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铜山县县城遗址在今中江县广福镇宝峰山麓玉江右岸，有众多文化遣迹，是为“铜山文化区”。明进士王维贤于万历八年刻于玉江崖壁的《铜陵纪胜碣》说：“铜陵主山来自中江南里，至地名驷马丫劈枝，东南行百里许降而成麓，相传铜山旧学在焉。今俗犹名其地曰夫子殿。予初来游时，于麓之首得一石柱，乃宋时《进士题名记》也。围六棱，高可七尺许，上下皆横刻雁行中，列铜乡当朝甲科姓名与各授官之差，顾剥落太甚，隐约可辨者三十余人，而苏门三世因可考见。”由此可知“铜山旧学”即铜山书院，既有“苏门三世”列于《进士题名记》之石柱，则铜山书院当在北宋初年即已赋盛名，因为有苏门三进士在，更因有苏易简苏状元打马还乡之誉。又据《中江县志》“历代政区沿革”，古铜山县始建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亦可推知铜山书院当于时年始建。

民国十八年版《中江县志》载清嘉庆邑令杨澜于岁戊寅（公元1818年）所撰之《铜山书院碑志》，说“设学于乡，其名曰校，盖自夏始。殷更于州立序。周更于党立庠。三代教士之法，自略而详者如此。后世于书院之外，所以又有义学之设也。中江为蜀钜邑，城有书院二，乡则并义学无之。邑南百里之外曰铜山，连山延迤，岭断岡分，居民倚山结宇，无大村落。子弟读书，家自为塾，而聚居讲习者少。欲来城受业，又不胜担囊负笈之苦。若夫藏修息游之无其地，讨论指授之无其人，见闻限于方隅，而讲求之不精，其为力也艰矣，则乡学之设不可缓也……”此碑尚存，铜山书院遗址犹在，即今广福小学所在地，是为下宝峰延迤至玉江湾流“岭断岡分”之处，拾级登临，峦有平畴，四合小院精舍，杨澜碑即在前檐。踵峦四望，峦后即下宝峰余脉，左有古铜山旧城遗址，右即广福镇街区。玉江自西而来，绕前冈而成径流，对岸就是太阳山，史称铜官山，又名私熔山，相传为汉文帝内臣邓通采铜之山。《蜀中名胜记》介绍今三台县时称：“百余里，则为铜山，昔汉文帝时，邓通采铸之所，后立铜官。”实勘汉代郪县地所设之铜官署，乡人或指就在铜山书院处，因其下有鼓铸遗迹，冶铜矿渣时有掘出。这样或可推知，汉铜官署废，唐、宋、明、清于其址建铜山书院，清末铜山书院废，民初于其址建学堂，文脉悠悠，旷代彖成。

铜山书院格局，据当地耆老易墨村先生介绍，因处地局促，虽没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那样的三进大院，琉璃盝顶，但仍是穿枓梁架、砖石小青瓦四合场面，前门有石坊，正殿宽绰，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庑有讲堂、藏书室、膳房、储间、寝间等。书院占地约五亩，院右广福镇所在地有学田六十亩。墨村先生青少时期曾在书院读书，他说掌院常讲“书院多次毁于兵燹，仰地方绅缙多次筹款重建，吾侪当铭习刻研，勿负踵望。”书院毁于兵燹，《中江县志》有宋末、明末两次记载，清嘉庆、道光间重建之前，未知毁于何因。清道光丙戌（公元1826年），中江县令孔昭焜有《铜山书院碑记》一通，记书院毁后重建事：“距中江城百余里，有岡峦起伏、蜿蜒雉堞隐隐云雾间，相传以为汉铜山旧治，或谓邓通铸铜处，余未之确考也。侧闻前令尹设学山麓，未卒业而受代。丙戌夏，余承乏斯土，溯玉水而右，彷徨间遗躅，则见颓垣崩瓦间有讲舍三楹，马通尺余，横陈于左右，黧然负耒荷臿者税而居焉。呜呼！前令尹未卒之业，抑亦后令尹未偿之愿也，余敢不因仍其间，复以为异人任。于是偿居者之直，而俾之远去，乃薙芜芟秽，勤朴斵，峻垣墉，不数月而告蒇。进子弟而弦于斯，歌亦斯，即以山之名名斯室。邑之人乃啧啧然归美于余，夫前令尹杨公澜实肇其始，余则因而成之，余何力之有。”读文可见重修前书院已成废墟，须得“偿居者之直，而俾之远去”，方能“薙芜芟秽，勤朴斵，峻垣墉”而告蒇成屋，前令肇，后令成，历时九年，可仰望其兴教育才之苦心。

墨村先生在铜山书院求学的前两年尚有祭孔活动，地方绅士族旺都赶来参加，每日早课也有行礼，课程为经、史、子、集，习作八股文章，也习作诗、词、赋，有县教谕时来出题考试，以应科举。书院有教授，设讲堂，讲座后壁书教条五则：

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修身之要　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以上教条，掌院要求学子每天诵读一遍，优行有奖，劣行有罚。

书院为铜山一方祭祀圣贤而设，为传人间正道而设，为研究学问、培育时才而设，亦为收藏图书、经营学田而设。据墨村先生多年考察研究，铜山书院于宋代最为鼎盛，苏氏先祖传素为避广明乱举家迁蜀，季子振为铜山令，因而世居铜山。苏振博学，常拨冗到书院执教，其子寓举后蜀进士，官剑州司马；其孙协举后蜀状元，官陵州判官。其时从孙易简即在铜山书院读书。后蜀亡，苏氏举家随孟昶迁居京师，易简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登进士第一,为北宋开科第一位状元。易简子耆举进士，孙舜元、舜钦、舜宾皆举进士。铜山书院至尊上国，于宝峰麓立石柱刻《进士题名记》以彰盛事，后又建乡贤祠列铜山诸贤而祀之，并于玉江中流巨石敬立“苏公笔”以纪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三苏”文胜，激励后昆。铜山书院历千余年何有如此昌盛？墨村先生说：“以其正也！正教正学，传人间正道也！”

有关“苏门三世”正教正学而传人间正道之迹，《宋史·列传》皆有据。

《宋史·苏易简传》记苏易简(公元958—996)字太简，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捷。时宋太宗方留心儒术，贡士临轩复试，易简所试三千余言立挥而就，奏上御览，太宗曰：“尹臣千载遇。”于是擢冠甲科。易简初作监丞，通判升州，后迁左赞善大夫；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为右拾遗知制诰；雍熙初，进迁祠部员外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充翰林学士，知贡举；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迁中书舍人充承旨，成为太宗近臣，太宗曾以轻绡飞白大书“玉堂之署”令易简榜于厅额，并赐盛宴，可知恩遇之重；淳化四年(公元993年)，自翰林学士迁给事中参知政事(副宰相)；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第二年卒于任所，终年三十九岁。苏易简知贡举期间，积极革新考试制度，规定用纸糊盖考生姓名，以杜绝考官循私舞弊。这一密封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由知制诰入为学士，年未满三十，为练文笔翰墨，非常刻苦，为后来的文学著述及书法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居翰林八年，以文章亟言时政缺失，曾以水试欹器以谏太宗：“臣闻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慎终如始，以固丕基，则天下幸甚。”太宗很喜欢这种方式的进谏，朝野传为美谈。苏易简知贡举期间，不徇私情，曾诛杀贪脏枉法、代人充试的蜀人何光逢。作参政期间，因胸有城府，参预过宋初许多大政，为北宋前期的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苏易简爱饮酒，尤善酒间谈笑，以赋诗、属文为乐事。又旁通释典，雅善笔札，可惜终因病酒，死得年轻，仅存著作《文房四谱》、《续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太宗对易简献上的续唐代李肇《翰林志》二卷非常称赏，并赐诗嘉赏：“少年盛世兮为词臣，往古来今兮有几人。首书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合缘夤。”

苏易简词亦有较高造诣，历代词选都选其代表作《越江吟》。清张思岩、来椭的《词林纪事》对苏词十分推崇。当代唐圭璋所著《宋词纪事》，将其列为宋词家第一。苏易简亦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其存世书迹有《家摹本兰亭》。宋赵希鹊《洞天清录》称其书无愧杨法华云。

《宋史·苏舜钦传》记苏舜钦(公元1008—1048)为苏易简孙。天圣七年(公元1029)以父荫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尉，因不愿以荫补作官，锁厅而去。是年六月，历七年建成有二千六百—十区楼观的玉清昭应宫因一场大火化为灰烬，舜钦诣登闻楼击鼓上《火疏》，言辞激烈，谏阻宋仁宗拟耗巨资重修。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舜钦登第，授光禄寺主簿，知亳州蒙城县，才两月，屠一巨豪，杀一黠吏，因勤政爱民，离任时百姓遮道相送。景祐二年舜钦居父丧，于如火如荼的党争五月，仍冒死上《乞纳谏书》，敢道人之所不敢言。景祐五年正月河东地震，舜钦诣匦上疏，指斥时政，参劾同平章事王随、参知政事石中立实为非才，并恳请宋仁宗恢复每天御前殿视事的旧制；二月，宋仁宗御前殿视事；三月，罢王随、石中立、陈尧佐，朝野因传颂“苏公笔”之佳话；四月，舜钦知长垣县；十月，赵元昊反宋自立，号大夏；十一月末改元宝元，自此官场腐败、内财空虚的宋王朝卷入旷日持久的内忧外患之中。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元吴侵延州，宋兵大败；五月，夏陷塞门寨、安远寨，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赴前线抗敌；九月，杜衍为枢密副使；十一月，舜钦迁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上《论西事状》，又与范仲淹书，参与西战的战略谋划，并写了大量的诗歌。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宋军败于好水川，全军覆灭；十二月，契丹也拟攻宋。庆历二年宋攻西夏，再败于定川砦。宋无力北顾，只得输币议和。庆历三年三月，罢吕夷简相，晏殊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仁宗迫于外患内忧，启用一批有识之士，八月范仲淹参知政事，九月议革庶政，即开始“庆历新政”的改革尝试。庆历四年三月，舜钦因范仲淹举荐，授集贤院校理监进奏院，舜钦上任后上书范仲淹，责其入政府后因徇苟且，不肯建明大事，并上咨目七事，极论弊政当革，范仲淹执政后多所更张，舜钦的上书有重要影响；九月，舜钦岳父杜衍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全面支持新政；十月，百司援京师俗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合乐终日，舜钦亦在进奏院具酒宴聚吏史列坐，卖拆封废纸充用，钱不够，又凑份子助席，席间伎乐歌舞，舜钦作《竹轩》诗，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作歌唱和，太子舍人李定欲赴会，因舜钦看不起李定为人，拒之门外，李定撺掇御史王拱辰、刘元瑜弹奏其事，苏舜钦、王益柔等下开封狱劾治；十一月，苏舜钦以监主自盗罪减死一等科断，除名为民，同会者十余人连坐贬黜，杜衍及革新派范仲淹、欧阳修等均不安其位。庆历五年正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罢知郑州，平章事、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四月，苏舜钦乘船南下，远迁吴中(今苏州)，居回车院，盛夏燠热，不能出气，以四万钱购郡学旁弃地为园，建沧浪亭，沧浪山水成为苏州写意山水园林的首创。苏舜钦居吴中约四年，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及书法作品，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在书法界亦成为北宋名家。庆历八年九月卧病强起，补怀素《自叙帖》，珠联璧合，成为中国书法至宝；这年文彦博同平章事，苏舜钦上文相书，湔涤冤滞，十二月湔冤复官，为湖州长史。惜未赴任而卒于吴中，时年四十—岁。著作有《苏舜钦集》十六卷，计收诗歌二百一十二首，散文七十篇，另有拾遗诗、词、文十四篇(首)。

另据《苏舜钦集》，舜钦状貌奇伟，好读书，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载有舜钦以《汉书》下酒的佳话。宋欧阳修称苏舜钦诗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舜钦是反对西昆派时文而提倡古歌诗杂文的先行者，欧阳修在《苏学士文集序》中说：“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苏舜钦和梅尧臣列为专章评介，称苏诗“指陈时弊，则直截痛快，略无隐讳，是一个怀有爱国思想、热烈希望反抗民族压迫的诗人。”又称“苏诗写景抒情，意境开阔，少数小诗也写得鲜明入画……由于他的豪情壮志和愤慨不平，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见长，但短处也正在这里，他往往落笔急书，不够精炼，因而也就缺乏含蓄和韵味。”评价是很切当的。苏诗的代表作有《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吾闻》、《淮中晚泊犊头》、《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吴越大旱》等，词《水调歌头》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舜钦善草书，工行押，皆入妙品，短章醉墨，传宝天下。欧阳修说：“子美用笔之法，乃柳公权之法也，子美卒，遂觉笔法中绝。”宋米芾说：“舜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宋黄庭坚说： “子美于蜀绫纸上楷写《送粱子熙联句》，字极端劲可爱。”元赵孟颊亦称“子美书如古之任侠，气直无前。”明王世贞则以苏舜钦比黄庭坚：“二公先后俱服膺素师，子美得法而微病疏，山谷取态而微病缓，子美劲在笔中，山谷劲在笔外，以此不能无堂庑也。”舜钦留下的书迹有《今春帖》、《留别王原叔古诗帖》、《补怀素自叙帖》等，另有《论草书》留世。

《苏舜元事略》附于《苏舜钦传》之后，记苏舜元(公元1006—1054)乃舜钦之兄。进士及第，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为人精明强悍，重文士气节。当西昆派时文盛时，独与其弟舜钦及穆参军伯长不顾时人非笑，创作了大量的豪健趋古的歌诗杂文。

清代宋荦称二苏诗文“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仲春，舜元与舜钦作《送粱子熙联句》，黄庭坚有一段跋语说：“叔才盖才翁旧字。此篇不见于家集，略计雄文妙墨，流落人间者，必千数百纸。二苏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陆不足吞也。”而苏舜元在北宋书法界的声名更超过他的文名。《宣和书谱》谓舜元善篆、隶。宋张耒的《明道杂志》谓“才翁书字清劲老健，实过子美。”宋刘克庄《后村集》说：“二苏草圣，独步本朝，裕陵绝重才翁书，得子美书辄弃去。书家谓才翁笔简，惟简故妙。”苏舜元与蔡襄是好朋友，常在一起斗茶论书，蔡茶水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在《蔡忠惠公集》里，记苏舜元轶事说：“才翁善草、隶，藏书数千卷，皆手自雠校。”可见苏舜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苏耆事略》序在其子舜钦的《先公墓志铭》里。先公（苏耆）（公元987—1035），大令（苏易简）次子。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进士，迁大理丞，出知乌程县、开封县。转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明州，疏浚唐季坏漏之钟水以溉旱，防四百里，自是境无凶年。回京升度支使，又判户部，复出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备然尽在，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出为京西、河东、陕西转运使，劬劳终于任所，年四十九。著作《闲谈录》、《次翰林志》、《续文房四谱》及文集二十卷。

据《中江县志·沿革》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废铜山县，并入中江县。其县治虽废，但书院仍其名，明清或改称宝峰书院，而清后期仍叫铜山书院。

铜山旧城北郊玉江左岸飞来石侧有文昌阁遗址，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建十贤祠于阁左，又于祠前巨石敬立“苏公笔”。后阁祠遭洪水漂没，唯“苏公笔”立。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乡人合阁祠为一重建，祀乡贤十二位，苏易简、苏耆、苏舜钦、苏舜元皆配享列坐，并于阁祠右侧石壁上镌刻苏易简中状元后的打马还乡图。阁、祠、笔、图与秀丽的玉江山水融为一体，蔚为大观。清中江县令林振棨《谒铜山十二贤祠》诗道出了古今登临者的心声：“名贤十二盛衣冠，祠旁星垣壮大观。模范居然前哲在，典型留与后人看。奇峰排闼青罗列，乔木凌霄翠郁磐。今日登临伸仰止，瓣香聊表寸心丹。”

访广福耆老得知，铜山书院在宋之后亦有官学私学之争，书院兴衰废立也缘于此。当官学盛时，提倡经世致用，以功利教民，因而书院也以应试科考为宗。应试教育漠视正教正学，正德正育，凡科考不利的书院往往因官赀不济而圮废，抑或转为私学。私学又称义学、家学、私塾，即民间办学，因其只是把经世致用、安邦定国的学问作一种可能性来对待，功利也仅仅是方向和目的，而不受局限，所以常能返本，以道统为根。这样，以政统为宗的官学和以道统为根的私学时有不两立之势，冲突也在所必然。据广福王姓族人告知，铜山书院在清康熙和嘉庆年间就有两次被废，唯见一片瓦砾。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变法之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教学内容一律改为中、西兼施，废掌院而设监督……”铜山书院自此被取消而改为学堂，即今广福小学前身，称宝峰学堂。铜山书院一千二百余年间，时兴时圮，终被更张，虽声名不及国中四大书，但为国培育英才，以文化一方风俗，亦可彪柄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