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原乡的返程
常常如此:有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懵懂至极,只能在以后的过程中慢慢知晓命运赋予的深意。比如故乡对于我写作的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四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直至两年前又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人生比例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三分之一,都浓缩在二十岁之前。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乡土文学是很强大的传统力量。或许是有点叛逆,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写作时极想逃避乡土这个概念,总是试图保持距离,甚至反抗。多年前有评论家曾问我,有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曾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也可称为地缘上的“原乡”,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头,或是情感上的情结,甚或是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他们通常有一个甚或数个精神原点,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
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明确意识。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回答。还分析原因说,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就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更强一些,一般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也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会多元一些。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就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乡土性。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近年来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些。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我还不时地有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角度。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这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精神的返程。
如果进行一个粗略的盘点,《最慢的是活着》或可算作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接下来的几个长篇,《拆楼记》《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都是女性角度。还有些中短篇小说亦如是,如《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等。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有意思的也许应该是“乡村梦”。
最早起意写长篇小说《宝水》,是为豫南信阳的一个村子所触动。信阳毗邻湖北,山清水秀,又产茶叶,和河南其他地方很有差异性。这个村子2013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也是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2014年春天,我偶然去村里参加一个活动,当时村民们就已经在自己家里做民宿,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都很有意思,很不同于我记忆中的农民,我很有感觉,当时就写了一些散文。后来我每年都会去那个村子几次,住上一阵子,收集的素材越来越多,可实际开写小说时我却发现状态很不好,虽然写了几十万字,有效字数却非常少。我琢磨了一下,发现此地因陌生而具备的吸引力,此时又成了我难以打破的障碍。因我的童年、青少年没有在这样的存在里生长过,所以即便做了很多功课,也还是感觉有一层隔膜。这隔膜似薄实厚:长篇小说要求内部这口气必须贯通,也特别考验写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洞察,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人情世态。但我到了豫南那边真的就是个外人,人情世故每一点我都觉得陌生,也不是多去几次就能贯通得了的。写的时候最关键的这口气贯通不下来,这就很要命。
最熟悉的地方当然还是老家,我就尝试回到老家豫北焦作的乡村体察。虽然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乡生活,有一定的陌生感,但这种陌生感容易被打破。结果回到老家之后,果然马上如鱼得水。不得不承认,人情世故真就是一条很牢固的线,自小生于斯长于斯,就很容易进入生活内部,写长篇的这口气突然就通了。不过我也没有直接选择原生的平原村庄作为主体,经过慎重斟酌,我把主体定位到了南太行山村,并选了两个村子作为长期跟踪的点,深入探访寻找想要的东西。山村的自然风景好一些,同时我老家山村也在发展乡村旅游,我在信阳那边了解到的新变化在老家基本也是同形态的,那就两边并行观察。当然,之前在信阳的积累也没有浪费,很多素材仍可用,且还有意外所得:信阳那个村走得比较靠前,正好可以和老家这边形成链条上的接续性。而老家这边的村子因为转型刚刚起步,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留,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东西,其封闭与开放所引起的冲撞和博弈在人心人情里的震荡更为激烈、丰饶,各种气质杂糅在一起,非常迷人。
但还是很难。贯通这口气只是首先碰到的难,接踵而至的难可谓各种各样。比如对这个当下性题材的认识就很难。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作参考,也因为当下的一切都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再比如说结构之难。我在小说里设置了多重结构,有心理结构、地理结构、故事结构、时间结构等。心理结构就是以女主人公青萍的心理变化为主线,地理结构则是故事发生地宝水村的文学地理规划,包括它要分几个自然片,哪个片是核心区,核心区里住着哪些人家,谁家和谁家挨着住,以及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游客来要走什么线路等,都需要反复斟酌。时间结构上,我想写乡村的一年,而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这是乡村题材必然具备的。想让切出的这一面足够宽阔和复杂,自然也意味着难。
起名字也颇费琢磨。在《宝水》中,我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老家焦作,另起的名字叫予城。予,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宝水》中的叙事角度,就是第一人称的“我”。而象和予合在一起,就是豫。据《说文解字》,豫本义是大的象,所谓象之大者。因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象城,予城,我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小说里的这两个地名。象城,确乎像城,却到底不是纯粹的城,在这农业大省,它还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乡村元素。此象确实大,大如乡村,大如土地。对这大象的了解和表达,我总如盲人,《宝水》的写作便如盲人摸象。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在真切地摸着。摸到的每一处,都亲熟如予城的予。而予城所指,就是我的城,我们的城,我们实地的城和我们内心的城。
小说里的宝水村属于怀川县。于我的记忆而言,怀的第一要义不是怀抱的怀,而是怀庆府的怀。怀庆府是老家焦作的古称。因为怀庆府,老家所属的豫北平原的别名就叫怀川,又称牛角川,因它由狭至宽呈牛角状。牛角川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地下水充沛,无霜期长,雨量适中,是一块丰腴之地。极有代表性的特产是四大怀药:菊花、牛膝、地黄、山药。尤其山药最负盛名,人称铁棍山药。主要人物的名字我也都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动笔之初就决定让青萍姓地。老原这个原,就是原乡和原心的原。孟胡子全名孟载,孟即是梦。大英要姓刘,她是留驻乡村的坚决派。杨镇长的绰号叫“烩面”,像河南这样的地方,像郑州这样的城市,也确实是最合适吃烩面的。吃着烩面你就会知道,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吃食:那种倔强的香、笨拙的香、筋道的香。九奶叫迎春,姓何。青萍奶奶必须叫王玉兰,因为我的奶奶就叫王玉兰啊。
至于语言,小说本身的一切就决定了最适合它的语言调性:语言主体必须来自民间大地。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老家豫北的方言。近几年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老家方言的资料书,写小说时方言声韵就一直在心中回响。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这种语言。但方言使用起来也很复杂,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文本。河南的原生态方言是极度简洁的,如我老家方言说教育孩子是“敲”,宠爱孩子是“娇”。有句俗语是“该娇娇,该敲敲”,意思是该敲打的时候要敲打,该宠爱的时候要宠爱。但直接用过去,恐怕很多读者会不明所以。因此我琢磨一下,改为“该娇就娇,该敲就敲”,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味道,又不至于让读者困惑。
此外还需要学习辨析山村风物,体察村里人在农民和生意人的身份中如何腾挪,也需要对乡村诸多关系重新梳理和审视: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关系等,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当然,障碍里也尽是宝藏,就看挖矿的人有没有力气,手艺又如何。对这些难,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真就是一个笨人,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无数次痛恨自己笨拙,也嘲笑自己自讨苦吃。然而,等到终于定稿成书,却顾所来径,也还是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很值得。
(作者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