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镛先生（1926.3—2009.3），四川省罗江县文星乡（今调元镇）刘家湖广沟（今花龙村）人。罗江县名老中医，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先生出生于罗江名医之家，父亲刘继荣（公元1871—1946年），长兄刘康燮（公元1898—1958年）皆为罗江著名中医，有《传》载入《县志》。先祖刘志敏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偕妻及四子一女由湖广入蜀，定居罗江县下村（今调元镇）茅草坪开垦田地，繁衍生息。至先生已历九代。先生父亲刘继荣（号体仁），14岁为中药铺学徒，后跟随堂叔刘大成习医。刘大成无子嗣，乃承其医钵。精《黄帝内经》《难经》，医理宗河间，于《伤寒论》最有心得，且对各家中医学说兼收并蓄，锐意求新。深得《温病条辩》之《瘟疫论》《外感温湿篇》和《湿热病篇》精要，故善治时温病。1924年，刘继荣医术精进，名声大噪，遂由文星迁罗江县城开设医馆。1936年，设馆成都。其不仅对时温之症治有专长外，对儿科、妇科杂症等亦颇为治验，应诊者门庭若市，故名于蓉城。在蓉期间，先后与著名中医名家蒲辅周、沈从九过从甚密。1939年，因日寇飞机轰炸成都，举家迁回罗江，任罗江县中医研究会会长、罗江县国医馆馆长、罗江县慈善会会长，每年于县城道德药堂为贫困患者免费施舍二千张药票，于县城长生药堂为贫困患者免费施舍一千张药票。其高超医术名于绵阳各县及成都，先后从其学者23人。著有《诊脉秘诀》《药性歌决》《汤头歌决》《杂病歌决》，另辑有古今医家治验精萃《青囊传家》一书。年76岁，为患者诊病时身感不适，不半日而卒，邑人痛之。

先生长兄刘康燮，字燕丞，自幼随父学，善治痼疾，因父亲刘继荣反对其施药奇险，遂自立门户，雀起于罗江、安县，被邑人称为“神医”。安县一富户罗某，年逾古稀，卧病二月不起，邻县诸医诊治无效，延刘康燮决断。患者四日水米未进，神昏谵语，舌黑苔滑，脉细如丝。刘康燮施以大黄1两、附片2两、干姜2两为主方，众医哗然。煎汤喂服后，患者子时神清索粥，不久后痊愈。县城万安镇林某，因投药误治，使病情恶化，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舌黑淡润。刘康燮诊为“火极似水”之“真寒”，投以“六味回阳饮”，用附片8两，干姜4两加大黄2两。众医反对，他执意不改，以已相赌，亲自煎服，次日林某苏醒，诸症缓解，经调理告愈。安县一霸匪新取的小姨太得一怪病，当地群医束手无策，随请刘康燮前往。刘不从，乃令手下强行绑至。不得已，刘康燮出手诊治，药到病除。霸匪又令手下用轿子将刘康燮送回，并送银圆及7、8条枪作为酬谢。1949年冬月，罗江解放。刘康燮因家中藏有枪支而被收监。1950年，罗江县委一通讯员患眉疔成“走黄之状”（败血症），高烧神志不清，注射盘尼西林（青霉素）无效，病危笃，刘康燮被荐出狱救治，刘康燮施以“升降败毒散”内服，重用野菊花，外敷“三黄散”，不日而愈，至是保释于罗江联合诊所，日诊百人。1958年患肝癌病逝。

刘康镛先生为刘继荣56岁时所得子，比长兄刘康燮小28岁，从小耳濡目染父亲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以及长兄的神奇医术。启蒙时一边随张澹园先生习古文，一边随父亲学医。年11岁随父亲到成都，由于受蒙师澹园先生善画山水影响，14岁时，投在蓉的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师，惜不到20日，因日机轰炸成都，大千先生赴敦煌，父亲刘继荣返罗江，于是随父亲回到罗江。先是仍从父学，后因受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进步师生影响，考入中学。读初中期间，受秋江诗人刘代源，进步教员严代泽（新中国建立后历任罗江县副县长、绵阳地区文教局副局长、民建绵阳市主委、绵阳市副市长、绵阳市人大副主任）影响，对诗词、音乐发生兴趣。不久，转入罗江县简易师范就读，简师毕业后，先后任教文星乡、白马关乡、万安镇，教小学高年级语文，并兼教音乐、美术。罗江解放后，由于先生为名医之后，自幼习医，并能诗画，改入罗江县卫生院（今罗江县医院）从事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宣传工作。期间，曾参加黑水战役剿匪支前医疗队，剿匪结束后返县医院参加地方病的防治，在四川第一个发现了血吸虫病。在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右手掌被炸，仅存三指。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先后下放金山、略坪劳动改造。下放农村期间，先生劳动之余，反复研读父亲所遗中医典籍及所著医书，义务为当地农民看病，治疗耕牛、生猪疾病，深受农村干部群众好评。先生曾说，“自己的中医主要是靠后来自学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个在四川发现了血吸虫病”。

1962年，先生被摘掉“右派”帽子，回罗江医院中医门诊座诊。先生处方多用常见药草，每收奇效，求医者众，日就诊病人达200至300人，逢场天到下午3时才能吃上午饭。一直至退休的数十年间少有休息之日，故无暇整理医案。先生中医理论精深，医术高超。得先父真传，尤在“时病”、疑难杂症上多有建树。1970年代，罗江流行“流脑”、“乙脑”，先生以“春温”、“湿温”辩证施治，对脑炎高烧、脑水肿患者，汤剂中重用芦竹根，谵语神志不清者重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每起沉疴，活者众。先生对治疗“白血病”有独到之处，多能缓解其症状，延长生存期，间亦有治愈者。先生认为：“白血病”急性属中医温毒、症瘕积聚痃癖；慢性为肾阳虚损，精髓内亏，气血两虚。急性型，高热、白细胞高，治则清热解毒，佐以活血化瘀；贫血严重，红细胞、血小板显著减少，按虚症治，治则补益气血，除毒化淤，处方为银甲煎剂合通窍活血汤加减；慢性型，起病缓，病程长，病人逐渐消瘦，贫血，肝脾肿大，腹部隆起，衄血、下血、咯血、皮下出血，白细胞显著增高；脉沉迟，舌质淡、苔薄，治则清除病毒，活血化瘀，软坚舒络。处方：加减河间地黄饮子合银甲煎剂，通窍活血汤，潞党参30克、鸡血藤18克、生黄芪60克、桑寄生15克、菟丝子15克、黑故脂12克、僵虫9克、生蒲黄9克、红藤24克、蒲公英24克、当归9克、川芎9克、紫草60克、山萸肉12克、乌梅9克、柴胡24克、丹参24克、细生地60克、蜈蚣2条、白花蛇（乌梢蛇）9克、全蝎9克、仙鹤草60克、自然铜3克（醋碎研末，胶囊装吞）、麝香0.3克（冲服）、琥铂少许（冲服或布包煎）。另以八种草药同煎，蛇头一颗草60克，白花蛇舌草60克、半枝莲30克、石大年30克、无花果30克、隔山撬15克、苦荞头15克、瞿麦根15克。其所举验案有德阳市中区20多岁男性曾某，旌阳区30岁女性孔某，患“慢粒”四处求医无效，经人介绍就诊，施以上处方加减，病情缓解，血象正常，渐而康复。

对治疗癌症，先生认为：“各种癌症，首先应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次分阴阳、虚实、寒热，先扶其脾气，得以生元气，固肾气，生化升、降、沉、浮得以正常运行，产生抚病能力，即正气内存，邪不可干”。1965年罗江医院张医师丈夫，执教北京民族学院的钟教授患鼻咽癌一年多，曾住北京协和医院一年，转北京中医研究附属积水潭医院治疗半年，为方便照顾回到罗江。张医师请先生疗治。时钟教授面目浮肿，脚水肿至膝，少言、食欲睡眠欠佳，手足不温、大便溏、小便频，舌淡苔白，六脉细缓无力。先生按中医“脾肾阳虚”为治，先以六君子加减，再以黄芪建中汤、八味地黄汤交替使用，基本处方为：西洋参10克、黄芪60克、砂仁10克、法夏10克、陈皮15克、茯苓30克、泽泻30克、熟地60克、枣皮30克、制附片15克、肉桂20克、白术10克、丹皮10克、丹参20克、广三七10克、鸡内金15克、二芽30克、合欢皮60克、夜交腾60克、阿胶50克、炮姜20克、甲珠10克、天丁10克、东瓜皮40克、蒲公英40克、蜈蚣三条（冲服）。并施以针炙，针炙穴位为百会、风池、神门、合谷、中脘、气海、足三里。中药每二日一剂，按其病情稍作加减。针炙二日一次，以炙为主，治疗三月病情好转。钟教授回北京后将此处方交中医研究院吕炳奎司长，蒲辅周教授，蒲教授为中医研究生授课时，曾将此方作此类癌症患者的标准处方。

先生善诗词，改革开放后，先生渐至晚年，却精神焕发，曾作《骏马》诗；“不堪回首忆往昔，坎坷道路长驰驱。生就一副飞毛腿，欣逢盛世更奋蹄”。又有《牛问》：“牛、牛、牛，耕作走前头。吃的干谷草，其它无所求。改革开放好，甘为老黄牛”。年七十，面对医疗不正之风，作《自寿抒怀》；“人云七十古来稀，我觉悟道方知机。童心未泯学诗画，何必儿孙尽绕膝。勤求济世活人术，精研仲景歧黄医。利禄荣辱似浮云，但求心安理自知”。年八十，先生又作《八十自寿诗》云:“幼学岐黄济世人，坎坷不悔赤子心。但愿天下人皆健，只留书画何谓贫？此生淡泊知足乐，四世同堂享天伦。夕阳晚景无限好，菲酌小集请光临。”

先生晚年，倾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1992年，文星乡重建醒园落成，先生欣作李调元画像，并捐赠家中珍藏的清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冕所书“忠厚开传”匾。1994年先生参加在醒园举行的“德阳市纪念李调元诞辰二百六十周年纪念会暨诵诗会”，即兴作《雨村故里》（李调元号雨村）藏头诗：“雨夜晓晴天，村舍绕炊烟。故人联佳句，里邻诵新篇。”又有题联云：“来兮云龙日酌酒，归去鹡鸰夜挑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