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图，唐、宋、金源[1]诸画谱皆有，评识者谓惟李伯时《山庄》[2]可以比之。盖维平生得意画也。癸酉[3]之春，予得观之。唐史暨维集[4]之所谓竹馆、柳浪[5]等皆可考，其一人与之对谈，或泛舟者，疑裴迪[6]也。江山雄胜，草木润秀，使人徘徊，抚卷而忘掩，浩然有结庐终焉之想，而不知秦[7]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观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极思而不知其劳也。

呜呼！古人于艺也，适意玩情而已矣。若画，则非如书计[8]、乐舞之可为修己治人之资，则又所不暇而不屑为者。魏晋以来，虽或为之，然而如阎立本[9]者，已知所以自耻矣。维以清才位通显，而天下复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画师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则亦不至于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岂其自负者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节，将处己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议者。予特以当时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贵之所以虚左[10]而迎，亲王之所以师友而待者，则能诗能画、背主事贼之维辈也。如颜太师[11]之守孤城，倡大义，忠诚盖一世，遗烈振万古，则不知其作何状。其时事可知矣。

后世论者喜言文章以气为主，又喜言境因人胜。故朱子[12]谓维诗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程子[13]谓绿野堂[14]宜为后人所存，若王维庄虽取而有之可也。呜呼！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凡可以为百世之甘棠[15]者，而人皆得以刍狗[16]之。彼将以文艺高逸自名者，亦当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经行，或有可以按之以考。夫俯仰间已有古今之异者，欲如韩文公画记[17]以谱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姑书此于后。庶几士大夫不以此自负，而亦不复重此，而向之所谓豪贵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趋向焉。三月望日记。

注释：

[1]金源：本为金国兴起的地方，后用以指金国。　[2]李伯时：名公麟，宋代著名画家。晚年退居安徽桐城龙眠山，号龙眠居士。画有《龙眠山庄图》，由建德馆至垂云沜，著录者十六处。　[3]癸酉：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　[4]维集：指王维的集子《王右丞集》。　[5]竹馆：即竹里馆。与柳浪同属辋川别业。　[6]裴迪：关中人，初与王维、崔兴宗俱隐终南山，相互唱和，唐肃宗时为蜀州刺史。　[7]秦：今陕西。　[8]书计：文字与筹算。　[9]阎立本：唐初著名画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高宗时为工部尚书，拜右相。初，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召立本图写之。时立本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与厮役等。汝等宜深诫，勿习此末技。”　[10]虚左：古时以左为尊，空出左边的位置，表示恭敬。　[11]颜太师：即颜真卿，唐大臣、书法家。安禄山叛乱，他起兵抵抗，官至太子太师。　[12]朱子：朱熹，宋代理学家。　[13]程子：程颐，宋代理学家。　[14]绿野堂：唐裴度的别墅，旧址在今河南洛阳。　[15]甘棠：果树名。《诗·召南》有《甘棠》篇，说召伯巡行南园，曾憩于甘棠树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折。　[16]刍狗：结草为狗，用于祭祀，祭后即弃去，以比喻轻贱无用之物。　[17]韩文公：韩愈。愈有《画记》一文，记述人物小画一卷的画面，内容极为详细。

赏析：

本篇题为《辋川图记》，是刘因为王维所画《辋川图》题的记。文章先从图指出它在画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是图，唐、宋、金源诸画谱皆有”。继而援引行家的评论：“惟李伯时《山庄》可以比之。”李伯时名公麟，是享有“宋画第一”盛誉的著名画家，得与他的名画《山庄图》相媲美，此图之精妙自不难想见。以上皆从客观角度着笔，接下来“盖维平生得意画也”一句便是从主观角度写作者的评价。王维的绘画造诣如人所共知，他曾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封氏闻见记》说他“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他不仅“画绝古今”（《纯全集》），而且开南宗画一派。此图既是他生平得意之笔，其为精品当毫无疑义。至此，《辋川图》之技艺精湛、出类拔萃已不言而喻。“癸酉之春，予得观之”，交代作此记的因由，同时引出对画面内容的描绘：“唐史暨维集之所谓竹馆、柳浪等皆可考，其一人与之对谈，或泛舟者，疑裴迪也。”在此作者运笔十分简约，未加形容，这一则是因为王维“诗中有画”的《辋川集》和他“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吟终日”（《旧唐书》本传）的隐居生活久已为人所熟悉，稍加勾勒便足以引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另一方面，作者的目的本不在论画，而是另有作意，这也是本文不同于一般题记之处。果然，在以“江山雄胜，草木润秀”概括了画面特点之后，笔锋即一转，说它“使人徘徊，抚卷而忘掩，浩然有结庐终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渲染此画的“移人”作用，与画虽非无关，但本文写作的重心显然已经不着痕迹地由画过渡到人，并进而由画之“观者”过渡到画之作者，逐渐接近本文的中心了。文章称《辋川图》之作者王维乃“以是自嬉”，“固宜疲精极思而不知其劳”者，这隐含讥讽的评论正为下文展开议论作了铺垫。

以“呜呼”领起的议论，一曰：“古人于艺也，适意玩情而已矣。”言外之意责王维有悖古训。二曰：“若画，则非如书计、乐舞之可为修己治人之资，则又所不暇而不屑为者。”显然，人之“不暇而不屑为”与王维之“疲精极思而不知其劳”已含有对比之意，作者犹嫌不足，援引了唐初画家阎立本“已知所以自耻”的例子，与王维“偃然以前身画师自居”构成更为强烈鲜明的对照。由此得出结论：“才位通显”“天下复以高人目之”的王维，“其人品已不足道”。这样说不免有鄙薄绘画艺术之嫌，作者的本意是否如此呢？细味之，似不尽然。从他为王维设想的“使其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云云，不难看出，他非但不曾全盘否定绘画，而且肯定它同样具有“修己”的功能。这样说显而易见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使作者感到愤慨的并非王维以画“自嬉”，而是他在安史之乱中为叛军胁迫在伪署供职的不光彩经历，是他“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的失节行为。论画不过是文章的引子，论人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文章一反开头的委婉平和，感情渐趋愤激，措辞也分外严厉。说王维“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不满和贬抑已情见乎辞。接着又一个反问：“岂其自负者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节，将处己于名臣乎？”对王维失节之后仍以名臣自负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然而使作者大为不满的不只是王维一人，更有使他得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所以文章以“斯亦不足议者”一句作为过渡，将指斥的矛头转向当时朝廷、豪贵和亲王，嘲笑他们“所以享盛名”“虚左而迎”“以师友而待”的，不过是虽则“能诗能画”却“背主事贼之维辈”；而对“守孤城，倡大义，忠诚盖一世，遗烈振万古”的颜太师真卿，却远没有这样殷勤恭谨。两相对照，当权者的重才轻德，社会风气的颓靡败坏已不言自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也借对颜真卿忠义行为的备极推崇，对当权者于颜氏“不知其作何状”的愤怒诘责以及“其时事可想而知”的感叹，抒发得淋漓尽致。

至此，文章由画及人，由事及理，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已经由隐而显地表达了作者的主旨。所以，在文章的结末，作者明确指出：“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凡可以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刍狗之。”大节既如此重要，作者于是奉劝那些“以文艺高逸自名者”，接受王维等人的教训，“亦当以此自反”；奉劝士大夫“不以此自负，而亦不复重此”；至于那些对时事风气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向之所谓豪贵王公”，作者则告诫他们应“有所感而知所趋向”。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正在于此。

安史之乱距作者生活的时代已有五百年之久，王维陷贼的一段公案史家也早有定论，为什么作者非要翻历史的旧账，而且感情如此愤激不平呢？个中的原因，只要对作者的坎坷经历和思想感情稍有了解，便不难明白。元朝初期有影响的作家，大都是宋、金的遗民。蒙古贵族统治者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他们强烈而又深沉的民族感情，但在统治者的高压下，这种感情又不能无所顾忌地倾泻而出，而只能用隐晦的手法曲曲传达。刘因是在诗文中反映遗民感情比较多，成就也比较高的一位作家，《辋川图记》便托物寓意，借古论今，曲折吐露深挚沉痛的民族感情。作者对王维失节而自鸣清高一事的批评，正是针对由宋降元的一班文人的软弱而发。因此，尽管其中不无偏激之词，其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文章语言简洁明快，议论犀利精当，推理清晰严密，又使人在赏画之馀，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