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生和文明的进步端赖交流。自古以来，不同文明或文化通过器用、制度、习俗、观念、行为等多层面、多形式的交流互动，使彼此的文化生命在吐故纳新中蕃孕滋长，亦使人类文明之花益显丰满多姿，而道路的开发与修筑则在其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仍是文化开放、社会发展之表征。古代中国的悠悠丝路，正是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如果说浑灏壮宏的长江与黄河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凿空万里的丝绸之路则堪称是滋茂中华文化生命、助其自由呼吸的心喉。

“丝绸之路”之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指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后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孔道的代名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交通大动脉则是“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命题，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以至缅印这一地缘相连的广大地区内出土资料包含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而提出并确立的。事实上，早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已提及古代巴蜀有经西南边陲以通异邦的道路，惜皆语焉不详。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遥长万曲的身影便简缩在这些被岁月熏得泛黄的只言片语的横平竖直中，并未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域内外悠久灿烂的古文化互为呼应的文化呼吸，早已在这条被往复商旅踩得深深浅浅的古道上沉淀为一部地下史书，铭记了在古代文献中早已褪色的历史记忆：随着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的增多和史学界、民族学界、考古界一批相关论著的发表、出版，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渐成风气。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根据其地理位置和线路走向，学术界将这条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命名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后渐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拂去历史的尘埃，历经千载风雨淘洗的南丝路焕彰其华：“南方丝绸之路”系古代以通商贸易为主的多功能文化交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初步开通。其起点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区之中心——成都平原，自兹发端，其三条主线穿越西南地区绵延逶迤的群山和深邃陡峭的峡谷而远达域外诸方，勾勒出南丝路蜿蜒如龙的雄姿风仪：一条从自川经滇而通往缅甸、印度、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一条自川经滇而通至越南、中南半岛，另一条自川经黔、桂、粤以达南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也是中西方交往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巴蜀丝绸经此流布至西方，牵起中西方最早的友谊丝带，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多元交流和互动，经由这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而进行，实现了中西方最早的相互了解。南丝路和数千年来在此留下的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丝路国内段以成都平原为出发点，向南分为东、西两线。西线为“灵关道”，启程顺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汉源、西昌、攀枝花和云南大姚，西折至大理。东线从成都平原南行经四川乐山、犍为而至宜宾。因秦始皇在此开辟的一段通滇黔的道路仅宽五尺，故有“五尺道”之称。汉武帝时期又对此道加以整修开拓,再向南延伸，经云南大关、昭通、宣威，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线在大理汇合后，再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域外。

南丝路国外段分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出云南至缅甸八莫，再至印度、巴基斯坦以至西亚，这是一条纵贯亚洲的最古交通线。中路，系水陆相间的交通线，云南步头为其水陆分程的起点，初由陆路自蜀滇间之五尺道至云南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复沿红河下航至越南，此道为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水路。东路系从蜀入滇，出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以出云南东南隅，再经越南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可直抵河内。

南方丝绸之路的主道和支线共同织成了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巨大交通网络。“地缘”的连续性为古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内部交流和其与域外诸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天然条件，“道路”的通达则使彼此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成为现实。自先秦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异域殊方的商贸物资经由此道以相通有无，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区的重要古代文化亦藉兹互通款曲。同时，南丝路作为一条跨地区、跨国家、跨大洲的国际交通线，其所穿越的地区自古即分布着多种民族，诸民族在其间的迁徙、流动以及融合和消长,也在相应历史阶段带动了在国家、地区内部或外部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交汇、交融。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成为南丝路在千年历史变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谱写下了一曲中西古代交通史与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上下数千年，纵横十万里，南丝路堪称是一部关于中国先秦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及其同域外诸文化多元交流互动的“编年史”，它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不言自喻，——正如李学勤教授最近所指出：南方丝绸之路的地位应该和西北丝绸之路相当。

雄峻深峭的群山峡谷与奔流咆哮的江河深拥雄关漫道，赋予了南丝路奇险壮丽的地域特点。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一线迢递过百城，途经之地或千峰嵯峨壁立、岩石磊砢，或道径迂回盘折、高峻入云，或溪河纵横、江流滔滔……云水激荡，山川奇峻，南丝路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涵化了生息其间的西南古族的民族文化性格，也造就了南丝路历史文化鲜明的区域特色。而青铜文化、贸易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此间的交融与采借，则汇成南方丝绸之路整体历史的沉沉一线和其文明的柔肠百结，交织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经纬。其中，南丝路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不仅是“南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映照中西古代交往的史镜。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先秦至西汉时期分布着由西南地区各族所创造的青铜文化，包括昆明、滇青铜文化、夜郎青铜文化以及《史记》、《汉书》等记载的位于蜀滇之间的邛、笮青铜文化等。在灵关道上，四川宝兴汉塔山、西昌安宁河谷、盐源老龙头、云南楚雄万家坝、德钦永芝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各逞其美，颇具艺术魅力。尽管历史洗净铅华，昔日灵关道上文化往还的生动景象已不复再现，但灵关道上的青铜器却以其斑驳的外表征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以其造型和风格默默地述说着西北文化沿此道向西南地区传播的许多信息。五尺道上的青铜文化与灵关道上的青铜文化风格迥异，相映生辉。云南昭通张滩、曲靖八塔台、昆明羊甫头、呈贡天子庙、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则表现出南丝路上青铜文化的另一种风姿。永昌道是南丝路即将出境的一段，沿途的青铜文化更显露出特殊风貌，散发出别样的异域风采，呼应着历史深处的隐隐驮铃……这些青铜文化的产生、形成年代大多在春秋战国时代，其青铜文化的来源多与位于其北面的巴蜀文化有着深刻关系。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是三星堆；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平原腹心，而三星堆则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拥有首要地位。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指出：“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是中国西南及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使人们见证了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化及所体现出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由三星堆青铜文化所深刻揭示出来的古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使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古代区系文化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近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南丝路的形成正与古代西南地区的这一“文明高地”——三星堆文明有着密切关系，三星堆文化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近东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表明早在商代，三星堆文明就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已有了共时性的文化交流。不仅如此，三星堆文明的历时性辐射，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在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整合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还对东南亚地区一些文化因素的形成产生了久远影响。而三星堆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与古代西南各族文化的交流、凝聚、传承和创新，恰也充分揭示了南丝路的形成与开发对促进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用至巨。正如李学勤教授在今年4月召开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重要学术报告时指出：在几条丝绸之路中，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的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而在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居有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

迈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立足对西南青铜文化的整体性观照，结合三星堆文明中包含的有关域外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对古代西南同域外文化的关系、南丝路的形成问题等又作了新的、有意义的探索，获得了学界广泛好评，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但是，与中国古代另一条国际交通大动脉“北方丝绸之路”的知名度相比较，南丝路文化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则主要囿于学术界，其历史文化价值与意义尚不为广大民众所普遍了解。

鉴于此，为彰显南丝路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彰扬三星堆与西南青铜文物富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回应社会各界对南丝路文化的普遍关注，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广汉市文物局特与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等南丝路沿途共21家文博单位及学术机构，通力合作，共同主办目前国内以“南方丝绸之路”为展示主线索的最大规模的专题展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展览旨在弘扬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积极推展南丝路文化研究成果，向广大民众普及南丝路历史文化和文物考古知识、为之提供集中欣赏古代西南青铜艺术瑰宝的良机，并藉本展以促进学界整合多学科进一步拓宽三星堆与西南青铜文化的研究视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欣逢三星堆博物馆建馆十周年，于馆庆之年举办本联展所寄予的另一层深意，则是藉此促进南丝路沿道文博单位的业务合作与深度交流，强化博物馆作为现代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的社会教育职能，达到引导健康情趣、为社会为民众提供更多精神产品之目的。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展场设于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特展厅，展览荟萃川、滇青铜文物精华凡318件（套），琳琅满目、风格多样，其中如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与纵目面具、凉山盐源鸡饰鱼纹杖及蛇蛙铜案、茂县龙纹鎛钟、宝兴错金银云纹带钩，云南五牛盖贮贝器、铜鼓、房屋模型扣饰以及川滇所出巴蜀式铜兵器等等，其体量或硕大雄伟，或玲珑精巧，其造型或工细精谨，或神异奇峭，要皆制作精良，颇具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展示了西南青铜艺术的高度成就，彰显出其丰厚深邃的文化内涵。展览的陈列形式采用拱卫式布局，三星堆重器居中总摄全展。陈列内容以《丝绸之路走向示意图》、《三星堆地理位置及南方丝绸之路走向示意图》、《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器主要出土地点分布图》拉开序幕，明其时空关系与文化分布格局；正展由《三星辉映丝路长——三星堆青铜文物》、《岷江孕灵铸蜀魂——成都及岷江上游地区的青铜文物》、《万曲灵关变通途—灵关道上的青铜文物》、《百城烟水渡梁津——五尺道上的青铜文物》、《殊方异俗倡别调——永昌道上的青铜文物》、《民族走廊呈异彩——南丝路上的现代少数民族》六个单元构成，纵向贯通、横向展开，充分展示独具地域民族文化特色的三星堆与南丝路青铜文物，反映西南青铜文化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互动往还、熏染默化之关系，突出三星堆在西南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和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展览特于展厅外设长达十余米的露天引道，夹道列次数组意拟干栏建筑的展示栏，以巨幅彩色喷绘图像反映悠悠丝路古道之奇险、西南山川风物之壮丽，既藉此营造特定氛围以调动观众观展情绪，亦意在以此与厅内展品相辅相成，勾勒当年南丝路上驮铃丁当、人声鼎沸，西南地区各民族兄弟和谐相亲、多元交流的生动历史图景，折射南丝路昨天的“故事”。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的选题、举办形式、学术意义和科普价值，在筹展之初即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回顾历史是为展望未来，举办本展更深的现实意义和展览意欲传达给观众的深层启示，正如前贤所云“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理应发扬中华文化固有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中，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在吸收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 努力传承和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永葆民族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为积极弘扬南丝路文化、成功办好这一科普性与学术性双美并举的专题展览，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广汉市文物局还特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合作，专门编辑出版大型精美图录并联合主办“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南丝路文化的若干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李学勤、李绍明等学者作了重要专题报告，对三星堆与南丝路的价值作出了更新、更高、更准确的定位，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对今后的南丝路文化研究具有方向上的指导性意义。《三星堆研究》第二辑（研讨会论文集）与《三星堆与南丝路》（展览图录）即将于近期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外，还积极筹划开展“重走南丝路”的活动，实地考察南丝路沿线山川风物与民俗民情、文物古迹，通过主流媒体的跟踪报道，以视觉影像方式突显南丝路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枢纽作用。

我们相信，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于今年11月正式对外开展后，随着与之相辅配的弘扬南丝路文化系列活动的进一步宣传和举行，当能形成立体化的科普效应，不仅能使广大民众了解和熟悉南方丝绸之路文物与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也能更好地发掘本次特展的现实意义、扩大其社会影响。