘谨，不做作。文之部分以圆笔居多，楷行相参，结体欹斜别致，似有南梁《瘗鹤铭》遗韵，但更具神奇的变化；诗之部分以方笔为主，开张舒和而不失整饬，用笔入收转折健朗恣意，斩斫有势，大有北魏诸刻之豪气。如能认真研习领会《千秋亭记》的书法，可破板、刻、结的习气。在用笔及结体的变化上，使才任情的镕铸上，能得到很多启发。难怪康有为晚年的书法有该碑刻的痕迹，可见影响不小。”

有诗赞曰：“石亭送别水悠悠，妙墨都从峭壁搜。留得开元真迹在，赵崔文字亦千秋。”（民国·铜山书院·黄镜澄）

后  记

青山不改容颜，江河万古奔流。从千秋亭故地旁不舍昼夜涌流不息的玉江水，见证了铜山县文化的兴盛繁荣与历史变迁。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20岁的梓州铜山人苏易简擢冠甲科，为宋代四川状元第一人。苏易简的曾祖苏振为铜山县令，远祖即是大唐宰相苏颋，有词句“黄莺急啭”“班马长嘶”为《千秋亭记》所借鉴。后来，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祖孙三人以书法、文章著称于世，也许他们或多或少受到过家乡《千秋亭记》的影响吧。

秉承《千秋亭记》的唐风，受“铜山三苏”激励，宋代铜山一域文化更加繁荣，玉江流域增添了更多文化印迹，既有摩崖题刻，又有摩崖造像，内容涵盖儒学经典、诗文、宗教、记事、公约等诸多事物，是研究铜山历史、人文、风物、金石等文化重要的历史遗存，称作“玉江石刻群”。

明嘉靖辛亥岁（1551），陕西布政司左参议、中江人王惟贤为祖先寻找一处风水宝地，见铜山（元初并入中江县）“山川盘礴，形势悠扬”，惊喜其为“钟灵之府”，于是举家迁来，在此定居，并考察记录了铜山的石刻文化和历史名人。他在修建祠堂时还掘得几块古碑：《宋进士题名记碑》记录宋朝进士三十余人，苏易简三世名列其中。《宋参军赵鼎吉修尉廨碑》称“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之地”。王惟贤将这些写进了《铜陵纪胜碣》《铜山乡贤祠记》，并和《千秋亭记》一样刻于玉江畔的崖壁，用来“阐扬前烈，以开后人，实一方风化”。

清咸丰戊午（1858）九月十一日，中江县令林振棨和铜山当地的文化名人黄世喆、刘开蒙、林捷升等，冒雨寻访了铜山的文化遗迹菩萨崖、当阳石、飞来泉、龙隐洞等，并观唐开元十九年千秋亭题咏石刻，“尘襟为之一爽”，并赋诗赞道：“千秋亭废剩青山，唐代名留管扫斑。曾见开元全盛日，韩陵片石在人间。”

20世纪70年代，农业田土改造时，《千秋亭记》摩崖石刻遭到一定损坏，但仍不时有人前来拓印残字，当地农人恼怒拓印者经常践踏庄稼，遂用镰刀将其残字剜去。至此，存世1240余年的《千秋亭记》摩崖刻记完全消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张邦伸和他的《锦里新编》

丰  文

张邦伸（1737—1803），清代汉州张家后营（今广汉市新平镇）人。其先世为江西太和县鹅溪口人，元末迁湖广麻城县。明初，先祖千户指挥张伏三随汤和定蜀，张氏遂家于重庆荣昌县。后来，分荣昌县地置隆昌县，张氏遂为隆昌人。如果按照清代以前入川算作四川土籍的话，张氏也算是老四川了。清初为避战乱，张氏曾迁居遵义，乱平又迁回隆昌。至张邦伸曾祖父张连义，因隆昌大旱，迁居广汉，张氏遂为广汉人。张邦伸出生时，其父梦游蓥华山，故为其取乳名为“华”，字石臣，号云谷。

张邦伸颖悟过人，工书法，善属文。乾隆二十一年（1756）考入锦江书院，与何明礼、张翯、李调元、姜锡嘏、孟邵同中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人称“锦江六杰”。但是张邦伸中举后的会试道路并不顺利，三次不第，大挑一等，分发河南，先后任辉县县令、光州州判、襄城县令、固始县令、兰阳县令等地方官职15年。任职期间，勤政善事，倡行文教，政绩显著，屡次被举荐为“循良”第一。他和罗江李化楠一样，是清代四川外任官吏中勇于任事、体恤民生疾苦、勤勉廉能的代表人物，是广汉历史上的著名乡贤之一。

由于久在宦海沉浮，张邦伸深知其中的劳苦与险恶，遂绝意仕进。乾隆四十六年（1781），张邦伸“意在告养”，婉拒上司欲升其直隶郑州的“酬劳”，辞官归里。

在辞官归里的20余年间（1781—1803），张邦伸悠游林下，以课子弟、勤著述、唱和交游为乐。乾隆五十三年（1788），其子张怀溎与里居好友、著名学者李调元之女缔姻，双方结成儿女亲家。两位学人均以蜀学复兴为己任，笔耕不辍，成为清代蜀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根据《云谷年谱》的记载，张邦伸所著书除《锦里新编》十六卷外，还有《光郡通志》六十八卷、《绳乡纪略》十二卷、《云栈纪程》八卷、《地理正宗》八卷、《云谷年谱》二卷、《云谷文钞》四卷、《云谷诗钞》八卷、《西园唱和集》一卷、《热河纪行草》一卷、《排律韵会》四卷、《全蜀诗汇》十二卷、《汜南诗钞》四卷、《唐诗正音》十卷、《明诗七律选》二卷、《庆诞录》一卷等书数十种。据学者统计，张邦伸生平著作共有20部，192卷，分属经、史、集三部。其中，专著类12部147卷，纂辑类8部45卷。他既是清代四川著名的地理学家和诗人，也被视为汉代以来广汉著述最多的学者。在现存的史部作品中，以地方志《固始县志》、杂史类《锦里新编》、地理旅游类《云栈纪程》为代表。本文仅就《锦里新编》的基本情况作一介绍。

一、成书时间

按照《云谷年谱》所记，《锦里新编》完成于嘉庆五年（1800）。1984年，巴蜀书社影印了《锦里新编》，是书首题“嘉庆庚申夏镌”，嘉庆庚申，即嘉庆五年。由此说明，张邦伸书写成后，就正式出版了。这一年，张邦伸64岁，因为“达州贼党偷渡嘉陵江，余避居省垣，于北门内买宅一区，挈眷居住”“锦里新编十六卷成”。由此可知，这部书是他在成都躲避战乱时写成的。

二、撰写目的

撰写此书的目的，作者在书前的自序中说：“蜀居华夏之坤，号称天府。岷峨江汉，载育其英。汉唐以来，原为人文之薮。自明季兵燹，摧残益都，文献扫地尽矣！”巴蜀文化在明末清初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我朝定鼎，百有余年。列圣相承，经文维武，教泽覃敷。凡沐升平之化者，莫不争自濯磨，以为熙朝之俊乂。蜀虽僻壤，其间忠臣义士、孝子烈妇以及高人仙释之流，可信可传者，所在多有。倘不登诸简册，以为异日考证之资，不几久而就湮，无以彰景运昌明之盛乎！”至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四川社会经济文化已经全面复兴，需要人们去记录历史，以彰显“国朝”昌隆的国运。这就是张邦伸撰写《锦里新编》的动力。于是“伸端居多暇，爰就所闻，汇而辑之”。可以说，这是一部凝聚了张邦伸晚年心血的史学著作。

三、书名由来

在凡例中，张邦伸专列一条，说明书名《锦里新编》的缘由：“是集初名《锦里新闻》，后阅唐时书目，亦有是名，系段成式寓成都时作。虽所载不尽蜀事而流传已久，自不便仍袭前称，致同剿说。故易‘闻’为‘编’以别之。亦昔人《益州记》《梁益记》之类耳。”

四、书的体例与内容

作者仿照雍正《四川通志》体例，损益节略，将所记四川名宦循吏、文秩武功、乡贤节烈、边防戍卫、异闻奇事编为十四门：“首名宦，嘉循吏也；次文秩、武功、儒林，志乡贤也；次忠义、孝友、节烈，重敦伦也；次流寓、异人、方伎、高僧，表异行也；次贼祲、边防，慎戍守也。终以异闻见山海大荒，怪怪奇奇，无所不有。”

为让读者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现将全书条目辑列如下：

卷一：名宦10人，李国英、郝浴、于成龙、赵良栋、刘德芳、陈璸、陈聂恒、黄廷桂、费元龙、顾光旭，附录：林方伯事略、二贤尹事略；

卷二：文秩（一）34人，王新命、简上、陈瑺、李仙根、张吾瑾、彭襄、白良玉、唐敬一、刘沛先、萧亮、杨应魁、张思房、罗为赓、蒲昌迪、赵宏览、刘如汉、程正性、张象翀、张鹏翮、黄际盛、李先复、赵心汴、杨葴、杜廷玉、袁开圣、李钟峨、向日贞、岳濬、曾亮、陈暻雯、严瑞龙、胡瀛、王恕、杨宏绪；

卷三：文秩（二）19人，蔡时豫、雷畅、张汉、邓时敏、顾鸿、周煌、顾汝修、李化楠、周万殊、彭端澂、王清远、高辰、陈琮、李漱芳、陈朝诗、罗楯、陈鹏飞、王畊、唐乐宇；

卷四：武功27人，杨展、陈登皞、余飞、周鼎昌、刘道贞曹勋合传、彭万崑、郭荣贵、张正化、李芳述、张奇星、吴伯裔、韩成、韩良辅、韩良卿、岳钟琪、周瑛、张朝良、谭行义、韩勋、樊廷、刘应标、冶大雄、岳钟璜、宋宗璋、张霖、刘仕伟；补遗3人，杨天纵、岳超龙、颜清如；

卷五：儒林54人，费密（子锡琮、锡璜）、余榀、值敏槐、林明俊、李瑨、李珪、唐甄、李蕃、先著、汤学尹、张象枢（象翀、象华）、杨岱（杨崑、杨岐）、杨兆熊、李以宁、李甡、李谟、傅作楫、张祖咏、向廷赓、何鉽、刘慈、董新策、龙为霖、易简、宋子嗣、周开丰、傅煇文、张奇瑞、李尃、彭端淑、彭端洙、杨凤庭、彭遵泗、高继光、许儒龙、周国器、邓伦、蔡时田、林中麟、何飞凤、李芝、敬华南、林愈蕃、李拔、黄景、何明礼、王家驹、张翯；

卷六：忠义27人，熊应凤、胡天湛、黄瑶、杨来凤、邱希孔、王祖承、傅永吉、杨继生、李成芳、杨春芳、傅汝友、周玉麟、王天禄、刘崑、倪国珍、王师槐、李文仲、徐维新、彭承绪、曹顺、岳廷栻、许世亨、黄仁、戴文焕、王重品、袁国璜、何元卿；

卷七：孝友105人，樊曙、张泰阶、任钟麟、罗为纮、冉宗孔、彭王垣、黄承冕、韩士修、冉德、樊泽达、贯玗、郭允广、苟金徽、赵日荣、彭镕、周俨、何天章、樊叙伦、汤辂、李凤翔、李长亨、樊泽迥、胡元雍、万谷阳、龚起凤、杨鼎、李方升、刘宗裕、吴国瑞、于前光、姚铨、张天锡、王翰中、邓颖孳、曾光祖、王允迪、萧氏、邱文秀、何之瀛、姜毓奇、李元勋、彭文举、陈登魁、罗彬、冷应诏、霍寿长、王文璋、陈我尧、黄志焕、吴君美、龚遂、王珙、丁世恭、李九文、叶重开、侯启印、罗心简、姜察、张凤舒、张元正、王荣秀、艾祖麟、冯天柱、张越、杨凤翥、高璞、谈中经、陈搢、孟衍邹、耿联甲、冯瑛、张天锡、王鹤立、冯勷、王伟、罗文斗、邓乾、李珍、李芳、胡其英、刘缵向、陈如佐、王登震、刘溢、胡宗玉、彭可富、骆应成、彭崇、谢朝玉、李化樟、邹玵、杨州英、王俅士、杨先宪、杨继光、何祉、周景旦、杨天植、汤日新、冯奇、舒登华、朱子范、胡大振、苟克孝、郑廷富；

卷八：节烈9人，严兰珍、齐飞鸾、许若琼、李丽华、裨将妻、周氏、马士骐、向节女、张节母程孺人家传；流寓4人，蒋超、王寡郎、黄霖、张清夜；异人9人，狗皮道士、罗节、曾虚舟、张諴、陈益、桂柏老人、李赤脚、毛女、张氏；

卷九：方伎5人，林虚泉、老神仙、张本元、朱世续、马元榜；高僧6人，海明、通醉、颠和尚、石穴僧、稽古灵、默野僧（附默野僧传）；

卷十：贼祲，张献忠、献贼余党、吴三桂逆党、苗匪、金酋；

卷十一：边防（一），金川、苗羌；

卷十二：边防（二），西藏、打箭炉、建昌；

卷十三：边防（三），叙泸、重夔；

卷十四：异闻（一），30则，察院怪、庙柱龙、关帝示像、桓侯护城、蔡守冥判、岳公前知、鬼打更、盗作伴、秦祖殿、鼋殻亭、成都火灾、泸河水患、李玉、邓新、杭州拆字、绵竹寻尸、落旗寺、刳儿坪、南台寺、北津楼、城隍点鬼、土地充军、塔井、徐坟、张家庙、王卓峰、宋总兵、马和尚、石经、铜鼓；

卷十五：异闻（二），24则，传经略（王赞武）、于公治狱、严抚吞钉、古梁州（江源考）、丰都县尹、渭南包公、詹守职、马镇番、罗江土地、忠山石人、梦呓惊贼、僵尸出棺、彭县塔、丙穴鱼、神辨交待、雷击偷儿、预碑、冥报、牛产麟、凤集墓、黑水、离堆、威勤侯军令、德将军战功；

卷十六：异闻（三），48则，红脸生、黑神庙、郭千乘、李半城、塔烟、山裂、天符石、鹤游坪、石室扶乩、李壁索命、张公弹、将军坟、地脉、乩仙、峨眉纪游、莹华示梦、摇亭碑动、衣锦昼行、偷梁换柱、借尸还魂、蛇精、龟异、金莲花、沙帽石、丽阳见仙、邻水退贼、李颠、廖氏、林青山、张克类、江口淘银、苗洞伐树、吴碧莲、杜侯度、土地垭、金堂峡、妖氛剪辫、水鬼镇人、黄解元、唐铁匠、古柏、乌杨、绵竹、杨梅、荔枝、杉板、罗汉松、黄葛树。

五、编写特点

《锦里新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反映了张邦伸的治史才能，这些地域特色和作者对治史的认识，都体现在书前的序言和凡例中。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写蜀人蜀事。“名宦系蜀省贤员”，“异闻就蜀中所见所闻书也”。通读全书，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清初至嘉庆间四川地区的政治演进史、文化发展史、风俗民情史，这些详尽的记录，在很多官修的地方史志中是没有的，对于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极有裨益。

二是书善不书恶。在凡例中，作者说，“是编发潜德之光，书善不书恶，从志铭体也。然必盖棺论定，始可立传。若其人尚在，虽德业事功，照人耳目，亦应观其晚节，不敢滥入简端”。书善不书恶，为发“潜德之光”；生人不立传，是要“观其晚节”——这种修史的原则至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三是纪事必真。作者查了《四川通志》，说明袁枚《威信公传》中记载的岳钟琪父亲岳升龙并没有南征之事。又查《八旗通志》，说明李国英平沉黎贼系“郝承裔”，非彭乐斋《玉吾公传》所记的“赫成裔”。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时间，明史记载的是“甲申冬十一月庚寅，献忠即伪位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而时人向陆海《史咏》、彭丹溪《蜀碧》俱载“献忠于甲申八月十六日僭位改元，与明史异”。作者认为，“向、彭皆蜀人，彭玉吾身经离乱，御寇有功，其子孙俱能言之”，因此在书中采用了后说。对于这些考辨的结果，他都“概从更正，不敢蹈袭前讹”。作者处处求真，名宦“籍贯科名以暨升迁事故俱不及知者，亦只俟诸他日采辑另补，恐失真也”；“兹‘贼祲’一门，多从数书中纂集，以其信而有征也”；“兹编以纪事为主，其全属子虚者概从删削，惟共闻共见而为世所不常有者始书之，以志不忘”。史学家最重要的学术德操就是求真求实，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一直坚持这一思想。

四是重边防军务。“蜀疆数千里，加以徼外蛮陬苗戎各部，更极万里而遥”；“边防为军国要务，采辑不厌其详”。“因取《廿一史》《名胜志》《方舆纪要》《四川通志》等书撮集成篇。复取我朝平定边夷各方略列于后，俾览者咸知。圣朝威德远及遐荒，实为前代所未有。而关塞之险要、兵制之精详，附见于中更可备筹边之策，或于军国不无小补云。”由此可见，张邦伸虽隐于林下，却时时充溢着关心家国安危的情怀。

六、《锦里新编》对认识清代中期德阳社会的特殊意义

张邦伸是广汉人，与当时罗江名士李调元、中江名士孟邵、绵竹名士唐乐宇过从甚密，并都建立了姻亲关系（张氏共育十子十二女）。德阳地区是晚年张邦伸的主要活动地区，他对这里的山川人物、民情风俗是非常熟稔的。《锦里新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清代德阳史料，对于我们认识清代中期德阳社会人物风俗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是留下一批德阳人物的传记。

如“文秩”门，保留了李化楠（乾隆壬戌进士、循吏）、王畊（乾隆乙酉举人、廉吏）及唐乐宇（乾隆丙戌进士、诗人）的传记资料。这三人精于治道，注重文教，是德阳古代廉能官吏的代表，值得学习借鉴。

在“孝友”门，作者为张元正（广汉人，歉年减价粜谷，以周贫乏）、张越（广汉人，张邦伸父，兄嫂染疫，朝夕侍奉）、孟衍邹（中江人，兄弟友爱，教子有方）、王鹤立（中江人，教子弟以忠厚勤俭为本，乡里化之）、李化樟（李化楠弟，和睦乡邻，持论公正，咸宜黄叔度、郭林宗推之）等立传，让我们管窥清代德阳的古朴风尚。

二是留下了一批德阳的风俗故事。

这些风俗故事主要收录在“异闻”一门。《秦祖殿》讲的是明代德阳县役秦子华私释冤囚、自缢殉义的故事。《邓新》讲的是广汉人邓新被鬼役带至地府，因“平时惜字，延寿一纪”的故事。《绵竹寻尸》讲的是一个贩卖食盐的绵竹商人，帮助陕西武功人寻找客死绵竹的父亲尸骸的故事。其余《徐坟》（中江）、《王卓峰》（中江）、《马镇番》（德阳）、《罗江土地》（罗江）、《李半城》（中江）、《山裂》（什邡）、《将军坟》（广汉）、《地脉》（罗江）、《蛇精》（绵竹）、《李颠》（广汉）、《黄解元》（绵竹）、《绵竹》（绵竹）等，“事虽离奇，实非诞妄”；“盖才人抑郁之气，幻缈之思，无所不至，往往托神仙鬼怪以显其奇傲也”。

这些人物和故事是研究德阳18世纪社会风俗的珍贵材料，是张邦伸留给子孙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以个人之力，纂写一部记述四川150余年人物时事的史学著作，其中困难不少。在序言中，张邦伸也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惟是蜀疆数千里，加以徼外蛮陬苗戎各部，更极万里而遥。山川既旷，耳目难周。以一人之知识，而欲括通省之菁华，得一遗九，挂漏实多。昔左太冲欲作《蜀都赋》，访之张孟阳，构思十稔而后成。杨升庵修《蜀志》，参阅既多，又得王舜卿、杨实卿两太守为之助，而后典核详明，足以传世行远。是编采录者，近时人事，既无书籍可考，又不能遍历疆宇以扩其见闻，故所载从略。然近山者知木，近水者知鱼。伸，蜀人，于三巴轶事闻见较真。虽谫陋荒纰，要可作方言嚆矢。即有笑为井蛙之见者，亦所不恤也。惟识者鉴之。”

《锦里新编》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距雍正《四川通志》成书的雍正十一年（1733）已经过去了67年。这段时间正是四川社会经济、文化学术逐渐恢复、发展的时期。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保存了雍正至嘉庆间发生在四川的重要事件、掌故与见闻，保存了大量人物传记史料。巴蜀书社编辑部在影印《锦里新编》的出版前言中说，“《锦里新编》有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县志编撰者必不可少之参考书，亦为研究四川文学、历史及其他方面不可或缺之参考书”。《锦里新编》奠定了张邦伸作为清代四川史学家的重要地位，张邦伸是德阳当之无愧的一代乡贤、历史文化名人。

十年磨一剑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冉宏林  雷  雨  杨  剑

桂圆桥遗址于2009年4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同年5月至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德阳市博物馆和什邡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由于桂圆桥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文化面貌与宝墩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但又有所区别，发掘者因此将遗址第一期遗存命名为“桂圆桥文化”。桂圆桥遗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搭建起川西北地区以营盘山、姜维城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之间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早期文明化进程、聚落与社会变迁等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桂圆桥发现十周年之际，为更好地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由四川省文物局指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旅局、什邡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协办，什邡市文体广旅局、什邡市博物馆承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4日至5日在四川省什邡市隆重召开。来自省内外文博单位、大学和新闻媒体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主题及讨论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

自三星堆遗址于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与古蜀文明有关的遗址陆续面世，桂圆桥遗址、宝墩古城、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和马家战国大墓等重要发现更是轰动全国。这其中，桂圆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寻找古蜀文明的源头提供了迄今唯见的重要线索。

在遗址发掘整整十年之后，主持和参与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研究员以“十年一剑——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与发掘、保护及研究历程回顾”为题，回首往事，重现当时的发现、发掘过程，重申桂圆桥遗址的重要意义，并系统规划桂圆桥遗址未来的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

什邡市博物馆的杨剑副研究员则立足桂圆桥遗址，系统梳理了什邡市境内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末期古蜀文明遗址的分布位置、工作开展、内涵特征及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殿增研究员进一步从三个方面指出什邡在古蜀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重要地位：（1）什邡是古蜀文明进入成都平原的第一站；（2）什邡是古蜀文明与汉文化融合的终点站；（3）什邡可能是古蜀国唯一留下文字名称的地方侯国。

尽管如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智彬研究员所说，桂圆桥遗址第一期遗存和第二期遗存之间尚有缺环，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三期遗存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似无疑义，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第二期遗存和第三期遗存明显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相似，属于宝墩文化。如此，早于第二期遗存的第一期遗存即是现今成都平原最早且与古蜀文明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其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年至4600年。毫无疑问，桂圆桥遗址充当着探讨古蜀文明来源的桥头堡的角色。

二、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

植根于四川盆地的古蜀文明，尽管与周边区域有高山阻隔，但一直以来都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些频繁发生的文化交流甚至有可能是古蜀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剑研究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万娇副研究员均认为桂圆桥遗址的部分文化因素来源于川西北地区。其中陈剑研究员从器物特征、信仰习俗、生业形态以及年代关系等多方面论证桂圆桥遗址处于营盘山遗址和宝墩遗址之间的节点地位，更详细勾画出川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四川盆地可能存在的四条路线：（1）沿涪江源头及支流火溪河，经平武县城进入盆地腹心；（2）沿土门河（湔江），经茂县、北川县、安县、江油市一带进入盆地；（3）沿岷江干流，经汶川县、都江堰、彭州市抵成都平原；（4）从茂县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所在的成都平原。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古蜀文明不仅在形成阶段受到外来影响，在发展、繁荣时期也与盆地外的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封口陶盉、铜尊、铜牌饰、玉璋、玉戈等均是重要见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田剑波馆员则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圆眼直喙歧冠鸟形饰入手，详细论述了包括古蜀文明所在的四川盆地在内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与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

上述以具体实物为载体展现的古蜀文明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只是表象，实质还在于观念和意识的交流互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映福教授就指出，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其以美玉和黄金表达王（神）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以玉琮表达王权的观念源自良渚文化，以璋、铖等玉器表达王权的价值观念源自中原地区，而以黄金等贵金属表达王权的观念则源自西亚地区。无独有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研究员在综合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寓意太阳的诸多祭祀器物之后，也认为古蜀文明日神崇拜的宗教意识源自长江中游地区。

回顾以往关于古蜀文明与其他文化交流互动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器物特征对比并由此作适当的延伸讨论，对于文化交流的实质问题如交流的途径、交流的方式以及隐藏在器物特征相似的表象之下的观念、意识方面的互动等讨论较少。在此次研讨会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无论是文化交流的具体线路，还是观念和意识方面的互动，都有较为精彩、系统的论述，无疑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了个好头。

不过，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显丹研究员和孙智彬研究员所说，在研究古蜀文明各个阶段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之时，不能“舍本逐末”，一味找寻古蜀文明形成、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外来因素，而要立足于对古蜀文明自身的深入研究，寻找内在因素。

三、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

随着聚落考古理论在中国的流行，以了解聚落结构、聚落性质及其变迁情况为主要目标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不断增多。具体到四川省，宝墩古城和三星堆古城就是开展聚落考古工作和研究较为深入、全面的典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唐淼馆员系统梳理了宝墩古城以往工作，结合历年勘探、发掘成果，在新的分期体系下讨论宝墩古城的聚落结构、生业方式和社会复杂化问题。他认为鼓墩子区域是城内规格较高的公共活动场所，田角林、蚂蟥墩和朱林盘三处聚落点为生活区域。人群通常选择在台地营造房屋，墓葬分布无一定规律，大都在房子周围或者低洼区域以小型墓地的形态出现。整个聚落呈现出以家户为最小单位，普通家户以该区域大房子为中心的（氏族式）生活模式。

三星堆遗址从2011年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中，此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了解遗址的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冉宏林馆员对此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他认为三星堆城址为“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外城圈，“多小”指位于外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外城圈和两座小城共用北城墙。三星堆城址的营建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分别向东、向南扩建，与三星堆城墙一起形成第二重城圈；于第三期偏晚阶段在城内东北部建造仓包包小城，并继续向南扩建东城墙和西城墙，与新建的南城墙合围成遗址第三重城圈。

尽管聚落考古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超过30年，甚至可以追溯至姜寨遗址的发掘，但由于考古年代学的固有局限，“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大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更何况，如今的考古发掘很难将一个聚落完整展示出来，任何关于聚落结构、聚落性质的研究都不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但是，宝墩古城和三星堆遗址的聚落考古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解决办法，二者都比较重视城墙、壕沟等线性遗迹，并据此划分聚落的功能区，重点讨论功能区整体的年代、性质及其变化。这些方法和经验将来无疑能够在聚落考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科技考古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古蜀文明研究，从最初的碳十四测年、成分分析，到后来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景观考古、环境考古以及体质人类学研究等。这些新内容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信息、新思路和新方法，为古蜀文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原海兵副教授对高山古城出土人骨进行了综合观察、检测和分析，认为高山古城人群平均寿命很低，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成年人大多骨骼发育中等，强壮者较少；可以大体分为“古华南类型”与“古西北类型”两种人群；疾病类病理现象常见，牙齿磨耗重，有“拔牙”习俗，创伤类现象极少；食物以C3类食物（水稻）为主，C4类食物（粟黍）为辅；少量女性幼年期以C4类为主，到成年期及趋近死亡以C3类为主，反映出可能由C4区迁徙流动到C3区的迁徙路线。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闫雪馆员对成都双元村船棺墓地的葬具所属木材进行了鉴定，确认均为楠属木材。她认为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及周边低矮山地应分布有楠属，先民因此就地就近取材制作船棺，而葬具用材并不适合作为墓葬等级、墓主人身份等级的标志。

科技考古研究在如今的中国考古学中越来越被重视，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不过，以往有很多科技考古研究实际上只是利用考古出土的材料做了科技分析与检测，实质上还是自然科学研究范畴，考古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结合还不够深入、彻底。在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手段“为我所用”，放到解决考古学关键问题的核心途径的层面上应该是大势所趋。上面的研究应该是很好的尝试。

两天的学术会议转瞬即逝，大量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结论本文难以全面总结，不过它们对于桂圆桥遗址及古蜀文明今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古蜀文明源头的见证，我们需要响应什邡文贤郭辉图先生的号召，彻底保护好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存。

桂圆桥遗址面积将近3万平方米，2009年的发掘面积不足3000平方米，尽管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受限于发掘面积太小，诸如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社会结构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与会者均认为针对上述未解决问题开展进一步考古发掘显得十分必要。为促进桂圆桥遗址和古蜀文明研究的深入，系统、全面地整理2009年发掘的材料并编辑出版是重中之重。

目前“桂圆桥文化”只有桂圆桥遗址一处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显然不足以支撑一支考古学文化，对于认识该时段以什邡为中心的沱江流域聚落形态及其变迁也形成了诸多障碍。因此，下一步还需要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桂圆桥遗址之外的其他同时期遗址，如箭台村遗址、鲁安遗址、星星村遗址的再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将“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附记：

本文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江章华研究员所作学术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各位学者在会议上所作学术报告的发言记录及演示文档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定，可能存在错误或偏差，请参考作者本人相关论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陈德安：《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陈剑：《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史前交通考述》，肖先进主编《三星堆研究（第二辑）》第179—19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本文引自《考古学是什么》第164—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考古》2015年第4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5期。

享誉乾嘉文坛的醒园

赖安海

引言：凡名流入蜀者，莫不至其地，至必有诗。

——乾隆翰林院编修、庚寅四川主考祝德麟《题醒园图诗并序》

清乾嘉时期四川著名私家园林醒园，位于绵州罗江县（今德阳市罗江区）城北20里云龙坝与毛家坝之间与云龙山相连的象山（今属罗江区调元镇百花村）。东滨泞水，南邻云龙坝扁担湾李氏宗祠，西接云龙山万松岭，北眺南村坝（今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乌龙村）。清乾隆罗江县壬戌进士李化楠建，其子、乾隆癸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李调元续建，额为清乾隆庚辰探花、编修、著名书法家王文治书。斯园“避俗离尘，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为川中士林所景仰，“凡名流入蜀，必至其地，至必有诗”。西蜀醒园与金陵诗坛泰斗袁枚所筑随园相媲美，乾隆末四川学政吴树萱有“西川江水六朝山，醒园随园差并偶”诗赞之，更以袁枚赠李调元诗句“醒园篇什随园句，兰臭同心更有谁”而享誉文（诗）坛。

李化楠（1713—1769），字廷节，号石亭，四川绵州罗江县（今德阳市罗江区）人。清代文学家，罗江乡贤、名儒，誉为浙江第一循良、京都“强项令”。乾隆七年（1742）进士，选咸安宫教习力辞不就，回乡建醒园课教乡人子弟。乾隆十七年（1752）补官浙江，历官浙江余姚、秀水知县，迁涿州、沧州、蓟州知州，宣化府、天津北路同知，所至皆有政声，卒于官。又工吟咏，熟韩苏。喜藏书，叹川中书少，多购诸浙江，航于家，为楼贮之。著有《石亭诗集》《石亭文集》《醒园录》。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童山、蠢翁等。四川绵州罗江人，清代文学家、戏曲理论家、民俗家、诗人，乾嘉时期四川文坛主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吏部主事、广东乡试副主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道员。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奉钦差送《四库全书》至盛京，为处置卢龙知县郭隶泰失职，与下属永平知府弓养正相互攻讦遭诬入狱，经新任直隶总督袁守侗保奏，赎归罗江醒园。归乡后，“笑傲山水，潜心著述”，以传承中华文化、复兴蜀学为己任，至死不渝。筑万卷楼，藏书10万卷。编刊大型丛书《函海》四十函165种873卷、《续函海》六函10种62卷。著述甚丰，遍及四部，达79种661卷。

一、醒园初筑

乾隆五年（1740）罗江廪生李化楠拔贡，乾隆六年中举，乾隆七年连捷进士。李化楠中进士后初被吏部分发咸安宫任教习，他自小立志要做一个清正廉明、为民请命，造福一方百姓的知县，厌做内务府培养满人官宦子弟之师，遂辞任回乡教授乡人子弟以待补缺。

他给父亲文彩公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的打算。在京逗留了一段时间，未待父亲的回信，他便毅然归乡。回乡后，一是于云龙坝复祖业，二是课教乡人子弟。邻祖宅旧基址，背依象山，前临泞水，辟园半亩筑别墅，寓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第三章中“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诗意，题名醒园。词填《生查子》：

不梦何云醒，醒来犹梦未。只合破梦关，方识梦中味。

有梦谁无醒，醒来犹是梦。为愁梦境多，那见醒人众。

又有诗《醒园二首》，其一为：

岁晚人闲后，幽斋尽日吟。

扫叶随风势，浇花趁日阴。

地偏云自在，山近月来侵。

种树书长把，无人知此心。

其二为：

半亩园中气味长，独开醒眼识羲皇。

乾坤百事由天定，善恶千秋自主张。

夏日最宜栽竹好，春来总为看花忙。

黄庭读罢浑无事，坐倚晴窗纳晓凉。

乾隆九年（1744），李化楠被罗江张姓乡绅延请于县城明代旧学宫兴办义学，子李调元亦随其学。再二年，李化楠受聘于绵州州城讲学，从其学者近百人。此一时期，他一边教学，一边营建自己的醒园，临江辟箭道、筑环翠轩，作有《黄莺儿》词：

溜溜送新凉，云去雨来忙。霎时水着窗棂上，隔断花香，掩却山光。

几回闲倚栏杆望。有何妨，乘风弄，正好听笙簧。

从上不难看出李化楠“原来得士作良民”“心中自是分邪正”“善恶千秋自主张”“正好弄笙簧”的仕途观。这期间，李化楠次子谭元（字龙山）、次女季香（二妹）先后出生于醒园。乾隆十五年（1750），时年16岁的长子李调元有作《云龙山》诗六首记别墅少年事。乾隆十六年（1751），李化楠接吏部函进京补官，次年外放浙江以知县用。至且充乡试同考官，旋补余姚知县。其子李调元遵父命于醒园苦读。

乾隆十七年（1752），李调元取为诸生（秀才），次年赴父亲任所，问学浙江。

二、别有乾坤

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李化楠因官浙江余姚、秀水知县，嗣权平湖县七年颇多建树，百姓称“青天”，巡抚彰为浙江第一循良，上表荐以知府用。不幸因父亲英华公（李文彩）丧，按制辞官回川丁忧。五月，李化楠率子调元于秀水启程，至扬州买舟载浙江所购书籍数万卷航归罗江醒园，令子调元分类标笺，编辑藏书簿，为楼贮之。李化楠精园林营造，在秀水任知县时曾受命以三月之期于嘉兴府低洼处修建了一处接驾乾隆皇帝的园林而受到褒奖。回家丁忧之初，李化楠与族中父老相商，将祖宅改建为祠堂，自己另将醒园背后的象山徐姓牧场购回，于云龙山扁担湾宗祠、先祖墓地与象山醒园之间的山岭广植松树，名曰“万松岭”，将宗祠、祖墓、醒园连成一片，总面积达十数顷之多。接着对醒园进行了重大扩修，山坳栽种梨树二百株，依山就势造亭阁，景区内十亩核心区筑墙垣圈护。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在祖宅旧基址新建的李氏宗祠即将告竣，醒园规模亦大具，适遇己卯科乡试，李化楠于醒园送长子调元赴举，诗以嘱：

相携曾上钓鳌台，襟袍当时为好开。

只道莺笺由蜀产，岂知花样自南来。

登坛旧有穿杨枝，叉手新夸作赋才。

多少白袍门外立，看儿夺取锦标回。

（李化楠《送大儿调元赴举》）

榜发，李调元中举第五名。

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李化楠丁忧期将满，清明节率族人祭祖，作《庚辰清明上先人墓值祠堂落成分韵得人字》：

祠庙初成重所亲，恰逢寒食庆佳辰。

云归远岫天光碧，水绕平川树色新。

香火百年缓缓绿，田园再回续前因。

云衱瓜瓞今朝盛，可念当时创业人。

次月，李化楠进京服阙将行，适逢母亲诞辰，设宴为母祝寿兼告别族人。

又有告别诗叮咛二弟化楩、三弟化樟云：

烟雨洗我容，云山荡我胸。

男儿不出路，埋没与死同。

在家亲恩厚，在国君恩重。

慷慨事驰驱，矢志自儿童。

中间曾遭变，乔木摧秋风。

秋风亦已过，此恨终无穷。

我有十亩园，近在祠堂东。

竹树栽已活，灌溉有园公。

无使滋惰玩，废弃长蒿蓬。

归来应迟暮，用此慰衰翁。

由此诗知醒园由最初的半亩扩至十亩，尚未包括醒园连接云龙山李氏祖坟的万松岭，连接扁担湾的李氏宗祠。李化楠抵京，吏部分发直隶（今河北省）以同知用，先后历官沧州、涿州、蓟州知州，宣化府同知、天津北路海防同知。

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李化楠母亲逝，复奔丧，再次回川丁忧。其间，李化楠除帮助罗江知县杨周冕修建纹江书院（后改名双江书院）、奎星阁外，在整理饮食笔记《醒园录》的同时，再次对醒园进行了增修，筑土垣以圈之。罗江东山“有柏高百余丈，大四十围，霜皮溜雨”被工匠选作造奎星阁的栋梁，弃其根。李化楠对杨周冕说：“此可斫为床。”杨知县欣然相送。李化楠请工“掘及九仞乃得。庸百夫撵之，溯江舁至醒园。除其沙砾，剥之、剔之，稍加修饰，杈枒蟠结，百窍灵珑，尽作龙凤龟蛇之状，截其顶，登之能容八人，可坐可眠，有若生成，故曰天然床。其广一间，屋不能容，置于箭道，以茅亭覆之。亭数为风雨所倾，而柏根坚如铁石，虽风日亦不能剥蚀也”，遂为醒园的镇园之宝。又于醒园环翠轩课教16岁的次子谭元（字龙山）、三弟化樟长子15岁的鼎元。李鼎元有《甲申偕龙山二兄读书环翠轩，每薄暮共持〈乐天诗〉暗诵十首，约过目即掩卷，取灯录之，率为常课，一日大人偶见，笑以为痴，承命口占》记之云：

过目相期诵不遗，朝朝争胜夕阳时。

谁怜一卷开旋闭，父笑双雏黠也痴。

且共挑灯徐对簿，仍留剩墨待吟诗。

诗成忽见月轮上，偷向西墙画竹枝。

李化楠在丁母忧的两年多里，精心打理醒园，心境超然，多有诗文。

如《山居即事四首（并序）》，喜吟历20余年陆续建成的醒园：

买地十亩，筑室三楹。避俗离尘，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手栽竹木渐成林，乐哉！斯土，自是园庐多逸性。老矣，归田，散步独游，曲折槛栏花烂漫；凭高远眺，迷离村树屋参差。既适志以安身，亦陶情而悦性。年华易逝，哪有仙药驻红颜；富贵何时？肯对灵山辞绿蚁。本来面目，别有乾坤。僻地无邻，岭上白云常在户；高峰有主，自来明月不须钱。登东皋以舒怀，橐笔成咏；倚北窗而寄傲，薤簟生凉。谓我何求？只向园林寻活计，于心已足，不劳问因缘。作小诗以质同好。

何处堪宜作此身，园林幽敞绝嚣尘。

锄荒结就三间屋，便与烟霞作主人。

山居非吏亦非仙，喜得名花尽日妍。

酒罢长吟无一事，望江亭下水连天。

牵衣直上七层台，眼底乾坤大放开。

林树苍茫村舍远，白云深处有人来。

看看两鬓白如丝，角利贪名到几时。

愿得人皆闲似我，常来共对一枰棋。

又于“园中作大石缸，养金鱼十余尾，缸面作小石山，山上栽花木数种，苍翠可爱，戏作小诗刻于缸之西偏”。铭诗于石缸：

山一卷，天半落。

水一勺，长不涸。

上承绿树阴，下见红鳞跃。

春色满园林，亭台随地着。

吾身淡无营，吾身欣有托。

何须海外觅三山，此间便是蓬莱阁。

（清道光二年版李化楠《李石亭诗集》）

乾隆三十一年（1766）秋，李化楠丁忧期满，携家小进京服阙。长子调元翰林院散馆出任吏部主事，次子谭元考入国子监读书。醒园交由三弟化樟管护，已取为诸生的侄子鼎元就读于纹江书院从大伯好友、罗江知县杨周冕习举子业，亦自读于醒园。是秋乡试李鼎元下第，作《醒园杂诗》八首并序记醒园事。

三、风雅醒园

乾隆三十一年（1766）秋，李化楠丁忧期满入京，暂署覇州、蓟州、宣化府同知，皆不满两月即去任。翌年四月调任顺天府北路同知，文武兼辖，负责乾隆自京师至承德避暑山庄道路及治安，又领项承建所辖平谷城工，兼署密云县。1768年木兰秋狝，李化楠因抗军机处不经查实命逮捕被雠人剪发的所属贠员，不惧大吏奏请皇上治罪，据理力争，得乾隆允准，改命李化楠在限期内迅速破案。案破，乾隆嘉以“强项”，众官皆言“开府当在目前，不久将大用”。惜在是冬惩处所辖密云知县任宝坊索贿案时，案犯被其姻亲亦是同党的知府、按察使袒护而翻供，按察使反讽其誉。腊月二十七，李化楠自刎殉名，此举震惊朝野，任宝坊被处极刑，袒护者分别被革职入狱、充军伊犁。当年除夕，李调元在保定守制开吊，直隶自藩臬以下皆来祭，有吊云：“可怜身为勤民死”“鸿雪仙踪杳没寻”。

李调元办理父亲顺天府北路同知任内事毕，携眷回川。丁父忧期间，李调元居醒园于环翠轩课弟谭元及从弟鼎元、骥元，长子朝础，族侄朝杰。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弟谭元、堂弟鼎元赴成都参加庚寅科乡试，二人行后，李调元独坐于醒园，想起父亲送己赴举的赠诗，遂作诗二首寄龙山（李谭元）、墨庄（李鼎元）二弟励之，令仆专程送至成都旅舍。其一云：

自婴尘世累，每为物所羁。

看花虽独往，何曾不相思。

相思亦无厌，夙与文字期。

龙山才颇豪，蝼蚓杂蛟螭。

青红浮大海，其色难磷缁。

墨庄最嗜古，落笔尚若迟。

每造幽淡处，芳兰茁阶墀。

二子虽远我，其实各有之。

秀密乃吾文，雄放似我诗。

倘能相观善，岂不成全奇。

吾衰无所用，钝拙徒自知。

日从童仆后，背手看花移。

但愿汝曹志，似此扬芬时。

桂子虽月中，何难摘一枝。

持此满我志，曷用空思为。

（李调元《醒园独坐寄龙山墨庄二弟》）

李鼎元接长兄诗亦复《和雨村醒园独坐二首》。是时醒园一株绣球花开，此花本春放，而秋后忽发，李调元奇之。不数日，乡试榜发，堂弟、廪生李鼎元中举第三十二名，弟、监生李谭元落第。李调元以为绣球花开乃“墨庄乡闱佳兆乎”，吟云：

春初已见雪成团，又得凌秋一朵看。

不为园中增景色，知从闱里发祥观。

蕊含琐碎星初摘，香缀琳珑露未干。

莫道广寒宫尚远，仙娥早赠玉珊珊。

（李调元《绣球已春放矣而秋后独发殆墨庄乡闱佳兆乎》）

鼎元和兄云：

玉为花骨粉为团，记得残春带月看。

忽报秋闱开满树，好同仙桂斗奇观。

翩翩队蝶枝头活，落落繁星岭外干。

举子正忙槐正蕊，一杯相贺洒阑珊。

（李鼎元《绣球秋荣和雨村韵》）

庚寅四川正主考翰林院编修祝芷塘为李调元会试同年，二人最为相契，副主考翰林院检讨邓笔山亦与李调元熟稔。榜发，新科举子拜谢座主，祝芷塘始知新科举子中李鼎元为李调元从弟，乃托李鼎元转告李调元回京过罗江时拜访年兄，兼观醒园。李调元闻说，顿赴成都相见，共游杜甫草堂。祝芷塘、邓笔山回京过罗江，特逾道谒李调元于醒园。李调元作诗《芷塘、笔山枉驾醒园》记其事：

四牡驯驯谬前过，忙开家酿尽千螺。

文章敢诩同人服，谈笑何妨俗物诃。

三载离情今日吐，万山深处使星多。

年来良友晨星散，何意风吹到薜萝。

（李调元《芷塘、笔山枉驾醒园》）

主人之贤、醒园之景、醒园之美食、醒园之自酿酒令祝、邓二人赞叹不已。次日午后，二主考告别，李调元将心爱的醒园银针马送于祝芷塘。不二日，祝芷塘差邮传递《醒园留别用杜工部游何将军山林韵十首》至。李调元作《和编修祝芷塘同年留题醒园用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韵十首》回寄，李鼎元亦作《祝芷塘邓笔山座主枉驾醒园同用杜子美游何将军山林韵十首》寄呈。

乾隆三十五年（1770）冬，李鼎元北上应次春辛卯恩科会试，落第。因三十七年春将举行壬辰科会试，乃寓居北京。在京期间曾于灵山观荷，灵山出灵泉，洼处十里荷花，十里香风，清风动云，净气拂林，飞鸟浴潭，这些都未能触动他的心灵，惟“却忆醒园好”，留恋醒园从调元兄学诗、习经史的日子。壬辰科李鼎元仍未中，遂归，回罗江南村老宅，时长兄调元已北上服阙，遂复寓醒园与二兄谭元同读，作《醒园》诗云：

别来花木高三尺，浪走风尘又两年。

故榻尚悬诗在壁，新秋重醉酒如泉。

钓鱼矶冷生苔发，招鹤亭空迸竹鞭。

愿与青山长作主，不教牛马损荪荃。

乾隆三十八年（1773）冬，李鼎元被绵州知州聘为涪江书院主讲。

其实，李调元在醒园丁父忧的两年多里，除课训诸弟及子侄外，还精心整理了父亲的饮食笔记，辑成《醒园录》书稿待梓；著成《醒园花谱》，对醒园景观进行了完善。据李调元丁忧期满回京所作《醒园图记》：

山凹筑厅三楹，临溪筑阁、设箭道，竹林造轩。半山建回廊、花厅，植名花异卉，设庖厨、浴室等游宴之地。象山之巅造望江亭，西岭栽万松，筑放鹤亭。下一层为贮风、延月二船房，辟有大观台。出蓬莱门北又有木香亭、酴醾架。下即鱼池、纳凉亭、非鱼亭。再下为清溪草堂、洗墨池，北为雨村书屋、石亭、临江阁，蔚为壮观。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李调元自罗江醒园至邛州访友人曹秋渔，与成都武担山下的才女万氏相识，二人相互倾慕，遂纳为妾，迎娶于醒园。乾隆三十八年（1773），万氏产后患恶露卒于京，李调元葬万氏于陶然亭东，悲痛中作《悼亡诗二十首》，又有《杂忆诗十首用元微之韵》忆与万氏之情事。

万氏，成都女诗人，善歌舞，有诗集《垂绒小草》传世，清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收万氏诗八首。

四、文苑之珍

乾隆二十九年（1764），李调元京中友人、善书画的朱子颖（孝纯）入蜀任珙县令，李调元托其向在绵州醒园丁祖母忧的父亲问好，并赠诗云“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升任重庆太守因回避事滞留成都，奉命调任履新职的朱子颖回到北京，凭记忆绘醒园图赠李调元。其九年前入蜀道过罗江县时，曾专程拜访居醒园丁忧的李调元父亲，宴游于醒园，对醒园诸景“故能一一详悉。使见此画者，不啻身在园中。而他日入园中，啻身在画中”。京中名流题诗者众。翰林院编修、庚寅四川乡试主考祝芷塘，忆与翰林院检讨、副主考邓笔山游醒园事，首题前游醒园所作诗十首，赞池台之盛，《序》云：“岁庚寅奉使入蜀时，主人宴卧醒园，子颖方守重庆。试事毕，逾道访旧，流连竟夕，沙竹之胜，鱼鸟之乐得周览焉”“越二载，主人来京，子颖亦改守山东，待觐阙下，别途作画，远近形势如在目前。醒园僻在遐陬，以主人之贤，凡名流入蜀，必至其地，至必有诗。子颖亦亲见者，故写景独真”。翰林院编修、吏部主事程晋芳有诗：“岭无平势涧无声”“罗江亦有峨眉春”。顺天府尹吴省钦诗：“一楼一阁置妥帖，一花一药罗芳鲜。”翰林院庶吉士、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姚鼐诗：“绵州馆毂剑关口，白沙碧水环杉柳。”上书房侍讲学士王懿修诗：“卜筑新堂绿野如，芙蓉溪畔谪仙居。”颖州知府蒋熊昌诗：“花木泉亭千里梦，既茨堂构百年思。”户部主事吴璜诗：“仿佛翠屏过细雨，荷锄闲立听猿吟。”翰林院庶吉士陈墉诗：“云龙之峰似突立，俯瞰众壑如垂肩。”翰林院编修诸廷章诗：“数分花月坐吟啸，结构林亭傍推阜。”太仆寺卿施朝干诗：“命名怀独醒，种树自含真。鸿爪惊遊宦，龙吟此穸窀。径开盘纡尽，工鸠次等均。高台览今古，元气接峨岷。”醒园自此名播京师。嗣后，李调元将朱子颖所绘之醒园图寄回，悬于醒园石壁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值全国举行甲午科乡试。五月，王懿修、李调元奉旨任广东乡试正、副主考。按例，主考王懿修分阅《易》二房、《书》二房、《礼》一房，副主考李调元分阅《诗》四房、《春秋》二房。草榜初成，李调元观封落卷叮咛诸房考再次搜阅落卷。是科共取广东举子七十人，解元出李调元分阅的《诗》房。九月初三出榜，有新科举子某送座师李调元刻有“文苑之珍、紫石之囷。归隐林泉，朝夕结鄰。万历丙午春南直王□□”紫石端砚一方，李调元得砚爱不释手，以魂牵梦萦的“醒园”二隶字铭于砚之左侧，遂名“醒园”砚。斯砚自此相随，后来他辑编的大型丛书《函海》及所撰众多著述之濡墨皆出于此端砚。广东乡试毕，李调元北上回京复命。

李调元在京期间，无时不记挂自己的醒园，曾诗《题醒园图有感六首》：

车家山下老农夫，走上长安十二衢。

昨夜乡愁眠不得，呼灯起看醒园图。

自分途穷命里该，君平不必太惊猜。

虎头不是封侯相，款假他时归去来。

每到花开踯躅时，故山不见与谁春？

生憎一幅醒园图，付与渔郎去问津。

再向天涯理客衣，回头三十九年非。

蓉溪春色花如锦，不为莼鲈也合归。

烦恼诗人二月天，长安买醉日高眠。

不须怪我朝参懒，梦里醒园只枕边。

故山茅屋傍云龙，欲寄新诗再折封。

寄语儿童墙角外，明年再添几株松。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李调元随吏部侍郎袁守侗扈驾东巡，深得圣心。次月回京，大学士程景伊保荐其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十二月十五日，李调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任上因补四川制军申报从军的刘培章湖北监利县典史缺，同司议驳，李调元忽又查出前有圣上允准事，复销去已画押，遂与满人掌印郎中永保意见不合发生争执。永保阴报军机处满人大学士阿桂、舒赫德，李调元据理相辩，二大员怒其顶撞，借京察之机以“浮躁”之名免官。按制，京官免职，须得引见皇上后方得离去。李调元等待引见期间，购书五车，作《留别京中诸友》诗告别：“十亩田园归去来，图书万卷手亲开。”旋送六弟声元（过继二叔李化楩，在石亭公三兄弟之子中声元排行第六，不久后病卒）偕同二妹夫之弟何九皋（绵州诸生、诗人）先期回蜀，作归居醒园计，赠《行香子》嘱之：

圆月当空，归兴何浓。拼今宵，须倒千钟。烦君归去，传与山童。添屋边桂、坞边竹、涧边松。

名利场中，争看充充。十年来，勘破穷通。从今归去，做个渔翁。钓一江月、一江雨、一江风。

又作《调笑令》词二首送族兄汝聪归蜀：

君去，君去，正是垂杨飞絮。那堪两鬓风尘，千里迢迢苦辛。辛苦，辛苦，屈指抵家端午。

分付，分付，说与东津渔父。茅庐结傍云山，塞上行人要还。还要，还要，添个石矶共钓。

风搅，风搅，惊散沙边鸰鸟。波平一只飞回，一只独留未归。归未，归未，应识人间风味。

听语，听语，堂上倚门望汝。须知家本孤寒，要把愁怀解宽。宽解，宽解，书看五车亲买。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二十八日，京察落职的七人在吏部大臣福隆安带领下入宫面圣，乾隆见京察免职中有李调元，乃问福隆安：“李调元朕素所知，何事填入浮躁？”福隆安以画押顶撞大员事相奏，乾隆着军机处传吏部堂官复查明白回奏。大学士程景伊复查后回报：“李调元因补缺监利县典史，查出圣上允准事，复销去原所画押，顶撞上官，故被填入浮躁，且该员办事勇往。”旨下：“李调元仍以吏部员外郎任。”八月十六日，李调元奉旨提督广东学政。九月十二日，李调元奉旨自京启程，携前任广东乡试副主考时所得之明万历紫石端砚赴广东学政任，开启了他立志传承中华文化、复兴蜀学的新征程。

五、笑傲山水

自从辛卯赴修门，十五年来梦始醒。

今日归家谁是客，鸥来隔浦鹭来汀。

（李调元《独游醒园》）

乾隆辛卯（1771）冬，李调元于醒园丁父忧期满进京服阙。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李调元广东学政任满回京，奉旨调任直隶通永道道员。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李调元遵旨送《四库全书》至盛京时，途中遇雨沾湿黄箱，在处治失职者及袒护官员一案中，乾隆帝见直隶总督英廉奏李调元怂恿家人吕福及婿役需索门包，骚扰地方，大怒，下旨革职收监。翌年二月，以李调元虽属失察，与故纵无异，问发伊犁充当苦差，后经新任直隶总督、熟知李调元的袁守侗面奏圣上，以“彼处称为才子，母亦老，乞许宽免”。乾隆允其以金赎罪，并准于复官。李调元出狱后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处境维艰，暂寓通州自己任上捐建的潞河书院教书，续刻壬寅《函海》二十函至二十四函（甲辰本），归居醒园后，新号蠢翁。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会试，四弟李骥元中进士入翰林。李调元长子朝础因父事弃科举。十一月二十九日，李调元得吏部照准归田。

李调元以曾在醒园亲课鼎元、骥元两弟，今皆登进士入庶常馆为傲。时西川罗江李氏四进士、兄弟三翰林，一时成为京师美谈。京中友人程渔门诗酒话别云：“便教从此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况先生已为传人，竟作名山不朽业可也。”祝芷塘亦有《送雨村同年归蜀》诗：“罗江瓦鼓趁社墟，锦里角巾收芋栗”“但是世间未见书，付之奇劂成功瞥。金销行见囊橐空，纸贵不愁《巾衍》竭。新都状元金齿戍，蜀士奉若祏主栗。表章补刻册余种，附以著述同不灭。集排二十曰《函海》，策蹇驮来驴背折”“田园丰美太平人，松竹之间乐晚节”。其言赞李调元评点的朝鲜四诗人的《巾衍集》在朝鲜传抄者众，几成朝鲜纸贵。所刻《函海》，集中多为世间未见书，所收明新都状元杨慎所著尤多，极可慰其一生。三弟鼎元亦有《和芷塘先生韵》送兄归蜀：“插架图书千万卷，校雠矧半付梨栗”“醒园花鸟正相忆，归与莫溷裈中蝨”“名山事业正须忙，石火光阴才一瞥”。

乾隆乙巳（1785）三月，李调元别京中诸友，于二十一日携家小，带上五车书籍及所刻的《函海》（二十四函）板片由通州启程，四月二十九日扺达萦梦已久的云龙山醒园故居。自辛卯年冬离别醒园北上服阙至归乡历十五年，故自叹云：“自从辛卯赴修门，十五年来梦始醒。”

李调元归居醒园，时值初夏，天旱无雨，醒园花木失色，李调元于园内仔细探查寻得大观台崖下沙土湿润，遂掘泉池一口，喜而作《凿池》诗以记：

天公久不雨，花容相对愁。

我知枯渴甚，携锄为花谋。

大观台下土，潮润如沙洲。

浸浸傍层岩，似有龙为湫。

面试先规定，始取土一抔。

百篑至丈余，水涌为渠沟。

滋滋一窠泉，微雨点作沤。

试以瓢饮之，已似汲长流。

岂惟供沓爨，兼使萌芽抽。

自是，李调元步入“笑傲山水，潜心著述”复兴蜀学的晚年生涯。最初的几年，他于醒园课僮教曲，讲学课士。从这一时期他的诗及所作《四桂先生传》中，不难看出李调元在文心画境般的醒园进行了外来剧种和四川本土戏曲的融合，实践他的“发人猛醒”“风醇俗美”“正鼓吹之盛世”“古今一戏场”的戏剧观。

下面是他的《移居醒园》四首：

出仕囊羞涩，归田食訾謷。

猢狲一朝散，鸿雁半天高。

忽忆先庐在，无烦卜筑劳。

溪边有渔夫，候我入蓬蒿。

不用移文至，先回旧草堂。

友朋游鹿豕，山水奏笙簧。

深柳同莺坐，京松看鹤翔。

沙鸥知我意，江上弄斜阳。

自是山居好，其如识者难。

妻拏愁说隐，父老爱谈官。

但使笙歌续，焉知米瓮残。

朝来一鼓吹，又缺半年餐。

尽道居官乐，终年沸管弦。

华筵添一笑，筦库少千钱。

祸福谁能料，功名总听天。

不如闲富贵，可当小神仙。

又有《戏作》：

世事无非戏，何妨偶作诙。

先生实苏产，弟子尽川孩。

书塾兼伶塾，英才杂俊才。

小中堪见大，此亦费栽培。

以及《醒园晚兴》二首：

寂寞掩柴扉，村雅带夕辉。

牛知望栏返，鸭自认门归。

况有栖迟乐，宁忘倚覆几。

流莹谙引路，先我照前扉。

两边山气和，一派水光曛。

渡口人归晚，溪头犬吠云。

萑苻愁肘腋，机械起妖氛。

安得鹰鹯逐，歼驱鸟雀群。

还有《醒园遣兴》二首（园中梨林碑刻）：

笑对青山曲未终，倚楼闲看打鱼翁。

归来只在梨园坐，看破繁华总是空。

生涯酷似李崆峒，投老闲居杜鄠中。

习气未除身尚健，自敲檀板课歌僮。

李调元归居醒园，办有花雅两个戏班，自编自导外出演出，笑傲山水。假《四桂先生传》自况：

四桂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慕五柳先生之为人，因指亭前四桂以号焉。喜种花木，其先人有园一区，日自培灌。好读书，家有藏书，曰万卷楼，每坐楼上，拥书南面，以为专城不足乐也。并绝世交，闻有从城中来者言城中事，辄掩耳而走，以书声乱之。顾性喜丝竹，不能寂居；又工乐府小令，家有数僮，皆教之歌舞。曾畜黑驴一头，亦谙音乐，每遇家僮登台演剧骑之，甫唱便旋转而行，唱完卓然而止，疾徐俯仰，能应节奏，人皆异之。先生性来，辄携数僮，跨黑驴，遍游名山大川，或经年乃归，归则仍独居楼上，不与人见，人或见经年不见黑驴与伶僮之出游也，又多疑其为仙云。赞曰：逍遥自乐之人，其天定也。不为利疚，不为威惕。所谓养其浩然之气而不动于心者乎！托身优伶之内，放荡山水之间，以著书自适，期殆鹿皮抱犊之流欤！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李调元又于醒园南村坝李氏族人聚居地先父石亭公所遗旧屋补过亭筑楼五楹，名曰“万卷楼”，将十余万卷先父与己所购、所抄书按经、史、子、集四类，分贮于四十橱，中多宋、明之板及濒临失传罕见书。秋闱，五弟李本元（二叔化樟第三子，鼎元、骥元弟）中举。十一月，万卷楼成，二十三日四子书香生，妾王氏出。时年54岁的李调元诗道自己的喜悦之情云：

老病相兼得子徐，宁馨捧出贺充闾。

归来万卷楼方落，正要书香似续书。

乾隆五十二年（1787），李调元重修醒园。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的四弟李骥元十分想念“是吾师也是吾兄”的雨村长兄，及弃科举侍父归居醒园的侄子朝础。诗寄雨村兄告诉自己思念一家三代和睦、子孙孝敬长辈的日子，李调元甚慰；又诗寄已是廪生、候选同知的侄儿朝础，忆怀十多年前于醒园共同受教于其父的美好时光。

寄雨村兄：

圣言何曾弃浩然，卜屋兄自爱林泉。

半生刚直遭人忌，万卷图书付子传。

清夜相思长入梦，故园归去又经年。

剑关西望潼关隔，那得姜家大被眠。

寄侄朝础：

醒园当日共嬉游，釆菊东篱趁晚秋。

步月光过延月洞，穿云多上看云楼。

晓逢村媪沽新酒，日伴渔翁戏小舟。

回首故乡千里隔，思君况对别离愁。

近年前，李调元在丁父忧的日子里于醒园课教二弟谭元、三弟鼎元、四弟骥元、长子朝础。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骥元时年十六，朝础时年十四，同课同嬉戏，情谊甚笃。“姜家大被眠”，此乃用醒园西南50里孝泉场东汉姜诗“一门三孝”故事。

六、士林景仰

乾隆五十二年（1787），李调元重修醒园，课教门生九人。翌年，四川总督李世杰聘其主讲锦江书院，力辞之。惜在醒园虽仅课士两年，童生董睿昌、夏之时、颜明典、陆士康、张士慊一年而入庠（秀才），诸生蔡晓声一年而补廪生，族侄李朝杰岁试第一名。李调元有《喜门生董睿昌试得案头》记醒园课士事：

谢却尚书锦江聘，却来村塾振金声。

乘闲小试春风手，高掇难居化雨名。

康海席前皆乐府，马融帐后尽门生。

他年造就若不负，定说真才自我成。

又，曾于醒园从学两年的汉州门生黄友冰戊午科乡试中举。嘉庆三年（1798）十一月二十日，黄友冰北赴次春己未科会试，过绵州话别。李调元以《回忆醒园两载师友绸缪》诗以送：

逢冬每苦病加增，乍见吾门喜不胜。

能夺锦标真快士，敢言衣钵有师承。

登龙已见三年化，附骥欣看万里腾。

笑语友冰需努力，官衔恐又一条冰。

李调元有父亲石亭公遗留的象牙韵牌，醒园课士之余他别出心裁，寓教于乐，常与门生或来访士子打韵牌集字作诗。贵州开泰知县、晚年主讲双江书院的冉玉嘉，门生、后著有《东坪诗集》的恩贡生颜东坪，皆有《醒园雅集诗牌集字》诗入载清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

冉玉嘉诗：

地僻堪留饮，天寒拟著裘。

书楼背山起，茅屋枕江流。

池小园来鸭，波摇渚戏鸥。

依栏凭眺后，落日下簾钩。

颜东坪诗：

客斋濒小集，清兴引朝晴。

野鹭有高志，秋鸿牵远晴。

萝痕依槛碧，岫影隔江明。

月上簾初捲，清碪何处声。

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李调元叔父李化樟卒，翰林院检讨、三弟李鼎元，翰林院编修、四弟李骥元丁父忧，兄弟三翰林相聚于醒园，成醒园一大幸事。李调元诗有《醒园杂诗八首同墨庄作》：

大观堂

万松围一台，前荣见千里。

每逢风雨来，涛声亦可喜。

木香亭

回廊深且幽，静室矮而敞。

时有幽禽来，作巢树梢上。

   栗亭

皱落听儿拾，炉煨任客尝。

安亭最幽处，四来栗花香。

坐花馆

桃李满芳园，天伦多乐事。

痴儿不解花，绕树寻果饲。

清溪草堂

清溪溪水清，照见溪上屋。

幽人正著书，灯光映修竹。

洗墨池

石亭下有池，题诗多石刻。

至今池下鱼，顶上有遗墨。

临江阁

俯视江天青，仰观江月白。

年年江上人，阅尽往来客。

巢云堂

古有巢居者，寥寥不可闻。

忽逢赤松子，长啸入青云。

李调元归居醒园后，入川官员、名流多以拜访李调元兼观醒园为幸事，地方州、县官吏，川中士子，亦以访谒李调元于醒园、宴乐唱和为荣。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四川丙午科乡试主考、山东曲阜翰林颜酌山试毕回京过绵州问候归居醒园的京中故友李调元，题隶书联云：

名园傍水多栽竹，小榭听歌好放船。

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绵州迁治罗江的第十一任知州浙江仁和人潘讱斋由富顺知县升任绵州知州，潘早闻李调元名望及醒园之雅，抵任不久即往赴云龙山访李调元兼游观醒园，诗题《游醒园》四首：

琴鹤贻远谋，云龙望气佳。

几筵新涕泪，游钩旧生涯。

草色青迷路，苔痕绿上阶。

高台瞰四极，秋意澹人怀。

已陟万松岭，还登万卷楼。

泰山兼土壤，海纳百川流。

滴露晨光起，然藜夜未休。

古香如可挹，欲去更夷犹。

才疏余短发，禄薄仗长搀。

自信心常逸，人嫌骨本凡。

问奇探奥窔，学语仰雕镵。

勿屏门墙外，因风惠一缄。

座上人俱醉，园中人独醒。

鸡群常混迹，鱼服欲潜形。

潺水升卿月，京门颂福星。

主恩不遗旧，名已贮金瓶。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初一，醒园桃李盛开，绵竹知县裕容斋自带绵竹大曲与安县知县张仲芳同访李调元，宴游于醒园，分韵牌集诗。不数日，绵州知州潘讱斋偕参军蒋玉墀亦来醒园赏花，李调元与潘知州各作诗二首：

李调元诗：

频年踪迹似踰垣，老病逢春只避喧。

谁使蓬蒿开竹径，顿将桃李比芳园。

乡风共试郫筒酒，往日空游下泽辕。

更有海棠开烂漫，题词应续石湖言。

小屋西边偶凿池，水栽莲芡岸栽桤。

欣闻太守停骖马，顿使山人倒接舆。

鱼跃青波知迓客，鸟拳风叶听吟诗。

他年着个茅亭子，劝稼来时好拄颐。

潘讱斋诗：

文光上徹紫薇垣，调进清平早息喧。

为问软红驰北阙，何如浓绿集西园。

诗笺寄与龙吟水，宦况惊心驹在辕。

君已回舆侬叱驭，相看一笑不须言。

欲借清阴阴小池，益州方物木称桤。

风流坐后饶丝竹，疎野人前著接舆。

久仰群公能作赋，何缘俗吏勉作词。

不堪草舍多绳缚，五凤楼题妙解诗。

是春，诗人何人鹤自京城归来告知李调元说：“朝鲜正副史者入贡，皆能背诵先生诗，并问其消息。”何人鹤游醒园后，题有五律：

暂作烟霞主，高风寄此间。

春来花笑日，雨过鸟啼山。

书幌随云卷，园扉带月关。

南村新酿熟，一醉破愁颜。

而入川名流仕宦至醒园拜访李调元，其往往多因李调元出游不遇，只得留题寄书以为憾。据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二十八载《金雁桥晤湛明府梦蛟之井研任，余视学广东时河源广文也，枉驾醒园不值，邂逅于此，并得湛祖贵、赵希璜二门生书》，卷五载《临安太守张同年阴堂（玉树）由武功携眷过绵枉驾醒园见访不值留诗而去》。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闱，李调元四婿张玉溪应乡试，诗题为《赏月延秋桂》，张玉溪得“延”字，有句云：“倚树人如玉，凭风句欲仙。”正、副主考争相击节曰：“此诗人也。”榜发，张玉溪中举，主考余秋室知为李调元婿时叹曰：“渊源自有因也。”遂托新科举子张玉溪向其岳丈李调元代索《函海》一部。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三载有《甲寅九月十四日中允余秋室（集）、副郎中范摄山（鏊）典试蜀闱榜发，回京道过绵州枉驾见访，适余游中江不值，以书问询，兼寄所画兰扇，并索〈函海〉作二律寄之》，余秋室所画金兰用泥金笔，自题以诗：

墨沼风生翠叶凉，秋光又喜到重阳。

素心不在繁枝叶，三两茎花一国香。

又寄书问候：“老前辈桑梓优游，提倡风雅，想亦多著述，不知付梓几种，甚欲先睹为快”“刻十三日抵州，承惠《函海》，尤深铭感。此书久播艺林，刻下坊间渐少。今得载与归，直不啻珍珠船矣”！是年十二月初五，婿张玉溪为岳丈李调元祝寿，告之将北上参加乙卯会试，李调元取万卷楼新刊《雨村诗话》（十六卷本）、《新搜神记》送其座师余秋室。余秋室得书后托其从弟、同官的翰林编修李骥元代转翰林前辈李调元信，信中对李调元极尽赞誉之词：“所示近刻，《诗话》则隽永不凡，《搜神》则奇诡可喜。古人云：‘不得异人，当得异书。’集谓得读异书，如见异人，正为老前辈道也。老前辈与随园老人正如华岳二峰，遥遥相峙，风云变幻，两不可测。而老前辈著述既富，兼之好古阐幽，多刻前人遗佚，此又尤胜随园仅刻其家集也。”

乾隆六十年（1795）秋，吏部员外郎吴树萱（寿庭）四川学政三年任满回京，原曾打算拜访李调元于醒园，适其去成都路上，已会于新都。过绵州（罗江）时作《绵州馆驿寄怀雨村观察》诗，句颂李调元：“江山风月作主人，诗名独占千古后”“此邦文献溯丹铅，后二百年传齑臼”“我来看遍蜀山春，蜀山尽入先生手”“西川江水六朝山，醒园随园差并偶”。是年岁末，三十年前锦江书院学友，曾官翰林院庶吉士、礼部主事，回川主讲锦江书院的内江人姜尔常荐李调元代己，诗云：

三年奚不到蓉城，高据文坛作主盟。

一席锦江君就否？歌声听罢又书声。

李调元作《寄姜太史尔常劝余主讲锦江书院，诗以辞之》二首，其一：

野鹤山猿孰肯收，兄宜林下任悠游。

平生从未居函丈，老命何须换束脩。

况有笙歌蛙两部，难离奴婢橘千头。

题诗寄与姜夫子，病马如今不受鞦。

李调元晚年，笑傲山水，潜心著述，引领四川文坛、诗坛，其名渐播大江南北，乾隆末至嘉庆七年（1802）李调元辞世止，京中故友，前翰林院编修、御史，辞官主讲云间书院的祝芷塘（德麟）；翰林院庶吉士、四库全书修纂官、桐城古文派“三祖”之一，辞官主讲南京钟山书院的姚鼐（姫传）；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王懿修（春甫）；辛巳探花、江右三大家之一，主讲安定书院的赵翼（耘菘）等知其归居笑傲山水，潜心著述消息后多寄信问候。虽一东一西，远隔数千里素未谋面，却神交多年、心心相印的己未庶吉士、性灵诗派三大家之首，辞官定居南京随园的袁枚，得李调元癸未同科进士、去官经商的王心斋红花客船之便，与之“西川江水六朝山”诗书往来，互赠著作。

乾隆六十年（1795）秋乙卯科乡试，李调元侄李朝凯（李鼎元长子）中举三十六名，副主考为庚寅探花王宗诚，出榜毕回京道过绵州代表其父礼部尚书王懿修拜访李调元兼观醒园，园中有竹林，李调元请转告其父题“何须问”三字。嘉庆二年（1797）春，李调元忽接王懿修同其子宗诚书并以《寄怀》诗问询，李调元回云：“余醒园竹林有‘何须问’三字，用王子猷（随性而为的东晋书法家王徽之）事，来书以为佳。”再和《寄怀》：“竹林实有何须问，乞赐题书到左绵。”嘉庆四年（1799），王懿修寄题李调元醒园竹林“何须问”匾及《寄怀李雨村观察诗四首并序》至。《序》云：“以西蜀之渊云，为南宫之冠冕。翰林风月，吏部文章。秘府抽丝，固早播词头之誉；公庭论事，宁徒署纸尾之名。”其第四首诗云：

绿水青风赤马船，梦中长到竹林边。

三竿作赋词偏好，千户封侯事或然。

画倩文同宜泼墨，诗传卫武自名篇。

匾成丈六书三字，惭愧悬针与裹绵。

其更得性灵诗派三大家之首的袁枚所称引。李调元嘉庆元年（1796）“五月十四日，下江红花客船到，从兴斋（癸未同年进士王心斋）信，得接袁子才（枚）书，娓娓千言，不啻觌面，兼寄近刻七种，并索《函海》”。李调元回寄新刊《雨村诗话》《童山文集》《童山诗集》《函海》（乾隆六十年万卷楼版三十函本），复《答袁子才先生》附《奉寄》诗二首。袁枚复《奉和雨村观察见寄元韵》二首：

访君恨乏葛陂龙，接得鸿书笑启封。

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

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

西蜀多才君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

蓬岛仙人粤岭师，栽培桃李一枝枝。

何期小稿蒙刊正，竟示群英谬赏奇。

面与荆州犹未识，音逢钟子已先知。

醒园篇什随园句，兰臭同心更有谁。

嘉庆五年（1800）四月初五，万卷楼突被啯噜贼所焚，李调元“一恸几绝”。九月三十日，绵州知州刘印全转呈舅舅赵翼新著《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及《寄雨村观察书》至，赵翼书中云：“同年至好，一别三十余年，万里相望，无由通问……伏念弟与足下出处大略相同。然足下动笔千言，如万斛泉，不择地涌出……居有园亭声伎之乐，出有江山登览之胜。著书满家，传播四海；提倡风雅，所至逢迎……”李调元始知绵州知州刘印全为其内侄，乃得复通音信，互寄近作。

“醒园随园差并偶”“醒园篇什随园句”。时醒园已代李调元之名而蜚声诗坛、文坛矣。

七、醒园之殇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十七日，李调元移居李氏族人聚居地南村坝祖遗旧宅新筑的万卷楼。从绵州诗人何人鹤《游醒园和李司马园亭即事韵》（四首）中不难看出他对李调元移居醒园出现的冷寂深感遗憾：

园林幽敞乐闲身，雨过山村尽洗尘。

二月清明春最好，重游不见种花人。

诗酒家风继谪仙，青春桃李日争艳。

花开花谢长如此，人事凄怆欲问天。

振衣齐步上高台，独立萧条四望开。

风和雨斜亭午后，双双燕子故飞来。

堤前杨柳暗垂丝，魂返春阴日暮时。

寂寞山林谁赌墅，一溪烟雨冷残棋。

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绵州诗人何人鹤由京师回乡，重游大嫂李季香之父、前顺天府北路同知石亭公李化楠所筑的醒园。诗人触景生情，作《游醒园和李司马园亭即事韵》四首。司马，清时为同知别称，即副知府。李司马石亭公于二十年前逝世于保定官邸，故园虽在，景色依旧，但诗人眼中的醒园却是一派清冷与落寞。第一首末句“重游不见种花人”道李司马去世、思怀故人；第二首末句“人事凄怆”道醒园第二位主人石亭公李化楠长子李调元之宦途厄运；第三首第二句“独立萧条”引出第四句李化楠长子、翰林院庶吉士李调元，次子、国子监生李谭元归居醒园后，今因李化楠三弟李化樟病故，化樟长子、翰林院检讨李鼎元，次子、翰林院编修李骥元回家丁忧，兄弟翰林“双双燕归来”，重聚醒园时，醒园却已萧条；第四首末句，诗人明知故问：“寂寞山林谁赌墅，一溪烟雨冷残棋。”此显然是针对李调元移居事。

究其原因，据李调元《童山自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事：时四川啯噜复起，对告官者报复尤为凶狠。本州（罗江）夏家湾、廖家沟尤多，横行乡里，露刃而行。而夏家啯噜贼居与醒园最近，竟也白昼入劫醒园，窃取衣物，李调元令家丁缚送官。先后寄绵州知州严作敏《论啯噜》三书，“并请立守望会照十家牌，互相屯保。严见贼势大，不得已，令捕役击毙夏伙贼江姓二人。而余族有从游者，亦以家法处泊之”。再则，先因平定金川之乱，四川各县设有军需局，按粮派夫马钱。李调元归乡居醒园，四邻农户因税赋重，求其购己田，转为佃户，李调元推托不过乃置业购云龙坝、南村坝田尤多。今金川叛乱已平，上已令停收，绵州官府仍循其旧，多次上醒园催收，李调元自是拒交。知州严作敏原为李调元官浙江时的吏目，竟持《大清律例》相骇。见骇不动，又阴令甲长宋士义弟兄勾结啯噜劫去李调元外出所乘驴及衣被。李调元修书派长子朝础赴成都呈报总督李世杰，蒙批准，交按察司将二宋足锁至省。严恐，五次至省暗中贿托审官劝李调元递悔呈。成都知府承勋欲行罚金，恐李调元不肯，以修罗纹江河堤为名诓李调元长子捐银一千两。不久，知州严作敏被总督李世杰参入大计，革职。是年，李世杰延李调元为锦江书院山长，以修金五百两恐其不来，属两司再加五百两为聘，两司以西藏兴兵为难，李调元遂力辞之。另则，李调元二弟谭元屡试不中，见二伯香如公较自己年少的长子鼎元、次子骥元皆先后成进士入翰林，今其第三子本元亦中举，自是郁郁寡欢，终日以酒为伴。李调元思之再三，乃假与谭元以棋一局为赌约，醒园归赢者，输者居南村旧宅并管护万卷楼。李调元输棋，遂于继母吴恭人所居祖遗旧宅新建的万卷楼处另筑别业（后增其式廓名曰囦园），添修函海楼，筹建万卷楼刻书坊。可见移居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开啯噜子的骚扰，寻得环境之清静，居万卷楼校书，潜心著述，续刊《函海》。

乾隆五十三年（1788）冬，李调元三伯香如公（化樟）卒于京。翌年三月，从弟李鼎元扶父亲灵柩归。五月初一，李鼎元在调元兄的陪同下探望李谭元重聚于醒园。李调元有《五月初一同墨庄（鼎元）游醒园》诗记云：

久不到醒园，三径荒都遍。

低头礙花枝，每被蛛丝罥。

池作十字裂，草深鱼不见。

酴醾架未支，纵横草间串。

兰花真幽独，细叶干如线。

翻让滋兰图，画出转葱倩。

蓬蒿争雄长，荆棘来相唁。

垣颓蹊为塞，石崩山亦怨。

拌足虺蛇蟠，衢路鸟兽窜。

破窗风飕飕，古屋月艳艳。

借问此胡然？课读失劝谏。

畦人事西畴，新田十双佃。

专力给我私，于公遂失盼。

今朝花木喜，幸识主人面。

伯仲两老翁，相携邀乃眷。

既来必有诗，吟成试听念。

何人具鸡黍，日暮举酒燕。

吾家有阿兴，烹炮难亦擅。

老子兴不浅，一醉目如眩。

回头谓园丁，诚之莫吾慢。

李调元面对迁居不到一年就落寞的醒园，虽然十分心痛，却并未责备二弟，亲自安排园丁，另佃出云龙坝田二十亩解决醒园维护经费。又秋闱将至，诗作《中秋风雨示龙山》：

人事今年又不同，一盘梨栗对衰翁。

已嫌月暗何当雨，早觉秋凉况又风。

菊为闰年开早蕊，桂因子夜落残丛。

隔篱呼取墙头浊，更与龙山一再中。

是科李谭元仍未中，至是颓废不堪。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李谭元卒于醒园，回京的李鼎元闻噩耗，哭祭以诗：

青天忽见雁行分，痛苦龙山讣远闻。

李广难封真有数，刘蕡下第岂无文。

墙头风雨千秋业，宅外溪山四尺坟。

记得当年同试日，人传锦市有机云。

李鼎元以唐代多才之士刘蕡下第典故喻富于文才的二兄李谭元。李谭元去世时子朝盘得大伯李调元照护，亲为课教，终被取为罗江岁贡。此期间，李调元再次对醒园进行了维修，恢复了昔日风平，亦多于此接待访谒者。李调元晚年多病，李朝盘常侍于大伯左右。嘉庆元年（1796）正月二十五，李调元大病初起，囦园诸花盛开，适四婿张玉溪自京回川探望岳翁至，李调元戏拈险韵，令婿玉溪、侄朝盘各赋一花，李朝盘赋得梅花，限牛字韵，诗云：

春信凭谁寄陇头，腊前爱而几登楼。

山边放鹤霜初下，江畔骑驴雪未收。

明月横窗疏影动，清风入座暗香浮。

谁家十里红梅放，误认桃园好放牛。

嘉庆五年（1800）春，白莲教军进攻绵州，李调元避乱成都。四月五日，十年前被李调元报入狱的甲首宋士义兄弟，趁机伙同二三啯噜纵火焚毁了李调元的万卷楼，李调元与其父两代耗尽心血、倾财力所购十万卷宋以来珍稀书籍及所抄孤本，收藏的字画、古董全部化为灰烬。李调元一恸几绝，建书冢，葬万卷楼灰于其中。嘉庆七年（1802），李调元辞世，蜀中士林多悼以诗，郫县诗人、古文词家孙澈过罗江作《罗江道中吊李雨村先生》诗云：

春天风雨至，马首大江来。

远树穿云立，孤城抱水开。

两川思老辈，一代感通才。

井络精英在，名园首重回。

自此后，李调元子嗣衰落，醒园亦渐废。长子朝础（廪膳生员，候选同知）、次子（养子）朝隆因万卷楼失守被贼所焚事已于嘉庆五年被李调元一怒之下逐出家门；三子朝夔致力整理先父遗著；四子朝尧年少，入赘成都前绵州广文杜庆乾家。守于南村家业的李朝夔历二十余年，整理刊刻父亲遗著及《函海》（道光五年《函海》四十函本），无暇顾及醒园。承继醒园的国子监生李谭元子、岁贡生李朝盘亦无多少建树。李调元二叔化楩无子，三叔李化樟有三子：次子翰林院编修、左春房中允李骥元患肺痨早于嘉庆四年（1799）卒于京，子亦殇，无后；长子、翰林院检讨、出使琉球副使、宗人府主事李鼎元，嘉庆十五年（1810）回乡丁母忧校从兄李调元《函海》并重刊，嘉庆十八年（1813）游扬州以枕骨疾卒于友人盐运史廖瀛署中；第三子、举人李本元（一名森元），道光九年（1829）79岁卒于贵州清平县任所；李鼎元长子、乙卯举人李朝凯考取咸安宫教习后未回籍，至此李氏家族再无出仕者。据同治四年（1865）《续修罗江县志》卷二十四举人刘正慧《醒园故址序》：“后因族人摧残毁折，忽焉萧萦。是时，葆初公（李本元字葆初，道光二年选授贵州清平县知县）远在清平县，闻之骇然。寄书切责，不准断一树，折一枝，然已不可培矣。醒园右即李氏宗祠，先祖李攀旺生三子，长房文彪公有六子；次房土逵公有二子，三房文彩公有化楠、化楩、化樟三子。乾嘉时李氏‘科甲宦迹甲于绵属’，至道光时文运逐渐衰落，继承醒园的李化楠曾孙、贡生李子竣（李调元二弟李谭元之后，岁贡李朝盘之子）因家贫无力修复，为避他人笑，不得已，恭请族中父老商议，遂将醒园地基及天然床售入李氏宗祠内，意欲培护。历十余年，虽未成规模，而凭高远眺，亦陶情悦性，与烟霞作主人。”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十五日，李氏合族共议镌刻《醒园故址碑记》立于敦本堂后。碑文云：“殆望世世子孙，触目关心，惕然于有基勿坏。夫考古之士，寻幽揽胜，因其碑碣而指之曰：某水某丘，此石亭公钓游地也。长楸高松，此雨村公所培植也。片壤犹存，典型如在。景行前哲之念，有不勃然兴耶。”刘正慧《醒园故址序》于文尾寄希望于李氏后人云：“且吾闻之李氏为邑巨族，后有作者丕振家声，力复旧制，庶几斯园之不朽也夫！”

岁月悠悠，世易时移。清末至民国初，醒园故址阴森的山林尚余残垣断壁和瓦砾。近现代，因历史上的某些原因，旧遗林木已无存，故址被毁，李氏宗祠面目全非，唯祠后仅存的摩崖《李氏宗祠敦本堂存赜》石刻，记录着李氏昔日的荣光。

日月流光，幸哉！1992年至1994年，当地党委政府据李化楠《山居即事》诗并序、李调元《醒园杂诗》（八景）先后分两期重建醒园于云龙山西天然形成的石团堆，园依场镇，滨灅水，截溪流，拱石桥，掘半亩塘，掏洗墨池，培竹山；择崖址，辟大观台，砌假山，筑石亭；铺箭道，建清溪草堂，造坐花馆、木香亭、雨村书屋、临江阁，设回廊。植华木以养园，觅醒园、李氏宗祠遗物以窥旧，塑李化楠、李调元二公像供谒访者瞻仰。碑廊刻醒园旧有诗文，李化楠及其祖父美实公、父英华传略，以及李化楠子李调元及侄李鼎元、李骥元、李本元，侄孙李朝凯小传于其上；拓刻咸丰十年《李氏宗祠敦本堂存赜》，书刻同治四年刘正慧《醒园故址序》、今人赖安海《重建醒园序》。斯园虽小，难窥昔之一二，却与文星大桥、远山近水相映成趣，仍不失旧有遗风。李调元诞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十二月初五，1994年十二月初五（1995年1月5日），德阳市文化局、德阳市教育局、德阳日报社、德阳市市中区政协、中共德阳市市中区委宣传部、市中区文化局、华文研究会、凤翥诗社、中共文星镇党委、文星镇（2006年改调元镇）政府在重建的醒园举行了纪念李调元诞辰260周年盛典，150余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作家、诗人参加。宣读纪念先生文，吟诵诗词华章——遗韵流芳馨故里，不尽双江奏笙簧。

1996年罗江复县，1997年县政府公布李氏宗祠遗址《敦本堂存赜》摩崖石刻、重建的醒园（园中大门旧遗清乾隆李氏宗祠大门石鼓、临江阁道光“李氏规戒碑”、木香亭宣统元年云龙小学堂“众议禀定条规”碑，门悬乾隆时期李朝凯“文魁”匾、室藏乾隆罗江知县杨周冕题赠李氏“忠厚开传”匾）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文献：

1．【清】李化楠《石亭诗集》《石亭文集》。

2．【清】李调元《童山诗集》《童山文集》《蠢翁词》《雨村诗话》《童山自记》《粤东皇华集》。

3．【清】孙桐生《国朝全蜀诗抄》。

4．【清】李鼎元《师竹斋集》。

5．【清】李骥元《李中允集》。

6．【清】《嘉庆罗江县志》。

7．【清】《同治续修罗江县志》。

8．当代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绵远河治理古今谈

彭忠富

一、绵远河概况

绵竹市主要河流均属沱江水系，仅白溪河属于涪江水系。河流均发源于西北部山区，流向东南平原，多属季节性河流。山区河谷陡峻，落差较大。冬春少雨季节，水量较为稳定，夏秋多雨时期，山洪暴发，往往造成灾害。绵竹洪涝灾害多发生在7月至9月，每年都要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根据《绵竹县志》（1992年版）记载，仅仅明清时期以来，涉及绵远河的洪涝灾害有32次之多。

以1964年为例，7月19日至21日，连续3天暴雨，降雨量县城达245.1毫米，汉旺镇667.3毫米，高景关338.8毫米。由于暴雨集中，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绵远河流量达2020立方米/秒，石亭江流量达2700立方米/秒。洪峰超过1934年的最高水位。全县冲毁防洪堤坝93处、护堤竹笼848条，冲毁山塘4口、河堰和渠道32条，淹没及冲毁农作物12623亩。汉旺、兴隆、拱星、绵远、广济、玉泉、新市、板桥、观鱼等10个乡被洪水围困1085人，淹死17人，倒塌房屋435间，冲走大牲畜13头、猪牛圈舍192间，冲毁油房碾磨8座，粮食、油料4万余斤，桥梁44处，公路123米。德天铁路塌方70余米。损失之重实为罕见。

这样的洪灾记录是颇为翔实的，但是年代越久远，记载也就越模糊了。譬如：

清同治三年（1864），“岁饥，放赈，支大席棚，使来者免暴雨之苦”。

清光绪三年（1877），“九月初一，大雨如注，洪涝成灾。后又遇大旱，饥者四起，死者无数”。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岁饥，绵阳江（绵远河）口秋涨，漂荡数百家”。

通过古今文字记载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历代执政者社会治理能力的差异。但共性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灾害频仍，损失巨大。

绵竹，因地滨绵水，其地多竹，故名绵竹。绵远河古名绵水（又名绵江、绵阳河），因其源远流长，故名绵远河。绵远河为沱江正源，发源于九顶山南麓大盐井沟汇山间溪涧细流，至汉旺镇出山口，自西北流向东南，经汉旺、拱星、兴隆、绵远、富新、什地等乡镇，从红岩寺进入旌阳区，经黄许镇、德阳城东，南流入广汉连山镇与石亭江汇合，至金堂入沱江。

绵远河从源头至金堂与毗河汇合，全长133.6公里。在绵竹市境河道长63.5公里，分为山区、平原两部分。汉旺镇以上为山区，主河道长42.5公里。山区河床宽约50米，最窄处约10米。汉旺镇以下，河流进入平原，在县境内河道长约21公里。河床宽约700—1000米，遍布卵石砂料。

本文关于绵远河的治理，仅仅涉及绵远河绵竹段。

二、秦汉时期绵远河的治理

（一）蜀郡守李冰治理绵远河

“天府之国”，原指关中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载：“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及至今日，说起天府之国，一般都指成都平原了。

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争得“天府之国”的名号，其根源在于李冰治水。都江堰引来奔腾不羁的岷江水，在广袤的原野上掀起了垦种农田的热潮，产生了巨大的农业效益。成都平原有岷江水系和沱江水系两大水系，都江堰位于岷江之上。沱江上游有三大支流，分别为绵远河（绵水）、石亭江（洛水）和鸭子河（湔水）。

都江堰是用于岷江流域的治理，岷江之水抵达成都平原的中南部地区。所以，岷江治理好了，只解决了成都平原中南部的水患问题。成都平原中北部的水患主要是由沱江水系造成的，李冰治好了岷江水患之后，必须移师沱江流域上游。把沱江流域的水患治理了，才能消除整个成都平原的水患。因此，李冰晚年又治理洛水，“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与郫别江会新都在渡”（《华阳国志》）。李冰疏通洛水，打开洪水堵塞的瀑口，在高景关下设平梁，分流入朱、李、火三堰。李冰由于积劳成疾，病逝于什邡，葬于洛水镇旁边的章山之上，被后人尊为川主。在洛水旁边的高景关和洛水之间的地段关口两侧，后人修建有大王庙、二王庙纪念李冰父子。

李冰不仅仅治理了石亭江，对绵远河也进行了初步治理。《华阳国志》载：“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绵水即今绵远河，从上游至绵竹汉旺场北出紫岩山，入平原，分为数股，形成成都平原最北的一个扇形冲积面。其正流遂东入德阳县境，折而南流，经黄许镇（汉、晋绵竹县治此）东，又南经德阳县东，至广汉汇石亭江（洛水）。又南至赵镇东南，合毗河，是为沱江。沱江古时亦称湔水、绵水，或洛水，均以其源头为称。过资阳（汉、晋资中县）等县，至泸州（汉、晋江阳县）入长江。

关于李冰如何治理绵远河，历代史书语焉不详，但是治理后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华阳国志》载：“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可见，由于水利工程的作用，加上铁器的普遍使用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等原因，包括绵竹县在内的成都平原已经成了物产丰富的“膏腴浸沃”之地。《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载李熊复说公孙述，更盛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二）广汉郡太守沈子琚治理绵远河

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年年都需要维修。如果年久失修，必然会消亡。对此，历代政府都非常清楚。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掾”和“都水长”负责维护都江堰的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到宋朝时，制定了施行至今的岁修制度。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

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1927年。

李冰修建的绵远河水利工程由于历史记载的欠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历朝历代岁修绵远河的资料。所幸在《绵竹县志卷十六·古迹》（民国八年版）中，有这样一段《汉沈子琚碑》的记载：

李调元《蜀碑记补》，熹平五年字原云，在汉州、墨宝云，在绵竹县江堰侧汉王庙中。《隶释》云：“沈君字子琚，其名不可辨。”碑载：“沈君以熹平三年十月到郡，绵竹令樊君以次年三月到县。虽石多剥缺，文句断续，其间指意犹可推寻。盖二人相继到官，俱以移风惠民为意。”碑称：“其视事之初，百姓躬耕者少，溉田邱荒。有遣都水掾、水曹史等姓名，有善作漰澭之句，又有陂田及渠口之字。末云，水由池中通利便好，五稼丰茂，人民归附。所记盖水利之事也。蜀人谓之绵竹江堰碑。”

江堰碑是四川地区在东汉时即为经济农业发达地区的重要佐证，为考证东汉时期政权组织结构、职官设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通过查阅江堰碑的原文，可见该碑制立时间为东汉熹平五年（176），为东汉汉灵帝刘宏在位的第十年。广汉郡太守沈子琚于熹平三年（174）十月到郡，绵竹县令樊某熹平四年（175）三月到县，郡县官员到任后率领民众在绵竹境内移风惠民，修河治水。

沈子琚在当时实为封疆大吏，主管广汉一郡。由其亲自倡修水利，移风惠民，可知在当时社会农业的主体地位及地方政权“以农为本”的执政方略。在碑文中，可知汉代有专管水利的都水掾、水曹史等官员。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七月，绵竹人黄德明在《东汉绵江堰碑》后记中说：

考江堰碑系东汉灵帝时，吾绵修绵江之碑碣也。今绵北三十里汉王庙（汉旺镇）上场官渠堰堤边矗立一无字古碑，颇近汉型，惜无史料可考。清邑人曾榕鲁堂先生所藏汉碑甚丰，因年久散失，遍见立而不得。后访得其裔孙曾云官有汉碑释文写本，内有江堰碑之文，然亦不可见，子恒惴惴焉。曾与乡君子谈及此事，有王赞叔者，自云民国十年春，驻军灌阳于友人处见此碑拓本，字迹完好者仅十分之四，遂临一本。王君出示以赠余，观其体势类石门，笔法近曹全，诚汉碑之上品也，余喜而珍藏之。以为编修史家资料之一助也。

由此可见，江堰碑当为汉灵帝熹平五年所立，即176年，因当时太守、县令大兴水利而立之记事碑，由刻立时到民国年间一直屹立于绵江岸边。该碑历经千年，碑文字迹模糊，石碑已被岁月侵蚀，碑体风化，文句断续，但是通过尚能辨认的字迹可以推测出碑文大意。

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该碑已严重受损，字迹无法辨认，仅见石碑立于江岸，碑体尚存。而据调查，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绵竹县在汉旺镇绵远河口处修建横跨绵远河，连接绵竹平坝和山区的重要纽带——绝缘桥，江堰碑在当时即被深埋于绝缘桥桥墩之下，至此江堰碑消失在人们视线中。

关于沈子琚治理绵远河的成果，江堰碑中记载得很清楚，“五稼丰茂，人民归附”。可见由于治水得法，绵竹地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华阳国志》载，“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绵竹、广汉一带）各出稻稼由收三十斛至五十斛”（780斤至1160斤），其产量已居全国之冠。

三、明清时期治理绵远河的努力

自秦汉以来，历代岁修绵远河必不可少。但由于相关文字记载的欠缺，我们无从得知治理绵远河的详细过程。相对而言，由于先后修过几次县志，清代治理绵远河的记载要详细得多。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夏雨弥月不止，秋霖继之，河水泛涨，决龚家堰而入，历中心场直至罗江而下。油油禾黍之区都成巨浸。居民屋宇，拉杂崩摧，不唯绵邑、安、彰之民，咸蒙其害”。这次洪涝造成汉旺场牛鼻石绵远河堤溃堤，给两岸百姓造成重大损失，作为当时的绵竹县令陆箕永，当务之急就是组织人力和物力修筑决口。陆箕永，字二水，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以廪生举鸿博，滞东观者十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宰绵竹，为人温柔敦厚，风雅令也，政绩且形于诗。陆箕永喜欢将在绵竹的所见所闻用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给我们研究康熙年间的绵竹历史提供了便利。

据《绵竹县志》（民国八年版）载，陆箕永在修筑竣工绵远河牛鼻石决口河堤后，曾作文记录此事。陆箕永在文中谈到“蜀中田土俱筑小堰，分大河之流以为灌溉，迨雨泽时降，山水渐发，而后耒耜并兴，而后耕而种而耘，皆取给焉，利甚溥（指广大）也”。对于蜀地百姓修筑水利设施的功效，陆箕永给予了高度赞扬。不过，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山洪来时）“有堰沟以引之，卑污以受之，修筑稍或不坚，河得乘势而入，崩冲荡决”。此外，陆箕永也谈到了绵远河对绵竹人的重要性，“绵之人饮于斯，耕于斯，汲灌恒于斯，盖无不资之者”。

农历七月十五夜洪灾发生后，当地有善于游泳的人到县城来报告灾情。陆箕永听后当即前往视察，可是“水且没顶不可渡”。没有办法，只有等到农历七月二十七，才得以前往中心场（今拱星镇原糖厂附近）视察，“水势渺弥，湍急如箭，穿墙入室，挟新河而走，如万马奔趋，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宁宇”。陆箕永是治理水患的行家，他让众人“编竹为笼，以石贮焉”，于“水中立木马，又以竹累长缚之，中间以草”，更于“上流斜筑一堤”，经过十来天的忙碌，总算将牛鼻石河堤决口处修浚完工。陆箕永还与百姓约定，“明年二月与尔再行修筑，尔等须共相努力，彼永无波臣之害”。可惜嘉庆八年（1803），牛鼻石河堤又被洪水冲决，经县民朱国器等禀报知县李霖勘明，谕令该处民人捐资修理完固。

2016年8月，绵竹市汉旺镇牛鼻村发现一座清代墓碑，其中描述了绵远河治水的历史。墓碑两边是一副用行书撰写的对联，内容是“千里东龙经福地，一曲秀水绕明堂”，落款为大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据当地村民曾家富介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用纸在该墓碑拓字，字迹还清晰可见。上面还记载了祖辈们的名字，“祖辈们是烧石灰的，当年肩挑背磨参与了绵远河治水，当时治水的材料主要是石灰、糯米浆和桐油浇筑。这块墓碑就用的同样的材料”。

据该村老人周绍义介绍，绵远河出山口的地方曾是五县（安县、绵竹、德阳、罗江、中江）龙头治水的地方。当年的绵远河出山口靠近现在的白溪口村方向是主河道，靠近汉旺场镇方向的是消水河。后来由于洪水冲洗，河道改道，变成现在的靠近汉旺场镇的这侧为主河道了。

四、新中国成立后对绵远河的治理

（一）官宋硼堰的概况、管理及全面改造

1．官宋硼堰的概况

官宋硼堰系绵远河水源，位于汉旺镇山口。明嘉靖九年（1530）用土石建堰，东、西分水，东为硼堰，西为官、宋堰。清代又名屯军堰。民国三十六年（1947）改建为水泥拦河堰。因设计不妥，又未解决消沙问题，年修年毁，山区水土流失致河床淤塞日趋严重。

1962年，设计修建钢筋混凝土连锁闸。组成官宋硼堰进水闸工程指挥部，由郝尚光任指挥。12月初动工，至1964年春建成。后又改为钢质闸门，1978年配套增设卷扬式电动手摇启闭机。进水闸工程形式呈“一”字形，顺流向左岸硼堰进水闸，净空高6米、孔径5米，二孔。右岸官宋堰进水口二孔。中有弧形消沙闸二孔及开敞式连锁闸十孔。建成后减少渗漏，增大水量；总引进流量可达60立方米/秒输入灌区；有效灌溉面积9.27万亩。

由于水源有保证，灌区内相继增修了引、蓄水工程。

汉九渠引水工程：引输官宋硼堰水，全长12.5公里，渠底宽2.5米，深2米，过水能力4立方米/秒。从汉旺镇经凌法村，马尾乡武都、八甬、九岭村，九龙乡二龙、同心、新民、双桂村至遵道乡付家河。上段于1958年春利用徐家堰扩大断面改建，至柏林水库长3公里。中段于1958年冬兴建，从柏林水库至白水河长5.2公里。下段于1978年冬续建，至付家河长4.3公里。建成后，增灌九龙、遵道、西南三乡8个村农田和解决小河堰灌区8座水库、7口山塘蓄水水源。

蓄水工程：自1958年开始在官宋硼堰灌区内新建小（一）型水库2座、小（二）型水库1座、山坪塘74口，1968年全部完成，总增蓄水量429万立方米。

2．对官宋硼堰渠系的全面改造

官宋硼堰古老旧渠，弯、乱、垮、漏，损失水量很大，从1955年起至1978年，先后对渠系进行全面改造。

官河支渠改造：第一次，1955年冬，新开官河支渠下段3500米，新开斗渠11条全长8500米，新开农渠9条13500米，扩大受益农田13330亩。第二次，1973年冬，对渠首至磷肥厂2.4公里进行裁弯取直，黄泥镇底，干钉卵石护面，两岸用水泥石灰四合土浆砌。第三次，1978年冬至1979年春，从薛家拱桥至茅坝店（红岩渠边）13.3公里，绝大部分新开，全部做三面光，用石灰砂浆砌卵石衬坡，水泥石灰砂浆抹面，两岸铺成交通道，并建大小建筑119处。

宋堰支渠改造：1964年，宋堰被冲毁，在修建渠首防洪大堤中，将宝灵院上下2000米长一段修筑灰浆堤，固定了宋堰支渠上段位置，对渠道用水泥石灰砂浆砌卵石衬坡，渠底用黄泥铺垫夯实钉砌卵石。1976年冬，从殷家沟至红岩渠长5000米的下段渠道进行裁弯取直，浆砌护岸、镇底，新建、改建各种建筑工程19处，缩短流程300米，废旧渠还耕35亩。

硼堰渠系改造：废弃原唐、硼、龚三条支渠的灌溉系统，重新规划在干渠上分两处分水，汉旺牛鼻子下分一支渠，孙家湾再分二三支渠。1971年秋至1972年春，修建成3条支渠总长25.01公里，斗渠103条总长44.5公里，渠系建筑工程270处，使控制灌溉面积达44165亩。改造后渠道利用率明显提高，解决了硼堰灌区用水长期紧张的局面。拱星乡麻柳、吉祥、九龙村河边旱地变成水田，对浅丘冬田、山坪塘蓄水也有很好效果。1978年，将原硼堰干渠在左岸河滩输水改在右岸官河进水，改建4.23公里，其中新建成横跨绵远河830米过河涵洞，涵洞以上和以下均建成三面光渠床或浆砌大卵石护岸镇底。

3．官宋硼堰渠系的管理

堰首干渠分水：官宋硼堰渠首向来未定放水时刻，每至争讼。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县徐镇、二十五年（1760）知县陈天德，查照雍正七年清丈水粮各堰田亩廒册，照田粮多寡分水，按12时燃香启闭，周而复始，不许混乱。

民国三十五年（1946），规约钟点计时，官河11小时、宋堰6小时、硼堰7小时，一昼夜一轮灌。1953年实行三昼夜一轮灌，官河34小时、宋堰14小时、硼堰24小时。堰以下分段分时，上下游调剂，进水口水位80厘米以上三堰平淌进水。1965年三堰正常流量定为8立方米/秒，水量超过10立方米/秒，管理处掌握20%机动水作调剂使用，水量30立方米/秒以上，三堰平淌。1982年按水稻分蘖期定为48小时一轮灌，抽穗、扬花期恢复72小时一轮灌。

支、斗渠分水旧制平梁分水：1953年实行统一放水，上、下游合理调剂。1965年支渠分段定时轮灌，根据农作物栽插生长情况定时，实行季节交错，调剂用水。

农、毛渠、田间用水：旧制上游漫灌，下游等余水。1953年实行专人放水，人随水走。根据当轮用水面积、田、土、沙、泥分配水量。1956年推行新法泡田、计划用水。

1980年4月，灌区代表大会对灌溉制度又做了进一步的改革，实行“水权集中，统一调配，分级管理，斗为基础”的原则。各级管理人员实行“定、包、奖”责任制度坚持轮灌，做到活水活用，根据作物生长实际需要，确定灌水时间和轮灌时的短期调整。

4．官宋硼堰水利枢纽的震后重建

2001年至2003年，官宋硼堰经整治改造，形成震前的枢纽工程。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官宋硼堰取水枢纽重建工程由江苏省援建。工程设计流量2811立方米/秒，概算投资6350万元，是18个省市援建项目中单体最大的水利工程。工程于2009年8月31日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充分发挥江苏水利建设的成功智慧与经验，精心组织，科学施工，三年工期一年半完成。工程于2010年10月16日竣工通过验收，实现了党中央“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的总体目标。

工程投入运行后，经受了2010年8月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严峻考验。上游洪水挟带的数十万吨卵石和泥沙对闸身和底板多次撞击和磨蚀，但工程岿然不动，运行良好，质量优良。官宋硼堰取水枢纽是一座气势宏伟、功能齐全、坚固雄伟的水利工程。工程为绵竹市17万亩农田、19万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提供了有力保障，并为下游地区环保生态、工业生产、旅游景区等供水5亿立方米，年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

在“2011—2012年中国水利工程大禹奖”的评选中，江苏援建的绵竹市官宋硼堰取水枢纽重建工程获奖。

（二）绵远河防洪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历年进行了河道的疏掏、堤防的修筑和综合治理。水利部门认真贯彻“以防为主、防重于抢”的方针，指导沿河各乡村，每年冬春在河道的险要地段装笼筑堤，防范洪水。但竹笼防洪牢固性差，且一两年后必须重新换扎，劳力及竹材消耗量很大，沿河乡村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要求修筑永久性防洪堤。1976年，县水电局再次进行勘测，制定了《治理绵远河工程规划》。继而对于一些险要重点河段，采取县上补助材料（水泥、石灰）、乡村组织劳力的办法修筑较为永久性的堤埂，加强抗洪能力。陆续建有官宋硼堰桥闸以下右岸1460米堤防、左岸牛鼻子一带800米堤防等。

1991年冬，根据德阳市委的统一部署，绵远河绵竹段综合治理的大型防洪工程在绵竹县委的安排和领导下，以水电部门为主组织了国土、农业、工业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勘测设计。经过半年制订出综合治理设计方案，经县委研究，做出了综合开发的重大决策。1991年11月8日开工，参建民工5万人。由22个乡镇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团员为骨干组织22个营，营部组建了临时党支部，以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

在绵竹县委“全县总动员，治河大会战，大家争奉献，八方来支援”的号召下，不但非直接受益乡镇踊跃出工参加治河劳动，不参建的乡和单位也积极捐资支援治河工程，山区的金花、天池、清平三乡资助175万元，县水电局投入1060万元，全县机关干部职工捐资31万元，市属以上的东方汽轮机厂、清平磷矿、天池煤矿等厂矿也捐助了36万元，加上省、市、县财政拨款总投资3280万元。

绵远河绵竹段综合治理是德阳市关于石亭江、绵远河10万亩河滩综合开发工程的一部分。绵远河防洪大堤31公里分两期施工。一期工程于1991年11月8日开工，12月5日完工，修成大堤9公里多。二期工程于1992年2月20日开工，3月16日完工，共完成大堤31公里。堤后道路31公里多。新建、改建穿堤道路11处，涵洞7处，总共完成土石方396万立方米，投工398万工日。

五、经验和启示

1．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其自然存在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只有修建水利工程，才能控制水流，防止洪涝灾害，并进行水量的调节和分配，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水利工程的安危常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设计、修建和监理各方都马虎不得，必须确保建成优质工程。此外，工程建成后如不妥善管理，不仅不能积极发挥应有的效用，而且会带来不幸和灾难。运营管理工作中最主要的是监测、维修和科学地使用。

2．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毛泽东主席先后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夏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绵竹人民治理绵远河，就是贯彻党中央水利方针的具体体现。

3．在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村要在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仍然需要重视水利建设。这关系到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粮食安全以及环境治理等问题。

铜山轶事

王升全

距中江县城52公里的广福镇，是古铜山县的遗址，因辖境多山且产铜而名县。这里群山环绕，玉江曲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留下了千年史话。我的先祖分别于清乾隆八年（1743）从湖南省湘乡县迁居广福镇创新村——“洞沟”居住落业。因此，在这里叙述一段铜山轶事。

汉代以前，很早就有一群善于渔猎、制盐、冶铜铸器的巴族人，从今湖北境内沿长江西行北上，其中一部分巴族人经过重庆，再沿嘉陵江北上，到达了今三台县、大英县、中江县地域。迁徙至此的巴族人就在这山峦广布、溪河纵横、小块平地遍布的地方开山辟田，种水稻、黍、稷、苎麻，培植枣树，利用熟练的制盐技术和冶铜技术农矿兼营，过着桃花源般的美好日子。由于山峦之下有宝贵的铜可开采，地面树木茂盛，山坡上有岩石，巴族人中一支以“镡”为姓的族人便在当时的古郪国（县）去成都的大道沿线定居。

镡姓郪人在枣树桠附近的洞沟（今创新村）找到了大量铜矿，于是尽力掘洞采矿。利用崩山寺（今井湾村）山坡上的石灰石做冶铜的助溶剂，利用大柏林（今井湾村、建中村）漫山遍野的柏树做燃料，在光禄坂（今建中村、长胜村之间毗邻金溪的石头山坂）建冶炼铜矿、铸铜制器的工场。镡姓郪人用制造的铜兵器、铜器皿，私造铜钱与外界交往，在山间田地上进行农业耕作，日子越过越好。

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对郪族、郪国“不废其王”，保留郪族人传统的权利，赋税给予优待。西汉年间长期“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田税由战国时的“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行“劝课农桑”“贵粟政策”，使民“以粟为赏罚”，“使国家有粮”，“富人有爵、农民有钱”。“便商”，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商人们可以自由地贩运，任意开山鼓铸，砍伐木材。社会出现“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景象。镡氏家族住址，虽然“绝壁”“万山”“深谷”，树木繁盛、鸟雀成群、草丛深邃，陌生人恐惧，但距人口相对集中的古铜山（今广福镇驻地）只有几里地，车马交通仍显方便。在两汉社会“以末（经商）致财，用本（农田）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的风气推动下，镡氏族人享有了数百年的顺势发展。西汉文帝外侄邓通取得了铸铜造钱的特权，在今四川境内有多个铸铜造钱之所。尽管西汉前期民间大冶铁家很多，如蜀郡的卓王孙等，但冶铜业仍在随着冶铁业发展，一直到西汉后期才出现铁器皿、铁兵器基本上代替铜器皿、铜兵器的局面。东汉时期铸铜业仍有发展，官府在许多重要的铜矿区设置冶铜场或作坊，制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铜器。地主、商人经营冶铜业的也很多，他们或依附官府，或假借权势，私自铸造铜器或钱币大发横财。在全国当时著名的地区中，就有古郪国所有地（古郪国所有地东汉时属广汉郡）。精于冶铜制器的镡姓工匠经历战国、秦、两汉至蜀汉，不仅冶铜，也会炼丹，文化习俗与中原汉人深度融合。

古铜山周边地域“无大江峻岭，山峦秀拔，溪涧潆洄”，岳峙渊渟，地灵人杰。镡家人丁兴旺，楼阁辉煌，庭院宏伟，已不仅仅是农矿兼营了。族人读书论道，习文练武，崇尚节义，依仗冶铜制器、铸钱之财势，经济、政治上与中原汉人一样有更高的追求。因此，政治上积极进取，通过仕途不断攀升。在东汉至蜀汉的王朝中出现了镡显、镡承等位居公卿的人物，门庭光耀，乡里震撼。

晋《华阳国志》记载，镡显（字子诵）与广汉人蔡弓（字子骞）携手共学，冬则侍亲，春行受业。与成都人张霸、彭山人张皓、南充人陈禅等共同以司徒鲁恭为师，又与今三台南郪江人王稚子（王涣）同时见察孝廉于太守陈司空。他官至东汉最高地方部门长官——豫州刺史；做朝廷光禄大夫，掌管议论国家政事；做侍中，常侍（皇帝）左右；做卫尉，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在东汉安帝（刘祜，94—125）做豫州刺史时，“天下饥荒，竟为盗贼，州界收捕，且万余人”。镡显虽为高官但尚能宽和爱民，释放被拘捕的万多名因灾荒起义的百姓，被社会广为称赞。

蜀汉沿用东汉末年之制。镡承，字公文，官郡守（官阶在县令以上、州刺史以下），做地方部门最高长官刺史的助手——州右职；历官少府，掌朝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历官太常，掌礼仪祭祀。当时，蜀汉由费祎、姜维秉政。镡承行事谨慎，“和人行事”，史赞“优游容与，特进太常”。

两汉时期，全国人口数变化很大。西汉元始二年（2）全国有5959万人，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减少到2100万人，永寿三年（157）又增加至5648万人。镡显、镡承居住的郪地相对稳定，不仅能稳定供给涪江流域居民生活必需的盐，还能生产铜器、铜币，稳定经济发展，利用山原田种植水稻、黍、豆，培植果枣，栽芋；溪、沟、池、塘有鱼、鸭、鱼凫、鹤，山林有虎、鹿（或麋）、狼出入，天上有鸽，成群飞鸟，农舍有马、羊、犬鼠出入，景象一派繁荣。由于镡氏家族的镡显、镡承是东汉至蜀汉的显贵，在朝廷、民间有好口碑，他们终老之后，均先后魂归故里。在镡家拥有的风水之地造坟建庙（光禄庙），为人膜拜。在小郪江支流——金溪环绕的光禄庙坂足建“三洞桥”，并称其坡为“光禄坂”。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军阀割据混战，190年至589年近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止，天灾人祸频发，社会正常的经济发展被破坏，全国人口锐减，如三国时期（220—265）仅有767万人，为东汉永寿时期的十分之一。割据地方的各个小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薄弱，地方豪强地主顺势霸占山林，扩展土地，偷漏税收，大量瞒报人口，尽力扩展私人实力。镡家仰仗数百年的实力，也进一步扩展权力，广据财富。为追求“死亦如生”的奢侈生活，在山崖上（今称为井湾、戴家湾、崩山寺、创新村洞沟山崖）建造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崖墓，普通老百姓受豪强地主欺压，生活苦不堪言，在佛教传入郪县境时，贫苦百姓把未来的美好生活寄希望于佛祖，乞求脱离苦海，郪县境一时“路上行人半是僧”。东汉后期道教兴起，许多僧、道从药师佛、药师院倾向医学、道学，依仗《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研制多种矿物、植物类药物为求医者解困。

唐高宗（李治）调露元年（679）设铜山县于今广福镇后，境外人不断迁入，豪强势力几经消涨，镡氏家族渐渐被削弱。光禄庙内佛、道共奉。诗人杜甫由郪道经枣树垭—金水桥一路去成都，经过光禄庙（光禄坂），留下著名诗篇《光禄坂行》。诗中对该地“绝壁”“千山万山”“有鸟乱鸣”“无人独归”“马惊”“草动”“长弓射”景象的描绘，充分披露了当时（唐天宝年间）社会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安史之乱”导致当地荒凉凄惨、令人惶悚的情景。

五代（907—960）之后，原光禄庙演变为药师院，唐代铜山县的设立，由唐至宋，苏协、苏振、苏易简家族兴旺，镡氏家族没亡。

宋末元初，今中江县境为三县（含铜山县、飞乌县）管辖，相关文字记载很少。元初因“元兵荼毒”“人烟几熄”，居民大量外逃避乱，土地荒芜。明初从湖北省公安县迁来中江的王惟贤，进入中江地面后，一直到最南边今称盛家祠的黄柏坡（现为乐至县境）才寻得瓦屋三间定居，后来成为明代中江著姓之首。明代著姓戴氏，也来到中江，在两汉著姓镡氏发家之地居住，利用当地充足的水源，便于耕种的田土，耕读发家。修葺药师院，附设学校，培养青年人，送后人入学，追求仕进。戴家也渐渐发达，居住地以“戴家湾”著称，史载：戴家后生戴金台从衙门里不起眼的小吏员做起，到明万历年间历官甘肃固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同知，正六品，拜承德郎为州府佐官，分掌督粮、捕盗、海防、江防、水利等事。居住地的小郪江支流金溪（今井湾村段）水面渐宽，水流充沛，四周群峦环绕，水蒸气流散缓慢，以至秋冬时节，常常阴霾掩蔽，天昏地暗，当地百姓在每天的下午还不到天黑就关门闭户，躲避冤魂、鬼神袭扰。传说经此去成都的路人也常常在这里迷路，当地人为了招神驱邪，在此处巨石上建水亭供奉玄武神，聘戴家名宦戴金台撰“青天白日，万柳先（亦说为宣）春”文，由洪都存冲书于巨石侧，显呈于大路之旁。仰仗金溪上游光禄大夫青天大老爷、药师真武神之力驱邪去霾，重现青天，求得此境春光明媚，万柳逢春（金溪沿岸多柳），同时也为去成都的过路人引路。

明末清初，古铜山再次遭天灾、兵祸，当地人口无几，土地再次荒芜。松树山（今广福镇松树村）明代望族王惟贤家此时也仅有逃往外地的叔侄二人幸免于难。戴金台家族也未能幸免，居住地戴家湾只留其名。

清康熙年间，从湖南迁川的刘氏家族仰慕古时镡、戴二姓居住地的风水，在此定居，修建刘家祠（在建中村），重修药师院，以后又逐渐改建为学校。清代名儒黄晓谷先生在石壁书镌《杜工部光禄坂诗碣》“工部题留光禄坂，吟鞭落日驻山城。涪翁字与诗相称，共获千秋不朽名”（在宝峰书院和光禄坂下石壁可查）。黄镜澄（黄晓谷之孙）题“青天白日序，明洪都存冲书，在金溪石壁”：“白日青天俯水湄，铜陵南望有箴规。莫将四字寻常看，只合儒林作二师”，题“万柳先春序，明戴金台书，在金溪石壁”：“万柳烟笼绿拂堤，金溪曲处画桥低。春来风景天然好，何俟诗人赞品题”。于清乾隆八年、九年先后从湖南湘乡大村（印台山）迁入四川省中江县的王氏先祖载文、永隆的墓碑上刻注：“祖籍原系湖南长海府湘乡县地名印台山人氏，于乾隆九年自庄迁移四川北道潼川府中江县下村八乡地名洞沟落业居住。”

洞沟在枣树垭（金溪的发源地）到金水桥去成都路段。因古人在这一路段采矿冶铜，农业耕种，古郪人镡氏在此聚财发家，明代中江著姓戴氏在此成名，古迹“光禄坂”“药师院”“青天白日”三地被口传千年，直到清初仍是“山清水秀，地下宝藏（铜矿）丰富，地面植被葱茏，多年来人才辈出”。迁此洞沟居住，亦是慕名而来。

因为地下有铜（矿），故被古人开采成“洞”；因为采铜（矿），古人又建造了崖墓和“光禄坂”“药师院”“青天白日”古迹；因为古迹又引来不同时代的数姓人氏聚居。世事变迁，光阴更迭，千年的古铜山，用它的俊逸秀美见证着中江的发展。

注：本文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参阅现代历史资料，做了适当的调整。

参考文献：

1．《中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5、26辑。

2．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古代的巴蜀》1998.12第一版。

3．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1991.11第一版。

4．中江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点校，清道光版《中江县志》第一版。

5．张秀熟署，李有明、陈红涛主编《四川古代名人》1984.12成都第一版。

6．尹承琳、李洁萍编著《中国历代帝王志》1986.4第一版。

7．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著《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1987.4第一版。

8．《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三期。

9．中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校勘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7成都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