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那头炉火红 ——我在大修厂做热处理工作的一些回忆

发布时间: 2020-10-30 点击数量: 作者:刁 平 来源:

1974年年底,我领取并填写了人生路途中非常重要的一份表格——招工登记表,这张表格下方除了盖有德阳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局的公章外,招工单位的方格上,还盖有“四川省建筑工程局机械修造厂”(下称省建修造厂)的鲜红印章。那一年,我十七岁。

刚进厂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从工农村向西,穿过水泥制品厂(后来的华西集团省建七公司)然后到我们厂门口,全部是土路(后来听厂里很多职工戏称过这条路是“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工厂的大门是大木条钉制的,厂门口只有办公楼(就是现在工会门口的小二楼办公楼)和斜对面那栋新建的三层单身楼算是“高层建筑”,其他的都是平房。站在厂门口,可看见厂里几个车间人来人往,也能隐约听见车间里机床的声音。按照劳资科徐慧萍阿姨的指点,我找到了行政科的邵继文师傅。这是一个很和蔼的师傅,他带我去木工房(后来改成了技术科,也就是再后来的工会大院)找到孙师傅(老师傅们都叫他“孙大胖子”),领到了一张床,并配好床板,孙师傅帮着我抬床到单身楼。我们一起将住宿收拾完后,他又带我去了解开水房,老澡堂,食堂等等。下午刚上班,徐慧萍阿姨来到我的宿舍,说带我去车间报道,我跟着徐阿姨到了厂大门内左边的金工车间(后来的二分厂),由车间李镇江书记带着我到了我将要工作的工种——热处理。

热处理工作现场只有一个二十五六岁身材略瘦的青年工人在上班。经介绍,我知道他叫李德贵,老家在绵竹,1969年从建工校(现在的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他让我不要称他“李师傅”。闲聊中李师兄告诉我,说昨天大家都上了夜班,今天休息,安排他值班,干些零活,多上班的时间积累在一起,今后节假日或者探亲的时候可以串休(调休),这也算是班组对他的一点照顾。

热处理,就是将工件在介质中加热到一定温度并保温一定时间,然后用一定速度冷却,以改变金属的组织结构,从而改变其性能(包括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如硬度、强度、韧性、局部含碳量等等)的工艺。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厂的热处理生产现场真的很简单,厂房就是被厂大门口的开水房与锻工组夹在中间的红砖房,将近300平方米,设备只有75千瓦和30千瓦的箱式电阻炉各一台,两台并排而立的电炉前有两个直径差不多一米五的圆形水池,呈“8”字形连在一起,边上两个80公分见方的油池,这些都是淬火是用来冷却的设施。而表面热处理就很简单了,没有渗碳炉,就采用固体渗碳方式,将工件装进盛有木炭和催化物质的铁箱密封好,长时间加热,使得工件表面含碳量增加;没有高频设备,表面淬火主要加热手段就只能用氧气乙炔,对于一些齿轮和轴类的表面淬火,则是用北边墙角那台早已淘汰的小车床的卡盘或者顶尖来稳固位置后进行。李师兄很热情给我介绍热处理工艺,还告诉我,说刚进厂的学徒工每月工资17元,加上副食补贴和洗理费(洗澡理发补贴),一共是19元2角钱,热处理是高温作业,算是有害工种,每月可以领取劳保,这些劳保待遇包括一斤肉票和白糖黄豆各半斤。

当天下午,机修车间送来一些零部件急着要加工,我便和李师兄两人接着上夜班。装炉了,当75千瓦电炉温度升到800多度时,李师兄让我摇开电炉的炉门,把一些如螺母小轴之类的小工件从大到小由里到外放置炉中。几个小时之后,该出炉了,李师兄让我再次摇开炉门,当炉门打开那一刻,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眼前的炉膛通红通红的,我禁不住退向电炉的边侧,而李师兄却好像对此根本不在意,他用长长的铁钩将炉膛里的工件钩到炉门口,然后放下铁钩,拿着准备好的夹工件的长把铁钳,靠近炉门,出手,夹住红红的工件,转身,放进水池,然后换上铁钩,再靠近炉门,钩出另一个工件,又用长把铁钳夹住,转身……一连串的动作流畅自如,没有一点的拖泥带水,我看着那张被炉火映红的脸庞,心里暗暗地在想着:好好地学吧,勤奋一些,以后,我也应该能做到这样的。

第二天早上,我和李师兄一起来到班组,见到了其他组员。孟宪昌和张忠诚(张忠诚不久调回了东北老家),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师傅,1958年从富拉尔基来到德阳;邹积业,有着十多年工龄的师傅;邱杰,厂子第,和李德贵一样是孟师傅的徒弟,刚出徒一年,大我几岁。小组会上,安排了孟师傅做我的师傅,这样,我和德贵、邱杰真正成了师兄弟。

省建修造厂是1958年为了建设二重厂和东方电机厂而由富拉尔基迁到德阳的,这个厂曾经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大修厂(后来又改成了“四川省建筑工程机械厂”),直到上世纪的后期,都以汽车修理和设备维修为主。我参加工作那会儿,要进行热处理的工件不多,因为汽车和设备的主要零部件大多在生产厂家购买,比如“解放牌”汽车的发动机或底盘部件等,我们厂制作的都是一些紧固件之类的零件。不过,一些小厂经常送来一些加工件,委托我们进行热处理,比如县农机厂、氮肥厂以及周边的水泥制品厂等,这些委托我们加工的零件形状各异,材质也繁杂,技术员石永培常常到班组,针对这些加工件我们讲工艺和热处理知识,再加上孟师傅、邹师傅他们的实际经验,使得我们热处理的几位青年工人都进步很快,这也给后来我们厂有了卷扬机、搅拌机、抽油机等产品后,热处理能够很快地适应产品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徒期满不久,厂里开始了建筑机械的生产,比如井字架、装载机、卷扬机、混凝土搅拌机(下称搅拌机)等等,这个时候,厂里把热处理划归到一车间(铸造车间)管理,从这时开始,工序中有热处理的加工件也逐渐多了起来。为了达到一些零部件的设计要求,在石永培的指导下,我们开始自己制作一些工装夹具,比如搅拌机的输入轴中间轴以及相配套的齿轮,这些工件的表面淬火,因为没有高频淬火设备,我们就“土法上马”,利用那台淘汰车床稳固和转动,把铜管围成工件淬火部位外形,均匀钻上一些小孔作为加热火头并装在气割枪头上,然后用氧气乙炔加热。

1978年到1982年,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各地的建筑工地都需要建筑机械,我们厂的产品紧俏(我们厂第一次发奖金的时候,包括二重厂在内的许多企业都还没有实行奖金制,这让我们当时在谈论奖金话题时都一致认为到这个厂工作是绝对“来对了”)。由于生产量逐渐加大,热处理也开始需要补充工人,厂里便从调入和招收来的职工中陆续安排了一些青工到热处理工作,热处理发展到了十多名工人,开启了两班倒的模式。新来的工人们都很努力,时间不长,大多数都能独立操作了。不久,因为工作需要,邹积业到厂技工学校当了老师,崔兆成(复退军人,分配到热处理后一直跟着我干,时间不长)被任命为一车间党支部副书记,而我,被调到了厂工会做劳动保护和宣传工作,也离开了热处理。

1987年春,刚刚结束了两年省党校系统干部培训的我接到厂党委组织部的通知,让我到一车间报到,协助冉隆斌(书记)和袁朝俊(副书记)做政治工作,于是我在离开了五年后又回到了一车间工作。后来我知道了这次工作安排的原因,是因为那两年从部队转业我们厂的干部较多,此前已经安排了三位转业干部到一车间做政工工作,我是从这个车间的工人岗位上来的,对车间的人员和环境熟悉,所以把我调回了一车间。

由于车间的主要工作是铸造,车间行政管理人员几乎都是铸造工种出身,所以车间在安排工作时,让我除了分管团支部外,还协助李敦和主任管理热处理,由此,我的工作第二次和热处理有了密切联系。这一次回一车间,一共呆了两年,直到1987年调到厂建筑工程队。两年间,我经常到生产现场参加劳动,由于热处理的“大拿们”多数是我的师兄弟以及师兄的徒弟,他们很欢迎我的到来,加上我以前当工人时本来就算是基础比较扎实的,所以我的技术水平不仅恢复了,还有了不少的提高。当然,我也开始实践一些集体操作工种的管理,把热处理这个班组当成了试验品,逐步积累了不少的管理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对后来还真的起到了作用,这是后话。

1990年,德阳市矿山机械厂和省建筑工程机械厂合并,成立东方石化通用设备总厂,为了加快实现成立专业热加工生产车间的计划,两厂合并后,我又一次被调回了一车间,担任生产调度兼热处理的工段长。一年后,汉旺分厂(原德阳矿山机械厂)搬迁到德阳,总厂按两厂合并后的主要产品和工种成立了八个分厂,所有的热加工(锻造、热处理、法兰等)合并为七分厂,设热处理和锻造两个工段,我受命担任了副厂长(主持行政工作),热处理从原来的锻工房边上的小工房搬进了新修的车间。热处理工段拥有75千瓦箱式电阻炉3台,45千瓦及以下的箱式电炉电阻炉2台,铸件退火炉2台,高频热处理设备和井式加热炉各1台,同时,还配备了起重一吨的行车1台。人员也增加到了二十多人,分为三个生产班组,第二年,七分厂(热锻分厂)改成了五分厂,其人员设备及工作性质不变,我和徐世福分别任厂长和书记,为了加强管理,师兄李德贵和伍一等四位工程技术人员被陆续调到分厂,管理热处理和锻造的技术、工艺和设备。

那几年,厂里的石油机械和建筑机械生产量逐年增加,加之厂技协、厂科协从外厂揽回大量的外协加工活儿,所以工作特别忙,最紧张的时候经过热处理的零部件月产量达到了近两百吨,热处理完全形成了两班倒工作制。当然,工作忙了,大家的收入提高了,积极性也高起来了,这种情况下,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新工艺以及安全文明生产方面,生产区域的加工件有序堆放并工完场清、电力及安全操作等完全与工资奖金挂钩,分厂出色的工作倍受总厂好评。

1991年上半年,石永培副总工程师和生产部的负责人找到我,说CYJY5型抽油机的减速器原来一直是在西宁加工生产,我们厂只是买来装配到设备上就行了,考虑到成本很高,后来就自己生产箱体、轴、以及部分齿轮,但是铸钢斜齿轮不行,只能在新都搞铸钢,因为我们厂没有大的热处理加热炉,只好请新都那边调质。而新都那边提出的条件是在他们那里调质可以,但粗加工必须也在那边搞,无奈之下厂里只好同意新都那边的条件。现在,铸钢毛坯在新都经过热处理和粗车后拉回厂里进行精加工,如此,虽然成本比在西宁购买降了一些,但是新都那边也只是做了一部分工序,却占了大部分成本,厂里开了几次会,还是想只是买铸钢胚件,让我们分厂想办法干热处理,然后三分厂组织粗车和精加工,这样就能节约很多。

得知了这个情况,我找到技术科的叶学彬、分厂的伍一和德贵师兄,商量了好多次,确实很难,调质首先要淬火,由于材质是铸钢,合金含量高,几何尺寸大,且工件重量远超75千瓦箱式电炉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装合理,加热保温也许可以控制。最难的就是冷却了,在水中冷却到一定程度再油冷,水冷时间长容易开裂,时间短硬度不够还不均匀,这要主要就是看经验了。我们简单分了工,叶学彬(技术科工程师)和伍一做工艺,德贵师兄和工人中的骨干制作工装。我也没闲着,从库房领了一些同种材料的边角料头,找了两个工人打下手做试验,以获取实际操作的第一手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我把集中方案汇报到了石总那里,最后确定了下来。淬火那天,伍一负责控制温度并准确做好每一步的记录,特别是水油冷却时长和冷却介质温度变化等,我在生产现场指挥,工件按照设想,经过了加热和保温后,出炉了,行车工吊着火红的铸钢齿坯快速入水,我和伍一紧张的站在水池边观察着翻卷的水浪,当听见工件在水中急剧冷却时所发出的声响减弱到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他的目光中有着征询的意思,我没有犹豫,抬手喊了一声:“起”,工件迅速出水并移到油池上方,工件表面因为反热而发白,当白烟冒起的那刻,我压下了手势,工件又快速进入了油池,并在德贵师兄他们的操作下轻轻晃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工作现场来了很多人,厂里的领导,有技术部的和生产部的,还有以前我的老领导李敦和等,我和他们打着招呼,石总对我说,小刁你还是原来那么干练,很冷静,组织也有序,你对淬火工件入水后温度的控制很得当,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翁厂长一会儿要过来看结果。

接下来,我们又对第二个工件进行了热处理,在检验硬度的时候一个意外让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经过检验,硬度合格。正当伍一做好记录,我们都还在开心之中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根据经验,这是工件开裂发出的轻响声,石总和伍一赶紧上前,发现一个工件的表面直接呈现了一条裂纹,几位技术人员围在一起开始了分析,也有工人在一旁找原因,当然也有些质疑,说我估算的水中冷却时间是不是长了点。我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紧张得要命,好在翁志明把我拉到了分厂办公室,一直安慰我,半小时后,石总过来,说他们都觉得贺兆里(副总工程师)的意见可以,就是我们的工艺和操作应该没问题,而且只有一个工件出现裂纹,另一个完好,看裂纹的走向,会不会是原材料有问题,如果厂里同意,就请铸钢厂的过来,和我们一起切片进行材质分析。翁志明听后,马上直接就表了态:按照这个意见办。几天后,结果出来了,问题真的就出在铸钢件的材质上。

这一年,分厂被评选为总厂的先进集体,我被评选为德阳市青年双增双节能手和总厂先进个人。当然,从这以后,这类铸钢件就再也没有外协过,就这一项,每台CYJY5型抽油机外协资金要减少一千多元。

1995年,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开了五分厂,在厂里的其他部门工作,一直到2012年退休。

1995年离开热处理,到现在已经过了23年,这些年来,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我们师兄弟都退休了,我们的徒弟们也全部退休了,孟师傅身体不好,现在很少下楼,我几乎每年春节要去看望他,给他拜年;石永培搬家离开了我们小区,不过他有时候也到厂里宿舍区看看以前的同事,我有时候能碰上,每次见面免不了唏嘘感慨;而邹积业师傅和师兄李德贵先后因病去世,让我们格外的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